1959年5月15日，駐奧地利美國大使就該條約二十六條照會奧地利，明確表態：在條約範圍內，對那些現在還不知道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個人追溯歸還私產案件，保留追溯的權利。「布洛赫-鮑爾收藏」一案，應該涵蓋在其中。

看上去，似乎拖了半個世紀的「布洛赫-鮑爾收藏」，終於可以物歸原主了，卻又出現了節外生枝的情節。不僅反映了奧地利政府對國寶的不舍，更牽扯到奧地利政治思潮的一段逆流。

在這個漫長曲折的故事中，人們看到：此案雖然牽扯美國的三個法庭，可是，正如一位研究「浩劫、大屠殺和人權專題」並在此案中出庭作證的美國專家所指出，這次最值得受到敬重和讚揚的是奧地利仲裁法庭。在他們的審理過程中，媒體每天在跟蹤報道，法官們受到來自奧地利政府和公眾的巨大壓力，可是他們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最後一致作出了公正的裁決。他們幫助奧地利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再次以他們的裁決向奧地利和世人宣布，公平和公正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基礎，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健康社會的基礎。哪怕時光過了七十年，哪怕是一個孱弱的九十高齡老人，只要正義站在她一邊，強大的政府也必須低頭認輸。公平、公正是文明社會的第一原則。

肖像畫上的婦人叫阿德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奧地利糖業大王費爾迪南·布洛赫-鮑爾（Ferdinand Bloch-Bauer）的妻子。富有的費爾迪南本人其實是捷克斯洛伐克籍的猶太人。1907年，他重金邀請正處於創作盛期的克里姆特，給妻子畫了幾幅肖像。費爾迪南買下其中兩幅，還同時買下了克里姆特的四幅風景畫。在維也納，費爾迪南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博物館，而請克里姆特畫肖像，驗證了主人的藝術收藏眼光。

早在1955年5月15日，奧地利政府曾經簽署了一個國際條約，其中第二十六條的意思是：自1938年3月13日以來，有許多被侵佔的私人財產歸還沒有執行，奧地利政府同意這些財產必須歸還。這個條約顯然是特指德奧納粹時期的侵佔。1938年3月12日，是德軍進入奧地利的日子，從此德奧宣布合併。

這裏的關鍵是對1923年阿德勒遺囑的判定。假如遺囑具備法律強制的效力，那麼在她的丈夫費爾迪南去世的時候，不論他是否願意，他都必須按照阿德勒遺囑捐出克里姆特畫作，也就是說捐贈在1923年遺囑中已經確定，只是捐贈時間定在費爾迪南去世的那一刻。假如阿德勒遺囑不具備法律強制的效力，那麼這隻是阿德勒對丈夫表達的一個請求，他可以答應，也可以不答應。即使曾經表示答應，也可以中途改主意。假如判定是前者，那麼繼承人就失去權利，這些畫也不再屬於根據新立法要重新甄別的範圍，因為捐贈在戰前就被確定，談不上「戰後強制捐獻」了。

說句老實話，我非常喜歡埃貢·席勒，卻並不那麼喜歡克里姆特。也許是因為年輕，埃貢·席勒即便是描繪死亡，都充滿生氣，而克里姆特哪怕是鋪滿了金燦燦的艷麗色彩，依然讓我聞到裏面透出的死亡氣息。當然，克里姆特能夠如此藝術性地傳達感受，自然是非天才莫屬。

1998年9月，蓋勒部長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博物館內凡是因戰後以禁止出口脅迫原主捐贈的藝術品，一律歸還原主。同年12月奧地利國會全票通過立法，並且由總統簽署通過。同時，由另一條立法決定建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具體甄別和操作，委員會由蓋勒手下的一個官員烏朗（Rudolf Wran）負責。法令簽署一個月後的1999年1月，政府准許切寧對博物館的「布洛赫-鮑爾收藏」文件做拷貝，他把拷貝交給了瑪麗亞的律師。這時「金色克里姆特」的繼承人第一次知道，當初政府對他們的委託人提到的阿德勒遺囑不是事實。同年2月，應歸還另一個家族的幾百件藝術品也被確定下來。應國會要求，蓋勒部長在報告中確認，克里姆特畫作也屬於受脅迫捐贈之列。奧地利媒體開始報道：克里姆特畫作要歸還了。

可是，歷史在這裏又拐了一hｔｔｐｓ://reａd.９９cｓｗ.ｃｏｍ個彎。

在世紀之交，這個原本發生在歐洲的故事，由於費爾迪南的侄女、他的法定繼承人瑪麗亞的緣故，成為進入美國加州聯邦地區法庭的一個案子，被告是奧地利政府和奧地利畫廊。原告瑪麗亞要求歸還財產，奧地利政府提出「主權豁免」的動議，要求美國聯邦法庭駁回訴訟，也就是說，奧地利政府即使是違法侵佔，美國法庭也未必有審理這個案子的司法管轄權。

他們漸漸看到，奧地利社會和政壇正在出現戰後第一次極右派回潮。10月份就要大選，蓋勒所屬的右翼政黨還落在民調的第三位，不是因為「太右」，而是「還不夠右」。民調排名在他們前面的極右派自由黨頭頭，公然發表讚賞當年納粹黨衛軍軍官的言論，並且宣稱當年的所謂猶太人死亡營，只不過是「刑事犯的監獄」罷了。在這樣的潮流下，關心自己政治前程的蓋勒也加入了否認「浩劫」歷史的行列。此時她再站出來幫助猶太繼承人，顯然很不合時宜。這樣的大背景下，費爾迪南的繼承人在奧地利無法尋求公正就是很必然的結果了。

費爾迪南流亡后，失去了在奧地利的糖業公司，他的瑞士銀行股票被納粹拿走，他的家被佔用，成了奧地利的鐵道部。為掠奪費爾迪南龐大的藝術收藏，納粹特地派了一個專家小組到他家裡。費爾迪南收藏中著名的四百件一套的瓷器被拍賣，藝術品中的精品被送到維也納博物館，一些被送給希特勒和格林。納粹的律師也乘機留下幾件作為個人收藏。還有一部分準備留給希特勒籌備中的博物館。

最後我想說，這次拍賣是公平的。在拍賣中，國家其實始終有強勢國力帶來的優先權。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對於個人來說，自然是一個天價，對於國家來說，並不是。沒有在這次拍賣中合法獲取和保留自己的國寶，這是奧地利自己的選擇。

可是，由於畫作本身並不是阿德勒的財產，而是她的丈夫費爾迪南的財產，因此，這個判斷在法律上應該說並不是非常困惑的事情。費爾迪南繼承人的律師勛伯格（E. Randol Schoenberg）認為，從法律上來說，1923年阿德勒遺囑只是一個請求而已。可是烏朗拒絕和他討論案情，拒絕他對事實的一些書面解釋成為委員會成員閱讀的文件，也拒絕律師在委員會投票之前陳述。在拖到1999年6月表決的時候，烏朗還在委員會做了一些手腳和誤導，最終投票的結果是：不歸還那五張著名的克里姆特畫作，只歸還十六張克里姆特素描和十九套瓷器。這些也都是五十年前為了換取其他物品出口而被迫「捐獻」的。

人們自然會想到，對於奧地利共和國的公眾來說，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國寶。那次天價拍賣本身沒有附帶條件，所以也有可能，被某人買去后藏之高閣秘不示人，那麼公眾就再也沒有機會看到大師的藝術。也完全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這張畫會被再度拍賣。我不斷地反覆想這個問題：是不是這個結果對三位繼承人是公平的，而對於公眾尤其對奧地利國家和公眾來說，卻是一個不幸的結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盟軍沒收了許多被納粹掠奪的猶太人藝術品，集中在慕尼黑。這些藝術品來自曾被納粹佔領的歐洲各國，其鑒定和歸還過程非常複雜。盟軍不接受原主人個人的歸還申請，而是交給戰後各國政府，由他們負責歸還自己的國民。戰爭結束后，作為軸心國一員的奧地利納粹政府當然垮台了，可是戰後政府在對待歸還猶太人財產上，仍然態度苛刻。這種被猶太人感受為「敵意」的原因可能十分複雜，它和歷史上的歐洲反猶傳統有關，富裕的猶太人引人嫉妒，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的奧地利總統在歸還猶太人財產問題上態度相當傲慢，他認為「總的來說，不能讓我們整個民族為猶太人的損失負什麼責任」。這位總統也是個學者，還曾經是阿德勒的朋友。

一個世紀過去，現代美術不僅被廣泛接受，轉折時期的早期現代藝術大師經典作品，也成為拍賣市場的寵兒。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布洛赫-鮑爾收ｒｅａｄ.９9ｃｓｗ.com藏」中的克里姆特畫作，是克里姆特作品的核心之一，奧地利畫廊是維也納最重要的博物館，這些畫作是他們的招牌、是鎮館之寶，幾乎是奧地利國家的標誌。因此，委員會以烏朗為首的幾個人，仍然試圖阻擋這批克里姆特畫作歸還私人。

就這樣，整整五十年過去了。

黎奈克律師開始艱難的追索過程。他從納粹分子手裡追回了一件克里姆特風景畫，又和維也納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同意說另一幅克里姆特風景畫「應該」歸還，可是卻要向原主索要市價。這幅畫其實在納粹期間就已經交奧地利畫廊收藏，畫廊則堅稱，根據阿德勒1923年的遺囑，這畫早就是捐贈品了，根本談不上歸還。阿德勒遺囑和法律文件都在畫廊手裡，黎奈克律師根本看不到。當時他一點不知道，奧地利畫廊主任加扎羅里（Karl Garzarolli）其實完全清楚畫廊是非法佔有。1948年3月8日，加扎羅里私下寫信給納粹時期的他的前任主任，明確表示，「布洛赫-鮑爾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畫作，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捐贈文件，所以他自己的處境變得「極為尷尬」。

可是，國家和社會積極收藏藝術品、鼓勵和勸說私人捐贈是一回事，政府出面掠奪或者鼓勵縱容掠奪私人財產，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二戰」前，奧地利已經是一個現代國家，一系列現代法治社會的規則都已經建立起來。而奧地利政府卻以對自己國民的大規模掠奪和搶劫來「建立」國家的藝術收藏。這張《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被納粹掠奪之後，是以希特勒簽名的文件送入奧地利國家畫廊的。此時的國家博物館由大量對自己國民屠殺侵佔的藝術品組成，竟然無意糾正這種錯誤。如果站在那裡欣賞藝術的奧地利人，對同胞的遭遇完全無動於衷，對正義和公正沒有感覺，那麼哪怕坐擁「國寶」，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又在哪裡？

加扎羅里也清楚知道，劫後餘生的猶太人非常弱，根本無力保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因此，加扎羅里並不想歸還非法佔有的畫作。1948年4月2日，他寫信給奧地利國家紀念館辦公室的負責人德慕斯（Otto Demus），對「布洛赫-鮑爾收藏」中的其他克里姆特畫作表示關注。德慕斯第二天就給黎奈克律師打電話說，假如費爾迪南的繼承人堅持他們對「克里姆特畫作」的擁有權而不「捐獻」出來的話，他們家的其他東西都休想得到出口許可。在這樣的壓力下，黎奈克律師答應妥協，作這種「捐獻交換出口」的交易。在文件中黎奈克律師寫道：「我依賴於你對公正的判斷。」在作出這個交易之前，黎奈克律師並沒有特地就「捐獻」徵求國外繼承人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猶太人的處境和「國家」的強硬，黎奈克律師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捐出「克里姆特畫作收藏」之後，他們的財物仍然被扣，只能繼續不斷「捐獻」藝術收藏，直到1949年，他們還在苦苦為索回私產而掙扎。不僅是藝術品，費爾迪南留下的巨大糖業工廠，奧地利只給六十萬美元補償，外加條件是繼承人捐出已經成為奧地利鐵道部的費爾迪南豪華私宅。

費爾迪南和妻子沒有留下孩子，只有幾個侄輩很親近。在他最後的兩份遺囑中，前一份是宣布廢除在此之前的遺囑的全部內容，后一份是把自己所有的財產留給三個侄輩。這時，他幾乎已經失去了一切。

美國聯邦加州地區法庭的判定，否決了奧地利政府的豁免要求。奧地利政府提起上訴，美國聯邦上訴法庭支持了地區法庭的裁決。奧地利政府隨之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理由還是「主權豁免」，這就是「奧地利共和國等訴阿爾特曼案」（Republic of Austria et al. v. Altmann）。最高法院確認的基本事實是，有爭議的五幅克里姆特畫作是費爾迪南的財產，在他生前沒有寫下任何文件捐贈給奧地利畫廊，他的最後遺囑是把全部財產留給原告瑪麗亞等三兄妹。2004年7月7日，最高法院根據奧地利政府違反國際法等一系列理由，以六比三的reaｄ.9９ｃｓw.com裁決，否定了奧地利政府在此案中的豁免權，支持瑪麗亞擁有提起訴訟、要求歸還被非法侵佔私產的權利。

站在這張畫前，為伸張正義整整奮鬥了九年的律師勛伯格說：「有一件事我們一直想做的，就是說出瑪麗亞和她的家人的故事，說出猶太人在浩劫中的遭遇。現在，通過掛在牆上的這張畫，這個故事被說出來了，它還會一遍又一遍地被人講述。」

奧地利的這一系列動作，使人感覺，似乎奧地利這個「二戰」中的納粹國家，終於翻過這一頁，可以開始新的篇章了。

看到投票結果，律師勛伯格非常震驚，他寄希望于提出這個新法案的女部長蓋勒能夠主持公道，他在給蓋勒的信中指出，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嚴重違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則，他請求對阿德勒遺囑進行司法仲裁。這一次，意外地遭到蓋勒部長的拒絕。蓋勒回信中建議：你們不服，可以去法院告。打聽下來，奧地利的民事法庭要求預先繳納巨額訴訟費用，費用是訴訟標的價值的一個百分比，水漲船高。由於爭議的是名畫，在申請部分減免后，訴訟費仍然高達三十五萬美元。三位繼承人都不富裕，瑪麗亞當時已經八十四歲，還在以服裝設計師的身份工作。四十萬美元差不多是三位繼承人的全部積蓄。再說，假如輸了官司，他們還必須另外繳納對方的五十萬訴訟費。就在這個時候，政府部門宣布，在計算價值的時候，還必須把判定歸還而沒有爭議的素描和瓷器的價錢全都算進去。這時他們才意識到，此刻的奧地利政府，根本不想物歸原主。

由於歐洲的排猶和「二戰」中的迫害屠殺，致使生活在美國的猶太人甚至比以色列人口還多。埃貢·席勒畫作的展出，使得當年納粹對藝術品的掠奪和奧地利政府戰後處理猶太人藝術收藏的劣跡，沸沸揚揚地被人們舊事重提。五十年過去了，奧地利政府當然也早就改朝換代、更換新人。奧地利文化教育部長蓋勒（ElisabethGehrer）是一個女士。她顯然對這段歷史不明就裡，不知道裏面還可能有什麼貓兒膩。為了平息人們對奧地利國家形象的非議，她大大方方地宣布將公開歷史檔案，容許公眾查詢，以證明奧地利國家擁有的藝術收藏中，已經沒有非法掠奪侵佔的東西了。

「金色克里姆特」的買主是紐約的化妝品巨頭勞德（Ronald S. Lauder），他宣布這張畫將永久在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博物館展出（the Neue Galerie）。九十歲的瑪麗亞說，當年阿德勒一直希望這張大師的畫最終能夠向公眾展出，對今天這樣的結果她感到欣慰。

2006年7月7日，一個新聞轟動了世界藝術拍賣市場。奧地利著名油畫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一百年前的一幅肖像畫，拍出了世界藝術史的最高價，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比此前拍賣紀錄最高峰的畢加索《吹笛子的男孩》一億零五百萬美元，價格高了將近三分之一。

此後，三位繼承人的律師和奧地利政府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最終同意由奧地利的一個仲裁法庭來作出裁決。雙方聘請的歷史學家和法律專家查閱了大量資料並作為證人出庭作證。2006年1月17日，仲裁法庭的三位法官作出一致裁決，宣布奧地利應該將五幅克里姆特畫作歸還費爾迪南的三位繼承人。此裁決對於奧地利來說，是將失去自己的國寶，是一個極為震動的新聞，而更受到震動的是全世界的猶太人社區。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遭受納粹掠奪，一次次感受到失去正義的絕望，居然在七十年以後，他們中間還可能有人取得成功。奧地利政府宣布，將繼續歸還價值兩億八千萬美元被納粹掠奪的屬於猶太人的藝術品。

讀過茨威格回憶錄的人，https://read.99csw.com都會記得納粹興起之前，那個讓全世界入迷的維也納，它曾經是二十萬猶太人的家。現在，那裡只有七千個猶太人。

費爾迪南遺囑的繼承人是三兄妹，瑪麗亞·阿爾特曼（Maria Altmann）和她的哥哥羅伯特（Robert）、姐姐路易絲（Luise）。他們在「二戰」期間都歷經磨難。1937年，二十一歲的瑪麗亞成婚時，費爾迪南把妻子的鑽石首飾送給了這個侄女。婚禮后僅僅幾個月，費爾迪南就被迫流亡。瑪麗亞的新婚丈夫被關入了達豪集中營，納粹抓他是為了侵吞財產。在交出產業之後，瑪麗亞的丈夫從達豪集中營出來，他們仍然被軟禁。費爾迪南送給瑪麗亞的首飾也被蓋世太保拿走，其中的鑽石項鏈被當作禮物送給了納粹頭子格林的夫人。最後，瑪麗亞和丈夫冒險逃離，輾轉來到美國。1945年費爾迪南去世的時候，他們已經是美國公民。羅伯特和另外兩個弟弟一起逃到加拿大。路易絲逃到南斯拉夫，她的丈夫卻在戰後被當作「資產階級分子」槍斃。劫後餘生，兄妹三人都已經流亡國外，就委託在奧地利的律師朋友黎奈克（Gustav Rinesch）幫忙，看看能不能追回一些財產。

投票明顯不公正，受到奧地利政府行政機構的操縱。一名委員會成員伊莎貝爾（Ilsebill Barta-Fliedl）在年底辭職抗議。她發表聲明說，委員會從一開始對歸還猶太人藝術收藏就缺乏誠意，尤其是對「布洛赫-鮑爾收藏」的投票，更是預設立場的結果。

這一輪的法律掙扎，整整經歷了漫長的七年。五幅克里姆特畫作從奧地利畫廊裝箱，離開故土飛越大西洋，抵達加利福尼亞，歸還它們所有者的法定繼承人瑪麗亞。此時她已經九十歲了。這五幅克里姆特畫作隨即在洛杉磯展出，藝術界為之轟動。在裁決半年以後的2006年7月，才有了《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創世界紀錄的拍賣。

1998年早春，紐約現代美術館喜氣洋洋，他們租展了來自奧地利國家支持的基金會的兩張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真是很巧，埃貢·席勒的畫風最初就是受了克里姆特的影響，埃貢·席勒和克里姆特見面的那年，就是費爾迪南請克里姆特為妻子阿德勒畫肖像的1907年，當時才華橫溢的埃貢·席勒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非常難能可貴的是，埃貢·席勒馬上掙脫了克里姆特的影響，開拓了自己的獨立風格。可惜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八歲，在1918年就去世了，在奧地利堪稱畫界傳奇。

一位奧地利作家兼記者切寧（Hubertus Czernin），利用公開的舊檔案作研究，寫成系列文章，把下令公布檔案的蓋勒部長嚇了一大跳。他的文章揭露，奧地利國家博物館系統，戰後控制納粹掠奪的猶太人收藏的遺留，特別是主要的三大家族收藏，其中包括「布洛赫-鮑爾收藏」，從中大為獲益。他特別指出，著名的《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在博物館的宣傳品中，一向說是1936年接受的捐贈，其實文件顯示，博物館是在1941年接受這張畫，依據的是希特勒的律師寫的一封信，信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1925年，阿德勒突然去世。在去世前兩年的1923年，她曾經留下遺囑，提到了自己鍾愛的克里姆特畫作：「我要求（ichbitte，德語『要求、懇求』）我的丈夫在他去世之後，把克里姆特畫的兩張我的肖像和四read.99csw.com張風景畫留給奧地利畫廊。」妻子死後，費爾迪南宣布，對於這些畫，他會按照妻子的遺囑去做。他在家裡布置了一間紀念屋，裏面總是擺滿鮮花。此外，屋裡只有妻子的肖像，這幅畫以金色為主色調，被稱為「金色克里姆特」。

1936年，在奧地利畫廊的請求下，費爾迪南先捐了一張克里姆特風景畫給他們。不久，歐洲局勢驟變，不論是費爾迪南的猶太人大企業家身份，還是他一貫的政治觀點，都會成為納粹的追捕目標。1938年，他扔下在奧地利的一切財產，匆匆逃離，先去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擁有的一個城堡，在納粹再次逼近的時候，他逃往瑞士。直到1945年，費爾迪南在流亡中去世。

根據這樣的國際條約，奧地利政府應該歸還納粹時期任何被侵佔的私產。瑪麗亞流亡美國之後入籍，作為美國公民已經六十年，律師勛伯格認為，在奧地利這樣的政治大氣候下，唯一的出路是根據奧地利簽署的國際條約，通過美國政府為自己公民尋求公正的干預來解決，他說，假如不是這樣，「這些錯誤將永遠不會被糾正」。

蓋勒部長的回應是，停止開放舊檔案，但是任命一個叫巴切爾（Ernst Bacher）的官員帶領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調查。他們的調查報告基本肯定了切寧的研究，國家博物館侵佔了大量猶太人私產。報告指出，所謂的戰後「捐獻」，是受到政府部門的脅迫，對「布洛赫-鮑爾收藏」的說明是虛假的。

回看歷史，奧地利國家確實有過合法擁有這些大師級藝術收藏的機會。費爾迪南·布洛赫-鮑爾，在獲悉妻子留下遺言，請求他在去世后捐贈他收藏的六張克里姆特畫作時，表示自己願意遵照妻子遺囑去做。阿德勒的遺言、費爾迪南的承諾，都不是什麼很罕見的事情，這是很多富人、收藏家過去在做將來也會做的事情。沒有跡象表明，費爾迪南對妻子的承諾不是真誠的、不打算履行。這六張畫中，在他生前就已經提前捐出了一張。

名畫《阿德勒·布洛赫-鮑爾夫人肖像》的上拍，在幾年前奧地利人根本無法想象，他們視作國寶的藝術品怎麼會走向拍賣場？這後面有一個曲折而不尋常的故事。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只發生在這一家人身上。當時的猶太人倖存者大多流亡在國外。奧地利政府就利用了盟軍轉交給他們的權利和一些出口法規，扣住屬於猶太人的個人財產，並且以國家的名義，要求猶太人捐出大量藝術品，以換取將其他私人財產「出口」帶往居住國的許可。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費爾迪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私產就全數都被扣下。歷經種族屠殺和完全沒有法治的時期，猶太人的生存狀態降到了最低點，能撿回一條命就已經很幸運。戰後索回私產的經驗，讓他們再次體會了被歧視和遭受掠奪的感受。可是，作為私人面對強大的國家和政府，都只能忍氣吞聲，讓它過去了。

克里姆特出生於1862年，三十五歲時藝術趨於成熟，於1897年創建了「維也納分離派」，開始反學院派的創作道路。他的風格格外強調裝飾效果，與「新藝術運動」、「青年風格」派有些接近。他開始轉變畫風的時候，作品被認為是驚世駭俗而不能被客戶所接受。後來他採用彩色平面裝飾紋樣來突出他所描繪的主題，當這些紋飾開始變成瀰漫的金色，深陷其中而略微變形的人物，變得神秘而迷茫，令他大獲成功。克里姆特留下的《吻》和幾幅人物肖像，一直陳列在奧地利畫廊。奧地利畫廊就是奧地利的國家美術館。這幾張畫簡直可以說是奧地利藝術的象徵，變成奧地利國家的一種標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