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們還有機會一起重溫這次經歷，重溫這部偉大的史詩，重溫西藏的歷史與文化，看看當一個世界還存在著多元而豐富的文化的時候，該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

我們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發現」的意義不再是自我認知，而是來自更為強勢的外界的發現。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如此，不同的族群與文化之間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談流傳於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發現，既是指被中國以外的西方世界發現，也是指在中國居於主流地位的漢文化對這部史詩的發現。

我這個故事，來自任新建先生所寫的回顧《格薩爾王傳》研究史的文章。而任新建先生，正是任乃強先生和羅珠青措的兒子。任新建先生子承父業，在藏學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

《格薩爾王傳》呢？法國藏學家石泰安在《〈格薩爾王〉引言》一文中說：「歐洲在1836年到1839年間首次通過譯文了解到這個傳奇故事。」1836年，《格薩爾王傳》的譯本在俄國聖彼得堡出版，但系統性的研究還要差不多一百年後才正式開始。不然，「五大史詩」可能就要被叫做「六大史詩」了。之所以如此說，當然不是出於簡單的民族情感，要把自己文化中所有的東西都無條件視之為偉大。在我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中，這種情緒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隨時克服的東西。知識會成為學養，學養會幫助我們消除意識中那些因短視與狹隘而引發的情緒。我想，開場時講到的那樣的著作者所以要通過讚頌菩薩，也是希望獲得這樣的洞見的力量。藏族人給多學多聞多思的人一個美稱叫「善知識」。如果我要稱頌什麼，我就稱頌符合這個標準的「善知識」。

現在已經曆數了四部最著名的史詩，再加上世界上最早的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統稱為世界的「五大史詩」。這部史詩是於1872年由英國人從巴比倫廢墟里挖掘出來的，故事用古代巴比倫人的文字刻寫在泥版之上，本身已經殘缺不全，我們已經無法窺見全貌，而且，那種文字，除了極少極少的專家，已經無人能夠辨識了。但是，它出自古代巴比倫，產生的時間應該是最早的，所以，也在五大史詩中佔有了一席之地。

這部史詩在青藏高原上雖然流傳很長時間了，但被外界發現、認識並加以系統研究不過是兩百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分別有其他國家的史詩曾經保持著最長史詩的紀錄。大家知道，今天這個世界的文化是以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作為主流的，而歐洲文藝復興的精神源頭在古代希臘。於是，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說到史詩就是希臘史詩。希臘史詩的代表作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相傳這些作品那時候是由一個叫做荷馬的盲眼詩人所吟唱，他攜帶著一把琴，四處流浪，所以，又叫做《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共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奧德賽》一萬二千一百一十行。《荷馬史詩》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直到今天，這些故事還在不斷被改寫。改寫成舞台劇，好萊塢大片，改寫成小說，比如《奧德塞》中奧德修斯的故事被加拿大著名小說家阿德伍德改寫成了小說《珀涅羅珀》，並以此作品參加全世界有近百位作家參加的一個國際寫作項目「重述神話」。我也是這個計劃的參加者之一，用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和全世界眾多優秀作家一起參与「重述神話」的活動。

史詩過去是由行吟詩人演唱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叫做《荷馬史詩》，就是因為是由那個瞎眼的荷馬，在古希臘那些不同的城邦國家間演唱出來的。我們知道，古代希臘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好多個城邦國家組成的。這些城邦國家時常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抵禦外來勢力的入侵。與此同時，這些城邦之間也上演分合不定，時戰時和的大戲，但行吟詩九-九-藏-書人和他的故事卻自由地穿越著這些城邦，成為他們共同的輝煌記憶，但這種記憶已經凝固為紙面上的文字。而巴比倫的史詩已經凝固為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辨識的泥版上的文字。唯有《格薩爾王傳》還在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間，在草原上的牧場，在雅魯藏布江，在黃河，在金沙江，在所有奔流於高原上的大河兩岸的農耕村莊里由不同的民間藝人在演唱。

下面我來說說，漢語世界發現這部作品的過程。

史詩的發現。

我要從一首詩開始：

如果作一個簡單的總結，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有著神性光彩的活著的史詩。

《格薩爾王傳》的命運也是一樣。

這裏使用的材料，主要引自四川社科院研究員任新建先生的文章。關於國外發現格薩爾故事的過程，任先生給了我們更詳盡的說明。1886年，俄國人帕拉萊斯在蒙古旅行時，發現了這部史詩的蒙文本，後來在聖彼得堡出版的譯本就是這個人搜集來的。直到1909年，法國傳教士在拉達克（今屬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捜集到兩本藏文本，翻譯后在英屬印度出版。1931年，法國女探險家大衛·妮爾夫人從四川方向進入西藏，就在林蔥土司家中借閱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薩爾王傳》手抄本，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樹地區記錄到一個說唱藝人的唱詞。後來，她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以《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為名，在法國出版。這雖然不是《格薩爾王傳》的原貌，卻也比較完整地介紹了整部史詩的大致輪廓。20世紀50年代后，國外的格薩爾研究才有了巨大的進展，湧現出了一批卓有建樹的「格學」家。前述法國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現在照應一下開篇，解釋一下開篇時所引的那首詩體的讚頌詞。這首讚頌詞的漢譯者是劉立千先生，一位對西藏學有深厚造詣的漢族學者。他說，這首詩前三句是說文殊菩薩妙智無窮，如綻放的花朵層層無盡展開。這樣智慧的花朵吸引我們猶如英俊少年牽引少女的心靈。劉立千先生指出，這是運用了藏族修辭學著作《詩鏡論》上的形象修辭手法，用經過比喻的事物，再去比喻另一事物，就是比喻中套著比喻。這也說明，不同的文化所哺育的不同的語言，總有著別種語言沒有的特別感受與特別的表達，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才使這個世界顯得豐富多彩。

一部活著的史詩。

說唱藝人都有的這頂特別的帽子，藏語里叫做「仲廈」。大家已經知道，「仲」是故事的意思，而這個「廈」的意思正是帽子。那麼，這個帽子就是說故事時戴的專用帽了。這裡有一張照片，20世紀30年代由一個外國人攝於尼泊爾。而這一張說唱帽的照片是我在康巴草原拍下的。在正式說唱史詩的故事部分之前，演唱者會讚頌這頂帽子，因為這頂帽子上每一個物件與其形狀都是某種象徵。他們會把帽子比作整個世界，說帽子的頂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裝飾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時，這樣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寶山，帽子尖是山的頂峰，而其他的裝飾與其形狀，則分別象徵著金、銀、銅、鐵等豐富的寶藏。之後，就可以由此導入故事，說正是由於格薩爾王降伏了那麼多妖魔鬼怪，保衛了蘊藏著豐富寶藏的大奪，如今的人們才能安享這些寶藏中的無盡財富。上述材料，轉引自格薩爾研究專家降邊嘉措先生的專著《〈格薩爾〉初探》。我本人也觀賞過好些「仲肯」的演出，但在我這次講座中，但凡可以轉引專家們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將盡量加以轉述。為什麼要如此呢？除了《格薩爾王傳》這部偉大的史詩本身，我還想讓公眾多少知道一點國內外研究這部史詩的人並分享他們研究的成果。作為一個作家，：九-九-藏-書我很認真地進入了這個領域，但我知道，當我的小說出版，當這個講座完成，我就會離開這個領域，而進入一個新的題材領域。而這些研究者，他們還會在這個領域中間長久地堅持。轉引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我充實自己的方式，也是向他們的勞動與成就表達敬意的方式。降邊嘉措先生還在他的文章中告訴我們：「這種對帽子的講述，成了一種固定的程式，有專門的曲調，藏語叫『廈協』。」

「發現」，這對我來講，是個有些艱難的話題。不是材料不夠，或者線索的梳理上有什麼困難，而是這個詞本身帶來的情感上的激蕩。我們自己早就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也早就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們不會有宗教，有文學，有史詩，所有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為人意識到自己在地球某一處的存在，意識到這種存在的艱難與光榮而產生出來的。描述這種存在，歌頌這種存在，同時，也質疑這種存在。

與西方的發現相比，這是一個優美的故事。

但《格薩爾王傳》真的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即在史詩中至少是長度第一。有多長呢？上百萬行，一百五十多萬行。關於更具體的數字，不同的資料有不同的說法。為什麼在統計數字上有如此的出入呢？這是因為，與前述那些史詩不同，這部作品主要是通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口頭演唱在民間流行，這些民間藝人就是古代所謂的行吟詩人。不同的藝人演唱時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稿本，即便是演唱同一段故事，不同的藝人都有不同的想象與不同的發揮，整理成固定的文本時，首先就有了長度的差別。

我所要展開的話題，並不專註于宗教，而更多的是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藏族歷史與文化。之所以這樣開場，無非是想向大家說明，文化並不只是內容的差異，還包括了形式上的分別。很多時候，這種形式上的分別更為明顯也更為重要。外國人出了一本書，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文學作品，往往會在扉頁上寫一行字，一般是獻給某某人，這個某某或者是作者所愛的人，或者是在寫作這本書時給予過他特別幫助的人。但這樣的讚頌詞並不是這本書整體中的一部分，而是傳統的藏族知識分子的在寫作中每本書都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直到今天為止，格薩爾故事的流傳方式依然如此，沒有什麼改變。史詩仍然以其誕生之初就具有的流傳方式活在這個世間，流傳在這個世間。就像著作者在寫作之前會首先用讚頌詞的方式祈求神佛菩薩的佑助，這些演唱者「頭戴一種特殊的帽子」，並以一首特殊的《帽子歌》來解釋這頂說唱帽各個部分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他們所以這樣做，除了希望得到神靈的護佑，更重要的是一種宣示，告訴人們，這部史詩的演唱因為有神的授權或特許，與民間那些純粹娛樂性的演唱間有著巨大的區別。長此以往，演唱者們的演唱開始時就具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

在藏語裡頭，把這樣的民間說唱藝人叫做「仲肯」。仲，是故事，肯，就有神授的意思，意譯一下就是神授的說唱人。就是這些人，讓這個故事在青藏高原從事遊牧與農耕的藏族人中四處流傳。

「這種唱詞本身就同史詩一樣，想象豐富，比喻生動貼切，語言簡練優美，可以單獨演唱，是優秀的說唱文學。」

時間要回到上世紀20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學教授四川鄉土史的老師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區，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後來，我也曾為考察《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多次前往這一地區。所不同的是，我是駕駛性能可靠的越野車前往，而這位叫做任乃強的先生前往的那個時代，這十幾萬平方分里的土地上還沒有一寸公路。但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時間里，先後考察了滬定、康定、道孚、爐霍、甘孜read.99csw.com、新龍、理塘和巴塘等十余縣。據任先生自述：「所至各縣，皆周曆城鄉，窮其究竟，鞍馬偶息，輒執土夫慰問，征其談說，無論政治、軍事、山川、風物、民俗、歌謠……皆記錄之。」後來這些記錄文字陸續在內地漢文報刊發表，其中就有關於《格薩爾王傳》的介紹。

我所要講的《格薩爾王傳》不是一部文人作品，而是一部在民間流傳很廣很久的口傳文學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格薩爾本來生活在天界，看到人間的紛亂與痛苦，發大願來到人間——不是電視劇中那樣直接地駕著祥雲下來，而是投生到人間來，像凡人一樣成長，歷經人間各種艱難苦厄而後大功告成，最後又回歸天界。這部作品不是一部正經的歷史書，但研究這部史詩的專家們得出了—致結論，相信這個故事還是曲折反映了西藏的一些歷史事實。但在民間，老百姓的興趣往往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藝術化的歷史。這一點，在別的民族文化中也何嘗不是如此。在漢族文化中，比如玄奘取經的過程變成《西遊記》的傳奇故事，《三國志》演變成《三國演義》，以及今天在影視劇和網上寫作中大量出現的戲說式的作品其實反映了人們的一種心理，願意知道一點歷史，但真實的歷史又過於沉重，於是，通過戲仿式的虛構將其變「輕」，變得更具娛樂性。我認為這其實反映出人的一種兩難處境，我們渴望認識世界，洞悉生活的全部秘密，但略一體察，生活沉重的、無序的一面又會讓我們因為害怕壓力與責任而迅速逃離。所以，我們往往裝扮出對生活的巨大熱情，但當生活呈現出一些我們並不希望的存在時，我們就會假裝什麼都沒有看見。其實，人不可能從真實的生活中逃離出去，於是，就在文藝作品中去實現，今天，網路時代提供的更多的匿名的、遊戲性的空間使人們在藝術之中也找到了新的逃離的可能。在今天，人類用一些方式把不想看見的事實遮掩起來的智慧正在得到空前發展。

除了說唱藝人，我還遇到一種用筆書寫格薩爾故事的人。就在前面介紹的兩位說唱藝人所在的那個色達縣，我就遇到了這樣一個喇嘛在書寫新的格薩爾故事。人們會說，那麼，他是個跟你一樣的作家。我想如果我同意，那個喇嘛自已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第一，他專寫格薩爾故事；第二，他不認為故事是寫出來的。故事早就發生過，早就在那裡，只是像寶藏深埋于地下一樣埋藏在心中。一個人的心靈就像一個富含寶藏的礦床。他所做的，只是根據神靈的某種神秘開示，從內心當中，像開掘寶藏一樣將故事開掘出來。這種人，被格薩爾研究界命名為「掘藏藝人」。2006年夏天，我和兩位國內權威的格薩爾研究專家去訪問過這位喇嘛，他剛剛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更準確地說，剛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坐在禪床上時人顯得虛弱不堪，與我們交談時嗓間低沉沙啞，但是，談到從他筆端湧現出來的新的格薩爾故事時，他的眼睛中發出了特別的光亮。

《荷馬史詩》之後，隨著人們視野的擴展，人們又發現了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最精短的本子有三萬多行。《摩訶婆羅多》則長達二十多萬行。印度偉大的詩人泰戈爾曾說過：「如果說有某一部作品把喜馬拉雅山那麼高潔的普遍理想和大海一樣深邃的思想同時進行了概括的話，那就只有《羅摩衍那〉。」剛剛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七十歲左右還親自完成過一個《羅摩衍那》的新的中文譯本。

最長的史詩。

其一，這篇稿子本是為上電視講壇而作的，但後來沒有做成，後來拿到南京與珠海的文化講壇上講過；其二，不說尚未再版，我想總是會再版的，那麼就預作一個後記吧。

此前，漢族地區也有關於這部史詩的流傳，但人們滿足於道九-九-藏-書聽途說，而未加考證，便妄下斷言，認為是藏族人在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傳說關羽關聖人的故事，後來又以為是藏族人在用藏語傳說三國故事，便命名為「藏三國」或「蠻三國」。任乃強先生第一次於1930年用漢文發表文章，從而向漢語世界的讀者表明，這部被稱為「蠻三國」的作品，實為流傳於藏族民間的一種「有唱詞」的文學藝術，內容「與《三國演義》無涉」。並且，他還在文中模擬演唱者的語調翻譯了一段。

《格薩爾王傳》是一部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演繹出來的作品，只不過其中歷史的身影更為稀薄難辨。好多研究者都告訴我們，從歷史到演義，都有一個從民間的以話本方式流傳，到最後經文人整理定稿為小說的漫長過程。而《格薩爾王傳》經過了一千多年，還處於由不同的民間藝人在民間自由流傳的階段。這部史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曾有人把不同藝人演唱的不同版本記錄下來，所以也就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文字記錄本，但是，這些記錄本並沒有使這部宏偉的史詩在民間的口傳，以及於口傳中的種種變異停止下來。有兩張照片是我在準備《格薩爾王》前期，在四川甘孜州的色達縣見到的兩個說唱藝人。我見到的這種人物太多，都忘記他們的名字了。這位婦女沒有文化，她在放牧的時候捜羅花紋奇異的石頭。在收藏很熱，熱到什麼都有人收藏的今天她搜羅這些石頭，是為了奇貨可居嗎？不是，她甚至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奇石收藏。她聲稱，每一塊石頭對她來講，就像是一塊電影屏幕。當她祈禱過神靈，手托任意一塊石頭，格薩爾故事中的某一個片段就呈現在眼前，她就半閉著眼睛開始吟唱了。這位老者像老僧坐禪一樣，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靈感降臨，立即就是另外一種狀態了。什麼樣的狀態呢？一個法國人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也接觸到這樣的民間說唱藝人，他說：「是神靈附體的激|情狀態。」

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王傳》也是意識到這種存在的一個結果。我們可以說，自這部史詩產生以來，就已經被演唱的人，聆聽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記錄本的人所發現。問題是，自哥倫布們從伊比利亞半島揚帆出海的那一刻起，這個世界的規則就開始改變了。在此之前，一種文化，—個民族，一個國家只需要自我認知，即是發現。但從這一個時刻起，這個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進與落後的分別，強勢與弱勢的分別。從此僅有自我認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佔有優勢地位的文化與族群來發現。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幾千年，但要到15世紀等歐洲人來發現。中國的敦煌喧騰過，然後又在沙漠的包圍中沉睡了，還是要等到歐洲人來發現。

補記：

前面說過，法國藏學家石泰安把發現這部史詩的日子定在1836年，標誌是其部分章節的譯本在歐洲出版。非常有意思，這個譯本是根據蒙古文翻譯的。也就是說，在歐洲人的發現之前，這部藏族人的史詩已經被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發現了。但這個發現不算數。所以，要直到歐洲人來發現才算是發現。於是，就像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物被發現的時間點一樣，這個時間點也是由歐洲人的眼光所及的時間來確定的。在這裏，我陳述的是一個事實，從殖民時代一直延續到后殖民時代的基本事實，而並不是對石泰安先生個人有什麼不滿。相反，他個人在藏學和格薩爾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他於1959年在法國出版的《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研究》一書，長達七十余萬言，也是我初涉這個題材領域時的入門書之一。

在西藏，更準確地說，是在藏族人傳統的寫作中，無論即將展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題材，也無論這本書是什麼樣的體裁，一定有這樣的詩詞寫在前面。這首詩是藏族一本歷史名九-九-藏-書著《西藏王臣記》開篇時作者寫下的讚頌詞，作者是五世達賴喇嘛。這首詩是獻給文殊菩薩的，進過寺院的人應該都熟悉這位菩薩，他和另一位菩薩普賢，常常跟釋迦牟尼佛並立在一起，所謂左文殊，右普賢。一個騎獅，一個乘大象，騎乘的動物與方位，是辨識特徵。為什麼要讚頌文殊呢？因為他是智慧的象徵，又稱自在之王。讚頌他，是祈望得到他神力的加持，開啟才智，以便寫作順暢並充滿洞見與真知。

我所以要說這些話，是因為我用現代小說的方式重寫了史詩《格薩爾王傳》。大家已經知道，這個故事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已經流傳一千多年了。我不過是在這漫長的歷史與寬廣的大地上成長起來的難以計數的故事講述人中的一個。這個名叫《格薩爾王傳》的故事，在學術界有著不同的命名，有時叫做神話，有時叫做史詩。其實，在有關於人類遠古歷史的那些傳說中，史詩和神話往往是同一回事情。作家茅盾說史詩是「神話的藝術化」，就是這個意思。這部史詩至今在世界上保持著兩個世界紀錄，前面已經說到了一個紀錄——活著的史詩。現在來談第二個紀錄，《格薩爾王傳》是全世界最長的史詩。

在這次考察活動中，任先生不僅收穫了許多文化成果，更發現在被視為「蠻荒之地」生活的康巴藏人「有內地漢人不及的四種美德，即仁愛、節儉、從容、有禮」。他感到，在真正認知這個民族時，還有語言上的隔閡和民族心理差異這兩個障礙需要跨越。他以為，找一個藏族人為妻可能是跨越這兩大障礙的最方便辦法。於是，他便請人做媒說親，娶得新龍縣藏族女子羅珠青措為妻。而他最初介紹到漢族地區的格薩爾故事，就是在其歷時七天的藏式婚禮上，根據妻子的大姐在歡慶時刻的演唱所作的記錄。

智慧花蕊，層層秀麗，少年多英俊，觀察諸法，如鉤牽引，扣入美女心，徹見法性，明鏡自觀，變化千戲景，作者為誰，乃五髻者，嚴飾住喉門。

對一個作家來說，對一個虛構性的傳奇故事進行再一次的虛構，並從這個宏偉的故事框架中，時時窺見到歷史依稀的身影，是一種非常奇妙的經歷。正因為有一個古老的故事在先，我的虛構又不是信馬由韁，時時讓我回到實實在在的歷史現場與文化氛圍中間，整個寫作過程成為一段莊重的學習歷程，使自己感情充實精神豐|滿，也許，我們還有機會一起重溫這次經歷，重溫這部偉大的史詩，重溫西藏的歷史與文化，看看當一個世界還存在著多元而豐富的文化的時候，該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

在前面，我有過「神性」寫作的說法，藏族民間的口傳文學也具有相同的特點。說唱藝人相信演唱能力是神所賜予，其方式對今人來說就顯得十分神秘。比如那個婦女，沒有文化，不識字，卻具有傑出的演唱才能。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下的人們演唱時，使用的不是日常口語，而是韻律鏗鏘協調的非常古雅的書面語言。法國藏學家石泰安說：「口頭的唱本是通過到處流浪的職業歌手或游吟說唱藝人進行傳唱。一些人可能了解全部史詩或大部分章節，另一些人可能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邀請他們吟誦，他們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背誦吟唱。」

更重要的，前面說過，這部史詩還活著，還在生長，還在產生新的部分。格薩爾還是那個叫做「嶺」的國家的國王，還在率領那個國家軍隊東征西討，斬妖除魔，開疆拓土。也就是說，這個故事的篇幅還在增加。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在藏族人傳統的觀念中，寫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尋人生或歷史的真諦，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過，這個秘密有時是上天有意泄露出來的，通過一些上天選中的人透露出來。所以，一個人有了寫作的衝動時，也會認為是上天選中了自己，所以要對上天的神靈頂禮讚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