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做了幾點總結。在成就方面，他認為有三項：第一項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第二項是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第三項是考古——發現古物。同時，他也指出了三大嚴重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研究範圍太狹窄；第二個缺點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個缺點是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他針對這三大缺點，提出了復興和提倡國學研究的三點意見：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盡量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第三，「專史式」的整理——諸如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等。（上引書，頁204 ～207）

在這一階段，胡適還是一個少年，談不上什麼參与。

既然講到了方法，我現在就來談一談胡適的「實證思維術」。胡適說：

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他畢生重視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學方面的方法，而這方法的來源則是杜威的影響。

（二）1911—1919年

什麼又叫作「實驗主義」呢？必須先介紹一點歐洲哲學史，特別是古希臘的哲學，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說法的來源。這要從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講起。我現在根據唐德剛先生的註釋（上引書，頁108 ～114）極其簡略地加以說明。蘇格拉底對「知識」這個概念有特殊看法。人性是本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於「無知」的緣故。「知」是「行」的先決條件。「知」中有善而無惡，有惡之「知」，不是真「知」，無「知」則「行」無準則。要了解什麼是「知」，必須了解什麼是「不知」。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知」，一般人不了解真「知」而自以為「知」。所以都是糊塗一輩子。他十分強調「自知之明」。他之所以拚命反對「民主」，就是因為他認為芸芸眾生都是無「知」之輩，他們不能「主」，「主」者只能是有德者，「德」只是「知」的表現。有「知」自有「德」。從「無知」到「有知」，有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和方法，這就是「蘇格拉底法則」。蘇格拉底認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普遍界說」（universal definition），比如說，貓的「普遍界說」就是「捉老鼠」。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都將由其本身的「普遍界說」而形成一個單獨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有其特有的「次文化」（subculture）。

胡適不喜歡「哲學史」這個詞兒，而鍾愛「思想史」這個詞兒。因此，我不稱他為「哲學家」，而稱他為「思想家」。

於是我就多方搜求，得到了十幾種胡適的書和關於胡適的書，整整齊齊，羅列案頭，準備一一閱讀，然後下筆，定能彩筆生花，寫出一篇美妙的序文來。讀了第一本書，覺得獲得了很多知識，心裏甜絲絲的。讀了第二本，又覺得增長了很多知識，心裏又甜絲絲的。記得外國什麼哲學家說過，讀別人的書，好像是讓別人在自己的腦袋裡跑馬。跑第一次馬時，我覺得跑得好，跑得有道理。跑第二次馬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頭。比方說，第一次跑馬，馬頭向東。第二次跑馬，馬頭卻突然轉而向西。究竟是向東對呢，還是向西對？我有點糊塗起來了。我這「糊塗」並不「難得」，是于無意中得之的。在糊塗中，我自己暗自思忖：如果第三次跑馬而馬頭向南，第四次跑馬而馬頭向北，我腦袋裡豈非天下大亂了嗎？這樣一來，我將茫然，懵然，無所適從，我將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變成一位獃子。

胡適在十九歲前讀中國經書，發現了漢、宋註疏之不同，企圖自己來寫點批判性的文章。這種以批判法則治學的方法，胡適名之為「歸納法」。（上引書，頁118 ～119）

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胡適逃出了大陸，有時住在美國，有時住在台灣。在台灣，他並沒有受到青睞，有時還遭到批判。在大陸，從50年代中期起，他遭到嚴厲的批判，成為著名的「反面教員」。對學術界的正面影響，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有人甚至談胡色變，在大陸，胡適時代早已經結束了。胡適畢竟還是一個愛國者，不願老死在異鄉的美國，晚年回到了台灣，剛過古稀之年，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

那麼，胡適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實驗主義。我現在根據胡適的自述，簡略地加以介紹。實驗主義是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葉流行於美國的有影響的大哲學派別之一。當時最主要的大師是査理·皮爾士（Chanler Pierce）、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第一人逝世於1914年，第二人1910年。胡適不可能從他們受學。只有杜威還健在，胡就成了他的學生。胡適自己說，杜威對他有「終身影響」。

適之先生對印度研究，很重視，很感興趣。他對漢譯佛經相當熟悉，他大概讀過不少。尼赫魯派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他委託我照顧。印度政府又派來十幾位研究生，他也委託我照顧他們。他安排師覺月作學術報告，親自主持會議，用英文發表歡迎詞。他曾多次會見師覺月和印度留學生，都要我參加。我寫了一篇論文：《列子與佛典》，送給他看。他寫了幾句話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這表示他完全同意我那篇論文的結論。

談到國學研究，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我往往聽到有人懷疑：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麼會一變而整理起國故來？這是不了解全面情況的結果。胡適說：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決定出版約莫有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征序於我。我沒有怎樣考慮，便輕率地答應了下來。現在說是輕率，但在當時並沒有一點輕率的感覺，反而覺得確有點把握。因為我從中學起，一直到大學，到留學，到回國任教，胡適的著作從《嘗試集》《胡適文存》起，一直到《胡適論學近著》，再加上報紙雜誌上他的那一些政論文章都讀過，有的還讀了不止一遍。對他的學術造詣以及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自己覺得頗有把握。在另一方面，在40年代後半期，我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個系主任，同作為校長的胡適，經常有接觸的機會，請示彙報，例所難免。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同他一樣，都推崇考據之學，頗能談得來。從而對他的為人，待人接物，應對進退，有充足的感性認識。有了這兩個方面，為他的《全集》寫序，心裏是覺得頗有底兒的，答應下來，難道還能算是輕率嗎？

1978年中國大陸上執行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以後，經濟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文化界和學術界，也在多年窒息之後，從外面吹進了一股新風。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除掉了桎梏，思想活潑起來。在學術研究方面，敦煌學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吐魯番學也初具規模，一批年輕學人脫穎而出，預示出中國學術萬紫千紅，繁花似錦的時期即將在https://read.99csw.com新的一個世紀內來臨。對西方的反應是積極的。我們既主張拿來主義，也推行送去主義，這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益處。胡適雖然早已離開了人世，但在這一股和煦的春風吹拂中，學術界正掀起一股「胡適熱」，關於胡適的著作已經出版了十幾種。胡適自己的著作也陸續出版，《胡適全集》即將出版，這將是胡適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舉。對胡適的評價，也一反過去那種僵化死板的教條主義，轉向比較實事求是的公平合理的康庄大道。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此其時矣。

（3）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至於《胡適論學近著》中《說儒》那一篇長達數萬言的論文，確是他的力作。他認為，「儒」字的原意是柔、弱、懦、軟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屬於被周滅掉的殷遺民的傳教士，由於他們是亡國之民，他們不得不採取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唐德剛先生對《說儒》這篇文章給予了至高無上的評價。他說：

為舊小說寫序，作考證，在這方面胡適的貢獻是很大的，而影響也很大。在舊時代，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於胡適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小說公然登上了文學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貴的文學品種平起平坐。他對《紅樓夢》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是合情合理的。至於與此有聯繫的《白話文學史》，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因為白話同淺顯的文言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反不如用模糊理論來解釋——可惜當時這個理論還沒有產生。胡適有時牽強附會，甚至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中國哲學史》始終沒有寫完，晚年雖立下宏願大誓，要把它寫完，可惜他過早地逝去，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傑作」。適之先生在學術問題上有時候偏激得離奇，比如對中國的駢文，他說「有欠文明」。他認為「四六」體起標點符號的作用，他把中國中古期文章體裁說成「鄙野」或「夷化」，因為它同古代老子和孔子所用的體裁完全不同，同後來唐宋八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別。他拿歐洲「修道士的拉丁」和印度的「沙門梵文」來相比，前者我不懂，後者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認為這是一位極其謹嚴的學者的極其可怪的偏見。這一點，唐德剛先生也是完全不同意的。（上引書，頁274 ～275）

（四）1949—1978年

第三階段，是從蘇格拉底法則向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之間發展的階段。杜威用溢美之詞讚揚蘇格拉底，而對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則頗有微詞。

我從小就讀胡適的書，從我這一方面來講，我們算是神交已久。從年齡上來看，我們是相差一個輩分。當他在北大教書最輝煌的時期，我還在讀中學，無緣見他，也無緣聽他的課。上大學時，我上的是清華大學，所以始終沒有一面之緣。我在德國待了十年之後，由於我的恩師陳寅恪先生的推薦，當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文學院長的湯用彤，他們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來任教。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門檻是非常高的，學生進北大不容易，教師就更難。而我一進北大，只當了一兩個星期的副教授——這是北大的規定，拿到外國學位的回國留學生只能擔任副教授，為期數年——立即被提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當時我只有三十幾歲。因此，我畢生感激他們幾位先生對我的知遇之恩。

（四）關於神會和尚的研究；

胡適經常講他的方法是「歸納法」，就是針對這種演繹法而發的。

（一）1901—1911年

一部人類文化史證明，經濟的發展與學術的昌明，往往並不同步。歐洲的許多文化巨人的出現，往往並不在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這些巨人之所以能成為巨人，依我看，不出三個原因：一是他們個人的天才與勤奮；二是他們國家雄厚的文化積淀；三是靠機遇。這最後一點，英國詩人Thomas Gray在他那一首詠鄉村墓地的詩中曾有所暗示。我現在提一個大胆而無偏見的看法：不管美國經濟還要怎樣「超發展」，不管它還能得多少諾貝爾獎，像歐洲的那些巨人是出不來的，因為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文化積淀。真正典型的美國東西，如爵士樂之類，總給人一種膚淺庸俗的感覺。

根據我個人膚淺的分析，在對外方面，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這個思想的來源還不僅限於杜威，一定還有尼採的影響在，他那「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名言，影響了整個世界。在對內方面，胡適也受到了影響，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學家張載。張載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大學·原下》）他又說：「無征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則不言；周足征，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以上引文都見上引書，頁20。參看同書，頁12，胡適自己的說法）

第五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思想者要求證，他把大胆選擇的假設，小心地證明出來，哪個是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上引書，頁96）

至於胡適對國共兩黨的態度，那是眾所周知的，他不贊成共產主義。但是，據他自己說，他沒有寫過一篇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這可能是真的。但是，表示不滿的地方卻是多而又多的。對於國民黨，他雖然當過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也算是大官了，平常也與國民黨政府和許多政府要人打交道，競選國民黨政府的國大代表，但是也並沒有賣身依附，唯命是聽，他還經常鬧點獨立性，寫文章提倡「好政府主義」，又說什麼，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國父」的。因此，國共兩方都不喜歡他。大陸上從50年代起對他批判之激烈，之普遍，延續時間之長，是大家都知道的。箇中原因究竟何在呢？我讀過許多批判胡適的文章，台灣方面的文章由於兩岸隔絕，我沒有讀到過。大陸方面的文章，在當年那種極左思潮影響下，滿篇僵硬庸俗的教條，有的竟流於謾罵、污衊，殊不足以服人。我沒有讀到一篇真正能搔到癢處的文章。我現在斗膽提出一個個人的解釋，請大家指正。我覺得，胡適之所以這樣做，其根源全在他的哲學思想中。我在上面已經講過，胡適追隨他的老師杜威之後，相信「蘇格拉底法則」，而反對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前者是歸納法，不立什麼「終極真理」；後者是演繹法，先立一個「終極真理」，然後加以證明。胡適認為，國共兩黨都先立一個「終極真理」，只要求或者只允許人們了解和信奉。這與他的哲學思想直接矛盾，所以他才加以反對。

關於適之先生的神會和尚的研究和《水經注》的研究，他的確用力很勤，可以說是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國禪宗史，後者的用意在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績都應該說是在《說儒》之上。

蘇格拉底的再傳弟子——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批評他的師祖和老師的推理雜亂無章，他搞了一個「三段論法」。所謂「三段」，指的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這可以稱為「演繹推理法」（deductive method）hｔtｐs://ｒｅaｄ.9９ｃｓw.ｃom。這方法的核心是「證明真理」，而不是「尋求真理」。後來它為中世紀的耶穌教神學所利用。這種神學已經有「終極真理」和「最後之因」，只需要證明，而不需要探求，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一拍即合，所以就大行其道了。

我在上面寫了作為學者、作為思想家、作為政治家、作為「朋友」的胡適之。我曾多次引用唐德剛先生的意見。因為，我覺得，唐先生是《胡適口述自傳》的筆記者和翻譯者，他又博學多能，很有獨到的見解。他最了解胡適。但是，他的意見我並不完全贊成，特別是他說「胡適是發展中的學者」，因為他處於發展中國家之中。這種把學術研究與經濟發展等量齊觀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對於自然科學和技術來說，也許還能講得通，因為這些學問需要大量的錢，需要實驗室，錢越多越好。而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則是另外一碼事兒。

雖然清王朝已朝不慮夕，但仍然有一個太后和兩個皇帝坐在寶座上，發號施令，天下依然是大清帝國的天下。這種政治環境不能不對人們的心態起著作用。

第三階段，為解決這些困惑和疑慮，思想者自己會去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假設，或面臨一些現成的假設的解決方法，任憑選擇。

胡適畢生喜歡政治。他以一個不到20歲的中國青年，一到美國，立即迷上了美國的政治。他大概認為，政治的最高目標就是「民主」，而美國政治正體現了這個最高目標。其實，美國的「民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可是適之先生竟一葉障目，偏偏視而不見。根據他的《口述自傳》，他初到美國時，對美國的政治情況並不清楚。但是，當他聽了一位講美國政治的老師的課以後，立即興趣大增。他最初本來是學農的，但興趣全不在農上。美國的總統選舉實與一個想學農的中國青年風馬牛不相及，可是他也積极參加美國人的會議，並佩戴支持什麼候選人的襟章。羅斯福被刺之後，群眾集會，表示同情，併為羅斯福祈禱，好多教授也參加了。他說：

第二階段，是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在何處。

總之，第二階段的後半期，胡適意氣風發，主宰了當時的文壇和學壇。

在這一階段的前半期，胡適仍然是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主將，同時他又涉足政治，發表了一些政論文章。在學術研究方面，乾嘉諸老的考據學對他仍有極大的影響。他銳意弘揚自己的「科學方法」。最著名的兩句話「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他津津樂道而又人所共知的。西域考古資料，他不甚措意。敦煌遺書也僅僅利用了一點關於神會和尚的資料。而在同時，中國學術界的諸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等則精心利用地下發掘出來的資料和敦煌遺書，寫出了超越歐洲和日本學者水平的文章。在對西方的反應方面，胡適一仍舊貫，向西方，特別是向美國傾斜，在學術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如此。

胡適於1917年回國。他雖然去國七年之久，但是對國內的情況，他還是相當清楚的。他回國后看到的是一個民生凋敝、政治混亂的局面。學術界幾乎是一片荒蕪，好像是等待著他來一試身手，大顯身手。他一不頹唐，二不鬱悶，而是精神抖擻，投入到祖國的改造中去。他帶回來的是滿腦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思想。從對西方的反應這個角度上看，這是最激烈的時候，激烈地向西方傾斜。胡適的思想實際上是「全盤西化」的思想。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可以說是為胡適準備好了一片活動場所。1917年，胡適的石破天驚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就發表在《新青年》1917年1月號上。這是中國近代「文藝復興」的第一聲響炮，影響深遠。胡適原意是掀起一場新文化的運動，然而最終卻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胡適對此曾多次表示不滿。胡適因此以二十多歲的青年「暴得大名」。

但是，有一點我們都是應該肯定的：胡適是個有深遠影響的大人物，他是推動中國「文藝復興」的中流砥柱，儘管崇美，他還是一個愛國者。多少年來潑到他身上的污泥濁水必須清洗掉。我們對人，對事，都要實事求是，這是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的起碼的準則。

令我驚奇的卻是此次大會的主席，竟是本校史密斯大樓（Goldwin Smith Hall）的管樓工人。這座樓是康大各系和藝術學院的辦公中心。這種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會的民主精神，實在令我神往之至。（上引書，頁33）

第一階段，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個困惑、疑慮的階段，導致思想者去認真思考。

（二）整理國故和國學研究；

我在下面分析我提出來的五個階段時，就以陳先生的三目為綱。只有提綱，才能挈領。我的分析當然以適之先生為主，因為我不是在寫《中國近百年來學術史》，而是寫《胡適全集》的序。在五個階段中，第一階段與胡適關係不大，那時他還是青年學生。第二階段則與他關係至大，他是這一階段的主角。第三階段他仍然演重要的角色。第四階段他居住在台灣和美國，幾與大陸學術界脫離。第五階段則他已去世，沒有可能再扮演什麼角色了。歲月流轉，時移世變，對陳先生的三目必須有所增添。這是很自然的事，用不著多加解釋了。

我覺得，要想探索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必須抓住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一條是遵守乾嘉諸老的以考據為基礎的治學方法；一條是利用西域和敦煌新發現或新出土的古代典籍和文物；一條是——利用美國學者費正清的現成的話——「中國對西方的反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第一條和第三條都明白易懂。只有第二條需要加點解釋。中國學術史上——我想，世界學術史也一樣——有一種現象或者甚至一條規律：有新材料發現，就能把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在學術史上形成一個新的階段或新的時代。這樣的例子，中外都不缺乏。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新的一次材料大發現，就是西域考古成果和敦煌遺書。關於這個問題，王靜安先生做過演講，而且他自己就是身體力行的人。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文中說：「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真可謂要言不煩。以簡單明了的三目概括了王靜安一生「幾若無涯岸之可望」的治學範圍和治學方法，真是大手筆。寅恪先生的第一目和第二目，相當於我上面說的第二條，第三目相當於我說的第三條，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

我不是寫《胡適傳》，我不想把他的學術著作一一羅列。如果舉書名的話，也不過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想把他的學術著作粗略地分為六大類：

在這同一節中，胡適又說：

（一）早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杜威在另一本舉世聞名的著作《思維術》中，認為有系統九*九*藏*書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說到思想，胡適的思想來源是相當複雜的，既有中國的傳統思想，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以後者為主。中國「全盤西化」的思想和他有密切的關係。年輕時候信仰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在這方面影響他的有中國的老子。老子主張「不爭」說：「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還有墨子的《非攻》。此外還有西方的耶穌教的《聖經》，講什麼人家打你的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要他打。他這樣的信仰都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的。胡適的行動看起來異常激進，但是他自己卻說，自己是保守分子。（上引書，頁138 ～161）表面上看，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鋒，他卻不但尊崇孔子，連儒家大儒朱熹也尊崇。唐德剛先生甚至稱他為「最後的一位理學家」。

在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學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適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個矛盾重重的人物，一個物議沸沸揚揚的人物，一個很值得研究而又非研究不行的人物。

我舉出了這些例子，也就是說明我要指出我從何處學得了這些治學方法，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較妥當的方法，是我從考據學方面著手逐漸地學會了校勘學和訓詁學。由於長期鑽研中國古代典籍，而逐漸的（應作「地」——羡林）學會了這種治學方法。所以我要總結我的經驗的話，我最早的資本或者就是由於我有懷疑的能力。（上引書，頁125）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認識。

唐德剛先生的話不無道理，胡適的「治學方法」確實是中西合璧的。但是，我認為，決不能就因此貶低了胡適的「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上面已經提到，這是胡適最大的貢獻之一。無論是人文社會科學家，還是自然科學家，真想做學問，都離不開這十個字。在這裏，關鍵是「大胆」和「小心」。研究任何一個問題，必先有假設，否則就是抄襲舊論，拾人牙慧。這樣學問永遠不會有進步。要想創新，必有假設，而假設則是越大胆越好。在神學統治的重壓下，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圍著太陽轉，膽子可真夠大的了。但是，大胆究竟能夠或者應該大到什麼程度，界限很難確定，只好說「存乎一心」了。有了假設，只是解決問題第一步。這種假設往往是出於懷疑，很多古聖先賢都提倡懷疑，但是懷疑了，假設了，千萬不要掉以輕心，認為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結論，必須求證，而求證則是越小心越好。世界上，萬事萬物都異常複雜，千萬不要看到一些表面就信以為真，一定要由表及裡，多方探索，慎思明辨，期望真正能搔到癢處。到了證據確鑿，無懈可擊，然後才下結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孤證難信。這做起來比較難。如果真正只有一個孤證，你難道就此罷手嗎？

胡適畢生從事考據之學，迷信考據之學。他在《齊白石傳》中說過幾句話：白石先生用「瞞天過海」的迷信方法，來隱瞞自己的年齡，卻瞞不過考據學。可見他對考據學信仰之虔誠。我再重複說一句：十字訣是胡適重大貢獻之一，對青年學者有深遠的影響。

這一篇相當長的序就要結束了。回頭再看我在開頭時寫下的那一個副標題：還胡適以本來面目，覺得自己未免太輕率了，太大胆了，太不自量力了。通過我在上面寫的這一些話，就不難看出，胡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物。我有何德何能，能夠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我看到的現在已經出版的有十幾種論胡適的著作，每一個作者幾乎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胡適的「本來面目」。有一些書，大概由於作者對胡適和胡適的時代缺乏感性認識，我讀了后只感到他們頗為「隔膜」。我自己不讓他們在我腦海里跑馬，我自己來跑，看來跑的結果也並不太美妙。唐德剛先生對適之先生是有充分的感性認識的，但他心目中的胡適的「本來面目」也不能令我完全心服。印度古代寓言中有一個瞎子摸象的故事。看來我們在胡適這一位巨人面前，都成了摸象的瞎子。胡適的「本來面目」還隱在一片雲霧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這樣的。想要撥雲霧而見青天，還需要進一步去研究、探索。

以上就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意見和貢獻。

上述這種推理法，就是所謂「蘇格拉底法則」。杜威對這個法則極為讚賞，胡適亦然。他們認為，「法則」只是一種法則，是一種尋求真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替任何「主義」去證明那種毫無討論餘地的「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他們實驗主義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立什麼「終極真理」。

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上引書，頁94）

近三百年來學術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實自北宋開始，中國考古學興起的時候。古代的文物逐漸發展成歷史工具來校勘舊典籍，這便是批判的治學方法的起源。「考據學」或「考證學」於焉產生。

（六）為許多舊的長篇小說寫序、作考證，一直到「新紅學」、《白話文學史》和《哲學史》等。

在《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這一節最後一段話中，他「夫子自道」地說：

我個人認為，唐先生對《說儒》的評價和對30年代學術的估價，是頗值得商榷的。《說儒》意見雖新穎，但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駁。所謂「30年代」的學術成就，不知何所指。當時日寇壓境，舉國同憤，也不能說「干擾不大」。

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國大選，對我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後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戰時中國駐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參与實際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後的生命里，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上引書，頁36）

唐先生對「發展中的學術」做了解釋，他舉的例子偏偏是機械技術。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搞初級機械，如小型水力發電機、沼氣燈等等。如果妄想到超發達的國家去採購「精密機器」，不但不適宜，而且會造成浪費和混亂。現代西方搞經濟發展的學者們認為，引進科技，要恰如其分，他們把這種科技叫作「恰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唐先生接著說：「在一個國家的『學術』發展的程序中，亦復如是。在『發展中學術』這個階段里，他們所能搞的也就是一種『恰當學術』（appropriate scholarship）。換言之，也就是一種不新不舊，不中不西，土洋並舉，風力電力兩用的『機械學術』……老實說，胡適之先生搞了一輩子所謂『科學方法的批判的整理國故』，便是那個時代的『恰當學術』，他老人家本身也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恰當學人』（appropriate schola九*九*藏*書r）。既然我們整個的國家，整個的學術界還停滯在『發展中』階段，胡公受了時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單槍匹馬，闖入『已發展』階段了。」（上引書，頁271）唐先生又說：「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了。」（上引書，頁272）這真令我有點糊塗，我不了解唐先生所說的「社會科學」指的是什麼。專就我個人比較了解的文藝理論和語言理論而言，西方（美國當然也包括在裏面）異說蜂起，日新月異。我再套用趙甌北的詩說：「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天。」唐先生所說的「社會科學」，難道就是指這種學問嗎？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夠知道，胡適有名的「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源就在這裏，是他從杜威那裡學來而加以簡化和明確化了的。

（三）以《說儒》為中心的《胡適論學近著》；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管對這個成功如何評價，反正北京已把皇帝改成總統（最初叫普理璽天德），五族共和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結束了。這種政治環境也必然對中國人民——學者當然也包括在裏面——的心態起著作用。在政治上，共和了沒有多久，洪憲復辟的醜劇就出台而後又迅速地覆滅。接著來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在學術文化圈子裡，老一輩的領袖人物，如章太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有點功成身退的意味，一點也不活躍，在這一階段的前一半，幾乎成了真空，然而卻給胡適準備好了活動舞台。

這些都是真話，胡適確實是畢生對政治感興趣，他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我卻只能畫一個問號。我現在講一件我目睹的事實。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出於政治需要，在南京導演了一幕選舉國大代表和選舉總統的喜劇。不知是出於什麼用心，忽然傳出了一陣流言說，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對於這個流言，我們幾個對政治最無經驗，最不感興趣的在適之先生身邊工作的人，都覺得好笑，這是蔣介石的一種政治手法。蔣介石是什麼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總統」讓別人干呢？然而，根據我們的觀察，胡適卻信以為真。當年他雖是北大校長，但是在南京的時間卻比在北平的時間長。後來，總統選出來了，當然是蔣介石，然而胡先生卻至死未悟。他在美國還有時對唐德剛說，是CC派反對他當總統。有時候又忽然說，CC派贊成他當總統。他讓蔣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點感覺都沒有。我稱他是「書獃子」，難道還算是過分嗎？

我對以上六大類都不一一做細緻的論述和分析。我只根據我在上面劃分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階段時提出來的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來籠統地加以概括。第一類中的三篇文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們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據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語言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吾」、「我」、「爾」、「汝」這幾個人稱代詞。漢字是沒有曲折變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樣。在西方語言中，人稱代詞有四格——主格、賓格、所有格和受事格——從字形上來看，涇渭分明，而漢字則不然，格變只能表現在字變上。這一點很容易為不通西語者所疏忽。胡適至少通英語，對此他特別敏感，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胡適自己說：

根據胡適的論述，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通過四個階段：

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也可以說是20世紀的學術史，究竟應該怎樣分期，我還沒有讀到並世賢哲們的著作。我自己在這方面決不敢以內行自居，本著「半瓶子醋晃蕩」的原則，提出自己的看法。學術總是脫離不開政治的，以政治環境為綱，我想把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分為五個階段：

在這期間，乾嘉諸老的考據學風對一些學者仍有影響。學術界的一些領袖人物，像章太炎、梁啟超等忙著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反清的活動，想重振大漢之天聲，對學術研究不能不有所忽視，研究成果難以出現。但是，正在同時，由西方人進行的西域考古則碩果累累，而敦煌遺書的發現者最初也是西方人。北京的學者們雖已有所聞，但他們中之姦猾腐敗者，只知竊取，據為己有，而不知研究利用，與西方學人根本對立。在學術研究方面根本談不到對西方的反應。

（1）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適之先生對學生是非常愛護的。「沈崇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大學和北平其他大學的學生們，懷著滿腔愛國熱情，上街遊行抗議。國民黨在北平的憲兵三團和其他一些機構，包括特務機構在內，逮捕了不少愛國學生。我第一次看見胡適面有怒容。他乘著他那一輛在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國民黨駐北平的各大衙門之間，會見當時一些要人，要他們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震於胡適的威名，特別是在美國的威名，他們不敢不釋放學生。據說現在還能找到胡適當時寫給一些國民黨軍政要員的信。胡適不會不知道，當時的學生運動，如上述的「沈崇事件」，以及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等背後實有中共地下黨的推動力。但是此時他關心的是學生，而不是什麼黨員。平時我在他那一間相當簡陋的校長辦公室中也有時碰到學生會的領導人去找他，提出什麼請求和意見，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左派學生，他通通和藹相待，並無所軒輊。

（三）1919—1949年

他又說：

第四階段，思想者只有在這些假設中，選擇其一作為對他的困惑和疑慮的可能解決的辦法。

我在下面試著加以簡略的分析。

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我認為文言文在那時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雖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許多現時還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上引書，頁161）

但是，一旦靜心構思，準備動筆，我才憬然頓悟：自己答應得真是過於輕率了。我平常寫東西，下筆頗快。這一次我卻想一改舊習，學一學我的老祖宗季文子，要「三思而後行」，想把序寫得好一點，寫出一點水平來。適逢當今學壇突然掀起一股「胡適熱」，僅就我視線所及，已經有十多種關於胡適的論著和胡適本人的著作出版問世。我覺得，要想寫好這一篇序，必須熟讀今賢書，從他們的書中吸取營養，擴大自己的眼界，開拓自己的思路。這個想法不能說不正確。古代中外許多聖賢不都提倡多聞嗎？

下面他講到「漢學」，又說：

總之，說胡適是一個「發展中的學者」，只因他出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唐先生的這種說法和他的解釋，我都是不能同意的。

我那時對歸納法已經發生了興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經知道了「歸納法」這個詞彙了。同時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作比較研究的知識而受其實惠。（《胡適口述自傳》頁120 ～121）

（五）關於《水經注》的研究；

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先學農，后改文學，又改哲學。在文學和哲學中，他如魚得水，歡游自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初到美國時，他對美國政治感到極大的興趣，並且親自參加一些活動，達到如瘋如狂的地步。因此，終其一生他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這裏就埋下了他既反對共產黨的政治，也反對國民黨的政治之根。在哲學read.99csw.com思想方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杜威實驗主義，也可以說是終生以之的。在學術研究方面，從他所寫的三篇最早的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中，依稀可以看見乾嘉諸大師的考據學對他的影響，他也是終生服膺增加了一點新成分的考據學，他有時稱之為「科學方法」。

（4）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上引書，頁203）

我於是下定決心，當機立斷，把案頭的書推開，除了偶爾翻閱一下以外，不再從頭認真細讀。與其讓別人在自己腦袋裡跑馬，何不讓自己跑幾趟馬呢？此時，我彷彿成了菩提樹下的如來佛，塵障全逝，本性固融，丟掉了桎梏，獲得了大自在。

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巔峰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再也沒有第二個「30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上引書，頁273 ～274）

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起來。……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有好懷疑的傾向，尤其是關於宗教方面。

總之，我想說的是，胡適只是一個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家，而不是一個政客，說文雅一點就是政治家。在那樣的社會，不厚不黑，焉能從政？

我同適之先生總共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三年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留給我的印象卻不少，上面所列舉的不過是其中最主要的、最鮮明的而已。我的總印象是：胡適是一個好「朋友」，胡適是一個好人。

原來胡適是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最了解自己老師的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說，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的「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上引書，頁133）唐又本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說，胡適「不成一套」。（上引書，頁111）

第二階段，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第二個階段杜威稱之為討論階段。

第四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上引書，頁93 ～94）

我同適之先生共同工作了才短短三年。在這段時間內，他還經常飛往南京，在北平的時間不算太多。但是，做的事情卻真還不少。我是系主任，經常要向他這位校長請示彙報工作。我們又同是北大教授會和校委會（準確的名稱我記不大清楚了）的成員，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有點像現在的文科研究生院，理科好像是沒有）的導師，同是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的成員。最後這一個職位一直到今天對我還是一個謎。評議會成員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學術界的顯赫人物。為什麼獨獨聘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擔任評議員？我是既喜，又愧，又迷惑不解。

（2）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我認為，胡適首先是一個學者，所以我把評估他的學術成就列為第一項。這裏用「評估」二字，似乎誇大了一點，只能說是我對他的學術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學者和思想家往往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為二，是不得已之舉。其間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這六大類約莫可以概括他的學術研究範圍。

胡適的意見有時候也流於偏激，甚至偏頗。他關於駢文的看法，上面已經介紹過了。與此有關聯的是他對於文言的看法。他說：

（五）1978—現在

剛寫上了「政治家」這個詞兒，我就想改為「政治活動家」，或者由我杜撰的「政治熱心家」或「政治欣賞家」。因為我始終認為，胡適不是一位「政治家」。在胡適所處的時代和地區，同中國歷史上一樣，一個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祿的，而胡適所缺乏的正是這兩個要害之點，他僅僅是熱衷政治的書生或者「書獃子」。在這一方面，胡適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

我可以說，由這些集會引起我的興趣也一直影響了我以後一生的生活。（上引書，頁34）

多少年來，我就認為：「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是胡適對思想和治學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貢獻。胡適自己在《口述自傳》中「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這一節里說：

他以後還參加了很多政治性的會。他說：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的著作。

不管是哲學，還是思想，他都沒有獨立的體系，而且好像也從來沒有想創立什麼獨立的體系，嚴格地講，他不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我給他杜撰了一個名詞：行動思想家，或思想行動家。他畢生都在行動，是有思想基礎的行動。大名垂宇宙的五四運動，在中國學術史上，中國文學史上，甚至中國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執大旗作領袖的人物，不能不說是胡適，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礎上行動的結果。一個純粹的思想家是難以做到的。

且看我跑出些什麼結果來。

適之先生待人親切、和藹，什麼時候見他，都是滿面笑容，從來不擺教授架子，不擺名人架子，不擺校長架子，而且對什麼人都是這樣，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疾言厲色，發脾氣。同他在一起，不會有任何一點局促不安之感。他還不缺乏幽默感。有一次，在教授會上，楊振聲教授新得到了一張異常名貴的古畫，願意與同仁們分享快樂，於是把畫帶到了會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胡先生把畫拿起來，做裝入自己口袋裡之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以下就是分析。

我現在借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適全集》之機，明確地亮出我的觀點。是為序。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我在上面曾稱胡適為「書獃子」，這決不是無根據的。有一次，記得是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前，他說他有其他約會，必須提前離開。然而，會開著開著就離了題，忽然談起了《水經注》。一聽《水經注》，胡先生的興緻勃然而起，座位上彷彿有了膠，把他粘住，侃侃而談，再也不提「走」字，一直到散會為止。他的那個約會早被他忘得無影無蹤了。難道這還不算有點「呆」氣嗎？

拿中國文學史來看，真正的偉大作家之出現，多由於他們個人的不幸，比如司馬遷遭宮刑，李後主亡國。中國古人說：「詩必窮而後工。」指的就是這種現象。有些偉大作家遭逢亂離之後，才寫出了不朽的作品，比如杜甫、李清照等都是這樣。這些文學巨人的出現，決不是由於經濟高度發展，甚至可以說：適得其反，經濟遭到破壞的時期反而能出大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