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小孩子們就是無限的前途。

可是在我們所說的九三年中，巴黎的街道依然保持革命初期那種偉大的和雄壯的景象。巴黎的街頭有它的演說家，像瓦爾來就是站在一架木棚車上到處遊行向路人演講的；巴黎的街頭也有它的英雄，其中一個叫做「鐵棒隊長」；巴黎的街頭也有它的寵兒，像題名為《盧吉夫》的小冊子的作者古弗洛。這些出名的人物中有些是壞蛋；也有些是有健全的品格的。在所有這些人中有一個是誠實而且不幸的，他就是西穆爾登。

後來，這座悲慘的城市變成了毫無理性的城市。巴黎的街道在熱月九日以前和以後有非常鮮明的兩種不同的革命景象，聖茹斯特的巴黎讓位給泰里昂的巴黎；這是上帝安排的永遠不斷的對照，在西奈山之後，立刻出現了古蒂葉區。

群眾都瘋狂了，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這種情形人們在八十年前已經看見過了。人們從路易十四的統治下爬出來，正如從羅伯斯比爾的統治下爬出來一樣，都非常需要自由地呼吸；因此，這一世紀才以攝政政府來開頭，卻以執政政府而結束。兩次恐怖統治過後出現了兩個解放的時代。法蘭西從清教的寺院逃出來，正如從專制君王的宮廷逃出來一樣，是充滿了一種民族解放的愉快的。

人們過著露天的生活：他們就在門口擺上桌子用餐；婦女們坐在教堂的石階上一邊製造紗布一邊唱著《馬賽曲》；蒙梭公園和盧森堡公園都做了練兵場；所有的十字路口上都有正在緊張地開工的兵器工場，他們就在路人的注視下製造長槍，路人都鼓掌歡呼；到處只聽見人人在說：「忍耐些。我們是在革命時期。」人們英勇地微笑。大家到戲院里看戲，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雅典人一樣；街角上到處看得見張貼著的廣告：《蒂安威勒之圍》《從火焰中救出的母親》《無憂無慮者俱樂部》《讓娜女教皇的大姐》《丘八哲學家》《鄉村戀愛術》。德國人已經到了國門；謠言說普魯士王已經在歌劇院里定下了包廂。一切都是駭人聽聞的，可是沒有一個人被嚇倒。那個含義不明的嫌疑犯法令（這是杜埃的梅蘭的罪過）使得斷頭台的影子籠罩在每個人的頭上。一個名叫舍朗的律師被人告發了，他穿著睡衣和便鞋，在窗口上吹笛子，等待人家來逮捕他。彷彿沒有一個人是閑著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每一頂帽子上都有一隻帽徽。女人們說：「我們戴著紅帽子很漂亮。」巴黎彷彿到處都在搬家。古董店裡堆滿了王冠、法冠、鑲金的木質王杖、百合花徽，都是些王族府邸里的遺物。這就是被推翻了的專制政體的殘餘。人們還可以看見舊衣店裡掛著一件件的法袍和法衣出售。在博舍龍村子里和在朗波諾的酒店裡，有些人裝扮得奇形怪狀，他們穿著白色的法衣，掛著法帶，騎在披著法袍的驢子上，叫人把酒店裡的酒倒在大教堂的聖器里喝。在聖雅克街，有些赤著腳沒有鞋子穿的修路工人攔住一個賣鞋貨郎的小車子，大家湊起錢來買了十五雙鞋子，拿到國民公會裡去送給我們的兵士。到處都可以看見富蘭克林、盧梭、布魯圖，還得加上馬拉的半身像；在克羅西-派斯街上馬拉的半身像下面，掛著一個鑲有玻璃的黑木框子，框子裏面是馬拉攻擊馬魯哀的演說詞，裏面引證了許多事實，旁邊還加上兩行說明：「這些詳細的事實是西爾文·巴義的情婦供給我的，她是一個待我很好的愛國女志士。——馬拉。」（簽名）在皇宮廣場上，噴水池的碑銘「噴出多少有用的東西！」被兩大幅帆布水彩畫遮住了，一幅畫的是卡義葉·德·熱威勒在國民大會上揭發亞勒城的破壞分子的秘密信號，另一幅畫的是路易十六坐在御用馬車上被國民軍從瓦連納帶回來的情形，馬車下面用繩子綁著一塊木板，木板的兩端各坐一名近衛兵，手上的槍都上了刺刀。較大的商店很少開門；賣雜貨和賣玩具的車子由婦女們拖著到處兜售，車子上點著蠟燭，燭油滴下來落在貨物上；一些露天商店的主持人是幾個帶著金黃色假髮的還俗的修女；這個在攤子上補襪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個女裁縫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萊夫人住在一間頂樓里，她從頂樓里可以望見她以前的大廈。小販滿街跑著叫賣《新聞報》。人家把那些用領帶遮住下巴的人叫做「害頸癧的人」。街頭的歌手愈來愈多。保王黨的歌曲作家比圖被群眾嘲罵，可是他倒是一個勇敢的人，他曾經入獄二十二次，因為他一說到「愛國精神」字樣時就拍屁股，他被革命法庭傳訊過；他看見自己的頭有落地的危險時，他叫道：「可是犯罪的不是我的腦袋而是我的屁股呀！」這句話使法官們笑起來，因而救了他的性命。這個比圖嘲笑那種喜歡取用希臘和拉丁名字的時髦風氣；他的最得意的一首歌是關於一個鞋匠的，他給這個鞋匠取個拉丁名字叫居尤斯，給鞋匠的老婆取個名字叫居尤斯妲。人們拉著手圍成大圈子跳著和唱著《加馬諾勒》；跳舞的人不叫做「男伴」和「女士」，而叫做「公民」和「女公民」。人們在修道院的廢墟里跳舞，祭台上點著燈，拱屋頂上有紮成十字架形的兩根木棒，上面放著四枝蠟燭，他們的腳下是墳墓。人們穿著藍色的暴君的短衣。他們的襯衫上別著用白色、藍色和紅色寶石鑲成的稱為「自由帽」的別針。黎塞留街被叫做「法律街」；聖安東尼區被叫做「光榮區」；在巴士底廣場上矗立著一座「自然之神」像。人們互相指點一些街上的有名人物，像夏特來，狄地埃，尼古拉和加尼葉-德洛內，他們以監視著木匠杜潑來的大門而出名；還有吳朗，每逢斷頭台殺人的日子他從來沒有缺過一次席，他跟在死囚的車子後面走，他說這是「去參加紅色彌撒」；還有蒙弗蘭貝，他是侯爵，也是革命法庭的陪審官，他自己取名為「八月十日」。人們望著軍校學生遊行，這些學生被國民公會的法令稱為「戰神學校的志士」，人民叫他們做「羅伯斯比爾的侍臣」。人們讀著費禮隆的宣言，宣言裏面揭發犯有「奸商行為」罪的嫌疑犯。保王黨的「花|花|公|子」們麇集在市政府的門口，嘲笑那些非宗教式的世俗婚禮，他們包圍著走過的新郎和新娘，嘴裏叫喊：「市政府里出來的新夫婦。」在殘廢軍人院里聖者和國王的雕像都被戴上紅帽子。人們在十字路口的界石上玩紙牌；紙牌也充滿了革命氣息，他們用「偉人」代替了「國王」，用「自由」代替了「王后」，用「平等」代替了「侍臣」，用「法律」代替了「愛司」。人們耕種公園的土地；犁耙竟在推勒里公園裡耕起地來。在這一切中，還摻雜著一種不屑於再活下去的情緒，尤其是在戰敗的一方更為顯然；有一個人寫信給富基葉-丁委勒說：「請大發慈悲使我不再活下去。下面是我的住址。」桑舍尼茲被捕了，因為他居然在皇宮大廈里高喊：「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有一個土耳其蘇丹領導的共和國。」到處都是報紙。理髮匠在公共場所替女人卷頭髮，理髮店的老闆卻在高聲念「政府公報」；別的人在人堆中指手畫腳地談論杜布瓦-克朗西的《團結報》，或者《伯勒羅斯老爺的喇叭報》。有時理髮店也兼做豬肉買賣，因此有時也可以看見火腿和豬腸掛在一個戴著金頭髮的洋娃娃旁邊。商人們在大街上出賣「逃亡貴族的酒」，一個商人掛出牌子宣稱他有五十二種酒；別的商人出售罕見的豎琴形座鐘和公爵夫人式沙發；一間理髮店的招牌上寫著：「我給教士刮臉，我給貴族梳頭，我給第三等級理髮。」人們到安如街（就是以前的皇妃街）一百七十三號的馬丁那裡算命。麵包缺少，煤炭缺少，肥皂也缺少；人們可以看見街上走過從外省運來的一群群乳牛。在華利，小羊肉賣到十五法郎一磅。巴黎公社的命令規定每人每十天配給一磅肉。人們在商店的門口排隊；其中有一個行列已經帶上傳奇的色彩，人們從小方街的一間雜貨店門口一直排到蒙托居街的中部。人們把排隊叫做「抓繩子」，因為排隊的人一個個都得用手抓住一條長長的繩子。在這種可憐的狀態中，女人們是勇敢和溫和的。她們整夜在那裡等待輪到自己走進麵包店。革命所使用的策略是成功的，它用兩種危險的方法來解救這種普遍的危難：這兩種方法就是發行紙幣和限價政策；紙幣是槓桿，限價是支點。這種庸醫的草方挽救了法蘭西。敵人，不管是科布朗茲方面的敵人或者倫敦方面的敵人，都在拿紙幣來投機。來來往往兜售著香水、襪帶和軍人用的假髮的姑娘們，也帶做紙幣的投機；在費維納街的交易所里有些投機家穿著粘滿污泥的靴子，頭髮很臟，戴著狐尾的皮帽子，還有瓦略街的投機家穿著光亮的皮靴，嘴裏咬著牙籤，頭上戴著皮帽子，和這些姑娘們說起話來用不客氣的稱呼。人民追捕這些投機家，也追捕那些被保王黨人稱為「積極的公民」的小偷。不過當時偷竊也很少發生。人們窮得可怕，可是他們的正直誠實卻是不屈不撓的。那些窮鬼和餓鬼很嚴肅地垂下眼睛從平等宮的那些珠寶商店的櫥窗前面走過。安東區公所有一次搜索博馬舍的住宅，一個女人在花園裡摘了一朵花，群眾就打了她一下耳光。木柴賣到每束四百銀法郎；在街上可以看見許多人在鋸他們的木板床。冬天水管凍結，每兩桶水要賣一個法郎；大家都去當擔水夫。每個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個法郎。坐一程馬車要花六百法郎。坐了一天馬車之後，就可以聽見這樣的對話：「車夫，我該你多少錢？」「六千法郎。」一個賣菜的女人每天可以賣到兩萬法郎。一個要飯的說：「做做好事，救救我！我還差二百三十個法郎來付我的鞋錢。」在橋頭上可以看見大衛雕刻的和繪畫的巨大人像，就是被梅西埃辱罵為「龐大的怪木偶」的那些巨像。這些巨像描畫出聯邦主義和歐洲各國反革命同盟的失敗。在這個民族中絲毫沒有衰亡的跡象。有的是推翻了王朝的陰沉的愉快。到處湧現願意獻出自己的胸膛的志願兵。每條街都產生一個聯隊。各區的旗幟你來我往，每面旗子有它自己的標語。卡必申區的旗子上面寫著：「沒有人能夠打垮我們。」另一面旗子上面寫著：「只有心靈的高尚，沒有高貴的階級。」所有的牆上都貼滿了標語，大的、小的，白色的、黃色的、綠色的、紅色的，鉛印的、手寫的，上面寫著這句口號：「共和國萬歲！」小孩子們咬音不準地唱著《沙依拉！》。read.99csw.com九*九*藏*書ｈｔtｐｓ://ｒｅａd•９９csw•ｃom九_九_藏_書

熱月九日以後的巴黎是愉快的，不過這是一種瘋狂的愉快。一種不健康的快活氣氛淹沒了一切。在死的狂熱之後跟著來了生的狂熱，過去的偉大消失了。一個類似特里馬西翁的人，名叫葛利摩·德·拉·瑞尼爾，寫了一本題名為《美食家年鑒》的書。人們在皇宮大廈的閣樓上進餐，有軍樂伴奏，奏樂的女子樂隊敲著銅鼓和吹著喇叭；輕快的兩拍子舞曲開始流行；人們在美育飯店的香爐香氣圍繞中享受著東方式的盛宴。畫家波茲把他的十六歲的天真而可愛的女兒畫成「將上斷頭台的人」的樣子，就是說，露出肩膀，穿著紅襯衫。以前在教堂的廢墟上跳的激烈的舞蹈，現在被盧吉禮陸凱、旺澤爾、莫迪和蒙當西葉的舞會代替了；以前是製造紗布的莊重的婦女，現在變成蘇丹的王妃、野蠻人和美女了；以前兵士的粘著血污、泥濘和塵土的赤足，現在被婦女的戴著鑽石的赤|裸的腳代替了。同時，不誠實的行為也跟著無恥的行為再度出現了：上層出現了貪污的軍需官，下層出現了小偷；大批扒手充斥巴黎市面，每個人都不得不防備著他的皮夾子。當時有一種流行的娛樂，就是到法院廣場上去看坐高凳子的女賊，結果當局不得不把她們的裙子紮起來；小癟三們在戲院的門口說著這樣的話來兜攬顧客坐雙人馬車：「公民和女公民，這裡有兩個人的座位。」人們不再叫賣《老鞋匠報》和《人民之友》，人們叫賣《小丑來信》和《頑童請願》；薩德侯爵當上了旺多姆廣場的長矛區公所的主席。一切都突然反過來了；九二年的「自由之龍」又改名為「匕首騎士」復活了。同時在街頭演唱的短劇里又出現了若克里斯類型的傻僕人。所謂「妙不可言」的時髦女郎出現了，比「妙不可言」更高一級的還有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髦女郎；人們用古怪的、杜撰的字眼來賭咒；人們從米拉波倒退到博貝士。巴黎就這樣子擺來擺去；它是文明的巨鍾；它的鐘擺輪流碰到德摩比勒和蛾摩拉兩個極端。九三年以後，革命進入了一種奇特的日蝕狀態，本世紀彷彿忘記了結束它所開始了的事情，一種大吃大喝的狂熱插了進來，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把可怕的《啟示錄》里的景象推到後面去，把過度的幻象遮沒，而且在經歷過恐怖之後爆發了大笑；悲劇被醜化而消失了，地平線上升起一股狂歡的煙，隱隱約約地把醜惡的美杜薩遮沒了。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