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書中還是有不少因文化誤解形成的翻譯誤會。例如，在提到報道「水門事件」過程中的《華盛頓郵報》，曾接到法院要求報紙交出調查原始材料的傳票后，原文是：「Intheend, the subpoeanaswe requashed,but not before we had spent agreat deal of energe and money.」譯為中文時，作者簡單地說：「最後傳票被撤銷了，可是在此之前我們已經花了許多力氣和錢。」作者並沒有解釋這些力氣和錢花在什麼地方，因為她面對的美國讀者都會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如《華盛頓郵報》對傳票有異議，就必須花錢請律師，花大量的時間精力與律師討論如何與司法部門據法爭執。而在我們看到的譯本中，卻被譯作：「最後在我們花錢疏通以後，傳票被宣布無效。」僅僅這無中生有的「疏通」二字，就會使另一個文化中的讀者，誤以為作者是拿錢去賄賂法官了。對於譯者來說，這可能是他生存的文化環境中的條件反射。而對於美國讀者來說，這樣的闡述是不可能的，假如她寫的真的是「花錢疏通」，就成了通向監獄的證據了。

在中國文化中，信仰有關真理，「掌握了真理」可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必須讓大家都深信不疑，不能不信。所以，雖然「truth」有兩個中文解釋，譯者在涉及報紙這樣一種似乎更接近「事實」的新聞報道載體時，仍然會棄「事實」而選擇「真理」。因為在譯者生存的文化環境中，「真理」和「事實」可以是脫節的，而「真理」比「事實」更重要。報紙就是以宣傳、傳播「真理」為己任的。read.99csw.com相反，在美國，新聞業是為報道最近發生的「truth」（事實）而存在的，這是新聞業者的基本常識。

實在不敢相信邁爾（Eugene Isaac Meyer）給《華盛頓郵報》定出了這樣的辦報原則，只好去翻出那本破舊的英文版原著，在這裏摘錄及試譯如下：

在美國文化裏面，沒有這樣的區別，只有「truth」一個詞。涉及這個詞的，都與事實有關。假如有一部分人堅信一些事情過去已經發生，或推論一些事情將來必定要發生，但是又無法求證過去、預見未來的時候，美國人會說，那是這部分人相信（believe）它是「truth」（真實的），那是一種信仰（faith）。在美國人的文化中，信仰的東西不一定是「事實」，只是有人堅信它的「真實性」而已。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都是如此。信仰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情，別人都不信，他照樣可以自己信。那只是他自己的「真實」或者真理。他可以勸說別人相信，卻無法強加於人。

有些誤譯，確實是不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就很難知道的。例如，書中幾次提到「梯姆斯特公司」和它的「總裁」，而生活在這裏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指美、加的「國際運輸工人工會」和它的「主席」。這樣的問題現在對譯者倒是可以有一個竅門，就是你可以上網打入「Teamsters」這個英語單詞，馬上就會跳出這個工會的網頁。假如它真是九九藏書一個公司，也會跳出公司的網頁來。這樣就可以減少誤譯。

現代新聞業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產物。它在中國是一個舶來品。而現代新聞業的這些基本原則也隨之「舶來」。因此，說今天的新聞概念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似乎又不對了，因為在幾十年前，中國的報人們雖然在政治干擾下不能充分實現這些原則，但是這些原則還是他們所熟悉、追求的目標。然而，幾十年新聞制度及其原則的改變，使得新聞原則把「報紙宣傳真理」天經地義地接受下來，如果說它沒成九-九-藏-書為「文化」，也真有點小看它了。

比如在這本書中讀到作者的父親買下《華盛頓郵報》，併為自己定下了幾條辦報原則時，就覺得有什麼地方肯定是不對了。

也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此書譯者的另一個誤譯，是把interest都譯作了興趣，而不是原意的「利益」。這樣，邁爾想表達的最後一條重要新聞原則就消失了。最後一條原則，指的是新聞業不能與特殊利益結盟，也就是說，它不能為某一個利益集團服務，它只能客觀、公正、真實地報道新聞，不論這條新聞對某一個利益集團有利或不利，甚至不論對自己有利或不利。「新聞就是新聞」的意思，等同於「事實就是事實」，壓根兒與「真理」不相干。憑著這樣的原則，《華盛頓郵報》參与公布了美國國防部關於越戰的秘密文件，並且成為揭露尼克鬆總統「水門事件」的重要力量。因為它必須「不與特殊利益結盟」，「公平、自由、健全」地報道事實。

大概，這就是文化差異。這部分翻譯的關鍵誤譯，是在遇到「truth」這個詞的時候。譯者一概將其譯為「真理」。在英漢詞典里，「truth」這個詞，總是被註解為「真理」和「事實」兩個部分。它們在中文里是有很大差異的。前者是個宏大的詞，甚至可以是一個推論。例如，經由一部分社會科學家推論得出或預計將來必定會實現的某個社會形態，在它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當然在中文里還不能被稱為是「真實」的現實——事實。但是人們推論它必定會到來，就是「真理」了。反過來，被確立為是「真理」之後，還可能因此普遍要求人們要相信它的必定要實現，相信它在指向未來的事實。這樣的推論循環之後，所謂「真理」有可能被強化為一種可能脫離事實的、地位無可動搖的至高無上的神聖。

這幾條原則是邁爾在1935年3月5日的一次講話中宣布的，而我們作為今天的普通讀者，憑直覺就能判斷中文版中的翻譯誤差，那是因為這樣的新聞原則是美國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只要在這個文化中生活過一段，都會深有體會。1935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只是不同的新聞從業人員，以自己的實踐，在不斷補充和完善著這樣的原則罷了。倒過來看，為什麼我們的譯者可以翻譯厚厚的一本傳記，而一碰到新聞原則，就出現這麼大的「原則性偏差」呢？

常看一些閑書。有一些原本是英文版的書，也會去找中譯本看，就是圖個看得快。最近隨意翻看著去世不久的《華盛頓郵報》主人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自傳《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就是先讀的中譯本，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的版本。可是這種貪圖速度的閱讀也會遇到麻煩。因為翻譯並不簡單，不要說很少有人能像傅雷這樣「信、達、雅」並舉，就是要做到準確的「信」，都很不容易。我們現在生活在英語國家，還是常常會遇到在語言上吃九_九_藏_書不準的情況，需要向當地人請教。值得擔心的是，一個譯本假如不是偶爾在小處出錯，而是在原則上出錯，書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就會被改寫，對不熟悉原作文化的讀者，就會做出南轅北轍的誤導了。看這本《個人歷史》的中譯本，就遇到類似的情況。

很久以來，感覺國人談文化太多，最後雲山霧罩的。所以覺得與其這樣，還不如多從制度著眼。可是有時候，談著的問題就是會撞到文化，甚至發現一個制度實行久了，「融化在血液里」之後，也就變成人們條件反射般的反應，成了「文化」了。

如此這般，想通過閱讀譯著來達到了解另一種文化的讀者，反倒可能因此加深了文化間理解的鴻溝，而起因，只是作為橋樑的譯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思路去先行誤讀了對方。相比我們讀前輩譯作的年代，如今可謂譯作輩出，現在的讀者有了遠比我們當年更多的機會，去通過各種譯著了解這個世界。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老一代翻譯家們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去追尋的。

讀到的幾項原則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