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楊絳去年寫的一本書《走到人生邊上》，說她信鬼，有靈魂。您信不信鬼，有沒有靈魂？

蔡德貴：鄧廣銘也是山東人吧？

蔡德貴：我們學習過批判他的材料。

有一次金岳霖告訴我，就是那個金先生啊，他說，都說他糊塗，也說潘梓年糊塗。潘梓年，那時候中國科學院還沒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主任。就有一次，說是，大家賽一賽，究竟誰更糊塗。果然開會了，簽名，金岳霖講，我姓什麼來著？大家都說，你姓金，金岳霖。啊，金岳霖。問潘梓年，也是：我姓什麼來著？大家告訴他，潘梓年。他又問：哪個潘哪？結果潘梓年獲勝了。因為潘梓年更糊塗。（大笑）

蔡德貴：結果，您就多聽了英文的課了。我們在學校的時候聽說一個笑話，鄭昕先生講康德，也不知道是黑格爾的，說講著講著，哭了，說自己講不下去了。他是不是一級教授？

季羡林：我知道，我們住同一個公寓，一個門洞，我住上面，他住中間。王錦第，這樣子，當時北大要裁員，就是人太多，裁員的話，往往都是冠冕堂皇，不能說人太多，要把你裁掉，要帶好多帽子，公開當然不能這麼講。王錦第是被裁掉的。

卞毓方：1946年您從德國回來，陳寅恪介紹您去北大而不是清華，您自己不清楚。

季羡林：我是山大校友，為什麼呢？高中是北園高中二年。

蔡德貴：他走了以後，照樣批，空對空批判了一通。

卞毓方：中國人是講關係的。這涉及陳寅恪與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關係，與陳寅恪和傅斯年的關係比較，他與傅斯年的關係最近。他們在柏林是同學。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俞大維的妹妹俞大彩嫁給傅斯年，這麼拐一個彎的親戚。

季羡林：對。嗯。

蔡德貴：1952年前後，東方語專合併來的時候。

蔡德貴：實用主義是他特別提倡的。

蔡德貴：結果名單上的一個沒有去，就是毛子水去了。毛子水是北大圖書館館長吧？

卞毓方：我想問一下王蒙的爸爸王錦第。

蔡德貴：講到國內的恩師，第二位是湯用彤先生。第一位是陳寅恪先生。還講到聽周祖謨的課。

蔡德貴：一本《另一種回憶》裏面說到您的學術淵源是來自山大。在山大受過影響。

蔡德貴：他的名氣還是很大。

季羡林：我當然不夠資格，那時候我是個小毛孩子，不夠格的。大概有湯用彤、徐炳昌，還有馬衡，故宮博物院的院長。胡適在南京機場恭候，與老友見面。結果飛機一到，名單上有的，一個也沒有去，名單上沒有的，毛子水倒去了。聽說胡適當時大哭，哭了一場。那時候，北京舊知識分子的心理是這樣子的：共產黨我們不了解，但是國民黨我們了解啊！怎麼能跟他走呢？九_九_藏_書

我在高中啊，學過邏輯。結果到了清華呢，清華那個規定，每個文科的學生必須選一門理科的課，那時候讓我選什麼？物理化學，我一竅不通。後來又規定，邏輯可以代替，所以結果，清華教邏輯的老師滿堂。第一個金岳霖，第二個馮友蘭，另外一個張崧年。結果這個哲學系啊，開會，我最願意去旁聽。因為一開會，馮友蘭和金岳霖就辯論。有一次辯論一個問題，很有意思，說我們現在，在這裏，是存在，在2000年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當時可能不是用的知道這個詞。辯論的結果呢，每次都是馮友蘭腦袋瓜不如金岳霖靈，磕巴嘴，往往越辯論越說不清楚。金岳霖呢，是揮灑自如，那個聰明。我上過金岳霖的課，清華規定必須選邏輯代替理科的課，邏輯當然選金岳霖的啦。有一次，金岳霖在邏輯學的課上說，中文我講不下去了，我用英文講吧。因為他學的邏輯學是通過英語學來的。

蔡德貴：很多人佩服您，研究了一輩子宗教，但是沒有信任何宗教。

蔡德貴：人家信我嗎？

季羡林：胡適這個人是這樣子，對什麼人都是這樣子，「我的朋友」么，包括那個工友，就是對校長辦公室工友。那時候在北京只有一輛私人汽車，就是胡適的。

季羡林：我到現在搞不懂啊。那時候陳寅恪先生自己是清華的教授。

季羡林：我從來也不相信。原來我住在東廠衚衕，明朝殺人的地方，那是北京有名的凶宅，說有鬼。我就住在裏面，因為進門好幾層院子，第四層我住的。晚上有人去找我，先得問季羡林是不是在裏面，如果不在裏面，誰也不敢進去。我有一篇文章，叫《馬纓花》，就是寫這個。因為我在國外多年，不信鬼，也不信神。沒有這個玩意兒。現在世界上鬼神是不存在的。

國內的，第三位就是胡適。胡適的課我沒有聽過。不過他的書，我讀的是很多的。後來我到北大來的時候，他是校長。胡適那個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頭語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給你說過這個故事，我在他的校長辦公室，進來一個學生，學生顯然是地下黨員，而且跟胡適很熟。進來以後，他說胡校長，延安哪，傳來信息，請您不要走，請您做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適笑了一笑，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人家，信我嗎？

季羡林：山東人。當時我是小夥子，清華時我吃晚飯，噁心，要吐，肚子疼，他告訴我胃潰瘍。我當時感到山東人才不行，楊振聲寫了一部小說《玉君》，那個小說啊，是三四流的，和那個賽珍珠的差不多。不行。山東有個行的，王統照行，臧克家也行，臧克家有點玩意兒。臧克家諸城的，後來這個臧克家見過江青，說我們是同鄉，江青說，對的，是同鄉，但不是一個階級。我是無產階級，你是資產階級。江青是李雲鶴。ｈttｐs://reａｄ.9９cｓｗ•cｏm九-九-藏-書

季羡林：江青是改足派，裹腳放開的。那時候江青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夫人比賽，那個夫人也是珠光寶氣，看誰更為珠光寶氣，結果江青也穿得珠光寶氣。

季羡林：于道泉哪，在英國念書，陳寅恪在那裡治眼睛，陳寅恪在那裡視網膜脫落。範文瀾也是視網膜脫落。後來醫生就勸他吃海參，說海參有膠質，可以粘起來。後來這個于道泉在英國留學，怕這個陳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醫院去陪他，念什麼呢？《資本論》。陳寅恪就告訴我，他哭笑不得，說我不相信共產黨，他天天來給我講共產主義。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陳雲的夫人，已經嫁給陳雲。後來于道泉從英國回來，他這個妹夫，想培養培養這位大哥，把他接到他家裡邊，過了一陣兒，觀察他不是做官的料子。于道泉是有意思，一方面給陳寅恪講這個馬克思主義，另外一方面，研究鬼。他作為一個課題研究鬼。還研究在碗里種豆子，無土栽培。于道泉是個天才，天才往往有怪癖。另外那個沈有鼎，也是個怪才，沈有鼎架著雙拐，提著走。兩腿走路，架著雙拐，不用，他雙拐提在手裡走。他是金岳霖的學生。金岳霖說最有天才的之一，就是沈有鼎。

蔡德貴：他對員工特別好。

季羡林：聽課不等於老師，周祖謨我光聽課。我比他還年長。那時候我們都在（沙灘）北樓，我那個系主任辦公室在二層，三樓就是上課的地方。所以下來就是辦公室，上去就聽課。我聽課，最有意義的就是，聽湯用彤講魏晉玄學。後來湯一介告訴我，湯用彤講課沒有稿子。我記得非常詳細，那個本子，好多年我沒有回家，回家可以找一找。

蔡德貴：楊振聲是哪裡人呢？

季羡林：也沒有什麼（竅門）。那時候濟南，有個本地的班子，三個大名：一個胡風亭，胡風亭演丑角的，女的叫雲金蘭，雲金蘭、胡風亭。我看過他的戲。那時候，這個我們住在佛山街啊，火神廟，有一年火神廟，從來沒有過給火神上供，火神廟演戲了，我去看過了。胡風亭、雲金蘭，還有耿永奎。

蔡德貴：江青四個腳指頭。

季羡林：入迷的這個例子，我也說過。有一次，北京圖書館袁同禮，他是館長。袁同禮，那時候首都在南京，他儼然是北京的南京政府外交部的代表。只要有外賓來，他都請客。https://read.99csw.com

季羡林：差不多。

季羡林：人家就是共產黨。胡適，那時候鄧廣銘是他的秘書。

卞毓方：2001年您的文章說，您小時候看過的戲，角色還記得住。

季羡林：嗯。鄧廣銘是山東老鄉。他告訴，蔣介石在南京搞總統選舉，揚言說，要胡適當總統。我們都不相信，蔣介石是幹嗎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權，怎麼會讓胡適當總統呢。哪有那麼回事啊？而胡適真有點信，很幼稚。

蔡德貴：他這個人很有正義感。

季羡林：名氣不知道啊，北大圖書館館長也是個人物啊！到後來我們到台灣，胡適在台灣的墓，那個字都是毛子水寫的：胡適之先生之墓。胡適這個人，我們說，他當然反對共產主義，可是從來沒有寫過文章罵共產黨。國民黨他倒是罵過，他說「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不是說「知難行易」嗎？胡適說「知難，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針對孫中山那個的。後來我們認為他走得對，理由就是，一個是批判的靶子，一個是1957年的大右派。

王蒙我認識，小時候住一個樓么。

蔡德貴：胡適就是從那裡走啊？

（這時候，季老的兒子季承來了。卞毓方一起來。）

季羡林：山大就是白鶴庄，山大附中。王崑玉，王壽彭。

季羡林：有一年舊曆十二月，北大校慶，我也搞不清楚到底為什麼是12月中旬，那時候解放軍已經圍了城啦，我們就講，校外炮聲隆隆，我們說是為北大校慶放禮炮，慶祝北大校慶。後來，外邊的機場去不了了，在東單，東單現在看不出來了，東單原來啊，有一塊空地，飛機在那裡可以勉強起飛。那時候到南京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從那裡起飛。

蔡德貴：頭幾年笑話河南人吹牛，說河南人給故宮鑲金邊，給黃河設欄杆，給長城鋪金磚。

蔡德貴：袁同禮是雙重身份嗎？

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蔣介石是壞蛋，他認識不清楚。我們那時候也不清楚，不過蔣介石是壞蛋，這個，大家啊，老知識分子都知道。蔣介石到北京來視察工作，住在後圓恩寺。那個房子，後來康生在裏面住過。我也去過，後來成為高級飯店，那是解放后，在那裡吃過飯。read.99csw.com

卞毓方：錢鍾書的夫人楊絳。

蔡德貴：那個名單有沒有您？

季羡林：楊絳，是清華的，比我高一級。楊季康，我和錢鍾書是清華同學，他比我高一級。和錢鍾書，我們在學校，不談話的。我不怕才子，怕才子氣。這個人有才子氣。不過腦袋瓜是靈，這個得承認。江蘇那一帶，腦袋瓜就是比山東人靈。不過你和山東人，打交道，你可以放心。騙人的人，哪裡的人也比不了上海人，海派，上海騙人騙到什麼程度呢？外地人去問路，本來是往這邊，他反著指這邊。幹嗎呢？開玩笑，他就是這麼壞。（笑）

季羡林：嗯。沈崇事件，你知道。北大、清華的學生，所有大學學生都起來示威，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北京那時候，國民黨軍隊的頭兒是李宗仁，他是桂系，廣西的，與蔣介石合作。沈崇事件一出來，學生鬧學潮。蔣介石派的是北京市憲兵第5團，蔣介石的貼身隊伍，去抓了一些學生。後來，胡適就坐他那輛北京僅有的一輛汽車，奔走于李宗仁和其他黨政要員之間，（要他們）釋放學生，抓學生不行。

蔡德貴：政治幼稚病。

季羡林：毛子水走了。北大圖書館館長。那個人也不能說是學者，也沒有什麼著作。

季羡林：不是外交部，那是我們給起的，外交部沒有那麼個代表，只要有外賓來，他就請客。圖書館反正有錢。胡適到南京的時候，北京已經被圍城了，他派專機到北京接人，他有個名單。名單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湯用彤。

蔡德貴：您那個時候是35歲。

蔡德貴：已經入迷。

季羡林：另外一個，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們後來認為他走對了。我到台灣以後，不是有一篇文章嗎？《站在胡適之墓前》。那時候當然沒有講得那麼詳細，那個心情就是，認為他走得還是對的。離開北京以後，到台灣，他就來往于台灣和美國之間。當時他還在研究《水經注》。

季羡林：胡適就是從那裡起飛到南京的。走了以後，我們有過爭論，他走得對不對。他走的時候，我們當然認為，他不應該走。後來隨著情況的發展，讓我們這些主張不該走的人，改變了主意，認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兩重身份，一個是批判的對象。就是從學術來講，批判的靶子，胡適是最好的靶子。

季羡林：他這個人，就是，聰明是聰明。就是，人說，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個是做學問，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當大官，當總統。

季羡林：鄭昕是不學無術。一級教授就是哭出來的。兩個哭來的。一個楊暉（都是哭出來的教授）。原來這個沒有排級的時候，一調整工資，北大幾個老頭兒，翦伯贊、楊暉、曹靖華，都排在前邊，到後來決定一級教授，這就麻煩了。幾個老頭兒，都是不念書的，一級當然選不上了。從那以後工資就上軌道了。有一段時間我們拿工資，以小米摺合錢幣，我是1100斤小米。哪一年我記不住。

季羡林：他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他這麼個身份。

季羡林：後來空對空，批得不少啊！

季羡林：（笑）河南人和我們山東人差不多，還是比較老實的。徐炳昌是河南人，楊丙辰是河南人，北大德文系的。

蔡德貴：胡適這麼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