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a Bodo，Boddo，Boudo 浮屠

上面這個表中的字可以明顯地分為兩組：大夏文為一組，其餘的中亞古代民族語言為一組。第一組大夏文的bodo，boddo，boudo與漢文音譯的「浮屠」完全對應；而其餘的則又同漢文音譯的「佛」完全對應。可見「佛」字絕不是「佛陀」的縮寫，而是另有來源。從梵文Buddha這個字的漢文音譯來看，佛教從印度向中國傳布，共有兩條途徑：

前面是一個「王」，後面是一個「帝」，都相信了佛教，可見佛教在最高層人士中有了基礎。但是這一王一帝都不是專誠信佛，而是佛老兼信，由此又可見佛教的基礎還不那麼牢固，遠遠沒有能達到壟斷的地位。

第二，從譯出的經可以看到，小乘和大乘都有，而大乘空宗似佔上風。《般若經》譯本之多，值得注意。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在佛教傳入中國這個問題上，最習見的說法是漢明帝（公元58—76）永平求法。這個說法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等書。《理惑論》說：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總之，佛教就這樣傳進了中國。佛教既然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它同物質文明不同，必然受到我在上面導言中提到的異族文化相遇時出現的規律的制約。它初入中國時，必然會有一個撞擊的過程或者階段。不過，我在這裏必須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對宗教比較寬容的國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還是外來的宗教，都一視同仁，無分軒輊。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有十分劇烈的宗教戰爭。歐洲的十字軍東征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我這樣說絲毫也沒有評價的意義，我不是說哪一個宗教好，哪一個宗教壞，我只不過是指出一個歷史事實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同本國的宗教或者文化，特別是倫理道德方面，是有撞擊的，但是不激烈，不明顯，表面上來看，似乎一下子就和平共處了。

在這裏，關鍵是「浮屠」與「佛」這兩個詞。「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譯，對此學者們毫無意見分歧。至於「佛」，則問題頗多。流行的意見是「佛」是Buddha另一個音譯「佛陀」的縮寫。但是，這個意見是有問題的。湯用彤先生指出「漢代稱佛為浮屠」，這應該怎樣來解釋呢？為了方便起見，我把梵文Buddha這個字在不同語言中的表現形式列表如下：

由此可見，由中國經緬甸達印度，在東漢三國間這條道是相通的。中國僧人可結隊成行去印度，印度僧人帶經像由此道來華傳教也是可能的。事實上在早期來華僧人中，就有許多人經由此道，這些僧人不僅駐足於四川或長江沿線，也有由此北上東洛的，中國佛教史上最早來華僧攝摩騰與竺法蘭，或經由此道。騰、蘭俱為中天竺人，且在《四川通志》中曾記載大邑霧中山寺為騰、蘭于永平十六年（73）創建。有趣的是，在四川地方志上載有多處寺廟建於東漢，其分佈範圍主要在緊鄰成都的岷江區及長江線上，這不光與學者們長期以來探討的「緬甸道」不謀而合，而且近年發現的早期造像也在這些範圍之內，表明這些地區佛教造像的出現read.99csw.com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上引書，第3期，頁163～64）

第四，湯用彤先生在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頁138～139，提出了一個觀點：支謙、康僧會常掇拾中華名詞與理論，羼入譯本，故其學非純粹西域之佛教。牟子采老莊之言，以明佛理。康僧會亦頗采老莊名詞典故，與中夏思想漸相牽合，等等，等等。最後湯先生說：「明乎此，則佛教在中國之玄學化，始於此時實無疑也。」我在上面「導言」中講到文化交流的五個階段。佛教在中國之玄學化屬於哪一個階段呢？我認為這隻能屬吸收階段，雙向吸收，距離融合還有很長一段路。

從上面舉的兩個小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佛教傳入中國后，為了適應新環境，不得不採取一些比較隱晦的手段，使撞擊不至於激化。這事實本身就說明，撞擊是存在的。由於佛教徒手法的高明，撞擊被掩蓋起來了。

他認為「不得」就是梵文Buddha（一般音譯為「佛陀」）的音譯，這句話的意思是秦始皇禁佛陀的廟，或者對佛陀的祭祀。結論是印度佛教在秦始皇（公元前246—前209）時代已經傳入中國。這當然只能算是一個笑話。想不到中國有一位學者在各不相謀的情況下，也提出了同樣的主張。儘管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同樣貽笑士林。因為許多學者都指出來過，像「禁不得什麼什麼」這樣的句子在當時是頗為習見的，絕不會是什麼另外的解釋。

（1）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國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我這個看法，頗得到一些同行的讚賞。

再回頭來談後漢三國時佛教初傳入時的情況。撞擊階段基本上一過，吸收階段立刻隨之而來。根據中國歷史的記載，最早崇信佛法的人，不是平民老百姓，而是宮廷貴族或者大官僚。《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記載著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以贖愆罪」，詔報曰：

後漢時譯經著名的人物有安世高、安玄、支婁迦讖、竺佛朔、支曜、康巨、嚴浮調、康孟詳等等。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當然首推安世高。他從漢桓帝建和二年（148）至靈帝建寧四年（171），二十余年中，共出佛經三十余部。後人稱他專務禪觀，特專阿毗曇學，但偏於小乘。安玄共嚴浮調譯的經，也屬於小乘禪觀。順便說一句，嚴浮調是最早出家的漢人。同安世高同時到洛陽譯經的有支婁迦讖，他活躍在靈帝光和（178—183）和中平（184—189）之間。他譯出了《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他弘揚的是大乘禪觀，宣傳的是大乘空宗思想。竺佛朔出《道行經》，似系竺佛朔口授，支讖傳譯。這是中國《般若經》的第一譯。支曜譯有《成見光明三昧經》，與支讖所出《光明三昧》實為同本異譯。康巨（亦作臣）在靈帝時出《問地獄事經》，獻帝時出《中本起經》等。

綜觀後漢三國的譯經傳教工作，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這是一段十分值得重視的記載。第一，這件事情發生在漢明帝永平八年（65）。它說明，至晚在公元1世紀中葉，佛教已經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因此，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永平求法」說是靠不住的，它必定在永平前已經傳入中國。其次，這裏面出現了兩個音譯：伊蒲塞和桑門。「伊蒲塞」，梵文是up saka，一般音譯為「優婆塞」，還有「鄔波斯迦」等，出現比較晚；意譯是「近事」。「桑門」，梵文是 ramana，音譯為「室啰末拿」、「舍啰磨拿」等，出現read.99csw.com比較晚。「桑門」和另一個音譯「沙門」，顯然不會是直接從 ramna譯過來的，而是更接近巴利文的 amana。但估計巴利文也不會是「桑門」的直接來源。這個音譯的直接來源只能是中亞一個古代民族的語言。這就可以說明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是中亞。不管怎樣，在公元1世紀印度佛教的專名詞已經在中國，至少在中國一部分人中間流行了。

在楚王英崇信佛教之後的一百年左右，漢桓帝又並祭二氏，指的是佛家和老子。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書說：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第一，譯經的人，不是姓安，就是姓支，還有的姓康。「安」代表「安息」，英文是Parthia「帕提亞國」。「支」是「月支」，「康」是「康居」。都是古代中亞一帶的民族。漢人僅有幾個人，嚴浮調、朱士行等。可見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是經過中亞民族的媒介，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過。

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以是因緣故，放斯光明。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所謂「永平求法」，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理惑論》里沒有提到攝摩騰、竺法蘭的名字，也沒有「白馬寺」這個名字。這幾個名字都是較晚在別的書中出現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們大都認為，這個說法，儘管流傳甚廣，卻是靠不住的。佛教傳入中國從種種跡象來看，肯定早於漢明帝。

三國時在吳、魏兩國譯經的人有支謙、康僧會、朱士行等。支謙，一名支越，月支人，是一個優婆塞（居士）。漢靈帝（168—184）時其父來中國，支謙就生於中國。他似乎是先學漢語，后習胡書，據說備通六國語，是一個深被華化的人。他沒有見過支讖，卻是支讖弟子支亮的弟子，自孫權黃武（222—228）在南方譯經，至劉禪建興（223—237），共出經數十部。他所出的《大明度無極經》，實即支讖《道行般若》之異譯。支謙弘揚的也是大乘空宗理論。康僧會，于赤烏十年（247）初達建業，孫權為之立建初寺。江南佛法早已流行，至此益增影響。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經商，移居交阯。此時越南已有佛法流布。自魏起，老莊風行。此時印度《般若方等》適來中國，大申空無之義，為時人所喜愛。《般若經》之傳譯，前此已有之。到了朱士行對此並不滿足，於是以魏甘露五年（260）出塞，至於闐國，寫得梵文本《放光般若經》。湯用彤先生評之曰：「士行之所謂佛法者，乃重在學問，非復東漢齋祀之教矣。」這是很重要的意見。

再晚一些時候，在漢靈帝中平五年（188）至漢獻帝初平四年（193）之間，一個叫笮融的人大起浮圖祠。《三國志·吳書·劉繇傳》說：

為孝養父母知恩報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但是，這個說法就一點歷史事實都沒有嗎？根據我自己最近幾十年來的研究與考慮，我覺得，其中確有一點十分有價值的內容或者暗示。我是專門研究所謂「混合梵語」或「佛教梵語」的，對古代中亞（中國的新疆是其中一部分）的民族語言，比如吐火羅語A和B，也稍有所涉獵。在探討佛教梵語本身語言特點之外，時常涉及印度佛教在國內傳布的問題。在這方面，在我的比較多的論文中，有兩篇與這個問題有關，一篇是1947年寫的《浮屠與佛》，一篇是1989年寫的《再論浮屠與佛》。文長不具引。我只將我的推論方式和研究結論在這裏簡要地介紹一下。read.99csw.com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谷，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下略）

看樣子，這一位笮融像一個遊俠似的人物，是一個地頭蛇，聚集了一幫子人，乘天下擾攘之時，弄到了一個官。他一方面「放縱擅殺」，另一方面又信了佛，塑佛像，舉辦浴佛節，招待人們吃飯，布席數十里，食者萬人，氣魄真夠大的。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中國造像立寺，這是首次見於記載；第二，佛教已經從宮廷王府走向平民老百姓，基礎牢固了，勢力增強了。

至於佛教究竟是怎樣傳入中國的？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現在還無法說得很確切，很清楚。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學術問題，學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連篇累牘，大家在各個方面都同意的結論，也還沒有，我在這裏存而不論。如有興趣，可參閱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及梁啟超、任繼愈諸位先生眾多的論文和專著。

失譯人名在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第一：佛法之中，頗有孝養父母不耶？

現在談一談後漢三國時譯經的情況。

至於佛教是怎樣傳進來的？傳進來的道路又是什麼？這些都是極端複雜的問題，我在這裏不能詳細討論，我只能大體講一個輪廓，著重講一講我自己對這個問題多年以來探討的結果，以求教於高明。

欲令眾生念識父母，師長重恩故。

例子不必再多舉了。你看，最早的漢譯佛經是多麼強調這個「孝」字呀！梵文裏面不是沒有與漢文「孝」字相應的字，比如Mt-rja pitrja等，但是這些字都決非常用常見的字，它們在佛經甚至印度其他古代經典中所佔的地位，完全無法同「孝」字在中國經典中的地位相比。佛教為了適應中國的倫理道德，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姿態。關於這個問題，中外學者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日本著名的梵文學者中村元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佛教傳入中國，是東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無論怎樣評價，也是不會過高的。佛教不但影響了中國文九九藏書化的發展，而且由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也影響了那裡的文化發展，以及社會風俗習慣。佛教至今還是東方千百萬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沒有佛教的輸入，東方以及東南亞、南亞國家今天的文化是什麼樣子，社會風俗習慣是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象。

第五，我上面提到安世高的「小乘禪觀」和支婁迦讖的「大乘禪觀」等。大家都知道，後來菩提達摩傳入的禪學逐漸發展成為禪宗，在中國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但是，研究中國禪宗史者頗有人忽略了從安世高到菩提達摩這四百來年的禪法史，連著名的印順的《中國禪宗史》，似乎都沒有能避免這個現象。我覺得，這一點也值得注意。請參閱冉雲華先生的意見。

不管怎樣，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來了，印度的佛教在中國立定腳跟了。這在中印文化關係史上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大書特書一筆。

這是很重要的論斷，可以補充我在拙文的論點。但是，談到攝摩騰與竺法蘭，則似有問題。因為這兩個人本身的存在就在虛無縹緲中，他們走的道路更難以捉摸了。參閱湯用彤上引書，上，頁19，頁26～28。這並不是要取消中印交通的川滇緬古道。佛教從這裏以及從海路傳入中國，也是歷史事實，只不過在最早的時期只能通過中亞而已。這問題我在上面已經論證過了，茲不贅。

（2）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

在倫理觀點方面，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孝在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中佔有極其崇高的地位。社會風習不必說了，連帝王也幾乎全部以孝治天下。不管他們的行為有時與孝絕對相違，口頭上卻不得不這樣表白。佛教要求信徒出家，這就與中國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德教條根本對立。怎麼辦呢？也只好遷就現實，暫時韜晦。在後漢三國時期翻譯的佛經中，有不少講到孝的地方。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一點不撞擊也是違反規律的。仔細研究一下佛教初入中國的情況，明顯的表面的撞擊沒有發現，但是從佛教所抱的態度和它所倡導的倫理來看，撞擊的痕迹隱約可見。從前漢開始一直到後漢，鬼神方術的信仰在社會上極為流行，這些與佛教教義是根本相違的。也許佛教在這方面碰過一些小釘子，也許是為了避免碰釘子，自己來一個先發制人的手段，先韜晦一下，遂以方術自隱，結果是順利地通過了最難過的第一關。

第三，我曾在《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前言》中談到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直譯和意譯之爭。我認為，從大體上來看，翻譯初期是直譯，自鳩摩羅什起轉向意譯，而玄奘則泫混二者，成為集大成者，有如黑格爾所主張的正題——反題——合題三個階段。我現在要著重指出，在初期直譯階段，也就是後漢三國時期，直譯也並沒有統一天下，支謙、康孟詳等屬於意譯範疇，這可能與他們的漢化有關。ｒｅaｄ•9９cｓｗ•ｃｏｍ

Buddha But等 佛

我覺得有必要先講一個相當有趣的看法，以資談助。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有一個見解，他先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里的一句話：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中印兩國文化相遇時的撞擊過程，比較隱晦，時間也不長，吸收階段立刻就上來了。但我絕不是說，這就是一勞永逸的，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這以後的千百年中，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佛教還不斷有一些小的摩擦，比如六朝時代沙門不敬王者論的辯論，一些君王排佛的行動，所謂「三武滅佛」等，以及一些也不一定就算是正統儒家的學者的排佛，韓愈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此等等，我認為這也是正常的現象，用不著大驚小怪。反正在中國沒有殘酷的宗教戰爭，這總是一個歷史事實。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第一：子存親全行，可謂孝乎？

排除了海路傳來的可能，陸路就只能通過北方的「絲綢之路」嗎？也不是的。從很早的時代起就有一條陸路從四川通過雲南到緬甸再到印度。詳細論證請參閱拙著《鄒和尚與波斯》，見《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9年。最近讀到阮榮春先生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傳系統》，見南京博物館《東南文化》1990年第1、2、3期，是一篇極見功力、極有見解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話：

從楚王英和笮融歸依佛教的行動中，我們約略可以看出漢代佛法地理上之分佈。楚王英的轄區跨今天的山東、江蘇、河南、安徽等省，治所在彭城（今徐州）。後來楚王廢徙丹陽，跟隨著他南移的有數千人。這些人中，即使不全是佛教徒，至少有一部分是。笮融是丹陽人，他歸依佛教必有根源，決非偶然行動。由此可見，淮河南北地區是當時佛教中心之一，而且是最大的中心，似無可疑。但是，佛教是從哪裡傳到這裏來的呢？有人因此就提出了印度佛教最初是由海路傳來中國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佛教從陸路傳來中國的過程。但是，我並沒有明確排除海路傳來的可能。在當時中國同西方也有海路交通。不過，從各方面的情況來判斷，海路的可能幾乎是沒有的。到了晚一些時候，確有從海路傳來的情況，但此是後來的情況，不能與漢代相混。

《理惑論》中說，中國派人到大月氏去寫佛經四十二章，當時的大月氏這個游牧民族正居住在大夏。《理惑論》這一句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漢代之所以稱佛為「浮屠」，也完全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總之，印度佛教不是直接傳入中國的，途徑有兩條，時間有先後。最早的是通過大夏，以後是通過中亞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羅人最有可能。

印度佛教興起於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佛祖釋迦牟尼生存的時代約與中國的孔子相同。最初佛教規模比較小，以後逐漸擴大，而且向國外傳播，也傳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