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觀點是——人為謀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實是可敬的。

昨兮今兮，亘古如茲。

那幾年，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二階段的開始，也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一階段的結束。表象上是第二階段的開始，本質上是第一階段的結束。因為它在本質上是第一階段而非第二階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著前一「情節」的終止。而後一「情節」，乃是在這一宕伏之際「趁虛而入」的。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業時代，千百萬個家庭中，幾輩子也產生不了一個資本家了，儘管可以產生不少官員、碩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所以美國有一則諷刺商人的幽默講的是——書商出了一本書，贈送總統，不久探問總統看了沒有。總統秘書說看了，總統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緊隨其後的大批再版此書的扉頁上都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覺得很有意思的書。又有書商效仿之，也贈了一本新書給總統。總統接受上一次教訓，說：「沒意思。」「沒意思」三個字也可以做廣告。再版此書的扉頁上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說沒意思的書。第三位書商見前兩位的發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給總統一本書。這一次總統根九九藏書本不看了。而此書的扉頁上印的是——這是一本總統連看都不願看的書。商人有時要利用什麼人什麼事大賺其錢，往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表現得極端厚顏無恥。

誠如愛默生所言——「商業是像玫瑰花一樣美麗的」。

商業這支玫瑰的刺，有時確實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後，人的痛疼的後果，比被馬蜂蜇了一下嚴重得多。它的氣味兒充滿社會，社會彷彿就變成了一個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了。而許許多多的人，其實並不甘願生活在一個類似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的社會裡。這的確也是商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一面。

而且，細分析之，他們的行為，也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麼貽害無窮。就是為了達到目的進行賄賂，當年其實也只能塞些錢給小官吏們和小掌權者罷了。當年他們都還沒成氣候，他們的身份使他們較難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幾十萬幾百萬去收買大官吏大掌權者。與後來商業領域內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相比，他們的行為倒顯得較為單純，不那麼卑污和觸目驚心聳人聽聞。

商人和商人之間為了競爭，有時還會做出些異想天開，令世人瞠目結舌的事。20世紀90年代初，兩名九_九_藏_書未成年的少女參与大宗毒品走私，由國外緝拿歸案，下機伊始，她們立即被眾多的人包圍。除了新聞記者，還有為數不少的電影製片商、書刊商、電視節目承包人，爭先恐後與之簽約，打算將她們的犯罪經歷拍成電影、電視劇，或寫成暢銷書，忙得她們不亦樂乎。未出機場，已各自身價數百萬，儼然世界冠軍載譽歸來或阿姆斯特朗剛從月球歸來。這一鬧劇震驚美國朝野，引起公眾極大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發生的。直至公眾忍無可忍，意欲組織遊行示威，以抗議商人逐利的無恥行徑，當局才出面對商人們予以制止。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幾年裡，中國的商業時代曾呈現出最烏煙瘴氣的現象。商業不擇手段只顧賺錢、其他似乎什麼都不顧了的貪婪性也暴露得最為淋漓盡致，「假冒偽劣」商品正是在那幾年裡泛濫成災，比比皆是，彷彿到了無法可治的地步。

但現實生活中，許多商人的心理，又確確實實和某些開棺材鋪的老闆是一樣的，又確確實實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就對他們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寫照。

第二階九*九*藏*書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業時代這支大手筆，又究竟會讓我們看到些怎樣的大矛盾、大衝突、大內容、大陣勢、大戲文和大演唱，我們則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國人對玫瑰的刺究竟領教多少？

在中國，從商業時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鬧劇、俗劇、醜劇更是不勝枚舉。

利己是商業的原則。

它幾乎從來只持這一種原則。

公而論之，美國的商業相當成熟相當法制化，因而也是相當規範相當文明的商業。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時也如此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會不恥，不能不說商業確有「惡習難改」的一面。

在商業的無序階段，往往幾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資本家。

商人為謀利而勇，是不是同樣可敬，就得具體分析了。

比如從動物園裡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徠顧客便是一例。報載，某省某市商場開張大吉之日。為了營造轟動效應，意租用一架直升機，打算來個「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數萬元人民幣。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屢屢出現。

1861年，一個移居英國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讀報時，看到了英國王子病情惡化的消息，於是大喜過望，他知道發財的機會來了，他奔走于倫敦和附近的城市九_九_藏_書，低價搶購黑衣服黑布。幾天後，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國的悲痛氣氛中，他高價拋賣黑衣服黑布，一轉手賺了約合九千萬日元。

韓非子曾說過：「婦人拾蠶，漁者握鱔，利之所在，忘其所惡。」

比如開棺材鋪的老闆，如果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內心裡就難以對他有什麼好印象了。當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這樣的老闆，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過是不在乎自己的行當與死人的緊密關係罷了。

意思是——鱔似蛇，蠶似蠆，人見蛇則驚駭，見蠆則毛乍，然而因利，「皆為孟賁」，都成了勇士。

這便是它的公平原則。

商業的利潤幾乎總是伴著商人的投機行為源源滾入他們的錢櫃。一個不善於投機的商人幾乎不配是一個商人，起碼不配是一個好商人。

「當年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啊！」

這世界上還沒培育出無刺的玫瑰。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某「個體企業家」為了高攀上層人物，贊助某社會公益活動150萬。條件只有一個——名字見報，形象上電視，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領導身旁。一切疏通就緒，他卻在頭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機關拘留，此時他的衣袋裡還揣著第二天九-九-藏-書上午的請柬。於是活動不得不取消。

飼蠶養鱔，勞動者謀生之計，其實無可厚非。何況，對於見慣了蠶的婦女，見慣了鱔的漁夫，並不覺得蠶和鱔很可怕。蠶還被南方的女人們叫做「蠶寶寶」呢。百姓的謀生，和商人的謀利，是有極大區別的。所以我雖引用了韓非子的話，倒並不贊同他的觀點，只不過算做介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利的看法罷了。

……

商業時代賞給那些最早就亢奮地不顧一切地躍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實惠。

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商業時代「美麗」到像愛默生所盛讚的程度。

古文中又曾說過：「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但他的話意味著——你要玫瑰，就得同時連它的刺一起要。

投機是商業的智謀。

當年的「二道販子」也罷，「倒爺」也罷，對中國商業時代的復歸，對喚醒中國人之商業意識，是不無功績的。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經常聽到這樣的話。這樣的話除了意味著是牢騷，不再意味著別的。牢騷中連當年的輕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業的利己原則往往是與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它有時傷害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確實像流氓強|奸少女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