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今天的書寫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

在這種強大的意識形態下我們要擺脫是很難的，但是作家要有這種準備、能力，甚至要有勇氣來表達。這種勇氣並不是說和意識形態作對，而是在與意識形態不相吻合的時候也要有勇氣表達。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價值所在，因為文學總是要傳達，意識形態傳達的是總體性的東西。如果我們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無機的局部，而不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中有生命、有特性的部分，沒有自身的文化特性，真是這樣的話，文學就消失了，文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文學告訴我們：我們既是整體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是獨立的個體，而不是像機器一樣，我們有自己的情感、情感體驗，有自己的感受和感受方式，有自己的生活經歷，有因這種生活經歷而建立起的個人對社會的反應方式。而文學要的就是這種特別的反應方式。

這種消費社會造成了一種潛在的誘導，讓我們去滿足這種書寫。我們應該掌握一些理論工具去避免這樣的書寫，避免在書寫中和外面的人認為的一樣，把我們寫成和所有的人不一樣的人。文學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寫成一樣的人，並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樣的人。但是我們的文學書寫中有這種傾向，而這種傾向不是我們自發的，是由外界強加給我們的。藏族文化像一個咒語，一念就必然生出一大堆形容詞。外在社會的形容詞在有意無意地影響我們的書寫。我們寫一本詩或是藏族歌手唱一首歌里如果沒有「聖潔」「神靈」這一類的詞，我們都會感到羞愧。這樣有什麼意思呢？這樣寫的是人真正的生活嗎？我們一定要成為和世界上所有人不一樣的人嗎？

這些年我們國家對文化開始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而要變成一個真正的共識，日子還很長。但我想至少得從我們這樣一些人開始吧，我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吧。我記得美國詩人惠特曼給自己寫過一首詩，我們一聽可能覺得很狂妄，這首詩的大意是：圖書館，你內部已經收藏陳列了那麼多偉大的作品，但是我要給你寫一本新的書，它裏面有所有其他書都沒有為你提供的價值。這是一個作家的自信，這也是一個作家的命運，這也是一個作家的天賦。為人類提供不同的價值，就是他的使命。後來，他果然提供這樣的價值，他走遍美國，走到一個地方就書寫一個地方，成為美國在崛起時代的代言人。總理講的話很快會消失，但是遠離政治的惠特曼寫的作品代表了美國精神，它寬廣、雄壯、浪漫、無往不勝、充滿自信。而且生活中總是出現新的東西，如果只是沿用別人的東西來書寫，那就沒有價值了。

大多數時候，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特別容易從技術的角度入手去考慮。但是當表達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技術問題成了第二位，甚至第三位。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在面對歷史、面對當下社會、面對自己的生活體驗時，作為一名作家要通過這些內容表達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文學寫作是一個技術或技巧的問題，比如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問題等。在座的各位都有較長的寫作經歷，短則十年五年，長則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在不同的寫作經歷中，每個人對文學作品的領悟，完成的作品所達到的水準，又是參差不齊的。

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的人對一個地方感興趣的時候它就已經變成了消費對象，一個旅遊景點。美國文化批評家蘇珊·桑塔格說過：「旅遊是什麼，旅遊就是來旁觀的，它和你的生活是沒有關係的。」他們來到這裏尋找一些和他們的生活不一樣的東西，他們的目的是來尋找差異。他們能把一切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普遍的奇觀化——他們開始書寫，大量地書寫他們生活中沒有而這裡有的東西。這種書寫會影響我們，我們在打造旅遊景觀的時候，為了迎合他們的喜好，我們就大量製造。有的東西是我們本來有的，有的東西是為了符合別人的想象編造的，是本來沒有的。有的東西本身是我們生活中不太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因為別人需要我們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我們就放大這一部分。當在消費社會變成旅遊目的地的時候，成為旅遊目的地好像成了邊疆地帶的基本宿命。這樣的觀念會深刻影響今天的文學書寫，有意無意地對大量有關西藏的書寫進行模仿。別人說西藏很神秘，其實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麼神秘的地方呢？沒有。既然別人說神秘，我們就搞點神秘出來。我們還是日常的生活，我們的生存動機和生存方式都是為了滿足「明天比今天更好」這樣一個基本條件。但是當別人認為西藏是神秘的，我們會覺得寫日常生活，別人會不喜歡，於是我們就開始製造神秘。別人說西藏信宗教是虔誠的、聖潔的，於是我們就將我們所有的生活都往那個方向表達。然而我們所有的生活都是他們描述的那種精神活九九藏書動、宗教活動嗎？難道我們每一分鐘都是神秘的、虔誠的嗎？我想不是。

我們今天的書寫，面臨巨大的困難，我們在藏區這個特殊地帶進行書寫會面臨更大的困難，給每個人獨立思索的空間很少。

我今天講一講關於文學觀念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們受特彆強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是顯性的官方的意識形態，我並不是講哪一種意識形態是可以的，哪一種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個作家只是完全服從於一種規定性的意識形態的話，這種書寫大概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二是隱形的達賴喇嘛的意識形態。這兩個意識形態都是政治性非常強的，而我們文學到底有沒有政治性呢？它是有的。但是文學的政治性不是由另外的意識形態規定的。而我們現在所謂的藏區的現實，面臨的現實，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這兩個意識形態之間的博弈。那麼我們的書寫問題只是簡單地選擇一種意識形態，簡單地挑選了站在哪一邊就能解決的嗎？這是不可能的。文學是關於個人對社會的認知和體驗，這種表達有時是和意識形態重合的，但有時又是和意識形態疏離的。所以如果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的話，就會長期陷入表達的困難。如果只是用意識形態進行書寫，這些道理別人已經用更直接的方式表達過了，不管是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別人的意識形態，你再重複一次就沒有意義了。

每天打開電視，看到大量的新聞、大量的衝突都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間的問題。當然全世界有很多人在研究這種問題。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文學表達，還是基於一個普通人的立場和簡單的反應。如果文學只是做和身邊普通人一樣的普通反應的話，那這個世界是不需要這類文學的。我們經常說什麼事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文學只是這種淺顯的反應的話（如果文學只是這種簡單的情緒性反應），文學的合法性就消失了。我為什麼要看你的東西呢？你的反應並不比我的更高明深刻。今天中國面臨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怎麼對待和思考這個問題呢？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特殊身份我們應該站在一個什麼樣的角度，什麼樣的思想維度去書寫？如果我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寫作技術再好，只是語言，只是形式，恐怕這樣的文學是沒有具體價值的。

「東方主義」的表達，其實最著名的就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在康定有一個酒店叫卡爾卡拉，卡爾卡拉是《消失的地平線》中的一個地名。《消失的地平線》講這樣一個故事，大概就是在巴基斯坦或是印度這樣一個地方發生了暴亂，那些地方都是由英國人控制的。當時幾個英國人發現有危險準備逃跑，他們乘坐的飛機其實是別人派來誘導他們的，故意要把他們劫持到一個神秘的地方。但是半路上陰謀暴露了，飛機墜落在香格里拉附近。最後他們到了香格里拉。那裡風景很漂亮，周圍都是大雪山（過去很多藏語詩歌和散文裏面有一個比喻：我們是一個雪山柵欄包圍的純凈國土）。中間是個很漂亮的山谷，叫作藍月山谷。裏面都居住著藏族人，與世無爭、無憂無慮，就好像今天大量小資文章中描寫的那樣，他們在山谷裏面耕作、放羊放牛。在半山上有個小山頭，這裡是一個管理機構，這裏的管理人姓張，是個漢族人，並且英語很好。藏民主要給上頭提供農牧產品。在更高的山上，有一個寺院，是藏傳佛教寺院，但是主持是歐洲人，幾百歲了在那修行。雖然是藏傳佛教的寺院，但是圖書館內全是歐洲的書，放的唱片是肖邦、柴可夫斯基、巴赫，過的是一種西方式的生活。為什麼長老要把這幾個人弄到香格里拉去呢？長老神通，他一直在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山谷里沒有合適的人選，發現上飛機的人中有一個適合做接班人，於是借動亂將幾個人劫持到這裏來。主持每天晚上招其中一個歐洲人上去談宗教，而大部分都是歐洲的宗教。向他明確表達：我要把這個位置傳給你。然而這個歐洲人不願意，最終逃離了香格里拉。這就是《消失的地平線》關於香格里拉的描寫。書中最高的精神生活是西方的生活，而藏族人則在最下面負責耕種。

我又想到了美國另外一個詩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卡爾·桑德堡，出生在美國的鋼鐵城市——芝加哥。美國的城市都有很明確的分工，不像中國，一個城市既可以造鋼鐵又可以產蔬果，美國是一個高度分工的國家。芝加哥的工人罷工給我們中國人創造了一個節日，現在美國人不過了我們中國人還在過，就是五一勞動節。過去美國的詩人也是主要書寫田園風光的，就像今天我們特別喜歡書寫的那樣。美國著名鄉村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就十分熱愛歌頌田園生活。但是這樣的生活正在消失，美國的工業化時代來了，大城市、大工業出現了。卡爾·桑德堡書寫城市、大工業，他表達了自己的想ｈｔtｐs://read.９９cｓw.ｃｏm法：「美國你已經來到了一個鋼鐵時代，鋼鐵的熔爐，鋼鐵的軌道，鋼鐵的列車，鋼鐵的廠房，但是我還沒有長出鋼鐵的牙齒，咀嚼鋼鐵，我還沒長出鋼鐵的胃，消化鋼鐵。從今天我要開始熔煉自己，使我長出可以咀嚼鋼鐵的牙齒，使我長出可以消化鋼鐵的胃。」

其實西方社會對這種文化現象過去就有了一個深刻的研究，而且還創造了一種叫「東方主義」的理論。文化具有其複雜性，很多人以為巴基斯坦人都信仰伊斯蘭教，其實不是的。阿拉伯人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基督教徒。在埃及開羅城裡有一個城區裏面幾乎全是基督教徒。他們並不是歐洲人遷移去的，而是埃及當地人。提出「東方主義」理論的薩義德，他出生在今天被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後來他成為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前些年剛去世。他研究世界上類似於「外部人看藏族文化區」的這種方式多年。

西方人在全世界建立了一個「文化中心」，認為西方文化是全世界最優越的文化，一切遙遠的東方社會都是落後於他們的社會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有一部巨著叫作《古代社會》，他把社會分成三種類型。無論你執行著什麼制度，從文明發展狀況來看，世界上只有三種文明發展狀況：一是野蠻社會，二是蒙昧社會（也叫半開化社會），三是文明社會。西方國家把自己作為文明社會，一級一級往東方看，他們看不到文明的國家。

我在「康巴作家群」書系序裏面說到，寫人是基於幾種關係的。第一是社會關係，社會關係首先是生產方式組成的關係，族群的關係。美國也是一個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的社會，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也是這樣。但是他們的相處狀態又和我們的截然不同，我們又該怎樣來轉移這種語言、表達這種經驗？這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這種書寫經驗的建立，需要我們比別的地方的作家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思考。而就付出更多勞動和思考的唯一路徑而言，只讀文學作品大概是不夠的，還要對這個世界上很多新興學科達到的前沿思想、標準有所了解。比如想寫宗教方面的文章，全世界有對具體宗教的研究，也有對於普遍性宗教的研究。既有對宗教教義內部本身的研究，也有對不同宗教之間關係的研究。而且宗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藏傳佛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最早的七世紀、八世紀、九世紀發展到今天，它的面貌本身也有巨大的變化。但我們是否對這種變化有足夠的認知和研究？作家需要的不是信不信仰宗教的問題，而是需要以最先進的社會學觀點來看待這些事情和思想現象。我們生活在多民族生活的地帶，也需要新的認識。

有關於對民族關係的最新表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衝突，衝突、交流，是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怎麼看待這種事情？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一個樸素的、簡單的、與任何老百姓一樣的個人做一些簡單的情感式的反應，高興或者不高興，對某種現狀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是當我們寫作時，只做一般老百姓的普通反應是不可以的，也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掌握思想武器。民族關係問題、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歸於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林。

歐洲人有這樣一個很強烈的、東方人不具備的科學精神——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要對當地的文化、山川地理進行描述。很多人他們其實不是職業的作家，但是他們到了不同的地方，都會把這些地方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帶回歐洲。歐洲人弄清楚蒙古人從哪裡來，回去就寫了本書。這本書寫得非常好，作者是傳教士柏朗嘉賓。但後來我們從讀那本書中了解到，他們其實並沒有到過青藏高原。他們跟著蒙古騎兵走的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絲綢之路，而是更北方的今天的西伯利亞這一帶，其實離西藏非常遠。但是裏面居然用一百多字寫了西藏兩件事：一是聽說有吐蕃這樣一個地方，一群很野蠻的人住在很高的地方。家人死了不安葬，而是召集親戚朋友們開宴會，然後把死了的人吃掉。二是那裡的男人沒有鬍子，因為他們每天拿一個鐵夾子，長出鬍子來就拔掉它。這大概是西方社會關於西藏的第一次描寫，而且他們並沒有去過。這就非常符合薩義德講的「東方主義」中的「鄙視」。這個世界是這樣開始書寫西藏的。

尤其是有些地方的人，他們的文學有自己的表達傳統。比如內地的漢族作家，他們面對的現實幾千年以前就被不斷書寫，已經形成比較熟悉的路徑。但是，真正面對甘孜、阿壩今天的社會現實時，會發現在中國過去的文學經驗里，對其是缺乏書寫和表達的。這一缺乏表達和書寫的現象，用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說的名字來概括叫作「未開墾的處|女地」。所以之前出「康巴作家群」書系並讓我作序的時候，我在序中說到，這是一個非常read.99csw.com重要的事情。我們在一個沒有用現代文學手段書寫過的地方開始書寫和表達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問題：我們很難有直接的經驗可以沿用。有的人藉助別人的經驗，但是這個經驗表達的是別人的生活經驗。比如《紅樓夢》所表達的是一個離我們很遠的生活，如何將其中的創作經驗轉變為我們可以使用的，這其實是有困難的，是需要我們做很多努力的。對於創新性的工作，簡單的模仿是很難達成的（是行不通的）。比如美國作家福克納，他寫美國南方的鄉村生活（對美國南方鄉村生活書寫很成功），但那畢竟是美國的鄉村生活，和我們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文化符號——宗教背景，並且是新教。這和藏傳佛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美國鄉村的組織方式，和我們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不能照搬美國鄉村的組織方式）。

一旦建立了一種文化中心優越感之後，他們就開始想象東方，他們希望東方和他們不一樣，於是就出現了「東方主義」。他們並不是做客觀的研究，他們沒來到東方之前就開始有一種關於東方的想象。這種關於東方的想象，就是「東方主義」。而「東方主義」大部分是對東方表面化和歪曲化的理解。薩義德作為東西方之間的人，他認為「東方主義」有兩個最重要的特徵：一個是「鄙視」，還沒有來了解就認為它一定是一個專制的、黑暗的、愚昧的、落後的社會，這就是鄙視、看不起；二是「浪漫化」，一方面看不起，一方面又認為東方文化中有些很吸引他們的浪漫的東西，是他們可以消費的。西方繪畫中有大量的對人裸體的描繪，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的這種裸體女性的描繪主要是天上的神，後來開始對人類進行描繪的時候，畫得最多的是土耳其浴室中的豐腴女人。其實很多畫家並沒有到過土耳其，只是道聽途說土耳其的女人很豐|滿美麗。好比聽說東方皇帝後宮佳麗三千人，於是很羡慕，便形成一種浪漫的想象。東方的美食、美女、音樂等，這是一種浪漫化的描寫。

關於藏族文化的「東方主義」，我對這個問題做過一些小的研究。這種妖魔化和浪漫化的過程，我在尋找源頭——西方人對西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書寫的？對藏區是什麼時候出現「東方主義」的？我找到的是在七百多年前，在元朝建立之前一點，是在蒙古人橫掃歐亞大陸的時候。蒙古人征服歐洲共有兩次。第一次蒙古人突然打入了歐洲，歐洲人並不知道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當時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也很小，蒙古人實際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歐洲。中歐很大一部分就被蒙古人毫不費勁地拿下了。歐洲人還沒來得及反抗，蒙古人突然就消失了——可汗死了。蒙古軍隊那時的編製都是以部落為編製，各方面主要的軍事將領都是可汗的兄弟或是兒子。於是大家都要趕回去，看誰要繼承大權。不管是哪個民族，一到這件事，兄弟叔侄之間這種血淋淋的爭奪是免不了的。所以歐洲人都還沒想好怎麼反擊，一夜之間蒙古人就都從歐洲消失了。歐洲天主教的羅馬教皇說，哪裡來了這麼多野蠻人？於是派了三個人跟蹤他們，一來是調查他們來自哪裡，二來是向他們傳教，給可汗寫信，讓他們皈依天主教，可見歐洲人向全世界灌輸他們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非常早的。歐洲打仗一敗塗地，但是非常自信。三個人一路跟蹤到了蒙古的上京和林。當時新皇帝剛剛上台，是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窩闊台一看教皇的信，根本不像一個打敗仗的人寫的，非常憤怒。窩闊台回信讓教皇改信蒙古的長生天，不然我們再出征歐洲的時候你可要小心了。這三個歐洲人就回到了歐洲，他們雖然傳教不成功，但是至少弄清楚了，這些「野蠻人」是從哪裡來的。今天歐洲還有一個詞叫「黃禍」，即黃色人種帶來的災禍，就是從那個時候出現的。窩闊台第二次派兵打到歐洲，沒有打到教皇所在的義大利，當然他還是佔領了很多地方。

原因是什麼？僅僅是技術問題？如果是技術問題那其實是個很好解決的問題。但文學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它特別整體特別綜合（它具有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特徵）。寫作達到一定程度后，形式問題、技術問題固然重要；藝術永遠需要創新和探索，而文學作品歸根結底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形式問題。我們創造不同的文學形式，小說、詩歌、散文還是戲劇，都是在表達我們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生的體驗、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判斷和看法。所以，文學是內容的問題而不是形式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在文化的時代潮流中隨波逐流，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大部分人都不是通過書寫、文學表達來生活的，多一個、少一個並不會太改變社會。但是這個土地上產生的真正文化是需要表達的，如果我們本身有願望、有信心九九藏書通過一定的訓練和努力能夠為這個土地的自我表達，而不是外在的「東方主義」式的表達做點什麼的話，我們這樣隨波逐流是不可以的，包括文化的隨波逐流。歐洲人用一個三流小說塑造了這樣一個荒唐的故事來描寫西藏。那樣一個等級社會是我們願意接受的嗎？這樣虛假的精神生活是我們願意接受的嗎？虔誠、順從和單純就是為了接受這種命運安排嗎？這種命運安排是合理的嗎？但是我們有沒有人提出懷疑和反抗？如果我們是一個做文學的人，一定要有這樣的素質。文學往往不是對社會的附和，文學往往是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質疑、反思、批判。我們的目的不是破壞這個社會，是希望這個社會克服這些問題，使這個社會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我們很多時候的書寫往往在附和那些不正確的東西。這牽涉了第二種理論，叫作「后殖民理論」。

歐洲天主教皇打了敗仗仍然非常自信地去傳教（至今不到一千年），當時看起來像一個笑話。但是歐洲人秉持這樣的信念，雖然現在全世界的人並沒有都到教堂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穌，沒有去教堂看聖母瑪利亞，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思想方式、行為方式都是西方的，全面西化了。不到一千年前，他們自信地傳教像是一個笑話，在他們的堅船利炮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那麼固執。我們要知道，是堅定的文化信仰支撐他們完成了變革。那時候他們是那麼落後，馬可·波羅，一個義大利人就那樣單槍匹馬地跑到了中國，中國那麼發達，卻沒有一個中國人去到國外。

這是我能找到的西方人關於藏區文化的書寫。為什麼它的源頭從一開始書寫就符合「東方主義」的兩個標準——妖魔化和浪漫化呢？今天這樣的書寫形式雖然沒有那麼直接露骨，但仍有意無意地大量存在，並且影響著我們的寫作。寫作的人難免會想到要考慮讀者的問題和傳播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是重要的。但是當別人在為西藏貼一些標籤和形容詞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受這種外部「東方主義」的影響？我們有沒有有意在我們的書寫中按照需要，潛在地去滿足這樣的想象？我想是有的，並且還比較普遍。我們書寫中的實際生活就被嚴重地抽空。我們總是被誘導、被書寫，我們又按照別人的路數來書寫。尤其是今天，網路上的大量的小資到西藏的文章都是這種路數。在上海失眠了，到拉薩泡了兩天酒吧心靈的傷痛就愈合了嗎？你的生活能按這樣的方式來安排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消費社會中，某種程度上，我們有兩個困難。第一個困難是有顯性和隱性的意識形態存在，並且需要我們明確表明立場。如果書寫用這種方式進行那就是政治覺醒書。第二個困難是消費時代的「東方主義」潛移默化地侵入，這個好像看起來不是強加的，是你的一個自動選擇。但是在消費時代，商業具有無孔不入的力量。它誘導你，因為你需要傳播，傳播才有效益，你寫了文字希望更多人讀到，需要更多人說你寫得好，於是你便陷入「東方主義」的表達中。

在世界文學史上，有野心的人才能創造奇迹。我們今天看到的大部分書寫，缺少一種野心。所以文化自信是很要命的。

又過了幾十年，南宋被征服，元朝建立了。元朝又來了一個義大利人，叫馬可·波羅。他在忽必烈宮廷里做官，走過中國很多地方，甚至他可能走進了一點點的藏區，他有一次從成都到了昆明。《馬可·波羅遊記》里有一則關於西藏的故事，這一則就特別符合「東方主義」中的浪漫化，這種浪漫化是他可以消費的。馬可·波羅說，當你到一個地方宿營，村子里的老嫗們會帶著童貞少女前來給這些樸素的客人享用，如果他們高興還可以將這些少女帶走。

人不是獨立的，人是處在社會關係中的。首先我們有自己的職業，職業就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我們會有一個處於生產關係中的網路，無論你從事什麼工作，我們都是處在生產關係中，這就構成了人的關係網。第二個，最基本的是我們的血緣關係、近親遠親關係。第三個是文化的、族群的關係。今天的人際交往越來越複雜，涉及不同文化、不同血緣、不同族群的人之間的交往。所以當我們考慮描寫一個人的時候，我們要把一個人同時放在這樣幾種關係中去考察。大家經常會說怎樣寫人，從技術上來說，要寫幾個豐|滿的細節，寫出人的性格，寫出獨特性。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把人放在社會關係中來寫，脫離了社會關係，是不能構想不管是情感的還是利益的衝突的，因為文學總是關於衝突和解決衝突的文本。情節是什麼？文學故事是什麼？我們總是在尋找戲劇性的衝突來進行表達，但是我們最後的願望不是加劇和擴大衝突而是消滅衝突。我們寫人是回到文學的本分上，還是基於消費社會的雙重「東方主義」——西方別國的「東方主義」和內部的、別的民族的「東方主義」，他們每時每刻似乎都在告訴你，你們是不https://read.99csw.com是該更神秘一點、更聖潔一點、更簡單一點、更質樸一點，一旦你不是，別人就很失望，所以我們就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那個樣子。所以我們寫作第一個要戰勝的問題，就是「東方主義」。

現在新的時代已經來了，我們不能拒絕新的時代。有的人跑到偏遠的地方去，寫文化、寫鄉愁。那不叫「鄉愁」，那叫「鄉怨」。我們要找到新的語言方式、新的修辭方式、新的審美，來表達新的內容。社會主流已經發生變化，全新工業時代已經來臨了，我們怎樣書寫這個時代呢？

今天藏區成為一個旅遊景點，我們在宣揚我們好處的時候說的大部分是不是這些東西呢？——藏區出美女，能歌善舞，生下來便會歌唱，走的第一步就是跳舞的步子……這是事實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今天對這兩個詞有一個更直接的表達，前一個極力貶低我們稱之為妖魔化，第二則是浪漫化。無論是妖魔化還是浪漫化，它都不是對這個社會真正負責任、全面而真實的認知，而是基於一種想象、基於一種固定的成見。包含了自認為是先進文化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還有另外一個詞叫「殖民主義」。「殖民主義」除了派軍隊來攻佔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意識的侵略。這是西方創造的「東方主義」，那麼東方社會的內部是否也存在「東方主義」呢？也是存在的。不依照一個民族、地域文化本身的樣子來理解它，而用一種想象性的建構來表達就是「東方主義」。今天在全世界來講，藏族文化是被「東方主義」通過想象建構的最厲害的。那麼我們的文學書寫是順應這樣一種傾向，還是回到文學本體？我們牢記高爾基的那句話「文學是人學」，也要牢記馬克思的那句話「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后殖民理論」跟薩義德也有關係，有幾個思想家對「后殖民理論」是有很大貢獻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福柯。福柯提出了一個理論叫作「權利理論」，即話語權，一個文化的發展、一個民族的發展一定是由知識分子（包括文學書寫者）發出的聲音在社會上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來體現的，我們說的話有人聽，這就是掌握話語權，從國家的層面來說就是文化軟實力。最終一個國家、一個文化、一個族群在世界上的最終影響是由思想者貢獻的。這才構成一種真正的權利秩序。我們看到希臘破產，但是它的主體力量沒有衰敗，希臘人總體的話語權沒有失去，他們仍在用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權來影響這個世界。這才是真正的權利，並且是永恆的。我們今天對發達的定義往往是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達在歷史上是有周期的，漢朝很發達，但是現在誰還在用漢朝的錢呢？經濟的發達是會過去的，但文化是永恆的。我們熱衷於泡在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中，生命並沒有增加什麼；而能充實人生、飽滿情感、開闊眼界的東西我們卻離它很遠。經濟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化。

第二件事情，今天很多地區，其實不只是藏區，中國的大部分邊疆地帶，都是少數民族。我經常用邊疆文學來表達少數民族文學。現在的讀者，尤其是外部讀者對這個地帶的要求發生了變化。從古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邊疆地帶都是被開拓的一個地帶。我們讀漢代的作品，唐代的邊塞詩，還有很多其他作品，我們看見了一種歷史的表達。甚至包括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代、第二代藏族作家的主要作品最早也是對這樣一個主題的回應——新邊疆的開拓、解放軍進軍……但在80年代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第一，這樣一個過程已經完成了。過去歷朝歷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邊疆建立過這麼直接的政權，現在直接政權已經建成了。清朝改土歸流，打了許多仗，也只是在少部分地方實行改土歸流，在大部分地方還是失敗的。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個歷史迅速地結束了。80年代之後中國進入了消費社會，這時候的對邊疆地帶、少數民族地區的看法又發生了變化。二戰之後每個國家的邊界就確定了下來，今天中國和周圍國家的主要爭執還是因為過去邊界不確定。中國今天要確定一個邊界是很困難的，有海洋上的爭端、陸地上的爭端，到底這個地方原來該是誰的？現在這些地方對普通公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比如西方人常用西藏代替整個藏區。今天藏區對世界而言意味著什麼？在過去整個藏區比較封閉的時代，從19世紀開始，許多外國人總想去西藏，卻不讓去，於是他們便偷偷地去，很多人還死在了路上。大家知道的，有個法國人大衛·尼爾，收了個藏族養子、化了妝長期待在康定，就是為了能找個機會偷偷溜到西藏去。到1904、1905年英國人說你不讓我去，我就用大炮來開路，幾千人的軍隊打到了拉薩。所以開放就開始了，不可挽回地開始了。實際上就開始描述這個地方。別人是怎樣描述的，是什麼時候開始描述的？我們怎樣看待他們的描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