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目的地是班加西的烏祖酒店。這裏已經變成了一個新聞中心，大堂放了一塊巨大的黑板，過渡政府如果有記者會，就會在黑板上寫上時間，地點就在烏祖酒店裡面。互不相識的記者們顯得非常友善，我們抵達的第二天早上，剛剛坐下準備吃早飯，一個背著雙肩包、穿著西裝、典型記者裝束的男子走過來，聲音很靦腆：「打擾了，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記者，外面的黑板寫了，麥凱恩九點鐘在高等法院那裡有個活動。」我低頭一看表，不到十分鐘九點。後來才知道，這個人原來是英國一家媒體公司的工作人員，協助過渡政府協調媒體採訪。

昨天晚上剛剛抵達班加西的我，對於整個城市還沒有任何方向感，不過職業習慣讓我知道，這是自己不應該錯過的採訪機會。趁著這名同行繞場一圈通知完所有吃早飯的人再次經過我身邊時，我叫住他，詢問去高等法院需要多長時間。「五分鐘，坐計程車，他們都認識。」從他有些詫異的神情看得出來，他意識到我是新到的記者，因為新聞中心就在那裡，身為記者，沒有理由不知道這個地方。

他告訴我，BBC正在打算通過海上，將一對採訪隊偷運到的黎波里。目前，只有官方邀請的記者才能夠進入的黎波里。而進入的條件是，必須呆在指定的酒店裡面，不能夠隨便外出，只能夠進行官方安排的採訪。這很像2003年美國開始向巴格達轟炸，薩達姆還沒有倒台的時候。那些日子，陪伴我們的是政府指定的翻譯，我們不能夠在街頭隨便拍攝。每天，新聞部會用一輛車安排我們去採訪那些政府說是被美軍炸毀的平民住宅。至於裏面住的到底是怎樣的人，沒有辦法核實。即便是街頭採訪，翻譯也會給我一個標準答案，永遠都是如何熱愛薩達姆。而這一點，過了好幾天之後才發現，因為我去美聯社傳送稿件的時候，他們的僱員是當地人，他聽完原聲以及英文翻譯之後告訴我，read.99csw.com翻譯把被訪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

想起出發之前看到的一篇的黎波里民眾寫的博客，這篇博客被翻譯成英文，講述的是他通過自己的玻璃窗，看到的的黎波里街頭的情況，題目是《恐懼中的幽默》。雖然不長，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種壓抑。對一些的黎波里的民眾來說，這種壓抑已經處於臨界點，只不過因為恐懼，還沒有爆發。

利比亞每天出口160萬桶原油。因為原油的的品質更好，價格也比一些中東國家昂貴。但是，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並沒有讓大部分利比亞人受惠。看看班加西這個城市，道路是破爛的，建築大部分是破舊的，就算是當地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也比不上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裡面的三星級酒店。整個社會似乎停留在中國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線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務上面有怎樣的投入。

不管是過渡政府的成員，還是普通的班加西民眾，和他們聊天時你會發現，經過兩個月，他們已經習慣了用國際標準的民主、自由、人權來表達自己的訴求。當然不是說他們的這些訴求是虛假的，或者只是為了取得國際社會的更多同情，但是，他們的這種反抗，經濟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點。

當然，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歡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時候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高樓多了，環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幾乎都集中在首都這個地方。根據美國CIA的統計數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亞人依然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以下。雖然在非洲，利比亞的人均收入遙遙領先，但是如果比較的對象變成中東的國家，不要說阿聯酋，只要和卡達進行比較，都會讓沒有富裕起來的利比亞人感到不滿和沮喪。

當我們趕到高等法院，麥凱恩的車隊已經到了。很像是在拍電影，麥凱恩在過渡政府副主席的陪同下，參觀這個現在已經成九九藏書為類似於埃及解放廣場的地方。現場有二十多個拿著利比亞國旗和美國國旗的民眾在那裡示威，麥凱恩則和這些示威者握手交談，從鏡頭上來看，場面很是熱鬧。

我很好奇，九點鐘，加上正好是星期五，伊斯蘭世界的休息天，街道上安靜得幾乎看不到車輛經過，為何會出現這些示威者。等到麥凱恩離開，謎底揭曉，示威人群里的幾個女性，本身就是過渡政府的工作人員。看來，這是一個安排給麥凱恩還有我們這些媒體的場面。如果說卡扎菲那邊對記者控制得非常嚴格的話，那麼在反對派這一邊，至少從現在來看，他們利用媒體進行宣傳的手法顯然已經非常熟練。麥凱恩的記者會舉行前，過渡政府的工作人員緊張地進行會場布置，背景當然是國旗，兩旁貼滿了寫著「自由利比亞」、「一個利比亞，的黎波里是首都」的標語。

酒店門口排滿了計程車，這個時候，外國記者是這個城市最好的顧客和僱主。在酒店大堂，坐滿了等候僱主一起出發的司機、翻譯，或者是在尋找工作機會的當地人。他們絕大部分很年輕，看到陌生面孔出現在酒店，就會上來詢問是否需要翻譯或者司機。

2001年採訪阿富汗反恐戰爭，我從塔吉克乘坐直升機到了北方聯盟的基地，一個距離喀布爾四個多小時車程的地方。誰都對喀布爾這個城市沒有任何印象，就算是和我們同行的經驗豐富的兩位英國記者。對於絕大多數記者來說，如果不是因為這場反恐戰爭，很少有機會去關注阿富汗這個地方。不過，我們都知道喀布爾的洲際酒店，因為那是記者們的聚集地。雖然不知道具體的位置，但是知道這是我們進入這個城市的第一個目標。我和我的同事攜帶的設備太多，只能夠分坐兩輛計程車。我們約定，最終在洲際酒店會面。

這同樣很像在喀布爾，我的翻譯就是在洲際酒店找到的，當我們在酒店等候同事的時候，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走上來，詢問我們是不是需要翻譯。這當然是我們最需要的。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尤其是當地人英文水平不高的地方，翻譯成為我們和當地社會連接的一個重要橋樑。當然，這些翻譯的英文水平非常差，在阿富汗，他們都是自學成才，依靠聽美國之音廣播，而在利比亞也是一樣，因為卡扎菲並不鼓勵民眾學習英文，特別是在1986年卡扎菲遭遇了美國的轟炸之後，民眾一直被教育要向西方社會宣戰。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開始陸續取消對利比亞的經濟制裁，卡扎菲開始了市場經濟改革，利比亞人才有機會接觸到西方世界。而互聯網，越來越多的阿拉伯語衛星電視，都成為利比亞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英文也成為年輕人渴望學習的語言，他們沒有機會在學校學習，就通過英語廣播以及電影和歌曲來學習。

他說，他只有一個希望，能夠從陸路到的黎波里。這也是我的希望。只要戰事平息，這個希望就可以成為現實。但是何時結束，這才是最關鍵，也是誰也不知道的問題。

每當一個地方出現戰亂，陷入無政府狀態之後，記者們蜂擁而至，總會有一家或者兩家酒店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類似新聞中心的地方。新來的記者不需要感到擔心，只要住進對的酒店，很快就能夠進入工作狀態。

遇到一個BBC的同行，一個住在倫敦的利比亞人。在酒店大堂，他主動走過來和我們打招呼。他的眼睫毛長長的，就好像假的那樣。後來我的同事告訴我，他被他的眼睛迷住了，呆看了好久。當然，這是中東人的天賦，這裏的男男女女都有著一雙漂亮的大眼睛，一副長長的像假的一樣九-九-藏-書的眼睫毛。

他說他在班加西已經三個月了。我忽然很同情他，因為我們的這份工作，很多時候並不是大家想象當中那樣浪漫。在一個地方呆上三個月，每天都要發掘出不同的新聞，最好還要有足夠的新聞價值，這對每個記者都是不小的考驗。從我以往的經驗來說，一個月已經足夠讓人煩惱，因為電視記者和報紙不同，需要畫面，需要被訪者站在鏡頭面前，而平面媒體則可以有很多的發揮，可以有細節的描繪，可以是關鍵人士私下透露的一個消息，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感悟。我總覺得，如果是平面媒體的文字記者，在一個地方能夠呆上一個月或者三個月，那是相當幸運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機會。但是，對於每天都要交功課的電視記者來說，如果每天都是靜態的新聞，觀眾很快就會失去興趣。這是現實，電視觀眾很多時候就是喜新厭舊。

在的黎波里採訪的同事，是一個月前在突尼西亞拿到的簽證。現在，突尼西亞的利比亞使館已經關閉了，北京成了目前還在正常運作的為數不多的利比亞駐外機構。簽證官的辦公室很小，裏面有四五個中方僱員，全部都是年輕的女孩子，她們圍著電腦在看網路新聞。想起同事告訴我，的黎波里的新聞官罷工，因為卡扎菲拖欠了他們一個月的工資，結果現金不夠，給他們發黃金，不知道這個使館的運作是否會受到影響？這些女孩子們的工資是不是會受到影響？2003年薩達姆倒台之後，伊拉克駐中國使館裏面就發生過糾紛，領事和大使爭吵，結果還開了槍，所幸沒有人受傷。

我明白BBC為何要這樣做，因為只有非官方的採訪，才有機會看到的黎波里正在發生怎樣的事情，也有機會聽到的黎波里民眾真正發自內心的聲音。當然，這樣做的風險很大，的黎波里剛剛宣布，抓了一名西班牙記者，而這名記者被允許和父母通電話。在沒有合法簽證的情況下進入的黎波里，被抓到https://read.99csw.com之後，至少是非法入境的罪名。

結果我沒有等到簽證官回來，於是把同事的護照又送去了使館，拿回了自己的護照，來替換班加西的同事。兩邊都有記者，這樣在篇幅、傾向性方便都可以進行很好的平衡，但是現在，因為的黎波里的同事簽證到期只能離開，替換的同事的護照還躺在利比亞駐北京大使館，只剩下我們一組人在反對派這邊。如何不讓觀眾感覺有偏向性，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件需要好好思量的事情。

我本來就打算吃完早飯去新聞中心，因為需要辦記者證。和在的黎波里不同，那裡的記者算是受到利比亞政府的邀請，可以辦理簽證。也因為這樣，活動範圍只是在酒店裡面，只能夠參加政府安排的集體採訪。在班加西，則是從埃及邊境過來的拿不到利比亞簽證的記者。到過渡政府的新聞中心申請一張記者證，只不過顯得正規一些。事實上，採訪的過程中，很少有人會檢查記者的證件，尤其是我們這些外國人長相，拿著攝影器材的人。

在酒店看到很多熟悉的，但是說不出名字的同行面孔。在阿富汗見過，在伊拉克見過。十多年過去，他們當中有的人頭髮也已經白了，就好像我自己，身心都已經不是十多年前的那種狀態。這應該是好事情，因為想的沒有那樣複雜，反而能夠從容面對。看著那些年輕同行緊張亢奮的樣子，終於明白了，經驗對於一個人來說，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聊起在米蘇拉塔死亡的兩名同行。就在我和我的同事抵達班加西的當天晚上，他們的屍體被運回了班加西。死亡是記者這個職業要面臨的風險之一，特別是進行戰地採訪。也因為這樣，國外的記者都有高額保險，以及高額收入。特別是一些大媒體，他們的收入是按日計算的，每天有差不多幾千美元的報酬，而這些錢，是直接給他們指定的家人。高投入培養出經驗豐富的戰地記者，但是，即便是身經百戰的人，只要是在戰場，和死亡的距離就只有一線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