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由地表達，表達我真實的想法，不是別人要求我說的東西。這是第一次我沒有了恐懼，我終於擁有了言論自由。

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對者面臨的是來自政府的懲罰，而在班加西，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表示支持卡扎菲，即便只是一個普通的民眾，因為這同樣不被容忍。但是，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應該有自由多元的表達，即便被公認為是錯誤的，如果不違反法律，那麼為何沒有存在的空間？支持卡扎菲，只要不涉及暴力，無論如何都只是人們自我的選擇。但是很可惜，在這個時候，這是不被允許存在的選擇。

「只要能夠幫助我們取得自由，我不關心到底是西方國家還是阿拉伯國家。但是，必須承認一點，當美國把指揮權交給了北約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進展並不令人滿意。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國家。我們不需要他們的軍人，但是，我們需要他們提供武器。卡扎菲是不可能自己下台的，我們需要武器把他趕下台。」

在班加西的街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這樣一張照片，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被放在了三色革命旗幟中間。2月19日，這個年輕人在政府軍連續第三天向示威民眾開槍之後，他在車上放上了煤氣罐，開車撞向了軍火庫的大門。這個班加西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在利比亞國營電視台的報道中，自然是一名恐怖分子。

入夜的班加西，酒店外又響起了槍聲。這已經成為班加西夜晚的常態。或許有一天的晚上，安靜得聽不到槍聲，會讓人覺得不習慣。

我也好喜歡這些年輕人。他們是那樣的精力充沛，那樣的美麗和聰慧，他們應該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裏面成長，可以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讓外界了解他們。在這層樓裏面，太多漂亮聰明的男孩女孩，充九-九-藏-書滿了生氣。想象一下就在兩個多月前，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用這樣的方式展現自己的才能。他們甚至不能夠擁有現在這樣的表情，因為隨時會因為一些無意之中的表達為自己招來麻煩。

他們的辦公室在一座政府大樓裏面，左拐右拐，推開門，寬敞的大廳分隔成了好幾個辦公區域，從這些辦公區域的布置看得出來，這些都是媒體，有報紙、雜誌，還有電台。每個辦公區域都有幾個年輕人在那裡工作，和街頭那些拿著槍、揮舞著三色革命旗幟的年輕人比較，他們顯然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而身上的穿著顯示出家境都很不錯。

訪問結束，我們聊起局勢。我很好奇，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到底希望西方國家在他的國家正在面臨的問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因為下午約了過渡政府副主席做專訪，需要一個能夠準確地把阿拉伯文翻譯成英文的人，我打電話給其中的一個年輕人，希望他能夠幫忙。我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結果他一口答應了，很準時地出現在酒店大堂。這樣的年輕人很多。對於有些人來說，我們這些記者的到來，自然是做生意的好機會，於是，酒店大堂裏面充斥了自薦當司機和翻譯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會主動走過來問我們，是不是需要志願者，他們願意一天工作二十四個小時。

約好了採訪幾個年輕人，他們自己做了一份報紙。

所以我決定讓全世界來看一眼我的生活，一個普通的利比亞女孩的生活。

現在，在班加西，街頭報販在車流之間穿梭賣報，數一下，至少有四份報紙，這還沒有算各種各樣的周刊、周報。城市還沒有恢復正常，媒體忽然變得活躍起來，說不定會是最先復活和發展的一個行業。

這樣的情形並不陌生。2002年底去阿富汗，喀布爾ｈｔtｐs://reａｄ.９９ｃｓｗ.com已經有了幾家電台，女性也開始在電視台出現，這在2001年11月之前屬於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樣在巴格達，也就在薩達姆倒台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街頭出現了只有一版的報紙，在茶館，人們一邊喝著阿拉伯紅茶，一邊饑渴地讀著這些印刷粗糙的報紙，這成了人們了解自己的國家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主要途徑。

我們在酒店吃晚飯，兩個年輕人走過來，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紹：「我們是記者，我們正在做一個調查，能否花你們幾分鐘時間？」

利比亞人被壓抑得太久了，我們被我們所謂的領袖向全世界代表了我們，讓全世界以為我們是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頭腦簡單的人，但我們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和你們沒有太大的區別。

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於受害者、革命者的定義截然不同。而在利比亞，讓人覺得無奈的是，對立的雙方都是自己的同胞。當平民拿起了武器之後，濫殺無辜平民的定義又該如何界定？倫理道德，在衝突面前，變得不再黑白分明。

那兩個年輕人還沒有出現，我就被他們辦公區域旁邊的一群年輕女孩吸引住了。她們正圍著電腦在討論著什麼。她們辦公區域的標誌是英文的，是一份周報，名字非常有意思「Berenice Post」。Berenice是古代希臘語，意思是「勝利者」，是希臘人給班加西起的名字，而在義大利人佔領了利比亞之後，他們用自己的發音為班加西起名「Berenice」。

「你到我們的國家，最有興趣的是什麼？」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其中一個男孩拿著筆，準備記錄我們的答案。

這份報紙售價五毛第納爾，相當於三元人民幣。由十四個從十七歲到23歲的女孩子經辦，從封面設計，到排版、社論，阿九-九-藏-書拉伯、英文雙語，每期印刷兩千多份。篇幅不多，只有三頁六版，而且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稱之為宣傳刊物更加適合一些。至於經費，剛開始是這些女孩子的家人拿錢出來資助她們，在第一期出刊之後，她們已經得到了一家銀行、一家私人企業的資助，至於這個辦公地點，則是過渡政府下面的青年委員會專門為年輕人提供的地方。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我們，正是我們這次革命的許多理由之一。

遇到這些年輕人是一個偶然。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們的問題，我們是記者，我們對任何事情都感興趣。」他們的問題讓我很為難，問題過於寬泛，似乎更應該問遊客，不過誰都知道，在這個時刻，不會有遊客來到這個地方。

天哪，我好喜歡這樣！

他的觀點和他的同伴並不相同。就在上午，當他的同伴終於在辦公區出現之後，我們沒有聊關於他們這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更有興趣知道，這些年輕人對於這個國家目前的處境的看法，尤其是這些具有語言能力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輕人。

當地人說，多虧有了衛星電視。

兩個年輕人站在那裡，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繼續他們的調查。很快我們的身份開始掉轉，我變成了提問者，因為我對他們充滿了興趣，兩個利比亞大學生，能夠講流利的英文，自己在辦報紙，這和我自己對利比亞年輕人的想象有太大的距離。

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曾經搞過一個電視台。在英國接受教育的他，被視為頭腦開放的改革派九_九_藏_書。不過很可惜，儘管他是卡扎菲的兒子，這家電視台並沒有生存太長的時間。他辦的兩家報紙倒是生存下來了，只是和國營報紙並沒有分別，當然，這也是這兩份報紙最終能夠生存下來的原因。

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覺得很開心，我喜歡音樂、藝術、電影，我的房間裏面貼滿了我喜歡的樂隊、球星的海報。我們和所有十七歲的女孩一樣，不能沒有手機，不太喜歡讀書，但是卻會努力取得好成績，好讓父母滿意。

「到目前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男孩聽到我的答案，顯得頗為失望，但還是繼續嘗試。

在討論了一陣之後，她們推舉了其中的一個女孩接受訪問。她只有17歲，是一名高中學生，不過不要小看她，她是這份報紙的創辦者之一。

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在臉譜網和推特網上面，我們喜歡攝影、旅行，喜歡發掘新的事物，喜歡遇見陌生人，喜歡去有趣的地方。

「你提的問題真的很難回答，因為這是一個一直讓我覺得非常矛盾的問題。我們自己國家的事情，當然希望依靠我們自己來解決。我們有足夠的人，有信心可以自己來解決。但是，如果沒有北約的轟炸，你也知道，會有更多的平民死亡，看看米蘇拉塔。如果真的要派出地面部隊，我不希望看到西方國家的軍人，我希望看到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藍帽子們。」

女孩子說，希望我用她在網路上的ID、ATEM。她化了淡妝，皮膚白皙。她在其中一期的報紙上，寫了這樣的一篇封面文章，題目叫做《你們這些利比亞的女孩》。在這篇文章裏面，她描繪了一個普通的利比亞女孩是怎樣的樣子，因為她發現，原來很多外國人眼中的利比亞女孩的印象讓她覺得好笑，和她自己所認知的利比亞女孩有如此巨大的分別：

局勢似乎並不是看上去那樣平靜。米九九藏書蘇拉塔的戰事越來越激烈，政府軍開始轟炸港口，這是唯一的一條生命線，是救援物資和難民傷者離開的唯一通道。在埃及和利比亞邊境，以及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邊境，發現有卡扎菲的雇傭兵進入利比亞境內，他們的目標正是班加西、圖布魯克這些被反對派控制的東部城市。

在利比亞，一直以來只有國營媒體：一家國營電視台，有三個頻道，包括一個體育頻道、三份報紙。和當地人說起這些電視頻道，他們說，只要卡扎菲出來講話，所有頻道節目都會暫停，播放同樣的畫面，即便球賽正在進行當中。

就在今天，聯合國的調查小組到了的黎波里，準備對從衝突開始到現在的人權狀況進行調查。他們在去的黎波里前，在班加西已經展開了工作，這讓大家放心了不少。誰都知道，如果調查只是在的黎波里進行的話，真相到底可以獲取多少，真相是否具備可信的來源，都是讓人擔心的問題。

「我們是記者，我們的工作就是記錄我們看到的東西，所以很難告訴你，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因為從工作的層面，我們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至於私人層面，我們還在了解這個地方。」他們的問題，讓我不自覺地開始用老師上課的口氣。他們讓我想到自己在浸會大學教的那些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提問就是這樣的方式和風格。當然，這源自於一種相當接近的思維方式。

他們的英文沒有口音，長著一張輪廓清晰俊俏的臉，更接近白種人的樣子。經過了歐洲殖民統治的利比亞，這樣的人很多，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就有個外號叫做「歐洲人」。我的兩個男性同事，事後都不斷地讚歎他們的帥氣。

所以你和我沒有太大區別，讓我們變得隔閡的，是我缺乏表達自己的能力，表達我的思想，向世界展現我是怎樣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