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戰局開始拖得讓我們這些外人覺得有點煩躁，但是對於班加西人來說，採取的是一種「不管它」的態度。也因為這樣，他們的生活可以從容地如常進行。

訪問班加西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他說，和非洲交往，疏遠阿拉伯國家，這是因為卡扎菲從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他發現在阿拉伯聯盟裏面，願意聽他的人不多，於是轉向了非洲。經過向非盟的大灑金錢，他把自己當成了非洲的老大。而確實，因為屬於非盟，雖然以利比亞的石油產量，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應該比一些中東國家還要高，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利比亞在非洲排在了第一。這讓卡扎菲在非洲更加有底氣。

他做過一年的非盟主席，但是他的做派讓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看不順眼。他經常遲到，而且在會議上自顧自發言，不聆聽別人的講話。他會把曾經討論過的議題重新再講一遍，而為了推銷他的成立非洲洲際國家的構想，他在知道會遭到非洲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反對之後，乾脆繞過他們，直接和非洲的文化領袖、部落首領和國王交往，希望通過他們向所在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施加壓力。當然，這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引發了不少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反感。

今天中午去那家義大利餐廳，居然滿座。就在等待我們的午餐上桌的時候，那個埃及服務生為旁邊一桌端上了一個點著兩枝蠟燭的蛋糕，我這才明白，那束放在一旁的紅色玫瑰花，是一份生日禮物。

卡扎菲在2008年的時候說過，他要做萬王之王，king of the king，意思是，他要在所有的非洲部落國王之上，成為他們的統領。這讓我想到了獅子王，但是在班加西的街頭，在那些拿卡扎菲開涮的標語裏面，有人用同樣的語序寫下「the king of monkey（猴子王）」。這其實反映了當地人的一種情緒，他們並不希望把自己當成非洲國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利比亞屬於阿拉伯世界。

那個每次和我們外出採訪，都會帶著一枝AK47的司機兼翻譯，一直九九藏書以來都讓我和我的同事們覺得有些神秘。他總是很忙，即便是和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總是有很多的電話，還有一些正在手頭做著的事情。他甚至會告訴我們，每天他只能夠工作到幾點鐘，因為之後他沒有時間。他不太在乎金錢，但是幫助外國記者也並非是他的興趣。從他每次和我們外出採訪的表現可以看到，他在利用這些機會結識被採訪對象以及周邊的人，因為他總是表現得過於主動，以至於忘記了是協助我們採訪的翻譯的身份。

政府的反應引發了基督教徒的不滿，他們認為政府這樣做，是想把這次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不再追查事件背後的真相以及真正的目的。大約兩百名基督徒青年，聚集在發生爆炸的教堂附近，拍手高叫口號，抗議亞歷山大警方封鎖了現場，不讓基督徒進去。局面很快演變成衝突。

2001年，當小布希宣布反恐戰爭開始的時候，一股愛國的情緒瀰漫著美國，讓公眾帶著受害者情緒，發自內心支持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媒體。這個時候，質疑政府會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但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卻證明政府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會採取任何手段，原本應當充當「看門狗」角色的媒體，有機會阻止政府走得太遠，但是卻沒有。

還沒有等我們開口點飯後的熱飲，服務生已經幫我們作了決定：「三杯綠茶，加薄荷葉。」

這是在班加西呆了兩個多星期之後，覺得非常有趣的事情。這個地方，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這裏穿梭，顯然都在為自己在未來的新政府架構裏面尋找一個位置。前些天採訪拿到一張卡片，上面的頭銜是過渡政府外交部大使，當我們聊起另外一個過渡政府官員的時候，這位大使會流露出很不屑的神色，覺得對方很不稱職。而不止一次在記九-九-藏-書者會上，過渡政府發言人會提醒在場的記者，過渡政府的發言人只有他一個。儘管這樣，在告訴記者每天記者會安排的黑板上，隔兩天就會出現新的發言人的名字，只不過級別不同，代表地方而不是整個過渡政府，但是對於記者來說，其實並沒有分別，反正是都代表了反對派一邊的官方表態而已。

在埃及開羅，一批穆斯林包圍了一座基督教堂，理由是一名女基督教徒已經轉信了伊斯蘭教，但是卻被教會控制。最終，一場衝突，一場大火，至少12人死亡，180多人受傷。在埃及，基督教徒占人口的大約一成。

白色陶瓷茶杯裏面，綠茶照例傳來一股香氣。知道我們期待已久，服務生特地在茶杯下面的碟子上，放了一串薄荷葉。鮮嫩的綠葉，浮在熱氣騰騰的水面，襯托出白色瓷器的光華。陽光透過落地窗帘的縫隙灑落在玻璃桌上，我告訴自己，不管它，先優雅地喝上一口薄荷茶。美好的未來就像這片綠色的葉子，只要肯等待，總會出現的。

玫瑰，還有蠟燭，有些出乎預期。也許是因為根據自己的想象，這裏的人應該處於一種等待的狀態，不會有這樣的閒情逸緻，享受美食，享受鮮花，享受家人朋友團聚的時刻。

這些雇傭兵主要來自黑非洲，貧窮是這些人願意為錢而戰的原因。在利比亞，有數萬名來自黑非洲的外國勞工，他們為了逃避戰亂和貧困而來到這裏，沒有想到又因為戰亂而逃離。一艘滿載勞工的船，從利比亞前往義大利一個小島的時候撞到了礁石，不少人要跳海求生，還好被海岸巡衛隊全部救了起來。而在和埃及、突尼西亞邊境接壤的難民營里，非洲勞工、孟加拉國勞工佔了最大部分。

之後媒體進行反省，自我檢討。但是，當拉登死訊傳出來的那一霎那，美國媒體的身上又出現了那個時候的影子。看著奧巴馬意氣風發的樣子，不得不為他擔心，這樣的高調，這樣的鋪排，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告訴美國民眾，甚至是全世界民眾，政府有能力保護國家和國民的安全，還是告訴大hｔｔｐｓ://read•9９cｓw.com家，美國政府終於為那些死去的美國人報仇雪恨了？

早上原本約好默罕默德採訪關於雇傭兵的話題，他的手機裏面有一段片斷。在班加西的一座房子裏面，他和他的同伴搜查出了一堆查德雇傭兵的照片，還有支票。但是，他打電話來說，自己會比預定的時間晚到一個小時。過了一會兒，我的電話響了，是一個陌生人，他說自己是默罕默德的朋友，默罕默德不能夠接受訪問，因為他現在已經是過渡政府軍方裏面的人。

今天的新聞頭條是埃及。

在穆塞維尼眼中，卡扎菲的其他問題還有：在非盟不尊重非洲國家甚至干涉非洲國家內政；對蘇丹南部達爾富爾的局勢視而不見；有時候和極端份子交往過密，以致於分不清他是否和恐怖活動有關，即便目標正義。這也是黑非洲解放運動和阿拉伯世界不同的地方，因為前者會非常清楚自己針對的只是軍事目標，而後者只要覺得自己的出發點是對的，就不管手段如何，不管被攻擊的是不是包括了平民。如果分不清這一點的話，就很難和恐怖主義擺脫干係。

不過穆塞維尼也指出，卡扎菲和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在蘇丹南部全民公投前親自前往蘇丹首都，建議蘇丹總統尊重公投結果，發揮了正面作用。也因為這樣，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對卡扎菲有點愛恨交織。

拉登的死訊傳來的時候，一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兒子的美國夫婦一點都不興奮，他們反而有更多的擔憂，擔心那些歡欣鼓舞的畫面，擔心政府勝利者的姿態，會讓美國和阿拉伯世界更加對立。他們不想看到消滅敵人的方式，他們更希望看到公開審訊的方式，因為用暴力對待暴力，讓他們擔心會種下仇恨的種子。

一切是越來越糟糕，還是越來越好？其實永遠都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在變好的過程中，總是會有糟糕的事情出現；同樣在變糟糕的同時，也不會抹去所有的美好。但是方向總是有的，而在這個阿拉伯世界再次覺醒的時候，至少我看到的，是向好的那一面。

薄荷葉，是我們等待了很久九九藏書的東西。兩個星期前，這家餐廳的薄荷葉用完了。因為少了那一片新鮮薄荷葉，總覺得眼前的綠茶少了一份甘香。

而事實正是這樣，如果說，整個阿拉伯世界，太多穆斯林帶著受害者的心態，從殖民歷史到現在反恐戰爭下的歧視，讓極端宗教勢力可以找到自己的跟隨者，那麼同樣的，太多美國人帶著受害者的心態，用愛國的名義同樣會走向極端。

雇傭兵的新聞做不成了，因為電視新聞需要畫面，還需要親身經歷者的講述來證明畫面的真實性。不過雇傭兵在當地不是新聞，誰都知道卡扎菲付錢給來自查德、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這些和利比亞邊境接壤的鄰國的人，他們通過這些邊境進入利比亞的沙漠地帶集合。雖然雇傭兵來自這些非洲國家，但是並不是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支持卡扎菲。非洲雇傭兵存在已久，英國就有一家公司專門提供雇傭兵。對於卡扎菲來說，雇傭兵很多時候要比政府軍士兵可靠，因為他們和當地人沒有聯繫，當他們開槍的時候，即便是面對平民，也不會產生抵觸情緒。國際刑事法庭在提交利比亞官員違反人權法案的證據裏面，就包括了他們聘用雇傭兵，以此來證明卡扎菲對自己的士兵缺乏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是否存在反對派指控的謀殺，則要等待法庭公布更多他們掌握的證據。

CNN和BBC，還在不斷播放著和拉登有關的新聞。五角大樓又提供了一些新的畫面，拉登坐在那棟樓房裡面，看著自己在電視上面出現的樣子。他顯得蒼老，和一個步向暮年的普通老人沒有任何區別。也許，這正是美國政府想要達到的效果，告訴這個世界，拉登只是一個和別人沒有分別的普通人而已。

這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後的埃及。類似的事情，穆巴拉克執政的時候也發生過。就在2011年的1月1號，亞歷山大的基督教堂發生爆炸，導致21死79傷，當局把事件定性為自殺式炸彈襲擊，總統穆巴拉克誓言追緝主謀。

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在《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他說，卡扎菲1969年上台的時候，當時還是大學三年read.99csw.com級學生的他和其他非洲人一樣大聲叫好，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卡扎菲是前埃及總統納塞爾所代表的民族主義以及泛阿拉伯主義的繼承者，事實上確實是納塞爾的自由軍官行動激勵了年輕的卡扎菲。

為錢而戰，雇傭兵的動機非常簡單。在英文裏面，mercenary這個詞還有一個解釋，就是「唯利是圖者」。除了在非洲戰場上，被一些政府直接僱用的雇傭兵之外，從90年代開始，也出現了集團式公司化經營的模式，全球有大約一百家這樣的雇傭軍公司。和利比亞的學者聊天，他們對於出現這樣的雇傭兵一點也不驚訝，英國的一家雇傭兵公司在非洲就非常出名。也因為這樣，如何看待這些雇傭兵公司，是純粹的商業機構，在商言商，還是一些人認為，背後隱藏著國家的身影，那又是見仁見智的判斷。

也有人選擇不走。在科斯塔咖啡店裡面，我們見到了戈比，一個25歲的來自迦納的年輕人。他來到班加西已有五個月，負責咖啡店的清潔，還有服務。衝突開始之後，他沒有離開。他是幸運的，因為咖啡店很快就恢復營業，這讓他依然可以有收入。我們聊起卡扎菲，戈比說，他很早就知道卡扎菲願意和非洲交往，也和非洲領導人有很好的關係。問他，如果卡扎菲下台，是不是擔心利比亞和非洲國家的關係疏遠，他們這些人到利比亞打工會不會變得困難，他想也不想地說：「應該不會，到時候投資會更多，比如歐洲人會來，美國人會來。」

但是，他指出了卡扎菲在非洲事務上的四宗罪，包括70年代派出利比亞民兵參与烏干達內戰，為前總統阿明撐腰。當時，卡扎菲認為阿明是穆斯林，烏干達的內戰是穆斯林遭到了欺負，於是介入了這場戰爭。但是，在烏干達以及坦尚尼亞人看來，卡扎菲的行為等同侵略。

只是，從奧巴馬宣布拉登死訊那一刻開始，看著電視屏幕上歡呼的美國人，我的心很不舒服。為何要慶祝一個人的死亡？是否這個世界所謂的勝利，就是以另外一方的死亡作為界定？當美國政府向恐怖主義宣戰的時候，卻在用同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