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拜讀過的晚近歐洲史學者中間，特別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謝的是哈羅德·詹姆斯、馬克·馬佐厄、安德魯·莫拉夫斯克。他們的著作明顯地影響了本書的各個章節。在研究現代歐洲的學者中，我要特別感謝博學的艾倫·S·密爾沃德對戰後經濟的創新研究。

我在歐洲各地的朋友們、同行們和讀者們教給我的歐洲大陸晚近歷史和當前歷史的知識，遠遠勝過我自己點點滴滴地從書本和檔案館里收集的資料。我要特別感謝克爾齊茲托夫·齊蘇斯基、彼得·凱爾納、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納、克爾齊茲托夫·米哈爾斯基、米爾西·米哈伊斯、伯爾蒂·穆斯里烏、蘇珊·尼曼和戴維·特拉維斯等人的慷慨幫助。我要感謝伊斯特凡·雷夫堅持要我參觀布達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無論這種體驗令人多麼不愉快，畢竟值得一看。在紐約，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頓、凱瑟琳·弗萊明和傑羅德·西格爾慷慨付出時間和思想。迪諾·布圖羅維克善意地幫我仔細檢查我對南斯拉夫語言的複雜現象的敘述。

本書極大地受惠于紐約大學的一批學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倫博士、丹尼爾·科恩博士（現今在萊斯大學）和尼科爾·魯道夫博士——用他們自己的歷史研究成果幫助我理解戰後歐洲史，我謹向他們致謝。另外一些人里，傑西卡·庫伯曼和艾維·帕特九九藏書作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米歇爾·平托和西蒙·傑克遜毫無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經驗的圖片研究，米歇爾負責安排許多同內容最相關的插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紮起來的列寧雕像的照片，為第三部分的結尾增色不少。亞力克斯·莫洛特勤奮地尋找和積累已發表和未發表的統計數據報告和系列數據，像本書這類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賴這樣的確切數據。說實話，若沒有這些數據，這本書就寫不成。

首先，這類書是站在其他書的肩膀上的。現代歷史經典著作中使我們得以找到靈感和範例的有埃瑞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喬治·利希泰姆的《20世紀歐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國史》，還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種願景的消逝》。這幾部書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彼此迥異，它們的作者無疑九_九_藏_書都有淵博知識和學術自信心，這在他們的後繼者中間已很罕見——而且他們思路清晰的寫作風格應該成為每一位歷史學者的楷模。

我非常感謝紐約大學藝術科學系的先後幾任系主任——菲利普·富爾曼斯基、傑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萊——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為鼓勵別人研究和討論歐洲問題而建立的雷馬克研究所。若沒有伊維斯-安德烈·伊斯特爾的慷慨支持和保護，我就不可能創建雷馬克研究所（它主辦了許多研討班和講座，從中我受益良多）。若沒有研究所所長傑伊爾·凱斯勒任勞任怨而且特別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馬克研究所的同時寫出這本書來。

本書與義大利有關的一些章節得益於保羅·金斯伯格的著作，而關於西班牙的幾章得益於閱讀著名學者維克特·佩雷茲-達埃茲的著作和聆聽他的高見。我特別要感謝他們兩人，還有安妮特·維維奧卡，她對戰後法國在大屠殺猶太人問題上的曖昧反應所做的權威性分析《驅逐出境和種族滅絕》深深地影響了我對那段棘手史實的敘述。我對「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的歐洲」的思考大多受到傑出的國際法專家安妮-瑪麗·斯勞特著作的影響，她對「崩潰的國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為歐盟形式的國際治理辯護，這不是因為此舉在本質上更有利或代表著一種理想模式，而是因為在我們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別無他法。

我同樣感激我的著九九藏書作權代理人安德魯·威利和莎拉·查爾方特的友誼與高見；他們自始至終支持這樣一個項目，儘管不曾預料到時間延長和篇幅增大。在感謝編輯拉維·默欽達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斯科特和他在企鵝出版公司的同事簡·弗萊明，正是有賴他們這本書才成功出版。感謝列昂·維斯爾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開闢的著名藝術專欄首先以雜文形式發表了對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評價意見。使我在專業問題方面受益最多的無疑是羅伯特·西爾弗斯，他是《紐約書評》的主編，一位無與倫比的編輯，多年來他一直鼓勵我在更大的政治和歷史視野中漫步，這種冒險給我帶來許多風險，也帶來許多益處。

我的家庭在戰後已經生活了很長時間——我的子女們在戰後度過了整個青年時代。他們不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給他們帶來的煩惱，而且對本書的內容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丹尼爾確定了本書的書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我的妻子珍妮弗為本書貢獻甚多——她至少將書稿仔細閱讀了兩遍，並且提出建設性意見。但是本書作者欠她的實在九_九_藏_書太多，故《戰後歐洲史》題獻給她。

於是，無人敢立志寫出一部包羅萬象的或者確切的當代歐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點力不勝任：作為戰爭結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書描述的大多數事件處於同一時代，而且隨著寫作的進程，我能記起所見所聞——甚至親身參与過——的這段歷史中的許多事情。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還是更難以理解戰後歐洲的史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這些記憶有時可以導致客觀冷靜地解決歷史難題。

本書不冀求採取一種類似奧林波斯山上諸神的超然態度。我希望《戰後歐洲史》堅持客觀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種對晚近歷史的個人解說。說得難聽些，本書是「固執己見」的。它的有些判斷可能會引起爭議，有些可能會是錯誤的。凡人皆會犯錯。但無論如何，它們是我自己的判斷——儘管任何差錯都會溜進篇幅這麼長、範圍如此廣的一本書里。如果本書存在這類差錯，但至少有些評價和結論經得起時間考驗，那麼也應該大部分歸功於許多學者和朋友，他們使我在研究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獲益匪淺。

就我熟悉的中歐和東歐歷史而言，這是一般歐洲史家們經常關注的課題，但都由西歐的專家們撰著，而拙著得益於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凱瑟琳·梅麗代爾、馬齊·肖爾、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魯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從蒂摩西·read.99csw.com加爾頓那裡學到的不僅是關於中歐的知識（這是他本人多年來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關於「東方政策」（Ostpolitik）時代兩個德國的情況。在多年來同揚·格羅斯交談的過程中（我得益於他的開創性著作），我不僅了解了波蘭歷史，也學會了如何理解戰爭的社會後果，他在這方面的著作里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洞察力和人性關懷。

歐洲是最小的一塊大陸。實際上甚至可以說它不是大陸——它只是同亞洲連接的一塊次大陸。整個歐洲（俄羅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萬平方公里——小於巴西2/3的國土，比中國或美國的一半面積略多無幾。與面積1 700萬平方公里的俄羅斯相比，歐洲簡直像個侏儒。但就其內部差異和鮮明對比而言，歐洲是獨特的。根據最近統計，它包括46個國家。其中大多數國家包含著各有自己語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許多國家雖無州（邦），卻合併了其他民族和語言；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疊合的歷史、政治、文化和記憶；每一個國家都被翔實地研究過。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短暫的60年歐洲歷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獻，就已經是無窮無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