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答案是：（馬克思主義）左派向1918年後的奧地利引入國家指導的計劃、屬於市政的公共服務系統和集體化的經濟活動的企圖不僅失敗了，而且還直接帶來了逆向反應。舉個最著名的例子來說，波普爾就斷言，他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被他們對「歷史規律」的信仰所麻痹，根本不是法西斯主義那種激進的能量的對手——法西斯主義者行動了。問題在於，社會主義者過分相信歷史的邏輯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義者對這兩者都不感興趣，絕對合適插手進來。

在那些年間，阿隆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毫不動搖的反對，和對美國的清醒的支持，儘管他從不否認美國的弱點。伯林因為他1958年的《兩種自由概念》的演說而出名，他區分了積極自由——追求只有國家才能保障的權利，和消極自由——個人不受干涉、自行其是的權利。儘管伯林將自己看作傳統自由主義的終結、同情他所認同的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所有改革願望，伯林還是成為下一代新自由主義者的奠基參照。

胡克像那個年代的很多美國人一樣，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反共鬥爭。這樣，他的自由主義在實踐中就演變成了對開放社會的傳統自由的辯護。按照傳統的美國標準，胡克這樣的人是社會民主黨人，只不過不這麼稱謂罷了：他們和其他像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那樣的美國「自由派」一樣，偏好同一類歐洲政治思想和實踐。但是，他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反感，又為他和更傳統的保守主義者架設了一道橋樑，在這道橋樑上，兩派在未來一些年間的步調越來越趨於和諧一致。

在歐洲大陸，保守派精英們為他們對佔領國的妥協（及更糟的行為）付出了代價。在東歐，中間和右翼的老黨派被他們的共產主義後繼者殘酷地摧毀了，但即使是在西歐也沒有傳統保守主義派的地盤。新一代的溫和派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瑪格麗特·撒切爾、羅納德·里根和更舉棋不定的法國總統瓦列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ery Gidcard d' Estaing）是第一批冒險與戰後共識這樣決裂的第一批主流中間偏右派政治家。誠然，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已經開始向那個方向進軍，但是結果是災難性的。6年後，未來的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試探著提出了更自由的市場和更受限制九-九-藏-書的政府的提案；但是，人們激烈地、不公平地指責他「不合時宜地」求助於過時的經濟主張，於是只得草草鳴金收兵。

哈耶克的提議正好相反。在他1944年的經典《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他寫道：

從納粹吸取了錯誤的教訓，或者孜孜不倦地應用其中極有選擇性的幾條，中歐的知識分子難民在發達的戰後西方使自己邊緣化了。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戰後社會民主黨信心最足的時候寫道：「現在，沒有人相信曾經十分流行的哈耶克學說：市場機制的任何干預，都一定會引導我們走上引向極權主義的滑坡。」

認為他們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注重實際的人，通常是某個死去了的經濟學家的奴隸。掌權的瘋子，能在空中聽見聲音，正從幾年前某個三流學者那裡提取他的狂熱。我敢肯定，和思想的逐步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大大誇大了。

復興右派的任務變得容易，一是由於時間的推移——人們忘記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苦難，他們也隨之更容易受到傳統保守主義聲音的吸引——也是由於他們反對派的原因。學生運動的自我陶醉、新左派理論家和60年代一代的流行文化，招致了保守主義的反彈。右派現在聲稱，我們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大陸甚至「西方」的「價值」「民族」「敬意」「權威」和遺產、文明，而「他們」（左派、學生、年輕人、激進的少數派）對此既不了解也不同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劇變和維也納短暫的社會主義市政試驗（哈耶克和熊彼特參与了經濟社會主義化的辯論），奧地利於1934年發生了一次反動政變，然後在四年之後又遭受了納粹入侵和佔領。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年輕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們因為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的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將把他們的寫作集中聚焦在他們有生以來最關鍵的問題上：為什麼自由主義的奧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義？

可能值得提醒一下，即使是哈耶克，也不能為他的門徒的意識形態上的簡單化負責。像凱恩斯一樣，他把經濟學當作詮釋學，不能用來預言或精確化。如果在哈耶克看來計劃是錯誤的九_九_藏_書，那是因為計劃只能以計算和預測為基礎，而預測基本上毫無意義因而是非理性的。計劃不是一個道德錯誤，更不是什麼基本原則上的不良現象。它只是簡單地不可行——而且，如果他前後一致的話，哈耶克還會承認，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市場機制的「科學」理論。

區別當然是，計劃如果要見效，就需要強制推行，這樣它就會通向獨裁——哈耶克的真正攻擊對象。有效的市場可能是一個神話，但至少它不會導致自上而下的強迫。儘管如此，哈耶克教條性地拒絕中央控制招致一種……教條主義的指責。正是邁克爾·歐克肖特認識到「哈耶克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教條：「一種抵制所有計劃的計劃可能好過它的對立面，但它屬於同一種風格的政治。」

在哈耶克和他同時代的人眼裡，歐洲的悲劇就是這樣由於左派的缺點而產生的：首先是因為左派不能達到它的目標，然後是因為它不能抵擋來自右派的挑戰。他們殊途同歸，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保護自由主義和開放社會的最好、實際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將政府排除在經濟生活之外。如果將權威阻擋在一定距離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動機如何好——被禁止計劃、操縱或指導他們同胞的事務，那麼，右派和左派的極端分子都一樣會受到牽制。

如果政府就是問題本身，而社會並不存在，那麼，政府的角色就又被縮小成了提供方便或機會的人。政治家的任務是搞清什麼對個人最好，並且為他提供在最小干預前提下追求這個最好利益的條件。這和凱恩斯共識的差異再突出不過了：凱恩斯本人接受這樣的觀點：如果資本主義的運作被縮小到僅僅是為富人提供變得更富的手段，那麼，資本主義就不能生存下去。

知識保守主義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一個對正統現代思維無比蔑視的邁克爾·歐克肖特，就有一百個支持戰後共識的進步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場主義者或「小政府主義者」，儘管大部分舊式自由主義者仍然本能地懷疑社會工程，他們還是承認很高層次的政府行動主義的，哪怕只是出於謹慎。誠然，1945年以後的政治爭論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間，而是在左派內部：在共產主義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共識之間。

保守主義能夠指出他們和老左派之間的差異的，恰恰是在關於國家及其作用的問題上。即便是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保守主義者才有膽量挑戰他們前輩的「國家主義」，提出激進的方案，來解決他們所稱的野心過大的國家的「僵化」及其對私人主動性的削弱。

馮·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傑出「鼻祖」。熊彼特因熱情地描述資本主義「創造性、毀滅性」的力量而著稱，波普爾出名則是因為為「開放社會」辯護和關於極權主義的著作。至於德魯克，他出版的關ｒead•9９ｃsｗ•ｃoｍ於管理的著作，對戰後繁榮那幾十年的商業理論和實踐有巨大的影響。其中三個人生於維也納，第四個（馮·米塞斯）生於奧地利倫貝爾（今利沃夫），第五個（熊彼特）生於離帝國首都北面幾十英里的摩爾達維亞。五個人全都受到了兩次大戰期間降臨在他們的祖國奧地利的災難的深刻震動。

在那些共識的年代里，最接近嚴肅的理論上的保守主義的學說來自法國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國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和——儘管不太一樣的——美國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這三個人都會樂意被貼上「保守」的標籤：他們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既從倫理上又從政治上反共，浸潤在19世紀那種對無所不能的國家的懷疑之中。他們是不同形式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接受福利和社會幹預的必要性，還有累進稅和對公共利益的集體追求。但是，出於本能和經驗，他們反對所有形式的極權。

在每一個玩世不恭的（或者僅僅是無能的）銀行高管和交易員後面都坐著一個經濟學家，作為未受過質疑的知識權威向他們（和我們）保證，他們的行動是對公眾有益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受到集體監督。在經濟學家和他輕信的讀者後面，依次站著那些參加過早已平息了的辯論的人們。我們當前的公共語言陳腐老化——我們沒有能力跳出塑造、扭轉了華盛頓和倫敦的決策的範疇和陳詞濫調進行思考——證實了凱恩斯一個最偉大的見解：

在凱恩斯看來，正是這種對市場經濟運作的狹隘理解，將人們帶入了深淵。那麼，為什麼我們在自己的時代回到一個類似的誤區，將公共對話降格成以狹隘的經濟概念而進行的辯論？這樣輕而易舉地、明顯一致地將凱恩斯共識完全推翻，反對方的理論一定是十分強有力的。它們確實強有力，而且不是空穴來風。

知識分子難民，尤其是其中的經濟學家，對那些不理解他們的東道主有一種普遍怨恨。所有非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任何植根于集體類別、共同目標或社會利益、公正等基礎上的觀點，都會令他們不安地回憶起過去的動蕩。但是，即使是在奧地利和德國，局勢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的記憶已經不符合實際了。哈耶克和馮·米塞斯這樣的人似乎命中注定會在職業上和文化上被邊緣化。只有在他們那麼堅定地預言過終將失敗的福利國家開始遇到困難時，他們才再次為自己的觀點找到了聽眾：高額稅收妨礙增長和效率，政府管制窒息主動性和創業，政府越小，社會越健康，如此等等。

在美國，年輕一代自信的計量經濟學家中（一個分學科，哈耶克和凱恩斯都會對他們那種自吹自擂的科學性多有微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無法實現、有消極後果的信念，已經變得差不多像是神學。這個學派也隨波逐流，譴責任何在美國公民生活中增加政府或公共部門角色的行為。

保守主義——更不用說意識形態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是少數派的選擇。老派的、戰前的右派兩次rｅaｄ•99cｓw•coｍ失去了信譽。在英語世界，保守主義沒有能夠預計、理解和彌補大蕭條引起的大規模破壞。到戰爭爆發時，只有英國老保守黨的核心和鐵石心腸、一無所知的共和黨，才反對華盛頓的新政派們和倫敦的半凱恩斯主義者們富有想象力的應對危機的努力。

這樣，當我們概括關於自由市場和西方自由傳統的陳詞濫調時，我們實際上是像一顆漸漸遠去的星球發出的光一樣，回應著大部分出生於19世紀後期的人70年前所發起和進行的辯論。確實，我們思考時所用的經濟概念通常和這些遙遠的政治紛爭和經歷沒有什麼關係。大部分商學研究生院的學生沒有聽說過這些外來的外國思想家，也沒有人鼓勵他們去讀這些人的著作。但是，若不理解他們（和我們）的思維方式的奧地利根源，我們就像在說一門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語言。

換句話說，哈耶克——其時已經住在倫敦，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是在（以奧地利的前例為基礎）明確預測，如果大肆宣揚福利和社會服務目標的工黨在英國掌權，結果一定是法西斯主義的。我們知道，工黨確實贏了。但是，工黨的勝利不僅沒有為法西斯主義的復興鋪平道路，相反，它還幫助戰後英國穩定下來。

我們是一場大眾並不熟悉的辯論的不自覺的後繼者。當被問到新（老）經濟思想背後是什麼時，我們可以回答，它是絕大多數與芝加哥大學有關係的英美經濟學家的傑作。但如果我們探究這些「芝加哥同學們」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我們會發現，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一批外國人，所有人都是中歐來的移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

如我們所見，凱恩斯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如何理解兩次大戰之間的事件，防止它們再次發生。事實上，英國的經濟學家與哈耶克及其奧地利同事們基本上探尋著同樣的問題。但是，對凱恩斯來說，已經很明顯，防止政治極端主義和經濟崩潰的最好手段是更大的政府角色，包括但不限於反周期的經濟干預。

因此，保守主義的勝利，以及後面30年帶來的深刻變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場知識革命的結果。在10年多一點兒的過程中，佔主導地位的公共對話的「典型」從對干預主義的熱忱、對公共利益的追求，變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瑪格麗特·撒切爾眾所周知的妙語最好地總結了這種世界觀：「沒有社會這個東西，只有個人和家庭。」在美國，幾乎完全同時，羅納德·里根因為他「美國處於早晨」的聲明而一直深得人心。政府不再是解決方案——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我們對這種說法習以為常了這麼久，右派顯然應當沿用這種說法。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前後，要聲稱「左派」漠視民族或傳統文化是很荒誕的https://rｅａｄ.９9csw.com，更別提說他們漠視權威了。恰恰相反，老左派在這些方面恰恰是不可救藥地守舊。對於凱恩斯、里斯、馬爾羅或戴高樂的文化價值觀，他們的左翼反對派是毫無批判地共享的：除了俄國革命之後一個很短的時期以外，主流的政治左翼在美學上和其他很多方面都著實傳統。如果右派只限於與社會民主黨人和老派的福利自由主義者們打交道，它就不可能取得文化保守主義和「價值」的壟斷地位了。

在1945年之後那些年，對大部分有頭腦的觀察者來說，似乎奧地利人犯了一個簡單的分類錯誤。像很多難民同胞一樣，他們設想那些使自由資本主義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歐洲崩潰的那些條件是永久性的、可以無限複製的。因此，在哈耶克看來，由於社會民主黨掌權的大多數及其雄心勃勃的立法方案在政治上的成功，瑞典註定即將追隨德國的道路陷入深淵。

哈耶克以及預言資本主義毀滅的熊彼特，關於這種對金錢和有錢人的簡單崇拜具體會說些什麼，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毫無疑問，對現代英國巨大的和繼續加劇的貧富差距的辯護，直接來自對有限管制、最小干預和奧地利經濟學著作曾經直接讚頌過的私營企業的美德的推崇。

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描述足以揭示，目前的英國政治著作與那些在德國毀滅了對西方文明的信念、建立了使納粹主義能夠成功的思想環境的作品之間，有多少相似之處。

英國的例子，比美國更確切地指出了現代經濟學語言這種倒退的轉變的實際後果：儘管冰島熱衷於土匪銀行的野蠻海灘的悲哀故事更能說明問題。從來自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的幾位傑出的知識分子難民開始，我們經歷了兩代著眼于重新建構經濟學的經濟學者……最後到達了近年來的銀行、貸款、個人理財和對沖基金的醜聞。

在英國，奧地利教訓這個特別的延伸，沒有遇到類似的阻力。原因很明顯——舉些最著名的例子，免費的醫療、補貼的高等教育廣受歡迎。但在撒切爾—布萊爾—布朗時代，對銀行家、經紀人、交易員、新富和任何能得到大筆錢的人的神聖化，導致了對管制極少的「金融服務行業」的衷心崇拜——以及隨之而來的認為全球市場的運作自然而然會有利於金融產品的信念。

如希思的失足所表明，儘管很多人對無所不能的工會或冷漠的官僚感到憤怒，他們卻不願意支持全面大撤退。社會民主主義共識和它在制度上的具體體現可能乏味，甚至是家長制的；但它們行之有效，他們對此心知肚明。只要人們廣泛相信「凱恩斯革命」帶來的無法逆轉的變化，保守主義者們就動彈不得。他們可能贏得「價值」和「道德」上的文化鬥爭，但是，除非他們能夠迫使公共政策的爭論進入另一個領域，否則他們在經濟和政治鬥爭中註定是要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