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突出表現出了全球化一個帶有誤導性的特點。年輕人確實和萬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聯繫。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羅爾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興趣，這些興趣也不能轉換成社區。空間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種空間的功能——我們在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投票，我們領袖的合法性和權威局限於他們被選舉出來的區域。實時接觸半個世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不能取代這一種功能。

倫敦的計程車曾經以其高效的設計和計程車司機驚人的地方知識而著稱於世，如今也有了許多顏色了。從功能劃一上最近一次退步以後，非傳統的品牌和車型，即使它們既不符合目前法定的迴轉圈數標準，又不能滿足長期形成的負載能力要求，還是能夠大肆宣揚自己是合法計程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可能會看到，著名的「知識」——1865年以來所有持照計程車司機必須掌握的對倫敦複雜的街道和廣場的熟悉程度——也會在自由企業的名下被拋棄或稀釋。

今天，主宰西方政治的男人和女人們絕大多數都是60年代的產物——或者副產品，像尼克拉斯·薩科齊（Nicolas Sarkozy）那樣。比爾和希拉里·柯林頓、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都是嬰兒潮一代。丹麥的「自由派」總理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爭吵著挑戰貧血的法國社會黨領導權的塞格林·羅亞爾（Ségolène Royal）和瑪蒂娜·奧布里（Martine Aubry），稱職但險勝的歐盟新主席赫爾曼·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也都是這一代人。

歐洲的足聯也變成了幾個特權俱樂部的超富裕的超級聯賽，而其他俱樂部則陷於貧困，被人遺忘。「國家」空間的理念，也被短期的外國資助者承擔費用的國際競爭所取代，他們通過對從遠方招募而來、不可能在一地長期效力的球員的商業剝削，中飽私囊。

倫敦東區的「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佔地大約170英畝，有權控制轄下（公共）街道的所有活動。布里斯托的「卡博特圈」（Cabot Circus）、萊斯特的海克洛斯（Highcross），蔓延34條街、業主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物業公司格羅夫納（Grosvenor）的「利物浦一號」（Liverpool One），都是地處曾經是公共市區中心的私人所有、私人控制的空間。他們保留根據品位強加一系列限制和規定的權利：不許滑滑板，不許滑旱冰，不許在某些地方吃東西，不許乞討，不許閑逛，不許照相，當然，還有五花八門的私人保安和閉路攝像來執行這些規定。

今天，即使我們承認共享的社會義務和要求，這些義務和要求更典型的是由私營部門承擔的。郵件越來越受到在賺錢生意上牟利的私營投遞服務的圍攻，郵局只被用來補貼窮人和偏遠地區的收取和派送。公共https://read.99csw.com汽車和火車也落到私人手中，掛滿了廣告，點綴著濃妝重彩，宣告著企業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它們所提供的服務。藝術——在英國或法國——是由私人管理的彩票來資助的，通過鼓勵合法賭博來從社區的貧窮成員手中籌措資金。

這幫政治家都有一種政治熱情，但他們都沒能在他們各自國家的選民中激起同樣的政治熱情。他們好像並不相信任何一套系統的政治原則或政策，儘管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托尼·布萊爾可能是個例外——像（另一代的嬰兒潮）前總統喬治·W·布希那樣討厭，他們和「二戰」一代的政治家們還是表現出了顯著的差別。他們既未傳達出信念，也未傳達出權威。

這有很多例子。私人安全機構被國家或市政的警察機關所取代（或解散）。由於國家郵政的發展，私人郵政服務也成了冗餘。雇傭軍被迫歇業，取而代之的是全國性的徵兵部隊。私營的交通服務沒有消失——退居為非常富裕的人提供的奢侈服務——但是，作為主要的交通方式，它還是被公有的公共汽車、電車、輕軌和火車所取代了。適用於為獨立的小王公和單獨的宮廷提供私人歌劇的藝術贊助系統，也逐步地（雖然沒有完全地）被公共資助的藝術所取代，得到全國和地方稅收的支持，由國家機關施行管理。

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中的投票率一直就低得令人擔心，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在英國，國會選舉曾經有廣泛的公民參与，自70年代以來參与度也在穩步下降。舉個例子說，撒切爾夫人第一次選舉勝利贏得的選票，比她後來任何一次選舉得的選票都要多。如果她繼續取勝，那是因為她的對手的選票降得更多。歐盟（共體）1979年開始的選舉，一直以費心出來投票的歐洲公民人數之低而臭名昭著。

有人代表他們聲稱，封閉式小區是保護其成員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堡壘。人們在區內更安全，並且為他們的特權付錢；他們有住在他們自己人中間的自由。因此，他們可以在反映他們的「價值觀」、並不試圖強加給區外成員的裝飾、設計和舉止方面堅持他們自己的規則和條例。但是，實踐中，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私有化」的過分行為，實質上以威脅所有人的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離了社會空間。

現代人想和自己的同類住在類似私人空間的慾望，並不僅限於富有的業主。正是同樣的願望，使今日大學的非裔美國人或猶太學生組成單獨的「齋」（houses），單獨就餐，甚至通過主修認同研究的專業來專門學習和他們自己有關的課程。但是，在大學里，和整個社會一樣，這種自我保護的行為不僅剝奪了他們自己涉獵範圍廣泛的學術或公共財富的益處，還使得每個人的經驗碎化和窄化。

回過頭來看，英國人對校服情有獨鍾，或許也能歸結為相同的目的（別的地方也不是沒有，但別處的往往與宗教或社群認同有關——比如說，教會學校）。通過由60年代「個人主義九九藏書」的熱忱打開的裂縫而回顧從前，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再欣賞它們的價值。我們今天會想，這種著裝要求肯定會壓抑年輕人的認同和個性吧？

如果我們不尊重公共財產，如果我們允許或鼓勵公共空間、資源和服務的私有化，如果我們熱切地支持年輕一代只關注自身需要的傾向，那麼，我們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發現公民參与逐漸降低的現象時，就不該覺得驚奇了。近年來，有不少關於「民主赤字」的討論。民意測驗一致反映出地方和全國選舉投票率的穩步下降，及對政治家和政治機構憤世嫉俗的厭惡——在年輕人中最為突出。普遍的認知是，既然「他們」在為自己築巢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做他們想做的事，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影響他們行為的結果。

從建立初年一直到整個70年代，足聯一直是個單一實體：「只重成績」，亦即，球隊根據其表現在其分組內上升或下降。從當地招來的球員穿自己球隊的比賽服。如果有廣告，這些廣告也僅僅局限於在球場周圍安裝的標語牌；誰也不會想出在球員身上展示商業廣告的念頭——廣告顏色和字體造成的混亂，會破壞球隊視覺上的統一。

「封閉式小區」究竟是什麼，它為什麼重要？它最初興起於美國，後來被熱情地應用於倫敦和歐洲其他地方以及整個拉美，還有從新加坡到上海的富裕的亞洲貿易中心城市。它在美國最初指的是那些聚居在富裕的郊區和城市的小區、盲目輕信地以為他們自己在功能上已經獨立於其餘的社會的人們。

這種情感對於現代國家及其統治的和平社會的形成有關鍵的意義。直到19世紀末，政府只是一個以繼承為基礎的統治階級行使權利的工具。但是，漸漸地，國家自己承擔了大量此前一直由個人或私有機構掌管的任務和責任。

確實，從視覺上表現集體認同，曾經是一樁大事。想想倫敦的黑色計程車，它那種特有的單調在兩次大戰之間毫無爭議地出現；之後，這種單調不僅成了計程車本身的特別標記，也成了它們所服務的城市那種嚴峻的團結的特別標記。公共汽車和火車也跟風而上，它們在顏色和設計上的整齊劃一，強調了它們作為同一個民族的共同交通工具所擔當的角色。

現代國家興起之前，這種社區很普遍。即便它們沒有真的築起堡壘，它們也確實代表著一個有所區別的私人空間，其邊界明確劃定，並且對外人有很好的防禦。隨著現代城市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些通常屬於貴族或私人有限公司的設防的孤立區融入了城市環境。其中的居民由於對現在公共權威提供的安保有了信心，放棄了他們的私人警察力量，拆除了柵欄，將他們獨有權局限在卓越的財富和地位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如果他們出現在我們中間，還會是一件罕見的怪事。

由於我們不再信任這樣的人，我們不僅對國會議員們喪失了信心https://read.99csw.com，我們對議會和國會本身也喪失了信心。這樣的時刻，最常見的本能要麼是「把流氓扔出去」，要麼是把他們留下來干最糟糕的事情。這兩個反應都不靈：我們不知道怎麼把他們扔出去，我們也能讓他們繼續做最糟糕的事情。第三個反應——「推翻制度」——又因為其內在的空洞而無法令人信任：哪個制度的哪些部分，然後又用什麼制度來替代？無論如何，又由誰來推翻？

嚴格的著裝要求確實是會加強權威、壓制個性——軍服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在它們的時代，制服，不管是小學生、郵遞員、列車員還是馬路協管員穿的制服，都寓示著某種平均主義。一個穿著固定服裝的孩子沒有與生活更富裕的同齡人苦苦競爭的壓力。制服有助於超越社會和種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終自然地——建立與他人的認同。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這種寄生在社區中的社區的自相矛盾。他們雇傭的私人保安公司，按照法律無權以國家的名義採取行動，因而，發生嚴重罪案時必須請警察來幫助他們。他們聲稱擁有和維持的街道，最初是用公共資金勘探、建造、鋪設和照明的：因而，今天這些把公有財產收歸私有的個人，是過去納稅人的不配受益者。允許封閉式小區的居民在家庭和工作中自由旅行的公共道路，是由社會全面提供和維護著的，「封閉式小區居民」和他們那些沒有特權的鄰居們一樣，有同樣的權利和期望使用公共服務（學校、醫院、郵局、消防車之類）。

這種情況下，是什麼將我們連接在一起呢？學生們經常告訴我，他們只知道、只關心十分專門的一部分新聞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看關於環境災難和氣候變化的新聞，另外有些人關注國內的政治辯論，但對國外的發展相當無知。過去，通過翻閱報紙、晚飯時觀看電視報道，他們至少會「接觸」其他事件。如今，這些額外的關注被排斥在外了。

花點兒時間想一想像保險卡或養老金手冊這樣平常的東西。福利國家的早些年間，這些手冊必須定期蓋章或延期，持有人才能領取他們的養老金、糧食券或兒童津貼。仁慈的國家和其公民之間的這些交換儀式發生在固定的場所：一般是郵局。隨著時間的推移，與體現在這些服務和福利中的公共權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經歷，極大地促成一種共同的公民意識的發展。

我們不再有政治運動了。成千上萬的人可能會一起參加一次集會或遊行，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共同利益把我們聚集在一起。任何想把這些利益轉化成集體目標的努力，通常會被與我們休戚相關的、支離破碎的個人主義所破壞。值得稱道的目標——應對氣候變化、反對戰爭、支持公共醫療服務或懲罰銀行家——把它們團結在一起的不過是情緒化的表達。在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我們變成了消費者：從領域廣泛的互相競爭的目標中進行選擇，我們發現很難想出辦法或理由將它們綜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我們必須做得比這更好read.99csw.com。

從短期來看，民主可以在其公民的冷漠中生存下來。其實，人們曾經認為，選舉人過於激昂，表明秩序良好的共和國里即將出現麻煩。人們曾經普遍相信，政府的事務應當交給那些為此選舉出來的人處理。但是，鐘擺已經向相反的方向擺得太遠了。

住在私人空間的人積極地促成了公共空間的稀釋和腐蝕。換句話說，他們惡化了當初使他們退縮進私人空間的局面。這樣一來，他們就會付出代價。如果公共財產——公共服務、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在每個公民看來都貶值、減少了，被可以用錢買到的私人服務所取代，那麼，我們就失去了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應當越過私人偏好和個人利益的概念。一旦我們不再認為公高於私，那麼我們肯定就會逐漸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應當置法（亦即最大的公益）于力之上。

軍隊，尤其是美國軍隊，在後勤支持、物資支持和交通安全上越來越仰仗私營服務，他們通過短期合同僱用員工但價格高昂：據最近一次統計，有19萬「輔助」私人僱員在「協助」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隊。警察曾經代表著現代國家管制社會交往、壟斷權威和暴力行為的雄心。它們開始出現以後不到兩個世紀，就被私人安全機構所取代；私人安全機構的功能，就是為那些過去30年間在我們的城市和郊區蔓延開來的「封閉式小區」提供服務。

60年代一個起到緩衝作用的約束力量是進入公共事業或自由職業的普遍願望：教育、醫療、新聞記者、政府、藝術或公共法律。70年代前的畢業生很少——極少追求「商業」教育；申請法學院的人數也比今天要低得多。工具性的自我提升和養成的與同胞工作、為同胞工作的習性是互相衝突的。

這一點可以無限地延伸下去。全國性足球（英式足球）聯賽在歐洲的出現，同時也有助於引導公眾能量、塑造地方認同，形成一種全國性的空間感和共同的熱情。就像法國20世紀初那本著名的地理課本《兩個孩子游法國》使一代法國小學生學會了欣賞法國地圖一樣，英格蘭和蘇格蘭足球聯盟的建立，也通過不同地區間球隊的競技，向年輕球迷們介紹了他們國家的地理。

這為何重要？因為，如希臘人所知，參与我們被統治的方式，不僅能夠加強對政府所作所為的集體責任感，還能使我們的統治者保持誠實，防止過分專制。戰後西歐的政治複員曾標志著其政治穩定的增長，但它已超越了從意識形態的多極化中健康撤退的程度，是一種危險和下滑的斜坡。這也是不斷累積的：如果我們感到被排除在我們的集體事務的管理之外，我們也不會費心去談論它們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現沒有人聽我們的，我們不該感到奇怪。

但是，今天它們無處不在：它們是「地位」的象徵，是對將自己和社會其他成員隔絕開來的願望毫無羞愧的承認，是對國家（或城市）無力或不願將權威強加給一個共同的公共空間的正式承認。在美國，我們通常在遠郊看到這種「封閉式小區」。但是九九藏書在英國，和其他地方一樣，這種「封閉式小區」延伸到了城市中心。

公共部門解體的一個突出的後果，是越來越難理解我們和其他人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我們很熟悉關於網路的「原子化」影響的怨言：如果每個人只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零星知識或信息，卻避免接觸其他一切，那麼，我們確實會形成一個選擇性親和的全球社區，但同時也失去了和我們鄰居的親和關係。

在非直接代表的制度中，總是存在著民主赤字的危險。小政治單位中的直接民主鼓勵參与，儘管參与者有從眾和被多數派人為壓迫的危險：沒有什麼比市政廳會議或以色列集體農莊更會潛在地壓制異見者和差異了。選舉一些人來代表我們在某個遠處的會議中發言，是在龐大、複雜的社區里平衡利益代表的一種明智的機制。但是，除非我們強迫我們的代表只說我們批准的內容——激進學生和革命群眾贊成這種做法——否則我們不得不允許他們遵循他們自己的判斷。

最近這些年來，法大於力的觀念被人拋棄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會那樣輕而易舉地違反所有的國際法律意見，投入一場「預防性」戰爭。確實，這是外交政策事務，而在外交領域，現實主義經常高於協議或法律。但是，要過多久，我們就會把這些標準引入到國內政策中來呢？

在這個年輕人被鼓勵著將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個人發展最大化的年代，利他主義甚至是好的行為都變得很難被理解。如果不回到宗教權威——其本身有時也是世俗機構——什麼東西能夠給年輕一代提供超出其短期利益的目的感？已故的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談論過一種旨在為了公眾而行動的生活的「自由經歷」：「公共行動的最大財富，是它有能力滿足普通人生活中模模糊糊感覺到的對更高目的和意義的需要，在一個宗教熱情在很多國家都處在低潮的時代尤其如此。」

作為質疑福利國家制度的福利國家的獲益者，他們全都是撒切爾夫人的「後代」：曾經目睹他們前任的抱負潰敗的政治家們。很少人——布希和布萊爾又是例外——能夠明確說是背叛了賦予他們的民主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代公眾人物共享了我們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集體懷疑的共同責任，那麼，他們是民主的真正代表。相信他們可為的不多，於是他們就不為。最能說明他們的，就像人們經常形容嬰兒潮一代的那樣，就是他們什麼具體的東西都沒有代表：輕型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