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悲觀的角度看，社會民主主義的「風光時刻」沒能比它的創始人一代更長久。隨著受益人老去、記憶淡化，昂貴的福利國家的魅力也漸漸隨之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府有選擇性地向普遍福利徵稅，加速了這個過程：詭秘地重新引進經濟情況調查，打算降低中產階級對現在被當作只對極端窮困有利的社會服務的熱情。

今天的法國高速列車（TGV）司機整個工作日都舒服地棲身在暖和的（或者開著空調的）駕駛室里，最接近體力活的是他們需要撳按一系列的電子開關來啟動他們的機器。對他們來說，在55歲之前退休顯得有些荒誕不經。退休當然是很昂貴的：由於法國福利國家提供的醫療和其他服務，合理地預期這些人可以活到80多歲。這就給公共財政和國家鐵路的年度預算增添了很大負擔。

反之，共產主義儘管和真正的自由市場是明確抵觸的，卻顯然能夠適應多種不同的經濟秩序，儘管它抑制所有這些經濟秩序的效率。這樣，我們說蘇聯解體結束了對計劃和中央控制的過分自信的主張，這麼說是對的；但是，我們還能得出別的什麼結論，這一點尚不明確。並不能直接推論說蘇聯解體使所有國家規定或經濟計劃都失去了信譽。

不幸的是，實用主義並不總是好政治。20世紀中期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大財富——以平衡、寬rｅaｄ•９9cｓｗ.com容、公平和自由之名在自己的核心理念上做出妥協的意願——現在看起來更像是弱點：面對變化了的局勢時失去了勇氣。我們很難越過這些妥協，追溯到當初標志著進步思想的那些特質，亦即20世紀初的工團主義者愛德華·伯思（Edouard Berth）所稱的「一種對……那個人們受到可怕的道德和形而上學的物質主義威脅的世界的反叛精神」。

70年代中失業率的增長，加重了國庫的負擔，降低了財政收入。此外，那些年的通貨膨脹加重了就業者的稅務和保險負擔——儘管只是名義上。由於就業者不成比例地更有技術、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開始對此不滿。曾經被毫無保留地接受的互惠的安排，開始被說成是「不公平」：福利國家的福利現在「過分」了。

到了20世紀末，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已經達到了它的長期政策目標，但是，基本上忘記或者拋棄了它最初的理論。從斯堪的納維亞到加拿大，政治左派和它創立的組織依靠的是（技術）工人、農民、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的「跨階級」聯盟。而後者的叛逃，對福利國家和建立福利國家的黨派提出了最嚴峻的挑戰。儘管自己是歐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區的福利立法的主要受益人，日益增多的認同「中產」的西方選民，越來越懷疑和不滿對為了維持平九_九_藏_書均主義的機構而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稅務負擔。

此外，如萊謝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經觀察到的，福利國家意味著保護弱勢的大多數不受強大的有特權的少數人侵犯。儘管這聽起來有道理，這個原則卻暗含著不民主和潛在的極權主義。但是，社會民主主義從來沒有蛻化成極權主義統治。為什麼？是民主機構使政治家們保持誠實嗎？更有可能的是，正是有意前後不一致地應用保護性國家的邏輯，才維持了它的民主形式。

儘管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問題是現實的。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理論，被剝奪了自認的「核心」支持者，在1989年後那種欣快的妄想之後，社會民主主義成了某種孤兒一般的東西。很少有人能夠否認，如果推到極端，福利主義有一點兒「讓你幹啥你就幹啥」：在戰後斯堪的納維亞，對優生學和社會效率的熱衷，有些時候不僅表現出對近期歷史缺乏敏感，而且對人類自然的對自治和獨立的渴望也麻木不仁。

1989年以後，我們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如何看https://read.99csw.com待共產主義。全面社會組織的願景——一個曾經鼓舞過從西德尼·韋布（Sidney Webb）到列寧、從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到勒·柯布西耶的烏托邦主義者的幻想——散落在一片廢墟中。但是，如何為了共同利益而把我們組織起來的問題，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我們面臨的挑戰是把它從瓦礫中重建起來。

40年代大部分體力勞動者不交稅，因為他們是新的社會福利的凈受益人，而到了70年代時，同樣是由於通貨膨脹和工資上升，他們中很多人進入了中產階級稅級。此外，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退休了——因此享受的福利形式有退休金和與年齡相關的公共服務（免費公共汽車及劇院和音樂廳消費補貼）。這些服務現在是由他們的兒女來支付的，這些兒女們沒有關於大蕭條和大戰的第一手記憶，因此並不熟悉產生這些服務的環境。於是，他們對這些服務的代價感到不滿。

反過來說，儘管有1989年的所謂「教訓」，我們知道國家不全是壞的。唯一比政府太大更壞的情況，就是政府太小：在失敗的國家裡，人們承受的至少是和極權國家統治下一樣多的暴力和不公正，除此之外，他們的火車還不能正點運行。此外，如果我們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20世紀「社會主義對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對資本主九九藏書義」的道德故事是個誤導。資本主義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種經濟生活方式，在實踐上和（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獨裁、左派獨裁、（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君主制和（美國的）財閥共和國都是可以兼容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在自由條件下最為繁榮，這可能是比我們所想的更有爭議的問題。

任何在後共產主義的東歐旅行或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從壓迫的平均主義到毫無限制的貪婪的轉變並不令人愉快。今天，在這個地區這樣的觀點不乏熱情的支持者：政治自由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這確實是捷克共和國的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的觀點，而他還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

當（共產黨控制的）鐵路工會在「二戰」結束后不久談判這些條款時，鐵路工人是一個很不同的工人類別。他們一般是13歲時從學校里直接被招工，然後一直從事危險的手工勞動——操作蒸汽機——一干就是40多年。等他們50多歲退休時，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了：常常是疾病纏身，餘下的預期壽命很少能超過10年。他們能夠合理地要求的僅僅是一份可觀的退休金，而退休金加給國家的負擔也很容易讓人接受。

但是，如果我們都是「民主派」，那現在如何區別我們？我們的主張是什麼？我們知道我們不要什麼：從過去一個世紀的痛苦經歷里，我們學到了一個教訓，有些事情，reａｄ.９9ｃｓw.ｃom是絕對不能讓國家去做的。我們從一個教條的時代倖存下來，這套教條帶著令人吃驚的信心，陳述我們的統治者應當如何行事、提醒個人——必要時強迫他們——掌權的人知道什麼東西對他們好。我們不能回到那一套。

但是，答案不在於取消慷慨的退休計劃、醫療計劃和其他福利項目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應當鼓足勇氣堅持大大提高退休年齡——然後向他們的選民解釋自己的主張。這類變化是不受歡迎的，而今天的政治家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不受歡迎。在很大程度上，福利國家的困境和缺點，是政治膽怯而不是經濟混亂造成的結果。

但是，一小撮貪婪的商人在極權國家倒台後春風得意，這情形比極權主義本身更令我們愉悅？兩者都說明在社會中有某種根本的缺陷。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帶來了不平等、貧困和玩世不恭，那麼，我們應當直陳事實，而不是用自由戰勝壓迫的名義，把它的缺點掩藏起來。

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是不是貴得無法維持？很多人談論過很多歐洲國家公共部門的工人現在享受的顯然很荒謬的福利——以近全額工資提前退休，而由私營部門的納稅人付出高昂的、不受歡迎的代價。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法國的火車司機，他們可以在50多歲退休，享受一份可觀的、通貨膨脹保值的退休金。那麼，批評家們就問，一個有效的經濟體如何能在這種負擔下繼續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