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理想的情況下逐步改善，應當是我們最好的希望，可能也是我們應當尋求的目標。其他人用了過去30年時間系統地瓦解和破壞它們的穩定：這應當使我們比現在更加憤怒。它應當使我們憂慮，即使僅僅是因為審慎的緣故：我們為什麼這麼急匆匆地拆毀我們的前人們辛辛苦苦地築起的堤防呢？我們那麼肯定再也不會有洪水了嗎？

我們在西方的人度過了長期的穩定階段，沉浸在經濟無限發展的幻覺之中。但這一切已經過去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在經濟上會很不安全。我們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任何一個時候都對我們的集體目標、環境健康或我們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信心。我們對我們的孩子會繼承什麼樣的世界一無所知，但是我們不再能夠幻想它一定會和我們自己的世界一樣。

此外，「捍衛」的社會民主主義有一份值得尊敬的遺產。在法國，世紀之初，社會主義領袖讓·饒勒斯（Jean Jaurès）號召他的同志們支持被百貨商店和大規模生產推向破產的小店主和技術工匠。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向前進入一個后資本主義的未來；它首先是對無助的和面臨經濟滅絕的威脅的人的保護。

2008年，43％的美國選民支持薩拉·佩林成為為美國副總統——離世界上最有權的政治職務只有一步之遙。就像荷蘭煽動家們利用本地對穆斯林移民的恐懼，或者法國政治家們利用對法國「身份認同」被稀釋的恐慌一樣，佩林之流只會從顯然無法控制的改變所引起的混亂和焦慮中獲利。

伯納德·威廉姆斯曾經觀察到，寬容的最好理由是「……沒有寬容所表現出來的邪惡」，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同樣的觀察也適用於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年輕人很難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之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上升到正當的敘事——如果我們沒有將我們更好的本能理論化的話——那麼至少讓我們回憶一下因為拋棄了它們而付出的有案可查的代價。九-九-藏-書

熟悉減少不安全感，所以我們描述和對付我們覺得我們了解的危險時，感到更舒服一些：恐怖主義者、移民、失業或犯罪。但是，未來幾十年中，不安全的真正根源是那些我們大多數人無法確定的東西：劇烈的氣候變化及其社會和環境影響；帝國的衰落及隨之而來的「小戰爭」；面臨對本地有破壞性影響的遙遠動蕩時的集體政治無能。這些都是沙文主義政治家最善於利用的威脅，正因為它們極易導致憤怒和羞辱。

因此，第一個任務是提醒我們記住自己20世紀的成就，以及不顧後果急於拆除它們而可能帶來的後果。這聽起來不像為未來計劃一個偉大的激進冒險那樣令人興奮，它可能的確如此，但是，就像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鄧恩所說的，過去比將來的照明度要好一些：我們能夠看得更清楚。

我們一般不會把「左派」和審慎聯繫起來。在西方文化的政治想象中，「左派」意味著激進、毀滅和革新。但是，實際上，進步機構和審慎精神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民主左派常常是受read.99csw.com一種失落感激勵：有時候是理想化了的過去，有時候是被私利無情踐踏了的精神利益。正是空談理論的市場自由主義者，才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極其樂觀地信奉著所有經濟變化都是變好。

社會的暴露程度越高，國家越弱，錯誤地對「市場」抱有的信心越高，政治反彈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共產主義國家，一代人已經被培養起來信奉自由市場和小政府；這不僅是目的本身，而且還是老政權所犯所有錯誤的反面。雖然「偷盜資本主義」（kleptocapitalism）不費吹灰之力就接替了出了問題的社會主義政權，但是，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時代生存下來，很可能會對脆弱的民主機構提出艱巨的挑戰。

這些觀念，即使是對最完善的民主也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公共信任的強大機構，或者由資金完備的公共部門提供的可靠服務，平常百姓就會去尋找私營的替代品。即使是在世俗的西方，作為信仰、社區和學說的宗教也可能會經歷一定程度的復興。外來者，不管是如何界定的，都會被當作威脅、敵人和挑戰。就像過去那樣，穩定的許諾有和保護的舒適合併的危險。除非左派提出什麼更好的建議，否則，我們看到選民回應做出這些承諾的人時就不應當吃驚了。

正是右派才繼承了雄心勃勃的現代派衝動，以一個全球計劃的名義去毀滅和創新。從伊拉克戰爭，到一廂情願地解散公共教育和衛生服務，到長達幾十年的放鬆金融管制，從撒切爾和里根到布希和布萊爾的政治右派，拋棄了政治保守主義和社會溫和主義的結合，後者曾經很好地為從迪斯雷利到九_九_藏_書希思、從西奧多·羅斯福到納爾遜·洛克菲勒服務過。

希望我們不再重複30年代的錯誤的最好理由，是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一切。不論我們對過去回顧得多麼不足，我們也不可能忽視過去教給我們的所有教訓。我們更可能會犯我們自己從未犯過的錯誤，並且帶來有害的政治後果。事實上，大概是好運氣，而不是明智的判斷，才保護我們到目前為止尚未受到後者的傷害。但是，我們如果就這樣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果是不明智的。

拋棄一個世紀的勞動，就是既背叛我們的前人，又背叛了我們的後代。承諾社會民主主義或類似的東西，代表著我們在一個理想的世界會為我們自己勾畫的未來；這聽起來很悅耳，但卻會誤導。但是，這又會回到不足信的謊言。社會民主主義不代表一個理想的未來；它甚至也不代表一個理想的過去。但是，在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選擇中，它要優於任何別的選擇。

我們認為我們從20世紀改革的偉大時代繼承而來的機構、立法、服務和權利都是理所當然的。是時候提醒我們：這一切在遲至1929年還是完全無法想象的。我們是一場規模和影響都史無前例的變革的幸運的受益人。我們有很多值得捍衛的東西。

社會民主黨人的特點是謙虛——這種政治品質的優點被過高估計了。我們需要少為過去的缺點道歉，更堅定地談論我們的成就。這些成就總是有所欠缺，我們不應為此不安。如果我們從20世紀什麼也沒有學到，至少我們應當憧憬這一點：答案越完美，其後果就越可怕。

左派有值得保存的東西。為什麼不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激進主義一直都在保https://read.99csw.com存有價值的過去。1647年10月，在英國內戰的高潮時期的普特尼辯論中，陸軍上校托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orough）有個著名的警告：「英國最貧窮的人也有一份生活，就像最偉大的人一樣……每一個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人，首先應當依據他本人的意願，將自己置身於這個政府之下……」雷恩斯伯勒並不是指出某種夢幻般的平均主義的未來，他是在喚起人們普遍擁有的信念，即英國人的權利被盜竊了，必須重新收回。

北美人和西歐人都天真地認為，民主、權利、自由主義和經濟進步之間一定是有關係的。但是大部分時候對大部分人來說，一個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僅建立在自由實踐和民主形式的基礎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預測性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一個穩定的極權政府比一個失敗的民主國家要更可取。即使正義可能也不如治理能力和街頭秩序那麼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得到民主，我們就會得到。但是，首要的是，我們要安全。隨著全球威脅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會因此加強。

振興國家的理由，並不單來自它作為一個集體工程對現代社會的貢獻，還有一個更緊迫的考慮因素。我們進入了恐懼的時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躍成分。當然有對恐怖主義產生的恐懼，但是，更潛在的，是對無法控制的變化速度的恐懼，對失去工作的恐懼，對在資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況下輸給他人的恐懼，擔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和常規失去控制的恐懼。還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擔心不僅我們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hｔｔｐs://ｒｅａd•9９ｃsw.ｃoｍ權的人也在他們無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

同樣的，19世紀法國和英國的激進派的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這樣一種信念的驅使：經濟生活是有道德法則的，而這些道德法則受到了新世界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踐踏。正是這種失落感——和它引發的革命激|情——點燃了早期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能量。左派一直是有些東西可以保存的。

我們必須重新回顧我們的祖輩對付類似的挑戰和威脅的辦法。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美國的「新政」和「偉大社會」，都是對這些挑戰和威脅的反應。西方很少有人能夠想象自由機構的完全崩潰、民主共識的全面解體。但是，我們所知的「二戰」，或者前南斯拉夫，表明任何社會都很容易墮入那種毫無限制的暴行和暴力的霍布斯式噩夢。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未來，首先必須深深理解，即使是基礎最穩固的自由民主體制，也很容易動搖。坦率地說，如果社會民主主義有一個未來，它將會是一個充滿恐懼的社會民主主義。

東歐的年輕人被誤導著認為經濟自由和干預性國家是非此即彼地互相排斥的——這是他們和美國共和黨都相信的教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也附和了共產主義者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由此證明了在那些傳統依舊得到很大的暗中支持的國家，回到極權主義很有誘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