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有甚說甚
＆ 憂鬱斯基
亞歷山大死後，葛任就病倒了。我也不得不推遲了自己的行期。白聖韜說，他常看見葛任默默流淚。他的臉很光滑，所以那淚珠流起來毫無阻隔，流到下巴的時候，就像掛在房檐上的雨點。他常常一言不發。後來，他說他渾身發冷，就像掉進了冰窟。他乾咳個不停，說自己的嘴裏有股子異味。後來，他就開始吐血。「幾天來，我沒有吐過一口白痰。」他說。毫無疑問，他的肺病加重了。但他不承認這一點，他說，很可能是他的某一個血管破裂了。他不停地寫作，寫他對亞歷山德羅維奇的回憶，彷彿只有寫作能使他忘卻自己的病。但我知道，徹夜寫作只會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寫夢的破滅。我試圖勸阻他，他卻說，在寫作的時候，他心裏感到踏實，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餅。奇怪的是，文章寫完以後，他又把它們燒掉了。他說，他不敢也不願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寧願相信他看到的一切，僅僅是個噩夢……
他們談了一會兒，葛任和那個首領走了過來，邀請我們到村子里做客。在那裡，我們不光喝到了蕎麥糊，還喝到了肉湯。湯的顏色是黑的，就像從床墊子裏面擠出來的。裏面泡著的那個小東西，若是不告訴你那是肉，你會以為那是土鱉。別生氣，那些喝著殘餘肉湯的孩子的饞相告訴你，他們沒有騙你，那確實是這家裡最好的美食。他們說著，道歉著，突然，那個首領張著嘴哭了起來。由於滿臉都是皺紋和鬍子，那些淚珠簡直流不下來，在臉上形成了一層明晃晃的水幕。我記得從那個村子里出來的時候，尤郁對娜佳的哥哥說，在來俄羅斯前，他和許多人都認為俄羅斯是「共產主義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里，布爾塞維克都是化學家，他們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論，把俄羅斯人放在玻璃試管里，顛三倒四地弄兩下，再倒出來，就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化合物。現在看來，事實並非如此。
九-九-藏-書
就在我準備離開俄國的前幾天，一天早上，娜佳來找我們。她一進門，就栽倒在地。她的哥哥亞歷山大死了。晚上，他沒有回來，當娜佳找到他的時候，才發現他躺在阿爾巴特街的一個小巷裡，屍體已經凍成了一塊冰磚，和大地緊緊凍在一起。從他的太陽穴湧出來的血，凝結成了一個小小的圓球，晶瑩透亮，就像個紅櫻桃。那些血顯然有過一次噴涌，因為他的臉上、脖子上都有血珠。那些血珠子也凍結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葛任說，在他的老家青埂，人們就把枸杞叫做死嬰的念珠。亞歷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廳，餐廳門前煤氣燈的磨砂玻璃圓罩，也被子彈擊碎了。我記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亞歷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殺。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卻秘而不宣。
回來的路上，我們再次經過Tula。這次我們沒有遭到攔截。出乎我們的預料，尤郁斯基堅持要在那裡停下來。娜佳很緊張，但她故作輕鬆，有時正說著話，突然拍一下尤郁，隨即又滿臉通紅。尤郁提議我們到附近的村子里過夜，沒等我們表示反對，娜佳就鼓起掌來。等我們穿過花楸樹林，來到一個村子外邊的墓地時，我們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攔截者。他們一定以為我們帶來了援兵，很快躍上了馬背。那個曾經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現在反倒把腰帶系了又系。葛任對他們喊道，他只是想和他們談談。為了表示誠意，他讓我們留在後面，只有他一個人走到前面去。
對葛任在蘇聯生活的情形，除了白聖韜的口述以外，還有孔繁泰的記述。費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 infini》（《無盡的談話》）中，收錄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蘇的冬天》。文中，對葛任當時九*九*藏*書的生活有較為完整的敘述。這篇文章還證實，葛任確實有過一個俄文名字：尤郁斯基，有時也被寫做憂鬱斯基：
在俄期間，我就叫他尤郁斯基，有時叫他尤郁。他認識的俄國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最好的朋友是個瘸子，名叫亞歷山大羅維奇，我們都叫他亞歷山大。他曾是布爾塞維克，是個研究東方的學者，他會寫漢字可說不好。令我驚奇的是，他還會說世界語。他首次見我就問：「Cu vi parolas esperanto（你會說世界語嗎）？」亞歷山大的腿是在戰場上被打斷的。據他說，他是在中秋節那天和尤郁認識，當時尤郁讓他品嘗到了只在書里見過的月餅。這個亞歷山大，曾極力鼓動我們到西郊麻雀山遊玩，說，不去實在可惜，因為拿破崙曾在那裡觀看莫斯科大火。那天，因為尤郁發燒了，格羅梅科（即白聖韜）反對我們去。幾天之後，亞歷山大找了一輛馬車，說要帶我們去托爾斯泰的故居清田村。他已經準備了足夠的黑麵包和炒熟的蕎麥麵。令人驚奇的是，他還弄來了幾塊夾心糖，一瓶伏特加。他把他的妹妹也帶來了。姑娘名叫娜佳，總是要糾正葛任的俄語發音。她說，尤郁的俄語發音有點像立陶宛人。她是個鮮嫩迷人的姑娘，喜歡唱歌，也喜歡背誦普希金的詩。據格羅梅科說，夏天的時候，她曾送過來一個西瓜。她說是她的哥哥讓送的。他和葛任請她一起吃，她紅著臉，說自己剛剛吃過。可是她吃瓜的神態告訴他們，她並沒有吃過。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咬著瓜瓤，就像貓兒吃食似的。我後來才知道，這位姑娘早就愛上了葛任。這次清田村之行，其實就是她安排的，而我就是她的借口之一。她對葛任說：「你的朋友來了，你總該帶朋友出去走走。」
白聖韜說，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報》。但至今為止，我九*九*藏*書尚未找到這些文字。或許，它們與葛任別的文章一樣，已被燒毀？因為人的命運，就是文字的命運。
到法國沒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詢問冰瑩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還邀請我到俄國一聚。受俄國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從法國去俄國須經過柏林。我形單影隻，坐火車，又轉汽車，到了柏林。從柏林到赤都，有兩條路。一條是陸路，經波蘭、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條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陸，爾後坐車去赤都。那時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還被冰雪覆蓋。破冰船駛過時，那些冰塊互相推搡，常常一躍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頂端，有時卻會落著一些鳥兒。我從那些鳥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們無枝可棲，只好與巨大的冰塊一起漫遊。為早點見到葛任先生，我選擇了陸路。
在白聖韜接下來的講述中，我們將會看到，在火車上，白聖韜差點向小紅講了那個「攔截」事件，即那個亮出生殖器的事件。至於生殖器，與孔繁泰先生稱它為「馬的陽物」和「警棍」不同，白聖韜把它說成了「驢剩」。但他最後還是忍住了，沒有講出來。
……天不亮出發，臨近中午時候，我們到了都臘（Tula）娜佳告訴我們，Tula原意為「阻截」。很久以前，韃靼人進攻莫斯科，俄國人在此堆積木柴，燃火攔阻。她正這樣講著，馬兒突然躑躅不前了，刨著蹄，並拉出了一堆熱烘烘的糞便。一支馬隊突然從道旁的花楸樹和針葉林里斜殺而出，被雪覆蓋的松針被馬蹄高高拋起，又如雨絲般紛紛落下。娜佳的哥哥揮鞭想使馬車掉頭，可馬兒卻站立不動。他連忙讓我們下車，垂手站著。他們一共七八個人，個個衣衫襤樓。當中一個年長的，似乎是個領袖，他騎著馬站在一邊，指揮部下用馬的后胯將我們趕到一起。然後，他端坐在馬背上，奇怪地做了一通演講，令人備感唐突。其演說大意為，革命業已成功，一切智識分子和有產者都要聽從民眾的將令。葛任正欲辯解，有人突然從馬背上跳了下來，將褲的門襟拉開了，像抬炮出城一般，將他的陽物平著端了出來。它已高度充血，硬如警棍，顯然，這種攔截讓它和它的主人高度興奮。娜佳藏在哥哥的身後，已經嚇得暈了過去。因為我也受到了驚嚇，所以我覺得那鳥兒大得很，就像馬的陽物。我提到警棍，其實並非故作驚人之語，因為那人果真將陽物當做警棍，在我們的車轅上連擊數次。那聲音就像東方的和尚敲木魚似的，梆梆有聲，空谷留音。那人演講和敲木魚的時候，馬隊貼著我們，開始了騎術表演。他們騎著馬，先是勒馬急轉，然後又讓馬的前腿高高蹺起，單靠後腿直立。有個人跑到娜佳身邊，涎著臉想動手動腳。就在我們驚恐萬分的時候，首領吹了一聲口哨，那人又把手收了回去。然後，他們就消失在花楸樹叢中了。九*九*藏*書
在清田村，因為擔心馬車被劫，我和娜佳的哥哥並沒有進到托氏的宅邸。娜佳陪著尤郁進去了，但他們很快就從那鐵柵門裡走了出來。事後，我問葛任先生對托氏宅邸的印象，他說，他在那裡看到了一本書，那是一本漢英對照的老子的《道德經》。他還特意提到，主人告訴他院中的那條小道，曾被托爾斯泰稱為法國小徑。葛任在說這話時，神情有些恍惚，我相信，冰瑩的形象一定在他的腦子中盤旋。
我們再次上車的時候，娜佳的哥哥對剛才的那一幕並不生氣。他好像很能理解那些路霸。他說，那些人一定把我們看成了逃難的智識階級。他說，革命挑起了民眾和智識階級的對抗。革命伊始，智識階級就談起了自由、民主、憲法和麵包，把民眾的胃口都吊了起來。但時至今日，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些好東西連一個影子都沒有，連鏡中月水中花都不是。他們既惹惱了布爾塞維克，也惹惱了普通民眾。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吃柿子要揀軟的捏，民眾只能將怒火燒到智識階級頭上。智識階級只有一個出路，那就是逃亡。現在，他們看著我們都戴著眼鏡，就把我們看成了身帶細軟、企圖逃亡的人。葛任問娜佳的哥哥，你屬於哪個階級。娜佳的哥哥說，他既不屬於布爾塞維克，也不屬於民眾，現在也不屬於智識階級。他說，他是一個找不到階級的人。read.99csw.com
……剛到赤都的時候，我住在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這裏的中國學生告訴我，他們也是很久沒有見到葛任了，聽說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療養院。他們說，與葛任一起來的白聖韜也在高山療養院，邊陪護葛任，邊學習他的醫學。第二天，我正要到療養院去，葛任自己來了。他完全是一副俄國人的打扮，穿著一雙氈靴，手裡拿著一頂圓形禮帽，夾鼻眼鏡在鼻樑上跳動著。他顯然是匆匆忙忙趕來的，圍巾的一頭拖在地上。我一時竟沒能認出他。為把玩笑開足，他說的是俄語，說他是來找孔林洛夫的。他渾身是雪，就像被一朵祥雲籠罩著的善行使者。當他卸掉了禮帽，我才認出他是久別的葛任。孔林洛夫是他送給我的見面禮，一個俄文名字。在俄羅斯的中國人，大都有個俄文名字。陳延年的名字叫蘇漢諾夫，他的弟弟陳喬年名叫克拉辛，眾人當中，趙世炎的名字最簡單，叫辣丁。葛任的朋友白聖韜也有一個俄文名字，叫格羅梅科。葛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尤郁斯基，或憂鬱斯基。至於為何起這樣一個名字，他自己解釋說，因為他每天都很憂鬱，也很猶豫。起這樣一個名字，是為了告誡自己不再憂鬱，也不再猶豫，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座右銘。至於他送給我的俄文名字，他說，這是由於無論我走到何處，都是孔夫子的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