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胡佛時期，誰也沒有想到到退伍軍人管理局查證遠征軍的身份。到遠征軍遭受催淚彈的襲擊，被控侵犯法律法規之前，退伍軍人管理局已經完成了對其成員的詳盡調查。數據顯示，94%的遠征軍曾在陸軍或海軍服役，67%曾遠征海外，20%是殘疾軍人。格拉斯福德和他曾經支持的衣衫襤褸的人們都沒有說謊，但情形並未好轉。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沒有報刊轉載這篇調查，社論更是直接忽略了它。《紐約時報》將這些老兵描述成「普通入侵者」，他們的「不服從導致政府採取武力，幾乎升級成暴動」。《波士頓先驅報》公然說：「人民……已經受夠了被無賴搶劫。」《紐約先驅論壇報》也說，遠征軍落到今天的境地，「任何方面都不值得給予一絲一毫的同情」。《克利夫蘭老實人報》說：「在國會山露營」是「廉價的英勇」。雖然《時代周刊》批評了政府，但《財富》雜誌的結論是，麥克阿瑟意識到「刺刀和展示壓倒性的實力才是唯一能防止任何人送命的手段」（事實是已有人喪命，卻被忽略了），他「巧妙地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贏得了國家的感激。

與此同時，白宮發布公報。胡佛總統宣布軍隊將「制止騷亂和鎮壓蔑視行政命令的分子」。幾分鐘后，白宮透露，曾與警方發生衝突的男子是「共產主義分子」。記者在車裡找到了麥克阿瑟，詢問他有何打算。他回答說：「看著我，只需要看著我。」然而，記者們看到的是武裝大軍從賓夕法尼亞大道氣勢洶洶地開來。巴頓少校率領第三騎兵團，揮舞著鋒利的軍刀，策馬而來。馬隊後面是一支機槍分隊——第12步兵團、第13工兵團和第34步兵團，陽光照在他們的刺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這些隊列之後排著6輛坦克，履帶有條不紊地碾過瀝青地面。現在是下午4點45分，這是麥克阿瑟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刻。15分鐘前，特區的公務員們已經下班，開始湧入街頭。20000人擠在人行道上，看著對面一臉茫然、混亂的老兵。如果騎兵指揮官稍不注意就會傷到人，而且眾所周知，巴頓少校對群眾的安全從不上心。

《財富》雜誌的一位作者（幸好是位匿名作者）曾描述這位將軍「生性靦腆，不喜拋頭露面」，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即使在當時，麥克阿瑟都會以第三人稱稱讚自己，邊說話邊點燃他那長長的煙嘴。他在身後放置了一面15英尺高的紅木框鏡子，以使自己顯得高大魁梧。正如艾森豪威爾後來回憶，當麥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怠慢時，就會「大發雷霆，說這個人追名逐利、沒有禮貌、盲目判斷、不講信用、目中無人、違反憲法、麻木不仁，如今真是世風日下，等等」。這在當時也很正常，當時職業軍人的日子很難熬，從下級軍官升級到上校只能靠資歷，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初，從上尉升到少校，就要熬22年。除了數日曆，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生活幾乎逼得艾森豪威爾解甲歸田。那些年，他養成了閱讀斯特里特-史密斯公司的低俗小說的習慣：《西部雙槍騎士》、《西部故事》、《驚險西部》和《牛仔短篇小說》。在波多馬克河彼岸的梅爾堡，總是可以看到小喬治·巴頓（1919年就已升為少校）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4點打馬球。他經常駕馭自家的馬參加賽馬比賽，贏得了400條獎帶和200座獎盃。那時他已因珍珠手柄的左輪手槍聲名遠播，但他仍然在追求更大的挑戰——打獵、飛碟射擊和飛行。和艾森豪威爾少校不一樣，巴頓少校家底殷實。

不是所有人都有艾森豪威爾少校這樣的同情心。7歲的尤金·金恩是一位退伍軍人的兒子，他竭力想從帳篷里救出他的寵物兔。步兵卻說：「快滾，你個小兔崽子！」男孩稍有遲疑，步兵就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小腿。救護車再次從兩公裡外的加林格爾醫院趕來，又有超過100名傷亡人員，其中包括兩個已經斷氣的嬰兒，遠征軍報紙一位憤怒的編輯建議這樣給嬰兒寫墓志銘：「伯納德·邁爾斯，夭折於三個月大，吸入胡佛總統的毒氣致死。」這種說法固然不妥，但這次退伍軍人真的被激怒了。他們看到士兵們朝他們的棚屋澆汽油，附近巡航遊艇上的華盛頓富人卻把這當作表演。晚上11點15分，退伍軍人看著巴頓少校帶著他的騎兵進行最後的破壞性襲擊。被騎兵拖走的衣衫襤褸的遊行者中，有一位名叫約瑟夫·T·安赫利諾。1918年9月26日，他曾經因為在法國阿爾貢森林戰場上救了一名年輕軍官的性命而獲得傑出服務十字勳章，這位年輕軍官正是巴頓。

他們來自美國的農耕家族，還算得上是下層中產階級（若那時有這樣的詞語）。如果派兵到賓夕法尼亞大道對面襲擊他們，有5個人不得不提。只有來自肯塔基州哈倫縣的J·A·賓厄姆曾經是前往法國的美國遠征軍隊伍中的一名軍官，也很難說他是有閑階級的一員。在此之前，他受雇破壞罷工。1931年3月的一次活動就是被他破壞的，當時是西奧多·德萊塞、舍伍德·安德森、約翰·多斯·帕索斯和常春藤盟校的學生聯合起來，到肯塔基抗議礦工的民事權利受到侵犯。還有兩人是來自薩克拉門托的約翰·奧爾森和查爾斯·魯比，後者作為傑出服役十字勳章得主，曾在1931年被選為第一位給總統送新年祝福的人。這兩位都因為在法國戰場的英勇表現得到嘉獎。來自奧克蘭的埃里克·卡爾森中過催淚彈的毒，正如他們所說，「還得了炮彈休克症」。威廉·魯西卡曾經是第41步兵團的一等兵，他的一生為人們津津樂道。這5個人都失業了。魯西卡本來是個屠夫，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西南部，住在他妻子的哥哥家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里。

此外，陸軍的質量也著實令人汗顏。當時的軍費不到今天的1/400，這麼說來，也確實是一分錢，一分貨。《財富》雜誌稱它為世界上「裝備最差」的軍隊，大家也都默認了。一旦遭遇危機，麥克阿瑟只能派出1000輛過時的坦克、1509架飛機（其中最快的時速不過234英里），以及一個機械化步兵團（由騎兵帶頭，戰馬都套著芥子氣防化護腿）。一位記者寫道：美國軍隊給人的印象是「穿著松垮的制服，敞著懷，慵懶地扛著一支過時的步槍，在廣袤的大地上沒完沒了地走來走去」。

1932年的華盛頓與現在最大的不同是，如今眾所周知的地標當時都尚未建成。沒有傑斐遜紀念堂、海軍陸戰隊紀念碑，也沒有最高法院大樓。國會山裡，法官們居於參議院和眾議院之間，幾乎就在圓形大廳下方；無名將士墓和華盛頓國家座堂正在建設，聖母無原罪堂還在規劃階段；我們今天所知的憲法大道當時並不存在，僅僅是B街的延伸段。寬廣的國家廣場也只有在設計藍圖上才看得到當時其所在地是另一個華盛頓公園，樹林茂密、街道縱橫，還有尚未清除的「一戰」臨時建築的殘骸。除了商務部大廈，聯邦三角建築群里尚無其他建築。《國家地理》報道，時任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和參議員里德·斯姆特對一個40億美元的城建計劃特別感興趣，該計劃是在「整個賓夕法尼亞大道南側」修建一排「宏偉建築」，並計劃由胡佛總統9月為新郵政局大樓奠基。但這座宏偉大樓及其相鄰建築還未建成，包括勞工部、州際商務委員會、司法部、國家檔案館、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國家美術館。當時美國聯邦調查局不對公眾開放，也無緣得見《憲法》和《獨立宣言》原件。直到最近，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商業用地，但個別土地已破土動工，還有一些已歸屬財政部的也都已動工。

但不是每個人都讓胡佛失望。總統委派的一個委員會報告說，國家的頭號難題是「法律和秩序」，在那時指的是違反當時禁酒令的匪徒。胡佛對該報告表示贊同，全國製造商協會發言人也贊同總統的觀點：「很多所謂『大蕭條』造成的負面影響都是在說喪氣話。」抓住總統樂觀的思想，實業家們勇敢地充當前鋒。但政府面臨的麻煩是，華盛頓到紐約之間的那段賓夕法尼亞鐵路兩旁的幾千個廣告牌，一半是空白的，這讓乘客們很疑惑。直到總統的追隨者們開始租用廣告牌來宣傳他們的口號：難道之前的「大蕭條」不可怕嗎？它曾非常可怕，但已經過去了，為此國際獅子會俱樂部協會特意舉辦了一個「商業信心周」。

胡佛一直在考慮白宮膳食的縮減問題，但又考慮到這會有損國家的士氣。每天晚上，他都西裝革履地走進餐廳（他是最後一位每天穿著正裝就餐的總統），並且獨自享用7道菜。1928年共和黨競選總統時，有位記者曾經編出這樣的口號：「家家鍋里有一隻雞，車庫裡有兩輛車。」如今這位記者已經破產，落到了要申請貸款以撫養三個孩子的地步。但總統認為，如果第一家庭對美國復興都喪失了信心，那全美民眾定會絕望。

麥克阿瑟下令在橋上架起了重型機槍，以迎戰反擊。艾森豪威爾少校跟隨他率領一隊步兵越過大道橋，到了對岸。安那考斯迪亞河邊退伍軍人陣營一片混亂，遍地都是包裝箱、水果箱、雞籠、麻袋與防雨紙搭建的窩棚、帳篷、披屋、房車殘骸和晦暗帳篷的棲身之所，任何人可能都忍受不了這樣髒亂的環境，和垃圾共處，這卻是遠征軍親屬們唯一的家。他們蜷縮在黑暗中，祈求解脫，得到的卻是新一輪的催淚彈。有的尖叫著逃命，有的藏了起來。一支500人左右的隊伍聚集在營邊，邊嘲笑隊伍邊唱：「膽小鬼！膽小鬼！膽小鬼！」種植菜園的退伍軍人乞求步兵們不要踐踏他們的莊稼，但是那些綠油油作物還是被踩得一片狼藉。據美聯社報道，晚上10點14分，士兵們點燃了主陣營里所有棚舍，火焰在空中冒出50英尺高，並蔓延到附近的樹林里，6所消防站的消防員都接到命令趕來救火。總統從白宮的窗口看到了東部被火焰照亮的天空，立即詢問發生了什麼事。艾森豪威爾回憶：「整個場面太悲慘了。無論他們進入華盛頓是否有錯，這些衣衫襤褸、被虐待、被任意使喚的退伍軍人都很可憐。整個營地燃燒的熊熊大火只能讓人覺得更加凄慘。」

胡佛身處困境可謂絕妙的諷刺，因為以20世紀20年代的標準，他算得上是一個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擔任商務部長時，柯立芝總統嘲笑他是「神奇員工」、「奇迹男孩」。對於胡佛將r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公有化的舉措，共和黨保守派毫無感激之情。在就職典禮上，他宣布自己的偉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偉大的社會工程師，掌控所有產業為公眾謀福利。這與共和黨的主張並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剛發來胡佛就職演說的前幾段，發行人麥考密克上校就致電華盛頓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銳地批評柯立芝和梅隆聯合制定的低息貸款政策，也曾預測經濟會因此衰退，所以他繼任總統后的第一步就是說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收緊信貸，期望儘可能減輕遭受的打擊。

黑人居住在華盛頓西南部的霧谷和整個喬治敦，那時尚未被獵奇愛好者們發現，可能也是因為城市別處風景如畫。那時，華盛頓特區的綠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樹。最具異國情調的街區是卡洛拉馬高地和馬薩諸塞大道。每個猶太人都知道，這些華麗的豪宅「禁止入內」，那時反猶太人不亞於歧視黑人；因為當時尚沒有以色列這個國家，所以反猶太人甚至沒有驚動外交界。現在位於馬薩諸塞大道的使館區，當時是在第16街，大使們穿著條紋褲和雙排扣禮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宮。他們在市中心漫步時，由於路面用鵝卵石鋪就，他們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僅分佈在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則主要是小雜貨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紅色門廊銷售點、露天市場，或者是大馬路上。大街上隨處可以聽到街頭乞討者的音樂演奏聲、手推車小商販的叫賣聲，還有磨刀人的吆喝聲，這是在招呼家庭主婦們拿出刀具來打磨。市中心，鮮花店和水果攤給街角帶來繽紛的色彩；碼頭上，牡蠣市場熱鬧非凡。華盛頓特區市場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即現在國家檔案館所在地。在K街農貿市場的繁榮盛景里，充斥著魚販的叫聲和宰殺好的架上兔子的搖擺，馬具店門前，佇立著一個與真馬等身的木馬。1932年的華盛頓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馬。K街的鵝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馬的糞便。那些夾雜著大市場和街邊攤的氣味，很快就在偉大的柏油馬路上消失了。

對麥克阿瑟而言，這個決定顯而易見，他的使命是摧毀遠征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只有侵入遠征軍河對岸的避難所，剷平總部，使命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將軍極力反對，他請求參謀長放棄夜襲計劃，稱此舉「愚蠢至極」。麥克阿瑟很堅定，格拉斯福德只好服從上級，轉身離開。但美國總統的直接命令卻不能如此對待。胡佛作為總指揮官，知道如何動用他的軍隊，因此軍隊只是停駐在岸邊。為了確保麥克阿瑟將軍收到自己的命令，總統通過莫斯利將軍和總參謀長秘書克萊門特·B·賴特上校再次傳達了命令。艾森豪威爾說，總統「禁止任何部隊過橋到對岸的空地上進入退伍軍人的主陣營」。這已經很清楚了，如果是別的將軍，肯定立即服從，但麥克阿瑟沒有，他認為這是文官介入軍事，很憤怒。他告訴莫斯利計劃還要繼續，莫斯利感到很驚訝，但麥克阿瑟不能容忍這樣的干預。麥克阿瑟對艾森豪威爾強調自己「非常忙，不想自己或他的手下被前來傳達命令的人打擾」，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麥克阿瑟決定違抗總統的命令。

騷亂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通美國家庭的大體感覺是，政府已經讓這些蓄意發動暴力革命的人受挫。但也有例外，在遠征軍遭受挫敗期間，總統接見了一位重量級摔跤冠軍、EUG女大學生聯誼會的成員們和高中作文大賽的優勝者們。沃爾特·李普曼寫道：「胡佛先生並不逃避開會和發表聲明，他為什麼就不能試著抽空與遊行者協商一下呢？」

無論何處，邁尼漢都會看到人們因營養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膚鬆散、眼神空洞和舉止緊張的特徵。牛頓·D·貝克問：「我們承擔得起對這一代青少年永久傷害的責任嗎？」貝克被認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職。直到8年後，「大蕭條」時期的孩子們應徵入伍時，他才得以平反。國民體質中心主任約翰·B·凱利（格蕾絲·凱利的父親）發現，應徵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體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為存在牙齒問題。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視力差、心臟和循環系統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礙。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隱性創傷是由於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戀者造成的，有一個魁梧的大漢想以區區25美分誘|奸年青的塞瓦賴德。

來華盛頓的人看什麼呢？他們首先會參觀火車站，聯合車站是按城市古典建築計劃建成的第一座石造建築，氣勢宏偉，連同國會山一起，可以俯瞰整個城市。當時的國會山就和現在一般，正面朝東，因為某位建築師認為東面是城市發展的方向。在那時，總統權力的持續擴張還沒有開始，所以，國會才是華盛頓的權力集中點，像遠征軍這樣的外來者會把國會山作為他們的第一站。對有些人來說，這也是最後一站，因為白宮不歡迎參觀者，也沒有什麼其他景點。當然，有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碑（碑中附帶新電梯，不過青少年總願意去挑戰那898級台階），有開放的植物園和福爾傑莎士比亞圖書館。謝爾瓦設計的旋翼飛機（一個直升機原型）在史密森學會（博物館群）的草坪上成功著陸后，該博物館群逐漸備受歡迎。如果喜歡弔橋，可以參觀阿靈頓紀念大橋，這是當年1月由胡佛總統剪綵啟用的項目。最後，還有極少數的政府辦公樓：C街的農業部、第18街的老內政部大廈、第7街的文官委員會大廈，和橢圓廣場邊上的商務部大廈。這一佔地8英畝的建築群，建於20世紀20年代，被時任商務部長胡佛選為美國經濟的聖地。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國人民眼中已成為一個捉摸不透的人。一個得克薩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給遠征軍寫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擔心會挨餓。」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來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時饑民的壯舉至今仍然是美國人道主義歷史長河中最輝煌的一頁。瑪克西姆·高爾基曾這樣描寫他：「你從死神手裡拯救了350萬兒童和550萬成年人。」芬蘭語中新加了一個動詞「胡佛」，意為幫助。

然而，當形勢不妙時，他就表現得沒有那麼特立獨行。他說「掌控」不過意味著政府成為監督者和協調者。他解釋說，掌控的目的是「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他還補充說，擺脫「大蕭條」唯一「正當」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們在看到「各大廠商、鐵路公司、公共事業、商業機構和政府部門」如此自強不息，定會重建信心。1932年以來，許多人已經明白，各大廠商和其同夥都是騙子，信任危機開始出現並不斷惡化。

但這些報紙完全沒有提及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所有崗位填滿以後，還富餘1500多萬求職者。

「快離開！」騎兵們大聲吼道。圍觀的人回應著：「不要臉！不要臉！」同時，退伍軍人們急忙形成堅實的防線截斷了大街，他們的帶頭人揮舞著國旗。於是這些顏色成為士兵們的第二個目標，他們重組成規模更大的隊伍，越過賓夕法尼亞大道，沖向國旗。退伍軍人們目瞪口呆，繼而憤怒地衝上去把士兵拉下馬，開始廝殺。「我的上帝！」一個頭髮花白的退伍軍人喊道，「如果我們有槍就好了！」其他人也一邊從騎兵手裡搶槍，一邊怒吼：「我們在阿爾貢參加世界大戰時，你小子在哪裡？」所有遊行者都在喝倒彩起鬨。一名不到20歲的士兵從當年遠征歐洲的軍士手中奪過旗幟，一臉不屑地罵道：「你就是個老混混！」一個靠近麥克阿瑟的人大聲吼道：「美國國旗從此以後毫無意義。」將軍怒道：「如果你再敢出聲，立馬逮捕。」

1932年，著名作家也屬於貧困群體，有人記錄下了這瞬息萬變的生活。約翰·斯坦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豬油、草木灰和鹽製成的，他甚至負擔不起手稿的郵費，雖然一本都沒有賣出，但他的經紀人還是替他支付了這筆錢。他後來回憶說，一點點疾病的徵兆都會嚇壞那些居無定所的人，「你必須有錢才敢生病。我牙齒曾出現問題，所以全部脫落」。斯坦貝克當時身處鄉間，如果身處城市，情況就更糟。托馬斯·沃爾夫常上紐約市政廳前的公共廁所，看著人們一邊為了搶馬桶而爭吵，一邊從他們破爛的大衣口袋裡掏著麵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這樣描述那裡的流浪者：

1932年夏，空氣中瀰漫著令人絕望的氣息，美國華盛頓特區恰似歐洲小國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來，已經有25000多名身無分文的「一戰」退伍軍人帶著妻兒在街區公園、垃圾場、廢棄的倉庫和歇業的商店安營紮寨。軍人們不時操練，唱戰歌，也曾在10萬名華盛頓市民的沉默注視下，由一位榮譽勳章得主帶領，高舉褪色的棉布制國旗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遊行。然而，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們一直在請求政府施以援手，從「大蕭條」時期開始計算，這已經是第三年年末了，他們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軍人「補償金」（這一補償金是1924年《服役證明修正法》中規定的，但是要等到1945年才發放）。如果現在兌現，他們每人可以拿到約500美元。報刊編輯們將他們稱為「補償金軍隊」、「補償金遊行隊」，他們則自稱「補償金遠征軍」。

白宮傳出消息，總統那晚一直熬到「深夜時分，查看遠征軍事件的前方簡報」，抹黑遠征軍成為官方的堅定做法。後來胡佛應該私下訓斥了不服從命令的麥克阿瑟將軍，但現在他公開承認遊行者「不是退伍軍人」，而是「共產黨和有犯罪記錄的人」。每個發言人口中非退伍軍人的比例都不一樣：麥克阿瑟說在90%以上，赫爾利認為約33%，胡佛在波士頓給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波士頓分會寫郵件說，在他的「印象」中，「其中不到半數人曾經為美國軍隊效力」。格拉斯福德將軍對此提出抗議，導致他在10月被勒令提前退休。但受過的污衊是怎麼也抹不掉的。騷亂后第二天，在對華盛頓大陪審團的控告中，一位特區法院的工作人員說：「據報道，叛亂者犯了實際暴力罪，其中幾乎沒有退伍軍人，主要是共產黨人和其他不法分子。我希望你查明事實確實如此，幾乎沒有退伍軍人參與這場對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攻擊。」

遠征軍成員曾希望國會能提供幫助，最終卻是徒勞。現在他們只能向胡佛總統求助，乞求總統接見他們的領袖代表團。然而，總統傳話說他太忙，接著就與外界隔離了：總統參觀參議院的計劃被取消，白宮周邊地區日夜有警察巡邏。這是自停戰以來，總統官邸的門第一次被鎖上，《紐約每日新聞》報的標題是「胡佛自鎖白宮」。胡佛甚至設立路障，白宮周邊一個街區以內實施交通管制。一位斷臂老兵試圖穿過警戒線，卻https://read.99csw.com在被毒打了一頓之後關進了監獄。

整個過程推進得很緩慢，一開始幾乎無人反抗，到正午時分，第一棟樓才清理完工。然而，與此同時，這邊出事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安那考斯迪亞河畔的主要陣營。姍姍來遲的警方不顧一切地試著把第11街橋升起來，但為時已晚，遠征軍的增援部隊正在趕來，一見警察就朝他們投擲碎磚頭。格拉斯福德一邊臉被砸傷，嚇得向後退了幾步。他看到手下茫然地拿槍指著他，嚇得不知所措，立馬躲到柱子後面。他聽到一個沙啞的聲音喊：「抓住他！」格拉斯福德從柱子后出來，看到一個人目露凶光，朝著一個退伍軍人開槍。魯西卡胸部中彈，當場斃命。其他軍人還在頑強抵抗，不一會兒，又至少有三個退伍軍人倒下，卡爾森身受重傷。格拉斯福德喊道：「不許開槍！」所有人都停了下來。但消息已經傳到白宮，司法部長米切爾已經下令將所有退伍軍人驅逐出政府所有的樓房。胡佛總統在午餐時收到了消息。他命令戰爭部長帕特里克·J·赫爾利動用軍隊，這一口頭命令都被記錄了下來。赫爾利立即傳話給參謀長。

但在那時還沒有電視新聞，顯而易見的事實也可能被否認。司法部長威廉·D·米切爾宣布，遠征軍已經犯了「乞討以及其他行為」罪行。副總統查爾斯·柯蒂斯出動了海軍陸戰隊兩個連的兵力，身攜刺刀，頭戴鋼盔，乘坐電車而來。然而格拉斯福德公開指出，副總統無權發布軍事命令，命令士兵們返回軍營。儘管如此，全國上下主張使用武力的呼聲日盛。3月7日，在密歇根州迪爾伯恩，3000名飢腸轆轆的男女試圖在亨利·福特工廠外示威，警方開槍以驅散隊伍，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傷（之後這些人被警方銬在病床上並被控暴動罪）。《底特律自由新聞報》公開譴責：「責任人很好確定，煽動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和其他遠征軍挑撥者。」其他報紙也慫恿總統。《華盛頓晚星報》在社論中說，為什麼沒有特區警察「狠狠地衝上去把那些企圖通過示威得到補償金的遊行者揍一頓」；《紐約時報》報道，這些參加示威的退伍軍人「拿的補償金相當於其他國家退伍軍人的七八倍，卻仍然不滿意」。其實除了殘疾軍人，其他人沒有補償金，但這些四肢健全的人開始提出愈加怪異的要求。喬治·莫斯利陸軍准將是艾森豪威爾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爾稱他是一位「機智」且「充滿活力」的官員，「總是致力於鑽研新點子」）。那年夏天，莫斯利想到一個新法子，他建議逮捕補償金遊行者和其他「低劣人種」，然後把他們集中關押在「夏威夷群島中的某個孤島上，那裡連糖類作物都不生長且人煙稀少」，「任他們在那裡自生自滅」。他還補充道：「我們也就不必擔心，其中個案的法律裁定過程是否有所推遲。」

要了解40年前美國多麼目光短淺，也許沒有比簡單了解軍隊編製更形象直觀的了。美國的兵力當時在世界上排名16，位列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西班牙、羅馬尼亞和波蘭等國之後。美國僅有132069名每月領取17.85美元軍餉的士兵。理論上，他們可以勉強與南斯拉夫的軍隊（138934人）抗衡。但實際上，他們完全不是對手，因為麥克阿瑟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專註于文案工作，就是在毗鄰墨西哥的邊境巡邏或駐守在美國的各處海外屬地。參謀長只留下3萬兵力，這比1776年英王喬治派來鎮壓美國殖民地反叛軍的兵力還少。

大難臨頭，人們卻往往察覺不到。對於這些人來說，在那個悶熱的早晨10點，災難隨著兩位財政部官員降臨。他們站在人行道上，滿頭大汗，勒令遠征軍撤離，但遭到遠征軍的拒絕，官員只好離開。一個小時過去了，除了溫度不斷攀升，什麼也沒有發生。11點剛過，格拉斯福德將軍騎著他的藍色摩托車親臨，抵達第三大道與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岔道口，他宣布已接到命令要清理該地區，他的手下立馬手持警棍直接闖入。

美國國務院大樓所在地霧谷原來是一個黑人貧民區，現在的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所在地曾經是農業實驗站，因此也是典型的華盛頓輻射地帶。《星期六晚郵報》指出：「靠近國家立法心臟地帶的這一大片區域，其中很多仍然屬於農場。」政府僱用的外事人員不到2000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宮對面那棟被數不清的欄杆、炮塔、圓柱門廊包圍著的雙重坡頂的大廈就是現在的行政辦公樓，外表醜陋。當時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竟都擠在其中辦公。實際上，1929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后，總統和他的下屬們就搬進了這棟大廈，並沒有人感覺擁擠，自然更談不上講究排場。當時，後來軍事武官和社交秘書所在的白宮東翼當時還沒有修建，美國聯邦特勤局還沒有向公眾封鎖行政大樓西路，它還只是城市裡一條普通的街道，平時離總統辦公室擲石可及之處就可以停車。如果有人需要拜訪國務卿，有時會在門口受到接見。在行政辦公樓的同一層內，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與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門之隔。他需要幫忙時，只要喊一聲「艾森豪威爾少校」，艾克（艾森豪威爾的昵稱）就會急忙跑來。

艾森豪威爾少校建議麥克阿瑟將軍避開報社記者，因為這次事件是政治事件，而非軍事行動，他繼續爭辯說這是應該由政客做的事情。麥克阿瑟搖了搖頭，他很喜歡對新聞界發表講話。而且，無論麥克阿瑟是否喜歡（顯然他樂在其中），他跨越安那考斯迪亞河的決定已經將他置身於政治事件中心。零點15分，他與戰爭部長赫爾利一起出現在記者面前。一開始，麥克阿瑟的策略就顯而易見——把一切都歸功於胡佛，並對他大肆讚揚。他說：「要不是總統在24小時內採取行動，定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定會導致一場真正的戰爭。如果他再等一星期，我相信我們的政治制度定會受到嚴重威脅。」赫爾利補充道：「這是一場偉大的勝利。麥克（麥克阿瑟的昵稱）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是時代的風雲人物。」他若有所思地停頓了一下，補充道：「但是，現在我還不能斷言這次行動造就了哪位英雄。」

亨利·福特卻不認同：「為什麼？四處漂泊對這些男孩來說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為他們在幾個月里獲得的經驗比在學校待幾年還要多。」就算胡佛總統認為並非這樣，他也沒有反駁。因為他沒有任何反駁的理由，他不願看到人們受苦受難的場面，儘管威廉·艾倫·懷特一再懇求，胡佛也從未到過排隊領救濟品的地方或救助站。當他的豪華轎車開過街角的蘋果攤時，他也從沒有轉頭看過。從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職到1932年秋，胡佛總統都沒有離開過華盛頓。那時，他趁著夜色已深從戒備森嚴的車裡望出去，看到數以萬計的民眾露宿街頭，大多是年輕男女，正如金·史密斯所寫，他們「白天漫無目的地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晚上就隨意露宿街頭」。

「這些被郵局貼上『地址不詳』標籤的人，被我們稱為暫住居民。」牛頓·D·貝克當年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這個社會群體里包含各種各樣身份的人，從大學畢業生到從沒有見過校舍的孩子。孕婦、生病的嬰兒、無子女的年輕夫婦、被迫下崗的中年人。國家不安定，人民就難以安穩。我們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現在我們就是『大蕭條』時期的游牧民族。」事實就是這樣，每一個城市領救濟品的隊伍里一定會有穿著體面的人，地方法官從來不知道誰會因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帶到他們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魯克林的一塊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畢業生、土木工程師，曾為巴拿馬、中國、智利和委內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則是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廚師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徵用的閣樓里，每天看著自己以前的菜譜，黯然神傷。

華盛頓的想法也是如此，因為一個超級大國應有的地位、條件和大多數的抱負都是美國所欠缺的。夏季的華盛頓如沉睡的村莊，在其他季節就更無人問津。論城市面積，華盛頓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國內重大問題的決策權都在金融中心紐約。只有需要聯邦政府採取行動時，曼哈頓各大機構的律師們，如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萊休·魯特，才會蒞臨華盛頓，為共和黨人士出謀劃策。柯立芝總統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辦公桌上安裝電話的第一任總統，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他還僱用了5名秘書（歷屆總統的秘書都沒有超過一名），並通過傳喚器系統傳達命令。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會有幾道並非當季的菜，桌子上擺著鮮花。定製的雪茄盒裡放著又長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總統的要求專門製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進餐時，周圍有許多人候著：一名男管家和眾多男僕（他們必須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勢站穩，保持絕對沉默，未經命令不準有任何舉動。就連站在門口值勤的都是海軍陸戰隊的軍人，他們身穿藍色制服——總統出行儀式的禮服。即使總統的妻子盧是唯一的共同進餐者，身著制服的號手們也會吹著明亮的號角，以宣布總統抵達和離開晚宴。胡佛總是以夫人盧為榮，因為她能流利地講5國語言，曾經是美國女童子軍首領，她親手鋪的餐桌是白宮歷史上最精緻的餐桌。但有時夫人也不知道總統是否真的如此熱衷於美食，因為總統總是狼吞虎咽。

大約200萬美國人（其中超過25萬人的年齡在16～21歲）四處流浪。《財富》雜誌稱他們為「大蕭條」時期的「流浪人口」。州警護送退伍軍人從一個州的邊界到另一個州的邊界，州警一直遵循著「大蕭條」早期州長已定好的規矩。各地方政府都要處理很多等待救濟的人，讓他們忙得不可開交。這些潦倒的外來人口被指控為流浪者，被送到鄰縣邊界上。只有少數城市，如東聖路易斯，以它們樂善好施的救世軍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數城市則冷漠無情。加利福尼亞州首次設立勞教所，然後在進入該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衛以遣返那些試圖入境的窮人。在亞特蘭大市，那些寒酸的外來人會被帶到富爾頓縣做30天苦力作為懲罰。20世紀30年代初，一個20歲名叫埃里克·塞瓦賴德的流浪者後來回憶說：「市民慷慨的施rｅaｄ.9９ｃｓw.ｃｏｍ捨和鐵路守衛員的品行成為判斷和評價一個城市的基礎，例如，如果有別的選擇，你不會試圖經過懷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輪手槍的地方被驅逐，到下一個目的地要長途跋涉很長一段路。」

中產階級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亞州水庫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農場主、牧師、工程師、學校校長以及密蘇里州一家銀行的前行長。在芝加哥，200名婦女整夜在格蘭特公園或林肯公園露宿。她們既無寢棚，又無鋪蓋，沒有任何遮擋的東西。每當夜幕降臨，她們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著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紐約巴比倫的長島上，警察發現一名註冊護士快餓死在一個私人住宅的楓樹林里，她已經在一堆舊衣服和廢紙中躺了整整兩個星期。在艾奧瓦州的奧斯卡盧薩，一名失業的女教師帶著兩個孩子正準備在支起帳篷的洞里過第二個冬天。正如《紐約時報》記者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說，晚上敲你家門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幾個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給你批過貸款的人、在你讀的報紙上寫過社論的人，或曾經是房地產龍頭企業的副總裁」。

這時，執政者逐漸發現有「外來煽動者」，他們總是陌生人。從來沒有「值得可憐的人」，他們都是失去理智的暴徒。10年前，胡佛就開始在他的著作中蔑視暴徒了。在一本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的小冊子中，他寫道：「最重要的是加強防範群眾！這些群眾只憑感覺行事，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容易輕信他人，亂搞破壞，揮霍無度，滿腹仇恨，整日做夢，卻毫無建樹。」可以想象，他的結論是，這種「破壞性的批評」可能引發革命。破壞性的批評導致那些飢餓的工人在福特的迪爾伯恩工廠外遊行、遠征軍索賠發生騷亂、肯塔基州哈倫縣暴動，甚至兩黨「野蠻的個人主義者」把肯塔基大學的學生作為攻擊的對象。大學生們被毆打、監禁，縣檢察官譴責他們是「無信仰、自大、不倫不類、大言不慚、離經叛道的少數利己主義者」。

多年以後，林登·約翰遜夫人還記得，當她的丈夫成功將那些男孩「帶出貨運車廂，開始正經工作」時，他那興奮的喊聲。青年無所事事，這也正是流浪者問題的實質。對美國兒童局和國家遊客援助協會的工作人員來說，這就像是一個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毀。1932年，普爾曼的乘客發現客運車廂里只有一兩個位置有人坐，但在車廂底下和貨運車廂上擠滿了人。平均每天700個無票乘車人經過堪薩斯城。據南太平洋鐵路公司報道，鐵路警衛員在12個月內將68.3萬人趕下了貨運車，因為吊在車廂外面是十分危險的。第72屆國會小組委員會上，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首席特約代理R·S·米切爾提到他發出了關於387313名「大蕭條」時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335名傷亡人員：

那時，英國外交部把華盛頓劃歸為亞熱帶氣候。各國外交官們都恨透了華盛頓悶熱潮濕的天氣，除了市中心幾家打著「清涼一夏」招牌的劇院，其餘地方都沒有空調。一到夏天，華盛頓就成為遍布遮陽篷、紗窗門廊、冰塊手推車、夏季傢具和涼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話來說，這裏還是「研究昆蟲的絕妙去處」。沒有門帘和門廊，遠征軍暴晒在炙熱的陽光下，他們的先頭部隊進入特區時，正是春光無限、春色滿園之時。到了7月，盛開的玉蘭花和杜鵑花已凋謝，櫻桃樹也變得光禿禿的，似乎連土地都毫無生氣，遠征軍看起來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戶抱怨：「看到這麼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氣了。」的確，他們也僅能給國家帶來這點兒威脅了。

各大報刊上的確鮮有危言聳聽的言論。揚斯敦市市長因想要失業救濟而被當地報紙責罵為「自找麻煩」，編輯仍然堅持認為，不用救市計劃，「大蕭條」就會結束。1932年7月28日，「一戰」的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兒像牲畜一般被驅逐出華盛頓，國際新聞社以該事件為引子，「我國大多數地區的發展表明，新興繁榮的希望正在驅散經濟陰霾，逐漸崛起」。同一星期，美國報刊上就出現了這些標題：

黑夜漫漫，迷霧籠罩，對於駐紮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退伍軍人來說算不了什麼。麥克阿瑟曾答應他們其中一個帶頭人，如果到了不得不驅逐他們之時，會讓他們體面地撤退，一個四星上將的承諾對於好士兵是非常奏效的。之後，他們得到消息，軍隊可能前來此地，可是他們卻認為這是謠言，自以為身著卡其色軍裝的人都是他們的戰友。在他們的營地里，褪色的國旗隨處可見，他們完全不相信那些士兵會攻擊自己的戰友。7月28日星期四，這個早晨，他們最關心的是天氣。上午9點，他們預感到整天都會很燥熱，於是一邊滿懷期待，一邊談論著有空調的新劇院，那裡上演著珍妮·蓋諾和查爾斯·法雷爾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鮑威爾和凱·弗朗西斯主演的《風流大盜》以及傑基·庫珀和奇克·塞爾主演的《淘哥兒》。相比他們此時的營房，有空調的房間就是田園詩歌般的夢想。他們能坐著免費火車來到這裏，只是因為鐵路公司想騰出車站的場地。火車貨運單上寫著「牲畜（目的地：華盛頓特區）55名退伍軍人」，他們幾乎也已經開始自認是牲畜。婦孺們住進了已經拆除得殘缺不全的建築物內，格拉斯福德將軍還給他們提供了草墊。一名記者稱，男子們則躺在「釘著碎布的舊板子和包裝箱搭建的帳篷小屋裡」。到處都寫著「願上帝保佑我們的家園」。他們並不是圓滑，如此出身的人是不會拿上帝、家園和愛國主義（如果談到愛國問題）開玩笑的。

遠征軍的反抗停止了，除了軍刀和刺刀的要挾，還有愈加強勁的南風吹來令人窒息的毒氣，受盡折磨的遠征軍朝著安那考斯迪亞河撤退。撤退顯得異常艱難，婦女們帶著孩子，丈夫拖著破舊的手提箱，還不斷遭到催淚彈的圍追堵截。加林格爾醫院接收的傷亡人員數量不斷增加。晚上的喧鬧聲令人恐懼：救護車和消防車的警笛聲、前行的馬蹄聲、戰士的腳步聲、報童的叫賣聲和作響的坦克聲（自始至終坦克的作用都很模糊）。艾森豪威爾晚年時寫道，「我的記憶中，這些坦克在驅趕老兵的運動中完全沒有起作用」，儘管如此，坦克本可大逞威風，因為老兵「走得很慢」。到了晚上9點，受害者們已經穿過第11街橋，回到了對岸的遠征軍主陣營。麥克阿瑟的部隊清理了C街、馬里蘭大道、緬因大道、碼頭沿岸和國會圖書館附近的其他陣營。晚上8點左右，部隊士兵聚集在一個煤氣廠附近，忙著在野外生火做飯，而他們的指揮官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動。

其中最具戲劇性的是，賓夕法尼亞大道上原先的一大片土地，現在是國家美術館、聯邦貿易委員會和特區網球場所在地。1932年7月28日早晨，那裡還佇立著一排醜陋的老式紅磚建築，裏面曾經有倉庫、廉價旅館、汽車展廳、一家中國餐館和殯儀館。大部分牆已經被推倒，本來幾星期前就該被夷為平地的。但在6月17日深夜，補償金遠征軍悄悄潛入並佔領了這裏。主管這裏的特區警察局局長是一位名叫佩勒姆·D·格拉斯福德的退伍陸軍准將，他不願將遠征軍趕出安身之處，尤其看到這麼多人還帶著妻兒。但到了盛夏時節，格拉斯福德自身難保。國會因為他讓遠征軍進城而大加斥責。白宮傳出消息，胡佛總統已經忍無可忍。總統決定必須驅逐這些衣衫襤褸的不速之客，即使動用軍隊也在所不惜。事實證明，他的確這樣做了。

越艱難的時期，胡佛對商業越有信心。他削減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從而在政府最需要資金時縮減了政府的稅源。芝加哥銀行查爾斯·G·道斯被任命主管復興金融公司，這位銀行家後來從復興金融公司借了9000萬美元給自己的銀行。隨著僵局持續，總統向財政部長梅隆求助。作為達爾文社會主義者，梅隆回答：「清算勞工，清算股票，清算農場，清算房地產。」正如後來加爾布雷思所寫，看起來好像每個被徵求意見的人都「在傳統智慧的推動下，提供了使事情變得更糟的建議」。

卡爾文·柯立芝曾說，美國是一個商業國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業政府。他還補充道：「修建了工廠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裡工作就是在那裡祈禱。」在共和黨執政的20世紀20年代，商業已經遠不再只是賺錢的手段，它已成為學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這些忠誠的崇拜者讀著布魯斯·巴頓所著的關於耶穌基督的暢銷書《無人知曉之人》，書中諸多觀念之一是，如果耶穌還活著，他會成為廣告機構的業務代表，那些聽著耶穌是木匠兒子的故事長大的人定會對此感到很驚訝。

幾年後，理查德·尼克鬆開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謂生不逢時」。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拚命尋找解決辦法。他一天工作18個小時，提出了延期償付政府戰爭債務，甚至削減自己的工資。他滿懷希望，認為自己所謂的「不屈不撓的個人主義」才能使他成為真正的贏家。

又一次尷尬的沉默。參謀長麥克阿瑟將軍當時沒有穿軍裝，他的副官認為他不應該穿。艾森豪威爾一再強調「這是政治、政治」，認為一個將軍參与街角鬥毆是非常不合適的。將軍卻不這麼認為。麥克阿瑟宣布：「麥克阿瑟決定執行命令，革命即將來臨。」來自梅爾堡的士兵們都在白宮橢圓廣場上集合，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注視著他們，此時一個勤務兵猛衝過河，給參謀長送去軍裝、袖章、神槍手獎章和英式斜紋布軍褲。將軍還下令讓艾森豪威爾也穿上軍裝。「我們要攻擊遠征軍的中堅力量」，說完帶著手下上了他的豪華轎車。在第六大道和賓夕法尼亞大道的交叉口（後來成為華盛頓最大的廉價酒庄商店）靠邊停下，又等了一會兒。有人問：「我們為什麼停下來？」麥克阿瑟回答：「等坦克。」他打算在這次行動中使用坦克。大家坐了回去，身上冒著冷汗，除了麥克阿瑟。這位將軍超強的抗壓能力首次被記錄下來。他頭腦冷靜、泰然自若、強硬不屈，這賦予他很大的心理優勢，但也有些人反感他這一點。

各階層的人們，包括公務員，星期六上午都要上班。夏天，他們穿著應季的服裝：白色亞麻或棉質套裝、秸稈草帽或巴拿馬草帽、軟領襯衫和輕便內衣，但只有在最溫暖的幾個月才能這樣穿，因為當時還沒有中央供暖系統。1932年，華盛頓的五大日報充斥著各種社會動蕩的消息，但沒有一件是黑人引起的。雖然26%的華盛頓居民都是黑人（美國城市中的最高比例），但他們出奇一致地忍受著痛苦。官方指南提到，「皮膚黝黑的南部孩子」僅限於當用人和從事「手工勞動」。百貨公司、電影院和政府自助餐廳都不接待黑人。黑人工人們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為新司法部大樓挖地基，只能自帶午餐，否則就要挨餓。即使他們想要一杯水，也不得不步行到兩英裡外，在第7街上找一家肯接待他們的餐館。霍華德大學是一所黑人大學，但校長是白人。當胡佛總統派金星獎章得主的母親們去法國時，黑人母親只被分配坐次一等船的二等艙。《阿莫斯與安迪》是當時美國國內最流行的廣播節目，每晚都會播放，內容關於種族歧視，由兩名白人男子扮演黑人，用奇怪的腔調表演說唱。https://read.99csw.com

流浪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長期的流浪者，他們的「叢林」（露營地）可以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難所，但大多數美國流浪者還是第一次加入這樣的隊伍。他們是失去產業的佃農，是遭遇了三年乾旱而放棄土地的農民，是從學校畢業沒有找到工作的貧困年輕人——他們被叫作「封鎖」的一代，塞瓦賴德本是銀行家的兒子，其他青年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處奔走是美國的傳統，他們喜歡說：「忘記我們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變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達德利快要成功了」。一個失業的人往往會開著破車，帶著家人，不問目的地，樂觀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終，仍然窮困潦倒，背井離鄉。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滿艱辛。蹲監獄經常被視為享福，正如米切爾對參議員科斯蒂根所言，當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脅時，他們會嘲笑警察說「這正是我們想要的，那裡有食物和睡覺的地方」。為了找出他們寧願坐牢的原因，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一名畢業生托馬斯·邁尼漢喬裝成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加入了這幫年輕人的隊伍。他發現，在佈道所、教堂、醫院、救世軍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們都在排隊領取救濟食物。更準確地說，這些福利站應該被稱為施捨處，「我親自品嘗了那湯，無料無味，不冷不熱，一份只有一小杯。連過期的麵包都捨不得給，更不用說蘇打餅乾了」。也從來不會給第二碗，而且領過一兩天後就被趕出去是常事。

退伍軍人的狀況確實很糟糕，但他們沒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民主黨州長早已預見到這樣的事情。在阿靈頓縣警察局局長霍華德·菲爾茲堵死波多馬克河上的橋樑之前，大約200名退伍軍人溜進了縣城，警察局局長警告他們24小時內離開弗吉尼亞州，否則波拉德州長會出動國民警衛隊。里奇州長下達至馬里蘭州警方的命令是：「讓他們沿著去巴爾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許他們進入馬里蘭州。」讓他們全部離開是不可能的，所以騎著摩托車的警察在區境線上遇到疲憊的遊行者，通過沉睡的巴爾的摩，把他們驅趕到賓夕法尼亞州邊界處。在賓夕法尼亞州，少數人在約翰斯頓的理想公園找到了臨時避難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趕到了俄亥俄州邊界處，在那裡等待他們的是新一輪的驅逐。就這樣一直驅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尋求好心人的幫助，以乞討為生。鐵路公司開通了一輛專門的火車，將他們帶到平原各州。為防火車中途停站，堪薩斯城公民領袖籌集了1500美元，使棚車像那輛載著列寧的密封列車向前飛馳，無人知道它的最終目的地。我們只知道，到秋季時，大多數遠征軍成員已經融入了1932年爆發的人口大遷徙。

然而，如果說遠征軍帶來危險只是無中生有，那麼在那個時代的國際舞台上，華盛頓地位低微且依賴歐洲則有根有據。那時世界上65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大英帝國。大英帝國佔據地球上超過1/4的耕地面積——分佈在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陽光所到之處就有大英帝國的土地。大英帝國統治著4.85億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說什麼東西穩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羅陀的岩石般穩固」或「如英格蘭銀行般可靠」，當時美元與英鎊4.86:1的比值似乎是財政安全的基本準則。那時只有幾個名不見經傳的飛行員和一位被革職的美國將軍——米切爾做著空軍的白日夢。海軍在那時極為受重視，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一條航道可以不受英國的控制。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亞丁灣、新加坡海峽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國海軍部控制。馬爾維納斯群島的英國海軍站控制著麥哲倫海峽，連巴拿馬運河都由英國皇家海軍加勒比海艦隊控制。結果，美國就如英國殖民地一般，完全處於英國皇家海軍的控制之下。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針對美國入侵的危險提供了500倍的保險賠償。《財富》雜誌向其讀者們保證「無論船舶或飛機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並將永遠是屏障」，該雜誌認為，自美國有史料記載起，英國艦隊已經稱霸海洋。

「我的天吶！」小孤兒安妮叫喊起來，這是總統最喜歡的漫畫人物，「是誰說經濟很糟糕？」不是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因為巴特勒博士曾向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生們保證「有勇氣堅持，這場低迷就會結束」；不是美國鋼鐵公司的總裁，因為他說「大蕭條」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不是通用電氣公司的董事長歐文·D·揚，因為他宣布「『大蕭條』的最低谷」已經過去了；也不是商務部長托馬斯·拉蒙特，他彙報說「國家的銀行普遍處於強勢地位」；肯定也不是《紐約時報》，早在1931年元旦，他們就說過如此可怕的情況將好轉，人們將願意拿出所有儲蓄，並開始更新他們「破舊的私人物品」。

總統反覆解釋說，發放給窮人的救濟金必須來自私人捐款和當地或州政府籌款。可以肯定的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設立紐約州公共福利部門之前，沒有一個州有公共福利部門，後來其他州也不得不遵從統治者這一先例。同時，胡佛總統堅定地說，絕對不會只是為了「做一點兒事情」而選取不負責任的項目。1932年5月20日，他給一個公共工程的倡導者寫信說，美國「不能靠揮霍而使經濟繁榮」。當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一項2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時，胡佛否決了它並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稱之為「史無前例地濫用公共財產」。他還補充說：「我們的國家不是依靠『豬肉桶』建立起來的，它的強大也不能依靠政客間互惠互利而取得的對自己有利的方案！」

麥克阿瑟是美國唯一一位四星上將（也沒有三星上將）。作為參謀長，他年薪10400美元，在梅爾堡有一處官邸，陸軍唯一一輛豪華轎車供其專用。對麥克阿瑟的副官來說，他的地位似乎遙不可及。那時艾森豪威爾少校年俸3000美元。因為他還兼任軍隊的國會說客，因此常去國會山。但麥克阿瑟從不把豪華轎車借給他，也不給他報銷計程車費，因為華盛頓的任何部門都沒有這一項支出。正如艾森豪威爾日後回憶道：當時他下樓穿過大廳，填寫一份表格以換取兩張電車乘車證，然後站在賓夕法尼亞大道邊，等待從普萊森特山開來的電車。

麥克阿瑟收到戰爭部長的書面指示，其中專門提到「該地區所有婦女和兒童」都必須「受到照顧和善待」。考慮到參謀長的計劃，這實在很難做到。這項任務的準備過程中，麥克阿瑟已從阿伯丁試驗場和埃奇伍德兵工廠徵用了3000枚催淚彈，氣體可無法區分年齡和性別，唯一得到真正保護的參与者是戴著面罩的士兵。警察繫上手帕遮住自己的臉，被警告過的雜貨店店主猛然關上大門。退伍軍人們一看見士兵戴面罩就奔走相告，因為他們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但已經來不及了。步兵緊隨騎兵而來，拔出腰間的藍色催淚彈向退伍軍人們扔過去。頃刻間，空氣立即被大面積污染，圍觀者迅速逃離。有毒陰霾籠罩著賓夕法尼亞大道，陰霾之下，快窒息的婦女們睜不開眼，慌忙抓起鍋碗瓢盆和孩子從房屋裡跌跌撞撞地逃出來。美聯社報道：「這就像1918年大戰中無人地帶的場景。」但不完全一樣，華盛頓是和平時期的首都。這場實力相差懸殊的鬥爭就發生在國會山旁，在場的大部分人都是非戰鬥人員，如記者這樣的中立職業者，雖然武裝勢力認為新聞記者並不會保持中立。一名士兵看見一位記者衝進加油站外的電話亭給報社打電話，往裡面扔了一枚催淚彈，把他趕了出來。

通常不會等太久，因為華盛頓電車軌道交錯，有將近700輛載客電車。除了冬天電車容易短路發生故障，其餘時候它們都運轉正常，堵車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開車上班（時速限22英里），可以把車停在辦公樓前，停車位從不短缺。汽車種類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貝克、格雷厄姆、皮爾-箭、特拉-普雷恩和斯圖茨等品牌的汽車。但以後來的企業標準來看，這些製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鬧。

總統故意忽略這一點。他竭力鼓吹後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所謂的「傳統智慧」。他認為金本位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國為首的18個國家已經將其廢棄。他堅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絕對必要的」，是「經濟復甦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穩定性的基礎」。儘管1932年聯邦預算出現了財政赤字高達40億美元的情況，他仍然堅持。當意識到政府最終必須有所作為時，他創辦了復興金融公司以支撐即將崩盤的銀行，並同意撥款2500萬美元用於餵養農場牲畜，但前提條件是，國會必須擱置為飢餓人口撥款12萬美元救濟金的計劃。這些在今天聽起來很荒謬，在那時有識之士卻把它奉為準則。《斯克內克塔迪明星報》辯駁說，「聯邦救濟會成為一個危險的先例」，這會像英國的失業救濟金那樣，使整個國家勞動力市場癱瘓。「如果這個國家曾經為失業救濟金投過贊成票，」美國總商會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點燃了下滑的導火線。」每個人都知道英格蘭是如何變得道德品行敗壞的。據《美國雜誌》報道，在英國，酒吧里擠滿了領取失業救濟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稱，失業保險只會加劇失業。他的這個邏輯被認為無懈可擊。《財富》雜誌一位思想前衛的編輯解釋說，企業應該拒絕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經濟因素都只會破壞自由市場的良性運作。即使沃爾特·李普曼主張政府採取行動，他也認為資金應該由州議會籌集，而不是國會。

有時瀏覽胡佛的文章會令人有種奇怪的感覺，總統認為「大蕭條」是公共關係問題，他相ｒｅａｄ.9９ｃsｗ.ｃｏｍ信只要美國企業的形象得以改善，這樣的噩夢就會結束。信仰是目的本身，「缺乏商業信心」是致命的問題。對於經濟危機引發的暴跌，胡佛的第一反應是把它當作一種心理現象。他選擇了「大蕭條」這個詞，因為它聽起來沒有「恐慌」或「危機」那麼可怕。1929年12月，他宣布「情況基本好轉」。三個月後，他說最壞的狀況會在60天後結束。1930年5月底，他預計經濟會在秋季恢復正常，然而市場在6月全面崩潰，他卻告訴為公共工程項目請願的代表們：「先生們，你們晚來了60天，『大蕭條』已經結束了。」

各界評論、斥責胡佛的預測完全站不住腳，但1930年12月2日，胡佛卻在提交國會（當時無能的共和黨「跛腳鴨」國會正面對著剛剛被民主黨橫掃了中期選舉的慘況）的咨文中說「根本的經濟實力並未受損」。幾乎同時，國際蘋果經銷商協會面臨蘋果滯銷的困境，他們決定以每個5美分的價格賒售給失業者，以供他們零售。一夜之間，到處都是凍得發抖的蘋果小販。當被問及何以出現這種情況時，胡佛回答：「很多人都辭去了原有的工作轉而投向更有利可圖的事業，賣蘋果就是其中之一。」記者們的問題很尖銳，總統被直戳痛處。現在他的身上開始表現出身處困境的總統們最不祥的特徵，正如總統秘書西奧多·喬斯林在他回憶錄里記錄的，胡佛開始認為一些批評的出發點是「不愛國」。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研究新的方式開展心理戰。他告訴克里斯托弗·莫利：「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一首偉大的歌。」於是在1932年春，他對魯迪·瓦利說：「如果你能唱一首歌讓人們忘記『大蕭條』，我會頒發給你一枚勳章。」瓦利沒有拿到勳章。因為他唱道：

真正的問題在於出現了那麼多為了爭取利益而犧牲的人。殘害曾經為自己國家戰鬥過的人並不是政治高招，同情者們已經在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為遠征軍提供農田。亞拉巴馬州的雨果·布萊克、愛達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勒姆·約翰遜，這些參議員都因陸軍的行為深感憤怒，紐約眾議員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發電報給總統：「在經濟蕭條、失業率和饑民量猛增的時期，熱湯比催淚彈便宜，麵包比子彈更能有效維護法律和秩序。」麥克阿瑟將軍私下回答了這個問題，遠征軍是「叛軍」，而不是退伍軍人，他說：「如果說遠征軍里的10個人中有一個人是退伍軍人，我都不相信。」

即使在「大蕭條」時期，華盛頓的遊客仍然絡繹不絕，但他們並沒有選擇搭乘降落在華盛頓國家機場的航班（1970年每天有24000名乘客在該機場出入境），當時這個機場所在地還在波多馬克河域下靜靜地躺著。航空旅行十分罕見，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航空公司要求每位空姐都是註冊護士，但客機通常只是福特三引擎飛機，不能在夜間或惡劣天氣情況下飛行。當時也沒有橫跨全國的航班，客機的平均速度為每小時155英里。一名男子花了18個小時通過轉機橫跨全美，他的照片被刊登在了各大報紙上。儘管華盛頓當時有一個胡佛機場，位於弗吉尼亞州一側，現在的第14街橋（當時叫公路大橋）所在地，每天只有250人次。絕大多數旅客（每年有1100萬人）會到達聯合車站。蒸汽機的巔峰統治已經接近尾聲，20000輛火車轟鳴著穿過村莊（1970年時還不到300輛），這悠長的哀鳴聲喚醒了舉國上下那些躁動的年輕人，包括正在康涅狄格州沃靈福德鎮的喬特學校上學的15歲少年約翰·F·肯尼迪、在休斯敦公開演講的教師林登·約翰遜，還有在加利福尼亞州惠蒂爾學院的大學生理查德·M·尼克鬆，他正在想象橫跨東方地平線的情景和華盛頓特區的樣子。

遠征軍們以為這是獻給他們的一次閱兵儀式，鼓起掌來，觀眾也鼓掌，但觀眾首先意識到了真相。巴頓少校的隊伍突然行動，沖入人群。J·F·埃森是《巴爾的摩太陽報》華盛頓分社社長，他寫道：「起初，對圍觀市民的攻擊似乎只是幾個武裝騎兵的行為，但後來成為騎兵聯合行動的一部分。」埃森報道說，士兵們「沒有發出絲毫的警告」就闖入「成千上萬毫無防備的人群」中。男女「都遭到衝擊」，有人只是拒絕離開電報局前門，就被兩個騎兵用刀背打得縮到了門口。康涅狄格州參議員海勒姆·賓厄姆也夾在人群中，頭戴巴拿馬草帽、身穿白色亞麻西裝，也遭到連累。

現在形勢大轉，隨著民族的憤怒愈演愈烈，關於胡佛的故事開始廣為傳播，比如他在比利時發了大財，連狗都本能地對他嗤之以鼻，還傳說他是1932年3月綁架和謀殺查爾斯·林白兒子的幕後主謀。用錫鐵罐、紙板和麻袋搭建的破舊寒酸的棚戶村被稱為「胡佛村」。曼哈頓有兩大胡佛村，分別在河濱大道旁和中央公園的方尖碑附近。失業（這些年這個形容詞已經成為一個名詞）一族扛著的裝廢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羅來納州，貧困的農民將拋錨的廉價汽車的前臉鋸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騾子身上，稱之為「胡佛馬車」（政府曾試圖將其改名為「『大蕭條』時期戰車」，但無人理會）。「胡佛毯」是公園長椅睡客裹著取暖的舊報紙，「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豬」是飢餓的農民抓來充饑的長耳大野兔。雜耍演員會大叫一聲：「什麼？你說生意變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嗎？」有的報道諷刺說：胡佛向財政部長梅隆要5美分給朋友打電話，梅隆說：「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給兩個人吧。」

賓夕法尼亞大道並不是遠征軍的總部，他們的主力軍在華盛頓東南的安那考斯迪亞河彼岸，剛好要橫穿第11街橋。但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隊伍是最顯眼的，因為他們距離國會大廈不到三個街區。在政府看來，他們是眼中釘、肉中刺。政府下決心驅趕他們，這反映出強勢群體對待弱勢群體時普遍強硬的態度。但跟遠征軍打交道的人們並沒有以這樣的強硬態度對待他們，格拉斯福德將軍、比利·米切爾將軍和兩次榮譽勳章獲得者巴特勒將軍都善待他們。德魯·皮爾森寫道：「這些人什麼都不知道。總之，他們沒有工作，他們和家人忍飢挨餓，他們想拿到補償金，別的都不管。」威爾·羅傑斯說：「與世界各地記錄在案的所有饑民相比，遠征軍是最本分的。」

在紐約州奧爾巴尼的州長官邸，氣氛十分凝重。埃莉諾·羅斯福讀著報紙，她後來說「心裏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響似乎更大。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教授來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見州長羅斯福周圍散亂著一堆報紙。特格韋爾走進卧室時，羅斯福遮住騷亂的圖片，彷彿在為他的國家懺悔。羅斯福回憶起，1920年他曾提名胡佛為總統候選人，現在覺得自己錯了。「這個人簡直一無是處。」羅斯福氣憤地說，「也許再也難有作為。為什麼他就不能給遊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爾利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行為呢？」這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沒有以原則或政策的角度來看待這次事件，而是將它視為人類的災難。羅斯福告訴特格韋爾，如果不是因為退伍軍人及其家屬太可憐，他也許還會同情胡佛。「他們很可能在華盛頓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萬千地說，「他們現在狀況一定很差。」

現在回想起來，政府的反應過度似乎是出於恐懼和挫敗感。遠征軍成員手無寸鐵，激進分子被驅逐，儘管已經飢腸轆轆，但仍然沒有當街乞討。他們勢單力薄，不足以構成任何威脅。《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位記者——34歲的德魯·皮爾森，形容他們「衣衫襤褸，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無神采」。連續數日的靜坐示威已經讓他們有些堅持不住了。一位衛生部巡視員稱退伍軍人住地的衛生條件「極其惡劣」。在很大程度上，臨時搭建的軍資供應處只能靠捐助維持：梅因市和新澤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們給他們送來了幾大卡車的食物；一位極為同情他們的麵包店老闆每天送來100個麵包，另一位麵包店老闆送來1000個餡餅；海外退伍軍人協會捐了500美元；遊行者們在格里菲斯體育場自行舉辦拳擊比賽，又籌集到了2500美元。一切都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政府幾乎什麼都沒有做（華盛頓的警察給這些不速之客提供麵包、咖啡和燉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連這也引起了胡佛的強烈不滿）。到8月中旬，酷熱高溫已逼近每年的氣溫最高值，越來越缺水，苦難加劇。

除此之外，還存在別的危險。40年前，男女性別的界限劃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隊伍的女子經常會喬裝打扮成男子，但很快會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們缺乏男子所具備的力氣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處，偷襲運送物資的卡車。為了讓自己有個容身之所，她們只能出賣肉體，但一次交易的報酬只有10美分。為了這10美分，她們不僅要冒著懷孕的危險——9個月後也未必能找到醫生，而且還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還有另一種威脅。當時無論黑人白人都搭貨車，他們之間的性|交屬於犯罪，一個被懷疑從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會哭喊著說是強|奸（這會給她的顧客帶來致命的後果）。事實上，此前一年，在一輛緩慢行駛在田納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亞拉巴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間的敞篷車上，就發生了這種事情，這也是20世紀30年代偉大自由主義的成因之一。根據兩個白人紡織女工給警方的證詞記錄，9個沒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處死刑。其中一個女工的證詞滿是髒話，完全無效，連記者都無法使用。這個案子經歷了無數次上訴和兩次最高法院的撤銷定罪，直到20年後，最後一個黑人囚犯最終死於癌症。共和黨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們受到的迫害愈加絕望，而引發了後來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