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媽的！」他對我說，「去卡塔赫納沒什麼大不了的，最操蛋的是去紐約。我去過，可也好端端地回來了。」
在困境中和全家人一起生活，這樣的畫面不在記憶中，而在想象里。樓下的卧室里，爸媽帶幾個小的睡一間；四個妹妹睡一間，但她們覺得應該一人一間；埃爾南多和阿爾弗雷多·里卡多要照顧海梅，三人一間，海梅成天談論哲學和數學，害得他們倆整日神經緊張。快十四歲的麗塔為了給家裡省電，在樓門口的路燈下學習到半夜。她喜歡高聲吟唱著背誦課文，發音標準，聲情並茂。當年聽她讀過的許多怪話被我寫進書里，什麼去磨坊的騾子、男孩小杯里的巧克力、酗酒的算命先生等等。午夜過後，家裡更熱鬧、更有人氣：去廚房喝水，去廁所大小便，在走道里掛高高低低、縱橫交錯的吊床。要是叔叔帶兒子回自己家住，我就帶古斯塔沃、路易斯·恩里克，後來還有海梅——晚上九點以後，不許他談論任何事情——去樓上睡。一天夜裡，一隻孤苦伶仃的小羊咩咩叫個不停，吵得我們幾小時沒合眼。古斯塔沃氣急敗壞地說：
再聽到她的消息，已經是一個月後，次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她在《先驅報》報社給我留了封短箋：「卡耶塔諾被殺。」對我們而言，只有一個卡耶塔諾：我們在蘇克雷的朋友卡耶塔諾·亨蒂雷，馬上就要學成的醫生，善於活躍舞場氣氛的情場高手。我很快得到消息，說他是被查帕拉爾村那位年輕的小學教師——就是跟他同騎一匹馬的那個——的兩個兄弟用刀捅死的。那天來回幾封電報，我總算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您怎麼招呼都不打一聲就來了！」
那段日子我運氣不錯，偶遇蘇克雷藥劑師的女兒梅塞德斯·巴爾恰。從她十三歲起，我就不斷向她求婚。過去請她跳舞，她總是拒絕。這次請她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舞，她終於答應。直到那時，我才得知由於政治壓迫愈演愈烈，她們舉家搬來巴蘭基亞。她父親德梅特里奧是死心塌地的自由派人士，匿名帖的無端侮辱和社會迫害不斷升級時，有人威脅到他頭上。他本人並不畏懼，但迫於親人的壓力，廉價賣掉蘇克雷家中所剩不多的物品，在巴蘭基亞普拉多酒店旁開了家藥店。他和我爸爸年紀相仿，卻跟我是忘年交。我們常去街對面的小酒館暖暖身子，不止一次在「第三個人」跟文學小組全體成員喝得不醉不歸。梅塞德斯當年在麥德林讀書，聖誕節才回來與家人團聚。她對我很好，跟我在一起時也很開心，可她善於耍花招，避實就虛，對任何事都不給出明確回應。我只能理解為她心腸好，不想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不」或「沒感覺」。能跟她父親和其他朋友在街對面的小酒館里喝喝酒，我也算知足。如果說那年假期她父親沒有覺察到我對她的渴慕之情，那是因為那是基督教世界兩千年來藏得最深的秘密。梅塞德斯和我在蘇克雷第一次跳舞時告訴我：「爸爸說，娶我的白馬王子還沒出生。」這話被她父親在「第三個人」炫耀多回。她信不信，我不知道，但看她的表現，似乎是真信，直到那年聖誕節前夕，她答應我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早場舞。我很迷信，以為她鬆口是因為理髮師給我剪了個藝術家的髮型，修了藝術家的鬍子，還有粗亞麻布西裝和真絲領帶——土耳其人大甩賣，我買下來當重要場合的行頭。原以為她父親會一同前往：她去哪兒他都會跟著。於是，我邀請了阿依達·羅薩妹妹，她放假回家，跟我待在一起。沒想到梅塞德斯獨自現身，大大方方地跳舞，開開心心地說笑，弄得我沒法開口說正經事。那天是帕喬·加蘭老兄令人難以忘懷的流行季的開始。他光榮地創造出的梅倫昆比舞不僅風靡多年，還催生出新的加勒比樂曲，盛行至今。梅塞德斯伴著流行音樂翩翩起舞，她舞技高超，左躲右閃，我再三向她求婚，都被她輕鬆化解。我感覺她是想告訴我，她沒把我的話當真，只不過手段巧妙，讓我總想勇往直前。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辦。」
「媽媽只求你一件事。」她說，「好好寫，當他是我兒子。」
突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實在太微不足道——我開始講究穿著，把頭髮剪得像軍人一樣短，修理鬍子，學穿拉斐爾·馬利亞加博士送給我的參議員們穿的那種鞋。拉斐爾·馬利亞加是巴蘭基亞歷史學家，會不定期參加我們的活動。那雙鞋他嫌大，還沒穿過。我下意識地希望提升社會地位，開始覺得「摩天大樓」里的房間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就好像阿拉卡塔卡地處西伯利亞——開始厭惡嫖客們起床后的高聲叫嚷，開始不厭其煩地抱怨，因為晚上出門覓食的「鳥兒」還在成批領回江輪上的水手。
新家位置不錯，在波帕區，挨著那座搖搖欲墜的老修道院。樓下有四間卧室、兩個衛生間，爸媽帶十一個孩子住。我最大，將近二十六歲；埃利希奧最小，才五歲。所有孩子都在加勒比文化中茁壯成長，吊床、地席、床，多少人都能睡下。
和阿方索談，對我對他都不易。我們之間有個疙瘩，拖了六個月也沒解開，再者，遇到難事，我們倆都會頭腦短路。一次，我在排版室耍小孩子脾氣，從周刊人員名單上去掉我的名字和職務，暗示正式辭職。等氣消了，我忘了補回去，誰也沒發現。兩周后，赫爾曼·巴爾加斯看見了，告訴阿方索，他也吃了一驚。排版室主任波菲里奧告訴他們當時我是牛脾氣發作。他們商量著先按兵不動，等我解釋。糟糕的是，我把這事給忘了，直到阿方索同意我離開《紀事》周刊。談完，他大笑著跟我道別，狠狠地開了個令人招架不住的玩笑。
「最近怎麼樣，老兄？我是拉斐爾·埃斯卡洛納。」
「沒法相信！」
無須提醒。我太清楚自己的弱點，看著爸爸坐晚上七點的末班車離開時，我硬著心腸才沒有坐到他身邊的位子上。很顯然，在我眼裡，這意味著周而復始。家裡再次一貧如洗，只有群策群力，才能生存下去。
帶著這樣的思緒，我先跟比列加斯確認帕迪亞省平安無事，然後踏上了我的第二趟公務之旅。跟上回一樣，客戶是事先確認好的，圖書在巴耶杜帕爾很快銷售一空。我和拉斐爾·埃斯卡洛納、彭丘·科特斯去比亞努埃瓦、拉巴斯、帕提亞爾和馬納烏萊·德拉謝拉拜訪獸醫和農學家。有些人跟上回的買家聊過，已備好訂單，等我上門。隨時都可以跟這些客戶和他們友善的朋友聚會狂歡。我們和出色的手風琴師一起唱到天明，而這並沒有耽誤簽合同、支付緊急賬單。玩歸玩，鬧歸鬧，生活還在繼續。我們在比亞努埃瓦遇到一個手風琴師和兩個鼓手，他們似乎是我們兒時在阿拉卡塔卡聆聽過的某位樂師的孫輩。那次出差讓我頓悟：兒時的喜好會陪伴終生。
五分鐘后，我們在羅馬咖啡館的小單間里見面，自那以後便結下了終身的友誼。剛打完招呼，我就開始催他唱新歌。零散的詩句，拿捏完美的低音，手指在桌上打拍子。各個地區的民間詩歌裝扮一新，暢遊在每一段旋律中。他唱道：「送你一束勿忘我，希望你能勿忘我。」我也向他展示，他家鄉的好歌我都會唱，口口相傳，自小就會。不過，最讓他驚訝的是，我對該「省」了如指掌，彷彿親身去過。
預訂圖書同時寄到，可以交給買主，收取預付款。所有人都按時付款給我，可我在酒店欠下的房錢是預付款的兩倍多。比列加斯警告我，再過三周，我將身無立錐之地。於是，我去找維克多·科恩好好談了談，他讓我找個擔保，給我賒賬。埃斯卡洛納那幫人不在身邊，老天有眼，突然冒出一個朋友，只是因為喜歡我在《紀事》周刊上發表的一個短篇，就願意無償替我擔保。但是說真的，誰的錢我也還不了。
第二次，我只去了巴耶杜帕爾附近的村莊。一旦到了那兒，我當然打算沿著當年戀愛中的母親走過的路，一直走到維拉角。可是，我只走到距巴耶杜帕爾幾西班牙里的馬納烏萊·德拉謝拉、拉巴斯和比亞努埃瓦，沒去聖胡安·德爾塞薩爾，沒去巴蘭卡斯——外公外婆在那兒結婚，媽媽在那兒出生，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在那兒殺死了梅達多·帕切科——也沒去家族的發源地里奧阿查，直到一九八四年，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總統從波哥大邀請了一幫朋友，派去里奧阿查給塞雷洪煤礦剪綵。那是我第一次去想象中的瓜希拉。這片我之前從未涉足的土地正如我時常描寫的那般神奇，儘管我認為那些描述並非憑空杜撰，而是源於印第安僕人——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后，以一人一百比索的價錢買來的——的記憶。當然，最大的驚喜莫過於初見里奧阿查。這座有沙有鹽的城市孕育了四代人：高祖父母在這兒出生；外婆在這兒看見雷梅迪奧斯聖女輕輕吹熄爐火，以防麵包烤焦；外公在這兒打仗，為愛鋃鐺入獄；爸媽在這兒度蜜月，懷上了我。
人口普查辦公室對面的摩卡咖啡館里坐滿了從附近地區趕來領薪水的徒有虛名的職員。我簽完字，領到豐厚的薪水，一分不留，悉數上交，補貼家用。與此同時，爸爸想幫我去法律系註冊，發現了我隱瞞不報的真相。爸爸的知情如同給我頒發了畢業證書，讓我心花怒放。更讓我心花怒放的是，經過這麼多坎坷和爭執，我總算有了時間和空間去完成我的小說。
「大師，不管怎樣，還是有不少風俗主義的痕迹。」
「好吧！要結趕緊結，我可見不得家裡的孩子談戀愛談得沒完沒了。」
「行！」他說，「別忘了，全家人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我的第一反應是坐下來，好好報道這個案子，可又覺得困難重重。我感興趣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集體責任」這個文學主題。好說歹說媽媽都不答應，不經她同意就寫，似乎又不合適。然而，從那天起，我每天都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多年後，我已經認命。有一天，我在阿爾及爾機場候機，頭等艙候機室的門突然打開，進去一位家世顯赫的阿拉伯王子，白袍一塵不染，拳頭上立著一隻名貴的雌游隼，沒有按照傳統獵鷹訓練術那樣用皮帶拴著，用的是鑲鑽的金鏈。這一幕讓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卡耶塔諾·亨蒂雷。他跟父親學過猛禽狩獵術，先是美洲土生雀鷹，再是從阿拉伯半島西南部引進的名貴品種。他遇害時，莊園里設有專業獵鷹場，兩隻雌鷹和一隻雄鷹受訓專門捕石雞，一隻蘇格蘭鳶用來防身。我知道喬治·普林頓在《巴黎評論》上那篇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著名訪談中，曾問他如何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變成小說中的人物。海明威回答：「我要是說了，將是一本供專業律師參考的誹謗指南。」然而，從阿爾及爾那個上天註定的早晨起，我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再不把卡耶塔諾遇害的故事寫下來，我就沒辦法繼續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我在《觀察家報》當記者時，和卡諾家的兒子——路易斯·加夫列爾、吉列爾莫、阿方索和菲德爾——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馬爾度過的那些夜晚，大家吵來吵去，說了什麼，全忘了，但他們對新聞和文學的「走火入魔」，卻是怎麼也忘不了的。他們當我是自己人，是由他們挖掘、為他們自己而培養的短篇小說作家。但我不記得——他們說了那麼多——有人提議我去他們那兒工作。我不遺憾，處於人生低谷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即使讓我選，我也會一片迷惘。
游擊隊隊長瓜達盧佩·薩爾塞多成為新的傳奇人物，對國家各個層面造成了或好或壞的影響。也許正因如此，投降四年後，他還是遭到警方射殺，地點在波哥大，具體地址不詳，情形不詳。
如今想來，狂風一掃昔日的晦氣，幫我推開了新生活的大門。我和「巴蘭基亞文學小組」不再只是志趣相投的朋友，而變成了工作上的夥伴。開始，我們討論報道的主題，交換不高深卻令人難忘的意見。對我而言，有個早上至關重要。那天，我走進哈皮咖啡館時，赫爾曼·巴爾加斯正在安安靜靜地讀當天報紙上的「長頸鹿」專欄。其他人充滿敬畏地圍在桌邊，等他發表意見，咖啡館里的煙霧看起來更濃了。讀完后，他沒看我，一言不發地將剪報撕成碎片，當垃圾扔進盛放煙蒂和火柴梗的煙灰缸。無人言語，氣氛如常，此事無人再提。可是，每當我犯懶或趕時間，想隨便敷衍一段完事時，總會想起這個教訓。
書名「家」也得改，朋友們對它很熟悉，但它和我的新書八竿子打不著。可是，失誤的是，我一邊寫小說，一邊把想到的書名全都記在了一個作業本上，前後共記了八十多個。最後，初稿即將殺青時，我沒忍住，又以作者身份寫了篇序。這時，書名不請自來，當年外婆曾以遺老遺少的姿態，用這個既顯輕蔑又富於同情的說法描述聯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壞：「枯枝敗葉」。
說到底，那些天最激動人心的照片當屬自由派游擊隊在東部平原地區排隊繳械，隊伍長得一眼望不到頭。游擊隊隊長是瓜達盧佩·薩爾塞多，政府暴力讓哥倫比亞人苦不堪言，薩爾塞多的俠盜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們是新一代游擊戰士，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千日戰爭」殘部，反對保守黨政府，與自由黨合法領袖光明正大地往來相處。
對我來說，院子里的綠色長廊彷彿人間天堂。我時間充裕，中午天氣悶熱，我就躺在吊床上讀書。飢腸轆轆時，我甚至會從外科學著作讀到會計學手冊，根本不考慮這些書對我的作家生涯是否有益。推銷圖書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大部分客戶多少都和伊瓜蘭或科特斯家族沾親帶故，我只需登門拜訪，敘敘舊，吃頓飯，事就成了。有些人不看合同就匆匆簽字——手風琴都拉上了，其他人正等著我們吃午飯。不到一個禮拜，我在巴耶杜帕爾和拉巴斯爭取到大批客戶，我感到世上只有這片土地是我真正懂得的，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回到了巴蘭基亞。
我總算想起了那件事，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不是因為阿方索話說得太巧妙，是恨我忘了跟他解釋。不出所料，他把話說開了。如果說這是我和他之間唯一的疙瘩，那麼就不該把它留在那兒不去解開。阿方索會和阿爾瓦羅、赫爾曼一起接著干。要是需要所有人都出力，以便力挽狂瀾，拯救期刊，我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趕回。實在山窮水盡，還有編委會。不過，指望編委會，等於指望上帝。編委會從未能坐在那張胡桃木長桌旁商討重大決策。
日常工資剛好夠我付房租。不過，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窮得叮噹響。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飯，每逢這樣的晚上，我就去羅馬咖啡館讀書，彷彿我就是現實：夜晚徘徊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的孤獨男人。遇到熟人，要是願意看他一眼，我就遠遠地打個招呼，然後接著走，去老地方看書，多少次看到旭日東升。那時候，我仍然是個沒受過什麼系統教育但手不釋卷的讀者，讀得最多的是詩，包括爛詩。甚至情緒跌至低谷時，我都堅信爛詩早晚會帶我邂逅好詩。
幸好阿爾瓦羅·穆蒂斯猜到了我為何磨蹭，坐飛機來巴蘭基亞，不等我讀最後一遍，就把唯一一份謄清的原稿帶走，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那時候還沒有商用複印機，我手裡只剩初稿，空白處、行與行間用各種顏色的筆改得慘不忍睹，被我扔進了垃圾堆。我心緒不寧地等待出版社的答覆，枯等了兩個月。
那時德拉埃斯普列亞兄弟住在附近，家裡有個酒窖，他們經常把酒裝進清白的瓶子，帶到我家。我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把草稿大段大段、原原本本地讀給他們和弟弟妹妹們聽。這些稿子題材寬泛，是我晚上失眠時在《宇宙報》報社寫在條狀新聞紙上的，未曾好好修改。
埃默赫內斯·索爾叔叔是我們緊急搬家時的大救星。他被任命為卡塔赫納省警察廳秘書長，上任后大刀闊斧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官僚體制的一個缺口，拯救家人，包括我這個有共產黨名聲的政治脫軌分子，我之所以贏得這樣的名聲，不是因為我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我的穿著。他幫所有人安排工作：爸爸做行政管理，無須承擔政治責任；弟弟路易斯·恩里克是探員；我在國家人口普查辦公室討了份閑差——保守派政府堅持設立該機構，恐怕是想摸清究竟還有多少對手存活於世。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的道德成本高於政治成本。除了每兩周領一次薪水，其餘時間絕不能出現在辦公室里，免得接受盤問。官方解釋是我和其他一百多名職員都在外地出差。
「你身處沙漠中的綠洲，日子太平，自然覺察不到那裡已是人間地獄。」他說，「全靠上帝，我們才保住小命。」
他們只好隨我，堅信救生艇一定會來。就這樣，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又搬回巴蘭基亞。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坐在打字機前，見我不請自來，走進《先驅報》的老辦公室——《紀事》周刊由於資金短缺，已經無法維持——頓時心知肚明，像見了鬼似的叫道：
我有點兒進退兩難。離開《紀事》周刊后搬到卡塔赫納是恰逢時機的好事，這裏的環境非常有利於繼續創作《枯枝敗葉》。特別是住在家裡，家人奇思妙想，什麼意想不到的事兒都有可能發生。記得有次吃午飯，我們和爸爸聊天，說許多作家在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寫回憶錄困難重重。這道難題被六歲的庫奇輕鬆化解：
當我發現小說沒有留下改清的底稿時，洛薩達出版社通過第三者抑或第四者告訴我：根據規定，來稿一律不退。幸運的是，胡利奧·塞hｔtｐs://ｒeａd.９９ｃsw.ｃｏｍ薩爾·比列加斯把稿子寄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前留了副本，他把副本寄給了我。於是，我以朋友們的意見為基礎進行新一輪的修改，刪去了女主人公在秋海棠長廊觀看下了三日的暴雨那一大段——後來被我改寫成短篇《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我還刪去了香蕉種植園大屠殺前外公和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之間一段多餘的對話——差不多有三十頁，從內容到形式皆破壞了小說的整體結構。近二十年後，在創作《百年孤獨》的過程中，那些我原以為淡忘了的片段幫助我維繫著鄉愁記憶。
「算了，您就別再多想了。」阿方索下了定論，「您的小說，我們都覺得挺好。您現在要做的只是繼續寫。」
「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穆蒂斯說，「但您得寫出來，這正是雜誌尋覓的氛圍與格調。」
從第一行起，我就確信新書應該基於一個七歲男孩的回憶，這個男孩是一九二八年香蕉種植園平民大屠殺的一名倖存者。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故事由缺乏足夠的詩意資源的孩子講述，視角未免局限。於是，我意識到二十歲讀《尤利西斯》和《喧嘩與騷動》純屬年少輕狂，體會不深，決定以不抵觸的視角再讀一遍。確實，當年覺得喬伊斯和福克納深奧、賣弄，如今卻覺得他們的書有攝人心魄的簡單和美。我想讓獨白多樣化，包攬全鎮人的聲音，好比古希臘戲劇中的敘述性合唱，類似於《我彌留之際》中，全家人圍繞一個垂死之人的思考。但我又感覺無法如他那樣，簡單地模仿劇本，在個人獨白前加上名字。我的想法是，只用外公、媽媽、孩子三個人的聲音，其語調和命運差異顯著，靠敘述本身就能被識別。外公是獨眼，小說里的外公卻是瘸子；和媽媽一樣，小說里的媽媽聰明，專註；和我當年一樣，小說里的孩子不愛動，膽小，成天想事。這絕不是什麼創造性的發現，而只是技巧性的設計。
六月十三日一早，我在公共汽車上得知，政府失控，全國陷入混亂，武裝部隊已趁機奪權。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一群保守派惡棍和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波哥大放火焚燒全國最重要的兩家報紙《時代報》和《觀察家報》報社大樓，武裝襲擊前總統阿方索·洛佩斯·普馬雷霍和自由黨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的住所。後者個性強硬，名聲在外，決定與武裝分子交火，最後卻不得不取道鄰家，翻牆逃走。自四月九日起官方暴力橫掃全國，局勢已經岌岌可危。
爸爸是四月九日事件後面對群情激奮的自由派，為數不多的無須藏匿的保守派成員之一。如今，那些他掩護過的黨內人士反咬一口，說他立場不明。他描繪的恐怖場景——那麼真實——足以證明他有理由痛下決心，不顧一切，攜全家逃往卡塔赫納。我沒理由也不忍心阻止他，但想讓他緩一緩，看看能不能不大張旗鼓、說搬就搬。
一個陰雨綿綿的周二，我發現想走也難，因為我沒有別的衣服，只有花花綠綠的襯衫。下午六點，我在世界書店裡找不到一個人，站在門口等。夜幕即將降臨，黃昏一片憂傷，我淚光點點。街對面的櫥窗里掛著正裝，那家店一直在那兒，我卻從未看見。我想都沒想，冒著煙灰色的小雨衝到聖布拉斯街對面，毅然決然地邁進全城最貴的服裝店，買了一套符合當年波哥大城市氣質的灰藍色羊毛立領西裝、兩件硬領白襯衫、一條斜紋領帶和一雙演員何塞·摩西卡入教前引領時尚的皮鞋。去波哥大的消息，我只告訴了赫爾曼、阿爾瓦羅和阿方索，他們都說這是個明智的決定，支持我去，條件是千萬別變成內地佬。
赫爾曼一向謹慎，他沒有言過其實。在他看來，我的小說既沒有差到不能在美洲大陸出版——何況，這裏的小說創作正陷入危機——也沒有好到能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反響，因此，唯一遭受損失的只是初出茅廬、默默無聞的作者。阿爾瓦羅·塞佩達則再次以誇大的言辭點評了吉列爾莫·德托雷的做法：
我向他保證，兩周后交稿。去機場前，他給位於波哥大的辦公室打電話，讓他們寄預付款。一周后，支票寄到，看得我目瞪口呆。後來，我去銀行兌現，櫃員見我穿得寒磣，請我去領導辦公室。經理很客氣，問我在哪兒工作。我一時沒改過口，說在《先驅報》，儘管已經不在那兒了。他沒再問別的，拿起桌上的支票，帶著一份職業性的懷疑左看右看，總算拍板：
湊巧的是，我當時住的房子正好要更換客廳傢具，舊傢具可以便宜賣給我。動身前，我去《先驅報》報社結賬，他們預支給我六個月的「長頸鹿」專欄稿費。我用一部分稿費從馬依託手裡買下傢具，帶到卡塔赫納的新家。我知道家人不會把蘇克雷的傢具帶走，也無力再買一套。不得不提的是，這套傢具用了五十多年，還好好的，且依然在用。媽媽感激我，一直不讓賣。
「看了不就知道了！」
在「第三個人」，小偷朋友遇害的消息讓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樣出門幹活兒，入室行竊時心臟中彈。就這些，具體情況不詳。遺體被他姐姐認領了，她是他唯一的親人。葬禮由慈善機構資助，送別的只有我們和酒館老闆。
那些天我時常心不在焉，有一次居然把皮文件夾落在了計程車上。我自己倒不傷心，反正一直倒霉，就當再倒霉一次，根本沒去找。阿方索·富恩馬約爾見我這麼般疏忽大意，急壞了，寫了一則啟事，附在「長頸鹿」專欄後面：「上周六，一個文件夾被遺失在一輛出租汽車上。文件夾主人恰是本專欄作者，撿到者，請與我們聯繫，不勝感激。文件夾中無值錢物品，只有『長頸鹿』專欄尚未刊登的稿件。」兩天後，有人把稿件留在報社門房，沒留下皮文件夾，稿件上用綠筆修改了三處拼寫錯誤，字跡漂亮。
「打算去哪兒？」
媽媽得知我的這些變化后，給我捎了個獨具風格的口信：「錢生錢，利生利。」搬家的事，我對文學小組的人隻字未提，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哈皮咖啡館遇到他們，援引洛佩·德維加的名言作為交代：「我收拾好了，不過是瞎收拾的。」他們噓聲一片——就算在足球場也難得一見。赫爾曼打賭，說我離開「摩天大樓」，靈感會完全枯竭。阿爾瓦羅說我一日三餐，定時定點，會得胃絞痛，生不如死。阿方索說這是私事，嫌他們管得寬，認為當務之急是討論《紀事》周刊何去何從，做出決斷，就此蓋過了之前的話題。我覺得我過得雜亂無章時，他們心有愧疚，如今見我有所改善，不好意思表達，其實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全心投入，瘋狂檢查，如痴如醉。區區一百二十頁，雙倍行距，被我左改右改，反覆調整，到最後我都不知是改好了還是改糟了。赫爾曼和阿方索把重要章節又讀了一遍，他們心腸好，沒有提出無法補救的修改意見。我又心急火燎、提心弔膽地檢查定稿，最後心平氣和地決定：不出了。後來，這成了一種癖好。一旦對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滿意，我就會絕望地擔心自己再也無法寫出更好的。
阿爾瓦羅從哈皮咖啡館銷聲匿跡，大約一周后，突然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用車攔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沖我叫道：
赫爾曼·巴爾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還行，別急著評價，先給一顆定心丸。他感嘆道：
比列加斯博士繼續蠱惑人心，不過這次不賣書了。他忽悠債主的本領堪稱一絕，令人難忘；他不按時付款的理由，債主總是欣然接受。當時，巴蘭基亞作家奧爾加·薩爾塞多·德梅迪納的小說《封路》轟動文學界，社會反響巨大，在本地實屬罕見，讓他十分動心。我追了整整一個月的廣播劇《出生權》，越追越有興緻，很受啟發。身為作家，不可能不關注萬人追捧的現象。我從巴耶杜帕爾出差回來，不提債務，先跟比列加斯討論這個話題。他建議我趁熱打鐵，借費利克斯·B．凱涅特的東風，將《封路》改寫成廣播劇，繼續壯大已有的聽眾群。
六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將代總統羅伯托·烏達內塔·阿韋拉埃斯逐出總統府。當時，總統勞烏萊亞諾·戈麥斯謹遵醫囑，正在休養。他試圖坐在輪椅上重掌政權，打算再發動一場政變，回到總統府，按憲法將剩下十五個月的總統任期完成。可是，羅哈斯·皮尼利亞及手下既然來了，就沒想過離開。
「支票沒問題。」
「幸運的是，」他說，「都不用把您的名字從人員名單上去掉。」
「冷靜，大師。」他說得斬釘截鐵，「您的文筆只能用好運來解釋，這種好運堅不可摧。」
沒有人告訴我他喜歡，我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聽到，好在收聽率和廣告收入足以讓我挽回顏面。這種文學形式似乎正飛速發展，前途不可限量，給我注入了新的能量。我對堂費利克斯·B．凱涅特欽佩不已，心懷感激。約莫十年後，我以拉美新聞社駐古巴記者的身份在哈瓦那住過幾個月，希望能對他進行一次個人採訪。可是，找了各種理由和借口，都沒見著他，但他在一篇訪談中說過的一句話讓我獲益良多：「人總有哭的慾望，我只是替他們找到了借口。」比列加斯的魔力到此為止，別無其他，他先跟洛薩達出版社鬧翻，后又跟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鬧翻，宏圖大志沒能實現，索性回國去了，使得我都沒法兒跟他算清最後幾筆賬。
夢想中鴻篇史詩的摹本就是我的家族，但它不是主角，也非任何單一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束手無策的旁觀者和一切的受害者。旅行歸來，我旋即動筆。無中生有、虛構杜撰已無用處，原封不動地保留在老宅里、不知不覺間牽動的情感才彌足珍貴。自從我在鎮子滾燙的沙土地上邁出第一步，就發現我耗時耗力，尋求所謂的正道去講述那片令我魂牽夢縈、已是一片荒蕪的人間天堂，走上的卻是迷途。《紀事》周刊即將面世，籌備工作並不妨礙寫作，相反，還可以緩解我的迫切之情。
「就一個：那傢伙小模小樣的。」
赫爾曼·巴爾加斯、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和阿爾瓦羅·塞佩達給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在公共市場的一家小飯館里找到了阿方索，那兒是他鬧中取靜的讀書場所。我向他請教，小說是維持原樣，還是換個結構重寫，因為我感覺後半部分沒有前半部分緊湊。他聽得有些不耐煩，說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先驅報》辦公室里又面對面放著兩台打字機，我在同一版面繼續發表我的「長頸鹿」專欄。當然，稿酬不變。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許多社論我寫兩段，他寫兩段，混在一起，難以分辨。新聞或文學專業的學生查閱檔案時試著區分過，沒分出來，除非題材特殊。我們的區別不在文風上，而在文化信息方面。
赫爾曼總是及時向我施以援手，連我有沒有地方睡覺都一清二楚，會偷偷塞給我一個半比索付房錢。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品行好，在小旅館里積攢了個人信用，連妓|女都會把自己用的香皂借給我洗澡。旅館所有者和女主人是卡塔利娜嬤嬤，她有著巨大的乳|房和南瓜似的腦袋，新相好是黑白混血的霍納斯·聖比森特。他原本是個挺闊氣的小號手，在一次意欲奪走他的一切的搶劫中，金牙被打落。他身心受傷，也無法再吹小號，只好換工作。憑藉那根六英寸長的「大香蕉」，他找不到比卡塔利娜嬤嬤的金床更好的歸宿了，再說，她脫了衣服也有貨，短短兩年，她便是憑此私密武器才從大清早在河港無家可歸的窘境爬到了了不起的嬤嬤的寶座上。我有幸見識到這兩人為討朋友歡心而使出的智慧與手腕。可是，他們永遠也想不通，我怎麼老是沒有一個半比索的房錢，明明總有大人物坐著政府加長轎車來接我。
在巴耶杜帕爾，我用於推銷圖書的時間並不多。我住在位於主廣場邊上的歡迎酒店。那是幢令人驚嘆的殖民時期建築，保存良好，院子里有條棕櫚長廊，擺放著古樸的酒吧桌，掛著吊床。
我的第一反應是去敲門，好問問情況，可惜沒好意思。就這樣，生活本身教導我，最實用的寫作秘訣之一是在不敲門、不發問的情況下，學會讀懂現實的象形文字。近幾年，重讀四百多篇「長頸鹿」專欄，與衍生出的一些文學作品進行比較，這一點愈發清晰。
「我是他外孫。」我回答。
我好言好語地回答道：
當時，我心裏比自己承認的還要堵得慌，不先說服自己的話，根本沒勇氣面對。於是，我沒打招呼，直接去塞維利亞香蕉種植園——距卡塔赫納只有幾西班牙里——找兒時的夥伴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亞。那幾年，他在那兒當業餘監工兼賬房。我們聊了兩天，跟往常一樣，又把童年回憶了一遍。他的記性、直覺和坦率讓我有些害怕。他一邊聊，一邊拎著工具箱在家裡修修補補；我躺在吊床上，吹著風搖來搖去；他的妻子拉內納·桑切斯在廚房裡樂得合不攏嘴。我們瞎說時，她會糾正；我們記不起來時，她會提醒。最後，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平心靜氣地散了散步，我的情緒終於平復。無疑，退不退稿，《枯枝敗葉》都是陪媽媽回鄉賣房子后我想寫的那本書。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此之前，我寫了九個遊走于形而上邊緣的短篇，卻沒能掌握這種體裁的創作要領，正不知該如何繼續。次月，《石鴴鳥之夜》被豪爾赫·薩拉梅亞全文轉載於著名的嚴肅文學雜誌《批評》上。時隔五十年，在寫下這段文字前重讀舊作，我認為一個標點符號都不用改。在我過得暈頭轉向、找不著北時，這個短篇預示著冬去春來。
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館住了將近一年，店主最後都當我是自家人。當年，我的全部家當莫過於一雙滄桑的涼鞋、兩套換洗衣服（洗澡時順便搓搓）、四月九日騷亂中從波哥大最貴的茶餐廳偷來的皮文件夾，裏面夾的是正在創作的文稿。什麼都能丟，只有它不能丟，走到哪兒帶到哪兒，連七把鎖的銀行保險柜我都信不過。我只把它押給過一個人。剛住下那幾天，晚上我把它押給守口如瓶的旅館門衛拉希德斯，賒房錢。他匆匆翻了翻被塗改得面目全非的打字稿，收進櫃檯抽屜。第二天，我在說好的時間去贖，從不食言。到後來，押一次，能賒三晚房錢。我和他達成默契，一句「晚上好」，皮文件夾往櫃檯上一放，就可以在格子櫃里自取鑰匙，上樓回房間。
其中兩個短篇發表在《紀事》周刊上，其餘由赫爾曼·巴爾加斯保管了約兩年，終於找到辦法出版。畫家塞西莉亞·波拉斯向來對「巴蘭基亞文學小組」忠心耿耿，畫的插圖是阿爾瓦羅的X光像，扮成各色人等：卡車司機、遊藝會小丑、瘋狂的詩人、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或其他任何職業，唯獨沒有正常人。那本短篇小說集由世界書店編輯出版，書名為「所有人都在等待」，這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只有學術批評界未曾留意。在我看來——當年我曾這樣寫道——那是哥倫比亞出版過的最棒的短篇小說集。
「媽的，住手！」她叫道，「小心眼睛被石鴴鳥啄掉！」
也並非每晚都過得很糟糕。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晚，黑女人艾烏菲米亞妓院的聚會對我的作家生涯有著一定的歷史性意義。不知為何，老闆娘點了一鍋四種肉熬煮的傳奇亂燉。石鴴鳥聞見噴涌的香氣興奮異常，在火爐邊尖聲亂叫。一位瘋狂的客人抓起一隻石鴴鳥的脖子，直接往沸水裡扔。石鴴鳥只來得及最後一次振翅，發出一聲哀嚎，便墜入地獄深處。野蠻的劊子手想再抓起一隻時，黑女人艾烏菲米亞無比威嚴地從寶座上站起。
弟弟妹妹們來了，記憶中一片模糊。半城停電，我們摸黑收拾，先讓小的睡下。大的可以靠聲音分辨，但小的跟我上次回家相比，變化太大，燭光中，他們滿是憂傷的大眼睛使我受驚嚇。箱子、包裹滿地都是，吊床摸黑掛上，場面混亂不堪，我彷彿遭受了一場四月九日家庭暴亂。不過，印象最深的是搬一隻形狀不規則的口袋，它不停地從我手中滑出去。那是外婆特蘭基利娜的骸骨。媽媽把它們挖出帶來，打算安葬在聖佩德羅·克拉韋爾墓地；後來爸爸和埃爾維拉·卡里略姨母都葬在那塊墓地的同一個墓穴里。
除了管編輯工作——職責所在——我還得盯著排版，參与校對，儘管我的拼寫一塌糊塗。《先驅報》上的「長頸鹿」專欄還要繼續寫，我沒多少時間定期給《紀事》周刊撰稿，不過，倒是可以利用大早上的那段空閑時間繼續寫我的短篇。
製作過程苦多樂少，對於想用各種方式講述故事的我而言，為我在這個方面不知滿足的雄心上了精彩的一課。錄製時我在場：犁一樣的針直接在又黑又亮的空白膠片上刻錄，一簇簇頭髮絲模樣、幾乎看不見的細絲落在一旁。我每晚帶出一把「頭髮絲」，作為難得一見的戰利品散發給朋友。磕磕絆絆、粗製濫造一番后，廣播劇終於按時播出，發起者自然歡欣慶祝。
阿爾瓦羅·穆蒂斯被卡諾一家的熱情所感染，也興緻勃勃地回到巴蘭基亞。他剛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公關部主任，想勸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戲劇性：當地經銷商犯下大錯，使汽車燃料被當成飛機燃料，加到了飛機上；加錯了燃料，飛機能飛走才怪。穆蒂斯必須連夜糾正這個錯誤，此事為絕密，不得驚動機場工作人員，更不得驚動媒體。他辦成了。我們在巴蘭基亞機場一邊喝威士忌，一邊聊了四個小時，等燃料更換完畢。時間寬裕，我們無所不聊，但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我即將完成的小說。阿爾瓦羅·穆蒂斯直接從該出版社駐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長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九九藏書斯那兒聽說了這個消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魯政府的一位部長，不久前來哥倫比亞避難。
官方記載的死亡時間為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他的遺體被安葬在波哥大中央墓園的一孔編號墓穴里，葬禮莊嚴肅穆，知名政治家到場祭奠。瓜達盧佩·薩爾塞多坐鎮軍營、指揮作戰時，就和遭遇不幸的自由派領袖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社會往來。然而，關於他是如何死的，至少有八個不同版本。無論當年還是現在，一直有人持懷疑態度，認為那具遺體不是他的，墓穴中安葬的人不是他。
「那就沒有問題了。」我順水推舟，「麗塔又不是跟這個結婚，她是跟不在牢里的那個結婚。」
退稿信在巴蘭基亞的朋友們中間傳了好幾個月，他們找各種理由安慰我。信沒留底，我也不知其下落。五十年後，當我想找一份複印件，為回憶錄提供資料證明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一絲痕迹也沒找到。我不記得退稿的事情是否以一則新聞的形式見報，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打算，但我知道在大發怒火又氣急敗壞地寫了封回信之後過了好久，我的情緒才慢慢平復。回信未經我同意，直接見報，更讓我心煩意亂。我最終決定採納有用的退稿意見，依照自己的判斷，能改則改，向前邁進。
他不知道，但他猜到了。他認為我的辭職將是《紀事》周刊的末日，是嚴重不負責任的表現，會讓我自責一輩子。他明白表示，這無異於背叛——沒人比他更有權這麼說。周刊現狀如此，大家束手無策，但誰都知道關鍵時刻，為了維持，阿方索投入的資金已經超出了他個人的能力範圍。因此，我沒法阻止赫爾曼往壞處想，認為我的不得不搬家等於給周刊判死刑。我敢說，他心如明鏡，知道我是被逼無奈，但從道義上，他必須實話實說。
「棒極了！」
那段時間，阿爾瓦羅·穆蒂斯和貢薩洛·馬利亞里諾也回來了。幸好我沒定稿，也沒定書名，不敢拿去給他們看。我想閉關不出，先在普通稿紙上謄一遍，再改一遍。謄出來一看，比預期多出四十頁，開始沒在意，但很快就覺出問題大了：我在精確性上是個完美主義者，預估過篇幅，具體到每章多少頁，全書共多少頁。哪個數字不符，我都會不由自主地重新通盤考慮，甚至一處打字錯誤都會擾亂我的創作。我原本以為，這種絕對化的方法是源於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現在知道了，這分明就是病。
星期天望完彌撒，一位女鄰居向媽媽證實，說有一回，之前在這裏住的那家人正在吃午飯，女鬼居然大白天在餐廳里現身，所以此後，那房子空了許多年。第二天，媽媽就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出門去找房子以便搬家，四小時內就找到了。可是，弟弟妹妹們大多都怕女鬼陰魂不散，依然心有餘悸。
「寫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後合。
幸好，生活在別處繼續。收到退稿信兩個月後，我認識了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他和洛薩達出版社掰了，成為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駐哥倫比亞代表，該出版社專門出售百科全書和科技類書籍，允許分期付款。比列加斯是個頭最高、身體最壯的男人，面對現實生活中最棘手的問題也最有辦法。他喝最貴的威士忌千杯不醉，十分健談，擅長寫寓言故事。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普拉多酒店的總統套房。當晚，我拎著推銷員的手提箱出門，箱子里塞滿了岡薩雷斯·波爾圖出版社的宣傳冊、彩繪版百科全書樣書，以及醫學、法學和工程類圖書。兩杯威士忌下肚，他就同意讓我在帕迪亞省，從巴耶杜帕爾到拉瓜希拉推銷分期付款的圖書，所得百分之二十的預付款歸我。除去日常開銷和酒店費用，這些錢足以讓我過得衣食無憂。
對於《紀事》周刊進展不順，甚至對於文學小組的反覆無常，人們提出好幾條原因解釋。有人說是我命不好，連累了周刊，被我偶然聽到。他們舉出的最要命的證據是我對巴西球星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我想銳意創新，把足球和文學糅在一起，結果一敗塗地。等傳到我耳朵里時，我的壞名聲早已在哈皮咖啡館里的贊助人中間廣為流傳。我心灰意冷，找赫爾曼·巴爾加斯談心，他和文學小組的其他成員早已知情。
阿方索定下神來。
我的表情告訴他我不明就裡，他從書架上抽出索福克勒斯的書，念出他想表達的意思。小說中的戲劇衝突確實與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王下令不讓她安葬哥哥波呂涅克斯的屍體的情節如出一轍。剛認識他那會兒，他送給我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我讀過《俄狄浦斯王》，卻對安提戈涅的故事幾乎沒有印象，不可能把它搬到香蕉種植園裡，情感上的異曲同工我之前毫無察覺。我心裏翻江倒海，既幸福又幻滅。當晚，我又把稿子讀了一遍，心裏五味雜陳，驕傲的是與一位如此偉大的作家所見略同；痛苦的是公眾會認為我剽竊。糾結了一周后，我決定本著最美好的願望大改特改，仍舊沒意識到把稿子改得跟索福克勒斯的不一樣，其實是天大的虛榮心作祟。最終，我認命了，感到于情于理，應該援引大師的一段話向他致敬。我也的確這樣做了。
糟糕的是懷舊之旅結束，我推銷的圖書依然遲遲未到。書沒到，我就收不了預付款，就會身無分文。酒店催得緊，苦日子比好日子難熬，維克多·科恩僅剩的一點兒耐心也快耗盡，他聽信謠言，認為我欠債不還，卻在蹩腳樂師和廉價妓|女身上揮霍。讓我回歸平靜的只有堂費利克斯·B．凱涅特的廣播劇《出生權》中令人扼腕的愛情，該劇大獲成功，重新點燃了我在傷感文學方面的創作慾望。《西班牙語生活》雜誌刊登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我碰巧讀到，驚喜萬分，終於從頹廢中走了出來。
小說名叫「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兩年後出版。媽媽沒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寫進書里也不會好。」這句話被我當成另一條至理名言，珍藏在個人博物館中。
一切周而復始。同樣的話題被薩巴拉老師手握紅筆以自由派的眼光修改，然後被審查官大加刪減，審查官又被編輯們無情耍弄。還是半夜三更在「洞穴」吃牛排加蛋和炸香蕉片，還是在烈士路上大聊特聊如何改變世界，直到東方既白。羅哈斯·埃拉索賣了一年畫，四海為家，後來跟羅薩·伊莎貝爾結婚，搬去波哥大。天快亮時，我坐下來寫「長頸鹿」專欄，用當年僅有的現代化方式，也就是普通郵件，寄到《先驅報》，我竭盡全力，盡量按時交稿，直到把預支的稿費還清。
我感激地也對他吼道：
「既然這樣，」他說，「您外公殺死了我外公。」
頭幾個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讓我痛苦不堪。沒時間干別的：花幾個小時研讀其他報紙，記錄私密談話，迷失在干擾睡夢的胡思亂想中，直到遇見現實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幸福的經歷莫過於一天下午，我從公共汽車上看見某戶人家的大門上貼著一則簡單的廣告：「出售葬禮掌聲。」
「要是我們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決心，午飯時宣布，「我先自救，然後幫你們找救援，哪怕只是一艘需要自己划槳的救生艇。」
我閉門造車兩個禮拜，似乎比預想的效率還要高，改寫出了一部對話精彩、扣人心弦、時空變幻的廣播劇，和以往的創作風格完全不同。寫對話，我沒經驗——至今仍是弱項——這是難得的練筆機會。相比掙到的，學到的東西更讓我心生感激。再說，收入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比列加斯向我預支了一半現金，並向我保證，廣播劇的第一筆收入就能幫我還清債務。
何塞·費利克斯·富恩馬約爾的幾篇妙文拯救了我們的好幾個周六，但周刊銷售毫無起色。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的冷靜沉著才是我們永遠的救生筏。他沒有什麼商業才能，卻以那股超越於他的氣力之上的執著堅持辦這本周刊，而他自己又恨不得在每一步上都用他那糟透了的幽默感使其遇難。他什麼都干，從最睿智的社論到最無聊的文章他都寫，拉廣告，跑大額貸款，說服名人提供獨家稿件，可惜都沒有給銷售帶來多大轉機。報販子領多少，就會原封不動地退回多少，於是，我們就去常去的小酒館上門兜售，從「第三個人」到河港邊那些憂鬱的小酒館，而微薄的收益全都換酒喝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紀事》周刊讓我長出飛翔的翅膀。儘管困難重重，難以克服，我們卻鬥志昂揚，在聖布拉斯街一棟沒有電梯的樓房的三層擁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辦公室。樓下從天亮到晚七點是鬧市，賣食品的女人們高聲吆喝，公共汽車橫衝直撞。辦公室里幾乎沒有我們的容身之地。電話還沒裝，空調就更甭想了，比出版周刊的成本還高。可是，富恩馬約爾把他那套破破爛爛的百科全書、各種語言的剪報和奇怪行業的著名指南全拿來了，塞得滿滿當當。他的社長辦公桌上擺著一台年代久遠的安德伍德打字機，是他冒死從一座失火的使館救出來的，如今珍藏在巴蘭基亞浪漫主義博物館。另外一張是主編辦公桌，我是新任主編，打字機是從《先驅報》借來的。另有一張繪圖桌，供亞歷杭德羅·奧夫雷貢、奧蘭多·格拉和阿方索·梅洛三位著名畫家使用。他們在神志清醒的狀態下答應免費給周刊畫插圖，無一食言，剛開始是因為三人生來慷慨，到最後，則是因為我們無分文節餘。免費攝影師通常由基克·思科佩爾擔任。
村裡只有一家酒館，我們正喝著冰啤酒，一個樹一般結實、綁著騎行護腿、腰間別著左輪手槍的男人走了過來。拉斐爾·埃斯卡洛納為我們互相介紹，他握著我的手，盯著我問：
住在波帕區南佩帕家時，我可以自由支配所有時間，但酣暢淋漓地寫作使我覺得時光如梭，不夠用。我又遇到了拉米羅·德拉埃斯普列亞，讀完法學博士的他前所未有地關心政治，興緻勃勃地讀剛出版的小說，特別是那年對我這代人至關重要的庫爾喬·馬拉帕爾泰的《皮膚》，文字精練，構思精妙而恐怖的現代史吸引我們看了整個通宵。但是，時間證明，馬拉帕爾泰註定是一個有益的道德模範，而非我所渴慕的偶像，對我們而言，幾乎同時代的阿爾貝·加繆則正好相反。
那是一座古迹，看守是名退休鑄排工。每天報社關門后，在職鑄排工會去找他，喝以盜馬賊的技藝釀製、地下酒坊出售的細頸大肚瓶白甘蔗酒。他們生於排字世家，有學識，精於語法，喜歡在周末痛飲。我和他們打成一片。
「聽著，大師，」他像個真正的師長那樣總算開口，「吉列爾莫·德托雷自以為受人尊敬，其實對當代小說知之甚少。」
他洞若觀火，讓我自嘆不如。
「這輩子我再也不唱歌了。」
幾天前，埃斯卡洛納乘公共汽車從比亞努埃瓦去巴耶杜帕爾。星期天就是狂歡節，他正在腦子裡醞釀一首新歌的詞曲。他不會記譜，也不會彈奏任何樂器，主要靠這種方法創作。途經某個鎮子時，上來一位穿草鞋、拉手風琴的流浪藝人。該地區的流浪藝人不計其數，到處趕場子唱歌。埃斯卡洛納邀他同坐，在他耳邊唱出新歌唯一成形的兩段。
「你寫的是安提戈涅神話。」
「我操，大師，上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報》問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曇花一現：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達維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難想出成本如此之低、開張如此之小、操作時間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離奇的是，第二天，有那麼一刻，我被街頭的哄搶和讀者的熱情所迷惑，居然以為這或許就是我的求生捷徑。美夢只做到星期四。經理說，再出一期，就會破產，即使刊登商業廣告——必須又小又貴——也不實際。《袖珍報》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開張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賣得越多，越難以為繼。
他放聲大笑，未言明的、未思慮的，全都濃縮成這一句：
我從未這麼激動過。洛薩達出版社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優秀的出版社之一，填補了西班牙內戰造成的出版空白。編輯們每日提供的新書既有趣又非同尋常，我們看都看不過來。訂購的圖書，書商會充當幸福使者，準時送貨上門。這樣的出版社有可能出《枯枝敗葉》，光是想想我都激動得發狂。我剛把穆蒂斯送上加對燃料的飛機，就火速趕回報社，將稿子又徹底修訂了一遍。
他們中年紀最小的名叫吉列爾莫·達維拉。儘管有些地區領袖不讓內地佬入行，他還是光榮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許是因為技藝精湛。他除了技術好、頗具個人魅力，還是個神奇的魔術師，能讓辦公桌抽屜里飛出鳥兒，提前為付印前剛交的社論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認真的薩巴拉老師也會暫時忘記帕德雷夫斯基和無產階級革命，讓大家為他鼓掌，同時總是警告說——說了也白說——下不為例。至於我，每天與魔術師共事的經歷可以說是總算讓我發現了生活的真相。
我們讓她住下，畢竟她是帕姨，還和死神交情不淺。她住在僕人房——她只願意睡在那個小房間里——等待大限來臨，最後帶著處|女的芬芳合眼，終年約一百〇一歲。
我們這才得知，不光他，村裡所有樂師都把手風琴、鼓和其他瓜恰拉卡民間樂器收起來了，為死者哀悼，不再彈唱。這麼做情有可原，連身為老師的埃斯卡洛納和開始當村醫的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出面，也勸不動任何人。
「巴蘭基亞文學小組」全體成員在「第三個人」為我提前慶祝生日，直到天明。赫爾曼·巴爾加斯作為聖徒曆法的守護者，宣布三月六日，我就滿二十七歲了。在好友的祝福聲中，我感覺已經準備好去生吞剩下的七十三年，迎接我人生中第一個百年的到來。
我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三姐妹埃斯特爾、馬依託、托尼亞跟我相識于蘇克雷，她們認為我自暴自棄，早就想救我于萬劫不復之境。我告別了讓我成長、蛻變的紙板隔間，住進了帶私人衛生間、有窗戶、正對花園的卧室，一日三餐的花費比我微薄的薪水略高。我買了一條褲子和半列印著花鳥圖案的熱帶襯衫，有段日子，這身裝扮為我贏得了「輪船上的同性戀」這一秘密稱號。多日不見的老友突然隨處可見，我受寵若驚地發現，「長頸鹿」專欄上的胡言亂語，他們張口就來；他們追捧《紀事》周刊，稱它為「體育類雜誌的門面」；他們連我的短篇都讀過，儘管沒有真正理解。我遇到了上國立男子中學時的室友里卡多·岡薩雷斯·里珀爾，他讀完建築系，定居巴蘭基亞，不到一年就買了輛鴨尾式雪佛蘭，車齡不詳，大清早能塞進八個人。他黃昏時來家裡接我，一周三次，帶我去跟新朋友暢飲狂歡。那些人一心想整治國家，要麼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要麼以粗暴的武力對抗。
「西班牙人就是這麼愚蠢。」
陪媽媽去阿拉卡塔卡的賣房之旅把我從深淵中拯救了出來，讓我決定寫一部全新的小說，邁向全新的未來。此生有過無數次旅行，這是決定性的一次，讓我親身體會到想寫的《家》只是胡編亂造，堆砌辭藻，無詩意根基和現實基礎。那次旅行讓我恍然大悟，《家》遭遇現實，只能粉身碎骨。
「但有福克納的精華！」
我正要將打擊拋在腦後，突然聽到消息，說給我寄來退稿信的洛薩達出版社決定出版的哥倫比亞小說是愛德華多·卡瓦列羅·卡爾德隆的《轉過背的耶穌》。這要麼是搞錯了，要麼就是惡意偽造的事實。這不是一場徵文比賽，而是洛薩達出版社通過哥倫比亞作家進軍哥倫比亞的市場發展計劃。我的小說不是被別的小說比下去的，是堂吉列爾莫·德托雷認為它不能出版。
在卡塔赫納有過好幾個家，這回家裡最熱鬧。錢越用越少，日子越過越見不得人。我們去找更便宜的房子，後來搬到了托里區，晚上屋裡會有女鬼現身。我運氣好，沒在場。可爸媽和弟弟妹妹們七嘴八舌，說得我寒毛直豎，如親眼所見。第一晚，爸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只見女鬼穿著紅色碎花長https://read.99csw.com裙，短髮束在耳後，扎著紅色蝴蝶結，目不斜視地從一間房走到另一間房，媽媽甚至能說出裙子上的花紋和鞋子的式樣。爸爸不想加劇妻子的不安、嚇著孩子，非說沒看見。可是天一黑，女鬼便在房子里自如穿行，誰都沒法忽視她。妹妹瑪爾戈特有一次在天亮前醒來，見女鬼趴在床欄杆上，正盯著她看。被陰間的人盯著看，讓她不寒而慄。
赫爾曼·巴爾加斯笑得直不起腰，對我耳語道：「這傢伙一點兒沒變。」不過，阿爾瓦羅後來聲明，他那是在開玩笑，書在從邁阿密飛回的航班上才剛開始看。不管怎樣，他興沖沖地帶來了新聞、電影、文學的「最新病毒」，調動了我們的情緒。之後幾個月里，水土不服的他漸漸適應了國內環境，卻讓我們這幫「發燒友」四十度高燒不退。
那天晚上，我什麼也決定不了。內地農村暴力橫行，好幾戶露宿在聖尼古拉斯公園的難民被警察強行驅逐。不過，羅馬咖啡館里依然太平。西班牙難民總是向我打聽堂拉蒙·賓耶斯那邊有什麼新聞，我總是開玩笑地回答：老師來信，不是通報西班牙新聞，而是迫不及待地打聽巴蘭基亞新聞。他去世后，大家嘴上不提，桌邊的位子還給他留著。他的聚談會的一個成員向我祝賀，說前一天的「長頸鹿」專欄讓他想起了馬里亞諾·何塞·德拉臘撕心裂肺的浪漫主義。我聽了不明就裡，佩雷斯·多梅內奇老師幫我解圍，一語中的：「希望您別學他，也給自己一槍。」他要是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想死，絕不會說這種話。
第二天，開車接我去周刊辦公室的路上，阿爾瓦羅·塞佩達令人感動地袒露，朋友們的內心狂風暴雨，他心裏也不好受。無疑，他已經從赫爾曼那裡聽說我要走。幸好他靦腆，場面話都免了。
我明白，他們三個都喜歡那部小說，雖然各自持有或許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見，只是沒有過多地說明，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一種簡單易行的策略。誰也沒提出版的事情，這點也很符合他們的個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寫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兒。
「好比分期付款，投資革命。」他說。
「您跟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有什麼關係嗎？」
我又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爾瑪成為近鄰，在黑貓妓院過得不好，就去她那兒尋求平靜和凈化。她和妹妹艾麗西亞性情相似，有如雙胞胎，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光周而復始。姐妹倆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與文學小組成員交往，每年至少請我們吃一回愉悅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們家時有名人意外造訪，從各類大牌藝術家到迷惘詩人，不一而足。阿維拉姐妹和佩德羅·比亞瓦老師將我對音樂的愛好引上正道，把我帶進藝術界的快樂群體中。
在「拱頂大廈」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個清晨，達維拉說，他想辦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開紙的一半——的報紙，在下班高峰期免費發放。那將是世界上最小的報紙，十分鐘就能讀完。《袖珍報》就這樣誕生了。早上十一點，我寫一小時，達維拉在兩個小時內排版、印刷，出去分發的膽大的報販子只須吆喝一聲，眾人便會一擁而上。
石鴴鳥獻祭前一個月，阿爾瓦羅·塞佩達從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這對我熬過那段苦日子至關重要。歸來的他頭髮更亂，沒了毛刷式的小鬍子，比離開前更粗魯。赫爾曼·巴爾加斯和我盼了他好幾個月，怕他在紐約變溫順了，看見西裝革履的他走下飛機，我們笑得差點兒背過氣去。他舉著海明威的新作《渡河入林》向我們問好，我一把將書搶了過來，摸摸封面，又摸摸封底，剛想發問，他搶先說道：
多年以後，那張借據成為文物，維克多·科恩會拿出來給朋友和客人看，不是當作把柄，而是戰利品。我最後一次見他時，他年近百歲，又高又瘦，頭腦清醒，幽默如故。當時，我去給孔蘇埃洛·阿勞霍諾蓋拉的兒子當教父，在洗禮儀式上，又見到那張闊別近半個世紀、至今未還款的借據。維克多·科恩還是那麼殷勤友好，誰想看他都給。讓我驚訝的是，借據由他執筆，表述清晰，從我厚顏無恥的簽名上，看得出我有債必還的決心。當晚，維克多跳了曲巴耶納托，舞姿優美，有殖民時期的風範，「好漢弗朗西斯科」之後還沒有人能將那舞跳得那般優雅。最後，朋友們對我表示感謝，說幸虧我欠債不還，才有了千金不換的那晚。
南奇是世上最安分的人。他服完兵役，繼續留在軍隊里，熟稔各種現代武器，參加過無數軍事演習，但哥倫比亞曠日持久、林林總總的戰爭他卻一場也沒打過；退役后，他做了消防員，但五年多的時間里，他也是一場火也沒撲過。但他從不氣餒，他的幽默感使他成為家裡張口就來的笑話大王；只要活著，他就感到幸福。
「這本書狗屎不如！」
這是一次災難性的冒險。阿爾瓦羅完全遵循美國模式制定計劃；戴維斯·埃昌迪亞高高在上，大無畏地推動本地報業，追求轟動效應，是我所認識的最讓人猜不透的人。他出身良好，與其說他富有同情心，不如說他愛感情用事。記者們個個大牌，英勇無畏，全是共事多年的好友。理論上，各人職責分明，但實際上，誰都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啟動這個大項目。報紙只出過幾期，誰是幕後英雄無人知曉。開印時，不是鉛字亂了套，就是急需的材料人間蒸發，氣得人直跳腳。在我的印象中，那份報紙從未按時印出，且總是再三修訂，印刷室里會出各種各樣的狀況，誰也不明就裡。主導原因還不算太壞：報紙換了新面孔，思想僵化的老工人看不慣，故意使壞，直到把事兒徹底攪黃。
商販沒聽出我在開玩笑。後來，純屬為了讓他高興，我買了一款最便宜的，分期付款，他每月上門來取。那是我這輩子第一塊手錶，十分精準、耐用，我至今還留著，作為那段日子的一個紀念。
半小時后，我拉著赫爾曼·巴爾加斯的胳膊去哈皮咖啡館，在最裡頭找位子坐下。咖啡剛上，我就說有急事，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臉色大變，端著杯子停在半路——跟堂拉蒙一模一樣——警惕地問道：
伊約一生煙酒不沾，在度日艱難的那些年裡，全憑自身努力，成長為作家和記者。他有著所向披靡的文學志向和藏而不露的文學創造力，可惜時運不濟，只活了五十四歲，這時間幾乎不夠他出版一本六百多頁、詳細講述《百年孤獨》的幕後故事的傑作。他瞞著我研究多年，沒向我索取過任何資料。
阿爾瓦羅一摔門，走了。我簽的合同在正常情況下是保障，在非正常情況下就是枷鎖。我急切地想從逝去的時光中汲取某種好處，坐在打字機前，試圖儘可能快地寫出站得住腳的東西：《家》的片段，對《八月之光》所展現的可怕的福克納、對納塔納埃爾·霍桑的死鳥雨、對早已令我厭倦的偵探故事的拙劣模仿，以及陪媽媽去阿拉卡塔卡之旅留下的點滴創傷。凄涼的辦公室里只有一張斑駁的寫字桌和一台苟延殘喘的打字機，在這裏，我任由思緒流動，一氣呵成，寫下了《周六后的一天》。初稿讓我滿意的短篇屈指可數，這是其中之一。
麗塔十幾歲就懂得吸取前車之鑒。一次我離家很久，再回去，發現她和姐姐們一樣，正為情所困。她的戀人是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英俊、嚴肅、正派，唯一不般配的是比她矮了兩拃半。當晚，我去爸爸房間，他正躺在吊床上聽新聞。我把收音機的音量調低，坐在對面床上，以長子的身份問他：麗塔談戀愛有什麼問題？他早有準備，答得飛快：
他想得太周到了，讓我無法拒絕。但我堅信，四月九日之後帶我離開波哥大的那架飛機是我生命中最後一架飛機。此外，憑藉廣播劇獲得的不多權利和發表在雜誌《燈》顯著位置的《「蛇村」》第一章讓我有了些廣告收入，除去自己的用度，我還能給卡塔赫納的家人送去「救生艇」。因此，我又一次抵制住了搬往波哥大的誘惑。
他還是不看我。
總要好好琢磨琢磨。我們倆各想各的，靜靜地喝著兩杯飲料。還沒喝完，他腦子一熱，又開始想入非非，讓我無言以對。「日子過得這麼苦悶，」他顫巍巍地嘆了口氣，「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你總算快完成學業了。」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居然給他帶去那麼大的快樂，我有多感動，從沒跟他說起。突然，我腦子一轉，冒出邪惡的念頭：他想逼我當律師，搬家只是迂迴之計。我盯著他的眼睛，那是兩汪充滿驚訝的池塘。我發覺他太無助太心焦，不會逼我去做任何事，也不會不允許我做任何事，但他相信天意，認為打疲勞仗，就能使我屈服。更有甚者，他還是那副走投無路的表情，說幫我在卡塔赫納找了份工作，全都安排好了，下周一就能入職。他解釋說，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每兩周露一次面，就能領到薪水。
這麼說，他是被外公在公開決鬥中殺死的梅達多·帕切科的外孫。他沒有給我時間害怕，他說得眉飛色舞，似乎這樣也算沾親帶故。我們在他的雙層卡車裡瘋玩了三天三夜，喝滾燙的白蘭地，吃半生不熟的山羊肉，緬懷各自已作古的外公。幾天後，他才向我坦白，原來是他和埃斯卡洛納串通，成心嚇唬我的。關於先人的玩笑再開下去，他於心不忍。其實，他叫何塞·普魯鄧希奧·阿基拉爾，是個為人正直、心腸好的走私犯。為此，我特地將《百年孤獨》中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在鬥雞場用長矛殺死的對手取名為普魯鄧希奧·阿基拉爾。
「見鬼，您怎麼知道！」我回答。
當天下午，我剛動筆寫《「蛇村」》，就接到銀行打來的電話。我以為支票出問題了，在哥倫比亞，支票不能兌現的理由實在是數不勝數。銀行職員用典型的安第斯口音向我道歉，他沒想到，去兌現支票的叫花子正是「長頸鹿」專欄的作者。聽完，我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
這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咬緊牙關，先提出幾條疑慮，以便給最後的拒絕做好鋪墊。我對他講了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時和她的長談。對此他自始至終沒發表任何意見。我覺得，他的無動於衷就是最好的回答。最悲慘的是我對他騙上加騙，明知二年級掛兩科沒補考，三年級又掛三科無法補救，學校不會再要我了。我故意隱瞞，是不想讓家人白白生氣。那天下午要是跟他說了實話，我都不敢想他會是什麼反應。剛開始談，我就打定主意，決不心軟。這麼好的男人身處如此失敗的境地，還得讓自己的孩子看在眼裡，的確讓人不忍。可是，我不想讓他對生活太有信心，最後採取了簡便易行的辦法，請他容我考慮一晚。
憲法大會宣布此次軍事政變合法，國民立即一致表示支持。羅哈斯·皮尼利亞就任總統，直至次年八月，總統任期結束。勞雷亞諾·戈麥斯舉家遷往西班牙東海岸貝尼多姆，留下其殘暴統治業已結束的假象。自由派領袖呼籲全國武裝同仁支持國民和解。之後幾天，報紙上最有意義的照片是自由派先鋒隊在總統卧室的陽台下唱著柔情蜜意的小夜曲。《時代報》社長堂羅伯托·加西亞·培尼亞帶頭慶祝，他是倒台政府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
生活如此簡單，突然，不知為何，我莫名其妙地打不起精神來了。小說《家》寫了六個月，成了一出乏味的鬧劇，關於它，我說得多，寫得少。實在找不到當日話題時，我還會從中抽出一些寫得連貫的片段——本就寥寥無幾——發表在「長頸鹿」專欄和《紀事》周刊上。周末我會落單，別人都回家去了，我在空蕩蕩的城市裡形單影隻，窮困潦倒，我臉皮又薄，索性用孤傲不遜、直來直去作掩飾。我在哪兒都顯得多餘，跟熟人在一起時也是如此，在《先驅報》編輯部尤甚。我躲在僻靜角落，十小時不間斷地寫作，不間斷地抽劣質香煙，把自己籠罩在煙霧中，不跟任何人交流，內心孤獨得無法自拔。我寫得飛快，常常寫到天明，寫在條狀的新聞紙上，裝進皮文件夾，走到哪兒帶到哪兒。
國家形勢反倒急轉直下。勞雷亞諾·戈麥斯從紐約歸來，作為保守派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暴力橫行，自由派棄權。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戈麥斯不戰而勝，作為唯一候選人順利當選。議會休會，他未在最高法院宣誓就上任了。
當我邁進《宇宙報》報社，他們讓我有種回到家的感覺。下午六點，正是最忙的時候，我一進門，鑄排機和打字機突然銷聲，讓我喉嚨一哽，說不出話來。薩巴拉老師坐在印第安地毯上，愣了不到一分鐘，就讓我幫忙把耽誤的社論寫了，彷彿我從未離開過。我的打字機前坐著一個剛入行的毛頭小夥子，他忙不迭起身讓座，結果摔到了地上。最先讓我驚訝的是，寫了兩年自由發揮的「長頸鹿」專欄，再回頭寫一本正經、不署名的社論，竟有些吃力。剛寫了一頁，社長大人洛佩斯·埃斯考里亞薩也過來打招呼。英國式的冷靜是他在朋友聚談和政治漫畫中的一貫形象，再次讓我驚訝的是，他向我揮手，高興得臉都紅了。我寫完那篇社論，薩巴拉拿著一張小紙條等著我，社長請我寫社論，開出了一百二十比索的月薪，第三次讓我驚訝。在當年的卡塔赫納，這可不是筆小數目。我沒顧得上說聲謝謝就急忙坐回去，又寫了兩篇，興奮異常，感到地球確確實實是繞著太陽轉的。
流浪藝人高高興興地在中途下了車，埃斯卡洛納則繼續坐車前往巴耶杜帕爾。他下車就感冒了，高燒四十度，只能躺在床上發汗。三天後就是星期天狂歡節，而他悄悄在公共汽車上唱給萍水相逢的朋友聽的那首沒寫完的歌，已經橫掃老歌新歌，從巴耶杜帕爾風靡至維拉角。狂歡節到了，他還在發燒發汗，只有他知道是誰給那首歌起名叫「老薩拉」，並使它流傳開去。
第一個短篇開啟了納塔納埃爾系列，主人公的名字是未經允許，從安德烈·紀德那兒借來的。後來，我又寫了《納塔納埃爾的結局》，也是急就章。納塔納埃爾系列共六篇，這是其中兩篇。整個系列不像出自我之手，被我毫不心疼地束之高閣。我多多少少記得幾篇，其中一篇名叫「納塔納埃爾如何穿得像新娘一樣」，但情節早已被我忘得一乾二淨。人物不像我認識的任何人，沒有借鑒自身或他人經歷，主題含糊不清，居然是我寫的故事，簡直不可思議。說到底，納塔納埃爾系列完全是沒有人情味的文學冒險。記得這些失敗的文章是好事，可以時時提醒我：文學人物不可如納塔納埃爾般憑空捏造。好在想象力沒有讓我飛得離自己太遠，但我堅信爬格子跟砌磚頭一樣，必須獲得豐厚酬勞。如果我們能按時給排字工發不錯的薪水，就更有理由酬報作家。
這本新書在寫作過程中沒有大的改動，沒有和原稿不同的版本，只是我有不死就不會停止修改的壞毛病，所以不斷地刪改、修訂了約兩年後，第一版才問世。那次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我親眼看到了鎮子，和胎死腹中的那本小說里呈現的完全不同。不過，正如無比睿智的堂拉蒙提醒的那樣，用阿拉卡塔卡和巴蘭基亞充當文學作品中的地名缺乏神秘感和說服力。於是，我決定用馬孔多，這個名字我兒時便知，但直到那時才感受到它釋放出的魔幻氣息。
「病毒」隨即蔓延。幾個月來，「長頸鹿」專欄一直像盲人敲著拐杖在原地打轉。我從《家》的草稿里摘出兩個片段，總算讓它緩過氣來。一篇是《上校的兒子》，他從未出生；另一篇是《妮伊》，一個逃亡的小姑娘，我經常去敲她的門，打問不同的路，她從不應答。成年的我又對連環漫畫產生了興趣，不當周日消遣，而是當作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漫畫只能孩子看，這毫無道理。在眾多的漫畫人物中，我最愛狄克·特雷西。此外，我還迷上了當年在阿拉卡塔卡時外公領我入門、堂安東尼奧·達孔特讓我眼界大開的電影，而在阿爾瓦羅·塞佩達的影響下，在一個好片只能從異鄉客口中聽來的國家裡，電影就像福音一般成為我的一種信仰。他運氣好，剛回國，國內就上映了兩部大片：根據威廉·福克納小說改編，由克拉倫斯·布朗執導的《墳墓的闖入者》和根據羅伯特·內森小說改編，由威廉·迪亞特爾執導的《珍妮的畫像》。我和阿爾瓦羅·塞佩達充分討論后，在「長頸鹿」專欄上發表了兩篇影評，並開始饒有興趣地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電影。認識他之前，我壓根不知道最重要的人是出現在演職人員名單最後的導演。我所理解的電影很簡單：寫個劇本，找些演員，其餘的活兒都由團隊里的眾多成員去做。阿爾瓦羅回來后，在那些最邋遢的小酒館里，喝著白甘蔗酒，通宵達旦地跟我吼完了一整門課，把他在美國學到的電影知識悉數傳授給我，我們整宿不眠，醒著做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美夢。
除了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動筆幾小時后，我旺盛的創作熱情正好被他撞見——其他朋友許久都還蒙在鼓裡，以為我寫的是《家》。我決定將錯就錯，一是因為孩子氣地擔心別人發現我老是掛在嘴邊的「傑作」早已胎死腹中，同時出於迷信，想「寫一個、講一個」，故意讓人真假難辨。何況，對於不想多說半個字的靦腆作家而言，媒體訪談危機重重。赫爾曼·巴爾加斯目光敏銳，應該有所察覺。幾個月後，堂拉蒙回到了巴塞羅那，赫爾曼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我認為，加比托放棄了《家》，正在埋頭創作一本全新的小說。」當然，堂拉蒙早在離開之前就已先知先覺。
那些天另一次閑聊時，他安慰我九*九*藏*書說吉列爾莫·德托雷早在一九二七年就退過巴勃羅·聶魯達的詩稿，就是那本《地上的居住》。富恩馬約爾說，要是我的稿子落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手上，境遇一定不同。不過，要是博爾赫斯也退稿，對我的傷害會更大。
「就是小模小樣的。」他不看我。
那次，我去了馬納烏萊。它坐落在大山中央，是個美麗、寧靜的村莊，在我的家族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媽媽兒時患間日熱，吃藥無用，曾來此療養。關於馬納烏萊，關於那兒五月的午後和葯膳早餐，我聽說過很多次，以至於第一次身臨其境，便感覺似曾相識，像前世早已來過一般。
除了類似的頭腦風暴，跟隨他游弋的朋友們對他的印象是，他絕不會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寫東西。身邊的人無法想象他會在桌邊坐一個小時以上。可是，在他回國兩三個月後，他多年的女友、後來的髮妻蒂塔·馬諾塔斯驚恐萬狀地給我們打來電話，說他賣掉了那輛陪伴他多年的旅行車，手套箱里有他尚未發表的短篇小說原稿，沒有副本，全丟了。他說是「六七個狗屎不如的短篇」，犯不著去找，只好由我們這幫朋友兼記者幫蒂塔去找。那輛旅行車從加勒比海岸到內地轉手多次，遠至麥德林，最後，我們在兩百多公裡外的辛塞萊霍的一家修理廠里找到了它。我們把寫在慘遭蹂躪、殘缺不全的條狀新聞紙上的原稿交給了蒂塔，免得阿爾瓦羅又不小心或故意不小心把它們弄丟。
「他小偷小摸了？」我毫不留情。
「區別是手錶馬上就有，革命則不然。」
《紀事》還順帶鍛煉了我在付印前一刻即興創作短篇補「天窗」的應急能力。鑄排工和排版工各司其職，我坐在打字機前，憑空編出一篇「天窗」大小的故事。就這樣，我寫出了天亮時為我解了燃眉之急的《關於納塔納埃爾如何做客的故事》，五周后又寫出了《藍狗的眼睛》。
我不認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響，問題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無法自拔，唯一的娛樂就是在城牆邊的「拱頂大廈」里跟醉漢們唱到天亮。殖民時期，這裏住過軍妓，後來關押過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被志同道合的戰友流放到歐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個月。
「此話怎講？」我問。
我羞於承認，在寫《枯枝敗葉》時，我也遭遇了寫《家》時重技巧、輕主題的困境。在興沖沖地寫了一年後，我被困在了既無入口也無出口的環形迷宮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為銳意創新提供了出色範例的風俗主義，最終使正在試圖打開緊急出口的國家重大題材變得僵化。事實是我再也無法承受那種舉棋不定，一分鐘也不行。核對信息，再做一些文體方面的決定，小說就能殺青，但我還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霧中摸索多時，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著那本書要沉沒，卻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寫作到了這個階段，誰也幫不了我，因為裂縫不在文本里，而在我心裏，只有我能看見，只有我能感覺到。也許，正因如此，還完《先驅報》的預支稿費——拿去買傢具了——我沒多想，就把「長頸鹿」專欄給停了。
其餘都是臨時撰稿人，截稿前或付稿酬前，我們的心總是提到嗓子眼。
在《民族報》報社，我遇到過一位推銷手錶的流動商販。那以前，我從沒戴過手錶，原因顯而易見。他推薦了一款高檔表，價格不菲。他自稱是共產黨員，賣表是假，籌款是真。
「這樣吧！」他說，「我給您寄路費，想什麼時候走、怎麼走都隨您，到了波哥大再說。」
那些天還有一件幸事：我成了「猴子」格拉獨一無二的副駕駛。格拉是名計程車司機，金髮，皮膚白得像白化病患者，聰明和善，無須宣傳就當選為名譽市政官。他大清早在紅燈區的經歷跟電影一樣精彩，總是充滿奇思妙想的轉折，趣味盎然，甚至瘋狂。哪天夜裡要是無聊，他會叫上我，我們會一起在一片狼藉的紅燈區過一晚。在這裏，我們的父輩、父輩的父輩學會了如何孕育生命。
那段時間，最大的安慰來自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打來的電話。他的歌在哥倫比亞膾炙人口，至今仍在傳唱。巴蘭基亞是一座活力四射的文化中心，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的節日聚會上認識的手風琴游吟詩人經常在此出沒，加勒比海岸各個電台也緊鑼密鼓地進行宣傳。當年最知名的歌手是吉列爾莫·布伊特拉戈，自詡「省」內最新潮的歌曲無所不知。另一位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手是赤腳印第安人克雷森西奧·薩爾塞多，他站在美洲小吃店所在的街角，清唱自己或別人創作的歌，聲音有點兒像馬口鐵，技巧獨特，征服了聖布拉斯街上每天來來往往的行人。年少時的我曾長時間站在附近，不打招呼，不露面，直到學會了他所有的歌。
只有我在意這句話，只有我不敢去嘗褻瀆神靈的亂燉。我沒有回去睡覺，趕去周刊辦公室，一氣呵成，寫了個短篇：妓院里來了三位客人，他們的眼睛被石鴴鳥啄掉了，對此無人相信。我用的是普通稿紙，雙倍行距，只寫了四頁，敘述者是「我們」，沒有名字。這個短篇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卻是我寫過的故事中最令人費解的，將我重新引上一條我因無力前行而正想放棄的路。我有如神助，豁然開朗，周五早上四點動筆八點寫完。波菲里奧·門多薩是《先驅報》載入史冊的排版師，永遠與我心意相通，《紀事》周刊次日發行，他臨時修改了版面。在付印前最後一分鐘，絕望的我把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最終題目報給他，他直接用鉛字排到版上：「石鴴鳥之夜」。
意外的是，我的身心狀況皆有好轉。讀書時間少了，但我提高了「長頸鹿」專欄的品質，並且在新家用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借給我的古董打字機抓緊時間繼續寫《枯枝敗葉》，後半夜不再跟「猴子」格拉虛度時光。在報社編輯部待一下午，正常情況下，我能寫一篇「長頸鹿」專欄、一篇社論、幾條無須署名的報道，縮寫一個偵探故事，並在《紀事》周刊付印前趕出最後幾篇稿。幸運的是，手頭的小說與其說是越寫越順，倒不如說是反客為主，拉著我前行。我很識相地跟著，就當搭順風車。
如今想來，巴蘭基亞的環境更利於《枯枝敗葉》的創作。有了打字機和辦公桌，我立即開始精力充沛地修改。這時候，我大著膽子，把謄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給文學小組的朋友們看。先前已經就它聊過多次，不用再費口舌提醒什麼。阿方索在我對面寫了兩天稿，對我的新作隻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結束，他把稿子攤在桌上，讀出用百事貼標出的那幾頁。他沒做評價，而是梳理出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幫我提煉風格。意見條條在理，我一一接受。只有一處，在我告訴他那是兒時的真人真事後，他還是覺得有些牽強。
五十年後，每當想起那個下午，我就會聽見阿爾瓦羅在滾燙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聲。
瓦特·奧西奧是交稿及時、最受歡迎的撰稿人之一。從《紀事》第一期起，他就最為可靠，那篇署名多利·梅洛的《女打字員的日記》俘獲了眾多讀者的心。誰也不敢相信，那麼多繁雜細瑣的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漂漂亮亮地完成。
這句話讓我銘記終生，它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的一種對我即將誕生的小說的明喻。
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那是我人生中與眾不同的一年。如今，我沒有任何疑問：那是決定性的一年。之前，我不修邊幅，邋裡邋遢，在一座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生活的城市，被許多人愛護、尊重，被一些人崇拜，社交生活十分忙碌，穿著朝聖者的草鞋——好像是照著阿爾瓦羅·塞佩達那雙買的——去參加各種藝術和社會問題討論會，只有一條亞麻布褲子和兩件斜紋襯衫，洗澡時順便搓搓。
「既然這樣，」他說，「作家應該趁什麼都記得，先寫回憶錄。」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
「長頸鹿」專欄反映出我對大眾文化的關注，短篇小說則不然，寫得像卡夫卡式的謎，作者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說實話，哥倫比亞的悲劇對我而言，有如遙遠的回聲；真到了血流成河的地步，我才會為之動容。一根煙還沒抽完，我就迫不及待地點下一根，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如哮喘病人迫不及待地呼吸空氣。一天三包，指甲都熏黃了。年輕有什麼用，人像條老狗似的咳個不停。我是個典型的加勒比人，傷感、靦腆、重隱私，所有關乎隱私的問題我都會毫不客氣地擋回去。我堅信自己的厄運與生俱來、無可補救，特別是財運和桃花運，命里沒有便是無。但我不在乎，因為寫好文章不需要好運氣。我對榮譽、金錢、衰老一概不感興趣，我篤信自己會年紀輕輕地死在街頭。
「聽著就像一座燈塔。」
鮑勃·普列托可藉助中世紀任何醫學或藝術發現阻止《紀事》周刊覆沒。但說到幹活兒，原則擺上桌面：不給錢，不出活兒。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沒多久，真的就不出活兒了。
聊完，我興緻勃勃地前往人間天堂巴耶杜帕爾去找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想去尋根。沒什麼好驚訝的，所有遇到的景、發生的事、認識的人都似曾相識，彷彿今生而非前世經歷過一樣。後來，在一次旅行中，我認識了拉斐爾的父親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上校。從第一天起，他的老派舉止、長者風範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瘦削，腰板筆直，皮膚黝黑，骨頭硬朗，形貌威嚴。外公外婆翹首以盼老兵退伍金，等了多年，到死都沒等到，他們在等待中顯現的焦灼和體面很早便困擾著我。然而，四年後，當我在巴黎一家老舊的旅館里終於開始創作《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時，腦海中重現的不是外公的形象，而是堂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
退稿信是編委會主席堂吉列爾莫·德托雷的權威意見，理由簡單，行文語氣怎麼看都是一副卡斯蒂利亞白人腔，只有結尾出人意料，令人寬慰：「必須承認，作者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詩人潛質。」然而，時至今日仍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撇開我自己的羞愧與懊惱不提，信中最尖酸刻薄的異議似乎都言之有理。
樓上住著爸爸的弟弟埃默赫內斯·索爾和他兒子卡洛斯·馬丁內斯·西瑪汗。整棟房子根本不夠這麼多人住，但叔叔和女房東有生意往來，租金公道。我們只知道女房東叫佩帕，很有錢。家人時刻不忘說笑，很快用流行歌調唱出住址，韻律十足：「波帕區南佩帕家。」
「好吧！」他還是那副姿態，引用哥倫比亞國歌的歌詞回答道，「幸好，全人類都在鎖鏈下呻|吟。」
這話是用來麻醉人的。大伏天，我們在商業中心漫無目的地兜圈子，阿爾瓦羅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裡的看法。每當在人行道上看見熟人，他便先打住話頭，親熱地招呼一聲或開個玩笑，然後繼續激|情澎湃地扯著嗓子吼。他頭髮亂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過圓形監獄的鐵柵欄看著我。後來，我們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對面青年隊和競技隊的球迷吵得頭昏腦漲，隨後，體育場里湧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頭喪氣的人，他們狂呼亂叫著佔領了酒館。最後一刻，阿爾瓦羅從車窗探出頭來，吼出對稿子的總體評價：
那年一月，風颳得特別緊，天亮前，基本無法在街頭逆風而行。起床后的話題便是一夜狂風引發的災難。風颳走了睡夢，颳走了雞窩，將屋頂上的鋅皮刮成會飛的鍘刀。
原本應該在最後一刻交稿的政治評論員突發重度腦梗，預留的三頁開了「天窗」。我打起精神，痛下決心，趕出了我的第十個短篇《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修改校樣時，才發現不知不覺間，又寫成了過去那種一成不變的故事。這一厄運使我愈感自責：臨近半夜，我吵醒一位朋友，請他在不到三小時內供稿一篇。我抱著贖罪的心理，在同樣的時間里重寫了這個短篇。周一，我在編委會上再次提出周刊止步不前，得趕緊上街，找重磅報道。大家紛紛認同，但這個想法再次被否。理由聽著倒很悅耳：我們對重磅報道抱著過於理想化的觀念，要是全體上街，周刊即使能出，也沒法按時出。我可以把這當恭維話聽，卻忍不住往壞里想：真正的理由恐怕還是那篇有關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讓他們心有餘悸。
阿方索博覽群書，各種體裁的都看，尤其酷愛偵探類短篇，可謂如饑似渴。他負責翻譯、挑選，我負責精簡文字。這項工作對我的作家生涯大有裨益。為了節省版面，無用的詞要刪，多餘的情節也要刪，刪到只剩精華，卻又不影響可信度。即，刪去所有不必要的，剩下的字詞缺一不可，否則結構受損，大廈將傾。在我對敘事技巧的間接摸索中，這是最有用的訓練之一。
一天，我在《先驅報》報社接到一封信，信被錯放在主編桌上。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的信封，我心裏一驚，沒好意思當場拆，回到自己的小隔間里。幸虧回來，我才獨自面對了這封言簡意賅的《枯枝敗葉》退稿信。還沒讀完，我只覺晴天霹靂，差點兒死掉。
最激動人心的那個下午，我原本昏昏欲睡，正在寫「長頸鹿」專欄，突然，電話響了。耳邊傳來童年夥伴熟悉的聲音，沒有打頭的客套話，直接打招呼：
一不小心玩到了十二點整，她警惕起來，把我晾在舞池中央，不讓我送，就連送到酒店門口也不行。妹妹覺得奇怪，甚至有些自責。我至今自問：她突然決定進麥德林撒肋爵會修道院，和那個悲傷的例子有無關係？從那天起，梅塞德斯和我發明了一種私人密碼，不交談，不見面，也能心意相通。
帕姨快九十歲了，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一個熱浪滾滾的下午。她事先沒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纏著黑色裹頭布，提著小箱子，乘計程車從里奧阿查趕到了卡塔赫納。她幸福地走進家門，張開雙臂叫道：
拉斐爾·埃斯卡洛納說，曼努埃爾·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在拉巴斯做見習醫生，專門給窮人看病。拉巴斯距巴耶杜帕爾只有幾公里，我們決定去看他。我們傍晚到達，那裡氣氛沉重，讓人透不過氣來。薩帕塔和埃斯卡洛納提醒我，僅僅二十天前，警察突襲了村子，奉命推行政府意志，散播恐怖。那是個黑色之夜，警察濫殺無辜，放火燒毀了十五棟房子。
那是我在《宇宙報》最充實的一段日子。薩巴拉將政治智慧傳授與我，教會我如何在暢所欲言的同時，通過審查。他第一次對我由來已久的撰寫專題報道的想法產生興趣。不久，一條特大新聞浮出水面：馬爾貝亞海灘，鯊魚襲擊遊客。最離奇的是，政府懸賞，每殺死一條鯊魚，賞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樹上都掛不下夜裡捕到的鯊魚了。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來，在波哥大《時代報》新開的專欄上撰文一篇，諷刺濫捕鯊魚的荒謬行徑。於是，我靈光一閃，想寫一篇有關夜捕鯊魚的報道，薩巴拉全力支持。可是，我一上船，計劃就泡了湯。他們問我暈不暈船，我說不暈；問我怕不怕海，其實我怕，但我說不怕；最後問我會不會游泳——應該最先問——我說不會，沒敢說假話。不管怎樣，我在陸地上跟水手們聊過，他們是去距卡塔赫納八十九海里的灰燼之口，向無辜的鯊魚下手，滿載而歸后，去領五十比索一條的昧心錢。特大新聞當天就沒了聲息，我的專題報道也打了水漂。於是，我只好刊登了我的第八個短篇《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至少有兩位嚴肅批評家，以及我在巴蘭基亞的那幾個苛刻的朋友說它是個良好的轉折。
「每次看見一架飛機飛過，我都覺得胡利奧·馬里奧·聖多明戈就在那架飛機里。」
最好扯些別的話題，免得淚濕衣衫。因此，我並不詫異他選擇在這時第一次向我談起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計劃——儘管沒有結果，我們在餘生中不斷地聊起這個話題。他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留給我一個想頭，走到聖布拉斯街摩肩接踵的人群和商鋪中間時，他又突然打住。
面對我們的堅持，村民們據理力爭。其實，他們打心眼裡明白，悲傷不會持續很久。耳邊別著紅玫瑰的女人說：「這就好比和逝者一塊兒死了。」人們點頭稱是。於是，巴勃羅·洛佩斯自認為應該帶頭擰斷悲傷的脖子。他二話不說，回去拿來手風琴，唱得出神入化。唱著唱著，其他樂師陸續前來。有人打開對面商店的門，給大家提供喝的。別的商店也在哀悼了一個月後開門營業，燈火通明，歡歌笑語。半小時后，全村人放聲歌唱。空蕩蕩的廣場上，出現了一個月來第一個醉漢。他扯著脖子，唱的是埃斯卡洛納的歌，獻給埃斯卡洛納本人，感謝他神奇地喚醒了整個村莊。
「大師，我煩得不行。」
「我跟阿方索說了，」他隔著車窗沖我喊道，「把周刊停掉，再辦本《時代》那樣的雜誌！」
如今我才發現，過得像乞丐不是因為我囊中羞澀，或是因為我是個詩人，而是因為我殫精竭慮地學習寫作。剛找到一條明路，我就從「摩天大樓」搬到了安靜的普拉多區。普拉多區位於城市另一端，是上層社區，離梅拉·德爾瑪家兩個街區，離周日彌撒后富家公子帶處|女情人跳舞的那家古色古香的酒店五個街區。正如赫爾曼所說，我開始改善生活，走向墮落。
他基本上沒有親自執政，上任十五個月就因健康問題辭去總統職務，由保守派法學家、議員羅伯托·烏達內塔·阿韋拉埃斯以共和國首席代表的身份接任。知情人都說這是勞雷亞諾·read.99csw.com戈麥斯的慣用伎倆：交出政權，手握實權；足不出戶，操縱傀儡；危急時刻，直接致電。
《「蛇村」》第一章在雜誌《燈》上發表后，阿爾瓦羅·塞佩達、赫爾曼、阿方索，以及來自哈皮咖啡館和羅馬咖啡館的大部分朋友都給予好評。他們一致認為，這個主題處於可信與不可信之間的危險邊界，直接寫成報道無疑最合適。阿方索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句讓我終生難忘的話：「親愛的大師，可信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講故事時的神態。」我差點兒告訴他們，阿爾瓦羅·穆蒂斯建議我去波哥大，但我沒敢開口。今天我才意識到，不敢說，是怕他們也建議我去。阿爾瓦羅·穆蒂斯又勸了我好幾次，甚至幫我訂好機票，事到臨頭被我取消。他向我保證，他不是為了幫《觀察家報》或其他任何報紙或電台招募員工，只是希望——他始終沒改口——我能定期為雜誌撰稿，順便就《「蛇村」》系列談些技巧上的細節，它的第二章將刊登在下期雜誌上。他確信新聞報道會在文學領域給貧瘠的風俗主義猛烈一擊。他說了那麼多條理由，就這條打動了我。
不幸的是，機智、堅持、關愛都無法戰勝貧窮。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年後，人口普查辦公室關門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報》的薪水填補不了。我沒有回法律系，儘管一些老師千方百計地幫我，勸我就算不喜歡，好歹把大學念完。家裡每個人都缺錢，不過這個窟窿太大，我從來也沒有填滿過，而沒希望比沒錢更令我沮喪。
我茫然無措。情緒低落的爸爸坦承家中情況不好，我卻無法做出反應。蘇克雷本是人間天堂，美女如雲，日子好過，如今也被政治暴力攪得天翻地覆。卡耶塔諾的死只是個危險的徵兆。
因為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我們全都蒙在鼓裡。但當時，我甚至沒有機會去想象那樣的畫面。當地最棒的樂師胡安·洛佩斯自黑色之夜起便一去不返。我們去他家，請他的弟弟巴勃羅彈奏一曲。他不動聲色，簡單回答道：
阿方索·富恩馬約爾文筆一流，為報紙雜誌撰寫評論，就是不好意思結集出版。他孜孜不倦地讀書，堪比阿爾瓦羅·穆蒂斯或愛德華多·薩拉梅亞。赫爾曼·巴爾加斯和他是不留情面的批評家，對自己比對別人更苛刻，但挖掘新人的眼光從未有失。我們在生機勃發的春天，屢屢聽說赫爾曼通宵達旦，埋首創作了不起的短篇，但就是沒見著一篇。多年後，在和我兒子的教母蘇珊娜·利納萊斯結婚前幾小時，他把自己關在父母家，將稿子付之一炬，以確保包括她在內，誰也讀不到它們。估計是些短篇小說和雜文，或許還有一部長篇，但赫爾曼之前之後隻字不提，只在結婚前夜採用了終極手段，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發現，包括第二天過門的妻子。蘇珊娜知道他在做什麼，但沒進房間阻止，因為婆婆不會准許。「那時候，」很多年後，蘇茜帶著她犀利的幽默感對我說，「新娘結婚前不許進新郎的卧室。」
不到一年，堂拉蒙的來信開始變得表述不清，篇幅越來越短，語調越來越悲觀。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中午十二點，我走進世界書店，用不著赫爾曼開口，就知道堂拉蒙已經駕鶴西去。兩天前，在巴塞羅那，他在睡夢中故去。步行去咖啡館時，我們不約而同地感嘆：
穆蒂斯那年年底又回來一次。他顧不上吃午飯，費盡心思幫我想怎樣才能找到一份長期穩定、不必精疲力盡就能獲得高薪的工作。最終，他覺得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卡諾一家請我就職于《觀察家報》，儘管一想起回波哥大，我就頭疼。但是，阿爾瓦羅幫朋友，一向不遺餘力。
酒店所有人維克多·科恩警覺如刻耳柏洛斯，兢兢業業地維護酒店的秩序和名聲，避免受放蕩不羈的外國人的威脅。他崇尚語言純正，會帶著口齒不清的卡斯蒂利亞口音慷慨激昂地背誦塞萬提斯的語句，會質疑加西亞·洛爾卡的個人操守。我欣賞他對堂安德烈斯·貝略了如指掌，將哥倫比亞浪漫派詩歌倒背如流，不欣賞他在酒店裡守什麼綱常禮義，讓人雷池難越。我和他交往再容易不過，他是胡安·德迪奧斯舅舅的老朋友，願意跟我聊聊往事。
那些天里，阿爾瓦羅·穆蒂斯回來了，說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大筆文化預算，即將推出文學雜誌《燈》，向我約稿。我提出緊急預案：「蛇村」傳說。我認為要是有天我想講述這段傳說，無須修辭渲染，將它原原本本地從集體想象中復甦即可：一段有關地理和歷史的真實故事。換言之，我總算可以寫一篇偉大的專題報道了。
「我要死了，來跟大家告別。」
媽媽的立場依舊堅定。我怎麼勸，她都不鬆口。卡耶塔諾遇害三十年後，她親自打電話到巴塞羅那，告訴我被害人的母親胡列塔·齊蒙托去世了，說她一輩子都沒有走出喪子之痛。媽媽已經仁至義盡，再也沒有理由阻止我寫這篇報道了。
我們設法刊登了胡利奧·馬里奧·聖多明戈四個謎一般的短篇，因為是用英文寫的，阿方索懷著在樹林里捉蜻蜓似的急切心情，藉助手上一些奇奇怪怪的詞典，譯成西語，亞歷杭德羅·奧夫雷貢配上大師級精美插圖。可惜胡利奧·馬里奧雲遊四方，行蹤不定，身為撰稿人，連個影子都見不著。只有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知道去哪裡找他，他的話讓我們忐忑：
我又一次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將完整的稿子——還沒定書名——拿去給古斯塔沃·伊瓦拉看。兩天後，他邀我去他家。他穿著舒適的沙灘服，皮膚晒成古銅色，坐在露台的一把藤搖椅上，面朝大海。他一邊跟我說話，一邊摩挲著我的稿子，讓我感動。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師，不說教，不臧否，先讓我感受到他的道德品質。之後，他滿意地看著我，如往常一樣簡明地總結道：
我們及時逃離了破壞嚴重、危機重重的蘇克雷，搬到了卡塔赫納。可是，人太多，收入太少，精打細算也無濟於事。媽媽總說：窮孩子比富孩子吃得多、長得快，咱們家就是例子。所有人的薪水加在一起，日子還是過得一驚一乍的。
「你小子，別渾了！」
最能激勵我創作的是美國小說家，尤其是巴蘭基亞的朋友們寄去蘇克雷的那些書的作者。美國深南部的文化和加勒比文化在各個方面的相似性讓我感同身受，這種身份認同對於我——無論是作為單個人還是作為作家——的培養起到了絕對的、無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有了這種意識，我開始像真正的小說家那樣讀書，不僅出於樂趣，還出於對聰明人如何進行文學創作的永不饜足的好奇。我先把作品從前往後看，再從后往前看，然後開膛破肚，挖出結構中最深的奧秘。於是，書房變成檢索工具庫，我能迅速檢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章、尤里烏斯·愷撒是否患癲癇或汽車汽化器的工作原理，我甚至有一本完美罪行指南——沒準筆下哪個無依無靠的人物會用得著。其餘全靠朋友幫忙，他們指導我讀書，在合適的時間推薦給我合適的書，在作品發表前閱讀原稿，給出無情的評價。
錄製工作在大西洋電台完成，找了當地最棒的配音，由比列加斯執導，儘管他無經驗、無章法。至於敘述者，赫爾曼·巴爾加斯是受薦人選，他穩重，不像當地電台播音員那麼聒噪。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答應了，但從第一次排練開始，就說自己並不合適。於是，比列加斯親自上陣，他的安第斯口音使那場勇敢的冒險聽上去很不自然。
聖誕節，《觀察家報》高層——社長堂加夫列爾·卡諾帶著他所有的兒子：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副社長吉列爾莫、副經理阿方索和正在當學徒的小兒子菲德爾——來巴蘭基亞度假，同行的還有綽號為「尤利西斯」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刊登過我的短篇，撰文介紹我入行，對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周，他們有組隊去普拉多馬爾浴場——距巴蘭基亞十西班牙里——泡吧的習慣。在那場紛亂中，我只記得「尤利西斯」讓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見他，開始在風車咖啡館，幾年後在自動化咖啡館，有時在大師德格雷夫的聚談會上。記憶中的他有著金屬般的嗓音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我以為他不好惹，大學城裡的忠實讀者們無疑也都這麼想。好幾次，我避免跟他接觸，為的是不破壞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錯了。我發現只要他願意——腦子願意或心裏願意——他可以十分熱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賓耶斯、阿爾瓦羅·穆蒂斯或萊昂·德格雷夫個性不同，但和他們一樣具有隨時隨地授學的天賦，而且擁有非凡的運氣：該讀的書他都讀過。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但在最自然而然的事往往令人驚嘆的地區和行業，卻不足為奇。手風琴不是哥倫比亞本土樂器，並不普及，在巴耶杜帕爾流行的手風琴也許是取道阿魯巴和庫拉索的舶來品。二戰期間，德國產品進口中斷，「省」內已有的手風琴備受呵護。一位名叫萊安德羅·迪亞斯的木匠，不僅是天才作曲家和手風琴演奏家，還是二戰期間當地唯一的手風琴修理師，儘管生來雙目失明。流浪藝人的生活方式是從這個鎮子唱到那個鎮子，在宗教或非宗教節日里，尤其在縱情享樂的狂歡節上唱出日常生活的瑣事與趣事。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情況特殊。他是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上校的兒子，知名主教塞萊東的侄子，畢業於聖馬爾塔國立男子中學（該中學已以他的名字命名），非常年輕時就開始作曲，家人愕然，他們認為拉手風琴唱歌只是一門手藝。他不僅是唯一一個讀完中學的流浪藝人，是當年屈指可數的會讀會寫的流浪藝人之一，更是古往今來最傲慢的多情種子。但他不是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如今，類似的民間歌手成百上千，且越來越年輕化。比爾·柯林頓于總統任期末，在白宮聽一群哥倫比亞外省小學生唱歌時，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
卡耶塔諾遇害一周后，下午五點，我正動筆寫《先驅報》的「每日作業」，桌上的電話響了，是爸爸打來的。他未預先通知，剛到巴蘭基亞，在羅馬咖啡館等我，聲音急迫，嚇我一跳。見到他時，我更加驚恐不安：他衣冠不整，鬍子拉碴，穿著那件四月九日淘來的天藍色西裝，路上悶熱，西裝風塵僕僕，他一副難得一見的戰敗者的平靜神情。
這輩子，我很少說這麼靠譜的實話：
「好吧，」終於，他嘆了口氣，「他倒沒有，他有個兄弟因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他不說話了。從回答第一個問題起，他就越過了誠實這條底線。他也知道，有個在牢里的兄弟是不實的傳言。他理屈詞窮，死死攥住最後一點兒尊嚴。
可之後幾天，他對那部小說發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會更加興奮地給出中肯的意見。平時，他對稿子不滿意，會和作者單獨見面，既坦率又誠懇地跟對方談，對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謝。他不這樣對我。直到一天，赫爾曼突然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評論我的稿子，我這才把懸著的一顆心放下。
赫爾曼和阿爾瓦羅的話給了我離開的勇氣。阿方索理解我的苦衷，也算鬆了一口氣。但他絲毫沒有暗示《紀事》周刊會因為我的辭職走向完結。相反，他建議我遇事冷靜，安慰我說會和編委會一起打下堅實的基礎，真正大有可為的時候，會通知我。
就這樣，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我開始在巴蘭基亞《先驅報》社論版發表文章。我不想署真名，這樣放心一些，因為我怕一旦進展不順利，會像在《宇宙報》那樣下不了台。不假思索就有了筆名，叫「塞普蒂默斯」，取自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中的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專欄名叫「長頸鹿」，是我在蘇克雷的固定舞伴私底下只有我知道的綽號。
換言之，我又回到了屬於我們的巴蘭基亞。糟糕的是，這一回，我沒有心思把「長頸鹿」專欄寫下去。其實，專欄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樣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從零開始，持之以恆地去學習如何寫作，胸懷煉成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的狂熱抱負。多少次，我無從下手，當我意識到題目太大，就會換掉它。總之，這是在我成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訓練。我很坦然，它只是我汲取營養的一個源泉，無須承擔什麼歷史責任。
我接得飛快，絲毫不留情面，這輩子都挺過意不去的：
波哥大的情況和我們類似，但那些用得著的朋友眼看著周刊這艘小船在風雨中飄搖，沒有一個人幫忙划槳。豪爾赫·薩拉梅亞除外，他明白他的雜誌和我們的周刊有許多相似之處，建議資源共享，效果不錯。但我覺得誰也沒有把《紀事》奇迹般的存在當回事。編委會由十六人組成，據各自所長挑選而出，全是血肉之軀，卻精力充沛，忙碌到讓人懷疑他們是否都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
「喂！有這麼誇張嗎？」爸爸嚇了一跳，但面露笑容，「讓小姑娘穿什麼？」
這次旅行被我自己披上傳奇色彩，因為我有個難以糾正的缺點：不能及時斟酌形容詞。傳奇之處在於：依打算，這是一次神秘的尋根之旅，去先輩的土地上，沿著媽媽當年走過的那條浪漫之路——外婆帶媽媽離開，以躲避阿拉卡塔卡電報員的糾纏。而事實是，我的尋根之旅走了兩次，每次都短暫而令人迷亂。
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個訊號：阿方索可能開始考慮《紀事》停刊，儘管這種可能性令人無法想象。果不其然，六月二十八日，十四個月出版了五十八期后，周刊悄無聲息地走向完結。然而，時隔半個世紀，我仍認為《紀事》周刊是國內新聞界的一樁重要事件。我們沒有留下完整的五十八期，只有前六期和一些剪報放在加泰羅尼亞人堂拉蒙·賓耶斯的書房裡。
歲月留痕。海梅是個異數，眾多兒女中，只有他把畢業證書看得跟貴族頭銜一樣重，後來成了土木工程師。路易斯·恩里克成了會計師，古斯塔沃成了測繪員，兩人照樣彈吉他、給別人唱小夜曲。伊約自小就有明確的文學志向，個性強悍，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孩子五歲時為了看消防員上門滅火，差點兒放火燒了衣櫃。後來，大些的同學請他和哥哥庫奇抽大麻，他膽子小，沒敢接。庫奇向來膽大又好奇，深吸了一口。多年以後，陷在毒品的泥沼中無法自拔的他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吸毒，吸完他就對自己說：「媽的！這輩子除了這個，別的我都不想干。」在之後的四十年裡，他前途渺茫，熱情不減，自始至終履行了吸毒至死的諾言。五十二歲時他因服用過量心肌梗死，在毒品天堂里一命嗚呼。
《紀事》周刊收穫的最大反響來自堂拉蒙寫給赫爾曼·巴爾加斯的信。他關注最出人意表的新聞，關注哥倫比亞的朋友和事件。赫爾曼給他寄剪報，寫很長的信，向他詳述審查官刪去的新聞。換言之，對堂拉蒙而言，有兩本《紀事》：我們做的那本和赫爾曼周末寫給他的那本。他對文章大加褒獎或大肆批評，我們都望穿秋水，翹首以待。
爸爸找上門來一周后，我帶著一套傢具和很少幾件衣服搬到了卡塔赫納。和第一次不同，這次我知道在卡塔赫納生活需要什麼，該做什麼以及如何去做。我真心實意地希望家人而非我能過得好。誰叫我沒個性呢？活該！
那時候，打電話還不方便，打私人長途要先發電報申請。我的第一反應是身為記者，可以寫篇報道，於是決定去蘇克雷一趟，但報社同事認為我純屬感情用事。如今我能理解，因為即便那時，哥倫比亞人還是動輒自相殘殺，無事生非。不過，情殺向來是城市富人的專利。我覺得這是永恆的主題，著手搜集資料。媽媽發現我在偷偷摸摸干這事兒，求我千萬別寫，最起碼卡耶塔諾的母親堂娜胡列塔·齊蒙托在世時別寫。何況，她是媽媽的好姐妹，是家裡排行第八的埃爾南多的洗禮教母。好報道需要好的陳述，媽媽的陳述很有分量。小學教師的兩個兄弟追殺卡耶塔諾，他想躲回家，可堂娜胡列塔以為兒子就在房間，急忙關上大門，害兒子有家難回，倚著門被刀捅死。
他絲毫不好奇我為何回來。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幾個月來，只要有人問起我，他一律回答：「他會回來的。」他一邊穿外套，一邊幸福地從桌邊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約了人，已經晚了半小時，第二天的社論還沒寫完，讓我幫他接著寫。我只來得及問他主題是什麼，他一溜煙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經心地——誰叫我們是朋友呢？——答道：
阿爾瓦羅·塞佩達·薩穆迪奧將我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他一直想學以致用，將美國式現代辦報理念用在《民族報》上。當時，除了偶爾為《紀事》周刊撰稿——清一色的文學作品——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到的知識只在寄給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體育新聞》的精簡短文中用過。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朋友胡利安·戴維斯·埃昌迪亞——阿爾瓦羅的第一位僱主——終於給他打來電話，請他全面接管晚報《民族報》的各項事務。阿爾瓦羅曾親自向他介紹過自己從紐約歸來后的宏偉計劃，徹底俘獲了他的心。接下這個大項目后，他叫上了我，沒有給我明確的職務和頭銜，但預支了第一份薪水。用不了那麼多，我就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