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爾·拉納說，她住在村子的中央，夜裡外出行走，發現奇特的事情：「……有人在一些地窖里要把別人打死。有一天夜裡，到處都發生火災，幸好下起了雨，把火給滅了。」她在地窖里把瑪麗-泰蕾絲的屍體切開，並在牆上寫下「阿爾豐索」和「卡奧爾」。在跟皮埃爾·拉納結婚前，她曾跟卡奧爾的警察熱戀。在歷史上，有一人綽號叫「卡奧爾的警察」，此人名叫路易·達基埃·德·佩勒普瓦，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出任該地總警長，負責「猶太人問題」，對幾萬名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負有責任。

這因果關係網複雜，是因為有一個多餘的成分，即瑪麗-泰蕾絲。她的名字使人想起杜拉斯的母親瑪麗·多納迪厄，她母親於一九四九年回到法國，也就是拉比尤凶殺案發生的那年。杜拉斯在《英國情婦》（劇本）的前言中提到女演員瑪德萊娜·勒諾的「神奇」魅力，覺得就「像是她在犯罪，完全像真的一樣」，並越來越對這位女演員跟她母親相像感到驚訝。杜拉斯的父親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因病去世，時年四十九歲。對父親的死，杜拉斯從未因此而直接責怪母親，但在《英國情婦》中，瑪德萊娜·勒諾扮演了克萊爾·拉納的角色。埃米爾·多納迪厄並未被妻子殺死，但在《情人》中，敘述者從母親的臉上看出她的婚姻出了問題。而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母親的暴力一直威脅著她的女兒。另外，瑪麗-泰蕾絲這個名字部分跟《痛苦》中的女主人公泰蕾絲相同，而杜拉斯則聲稱：「泰蕾絲就是我。」

克萊爾的兇殺，簽上的是她丈夫的姓拉納。她娘家姓布斯凱，就像她表妹一樣。瑪麗-泰蕾絲死後，布斯凱家族的最後一名成員隨之消失。《英國情婦》的作者在對其作品署名時，使用筆名「瑪格麗特·杜拉斯」。據她男友迪奧尼斯·馬斯科洛說，瑪格麗特·多納迪厄選擇這個筆名，是因為她對大哥皮埃爾的行為感到羞恥。在《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中，克萊爾的丈夫名叫馬塞爾，而在《英國情婦》中則改名為皮埃爾。他像她大哥一樣，在家中發號施令，禁止家人做某些事，又強迫家人做另一些事。在小說中，他還想把殺死瑪麗-泰蕾絲的罪名加在阿爾豐索的頭上。

另外，這次兇殺也可看作是替代一次自殺。克萊爾承認初戀使她難以忘懷：「我從來沒有跟卡奧爾的幸福分開過，這幸福陪伴了我的一生。」同時，她又從未擺脫這次愛情的消失所帶來的痛苦。她說，在十二年前，她曾希望跟阿爾豐索一起生活，再次體驗這種愛情，但結果卻未能如願以償。從此，她對生活完全失望，她活著如同死人一般。調查者則說她「從未融入生活」。她對生活的失望，也許可以用來解釋她奇特的行為。調查者問她：「在花園裡您是什麼人？」她回答說：「在我死後仍在的女人。」因此，她討厭生活中過於堅固的東西，覺得瑪麗-泰蕾絲肥胖的身體是「一大塊聽不到聲音的肉」，她討厭精美的食品，如表妹製作的調味汁燒肉。她喜歡的則是花園裡種的「英國薄荷」，並承認自己曾多次寫信給報社，以了解這種植物的種植法，並說她「有時吃英國薄荷，清洗腸胃」。

杜拉斯在談到《埃米莉·L》時說：「必須對這本書動手術。」杜拉斯作品中意義的流通，往往依靠這種手術，依靠跟故事的素材無關的第三種成分的加入。阿梅莉·拉比尤凶殺案的一個殘存物，在皮埃爾·拉納的夢中沉澱下來：他知道，這榔頭雖說擊在瑪麗-泰蕾絲的頭上，卻是對準了他的腦袋。據阿梅莉·拉比尤說，他丈夫曾多次威脅要用她後來使用的榔頭敲碎她的腦袋，而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皮埃爾·拉納在夢中殺死瑪麗-泰蕾絲或他的妻子。在《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中，克萊爾和馬塞爾·拉貢這對夫婦是同謀。在《英國情婦》中，「社會新聞」中的榔頭打在瑪麗-泰蕾絲頭上。在「最初的」凶殺案和「被改變的」凶殺案之間，形成了一個無限複雜又不斷改變的因果關係網。

在《痛苦》中，泰蕾絲等待被關進集中營的丈夫羅貝爾·L歸來，泰蕾絲是熱情的抵抗運動戰士。杜拉斯從一九四三年起也是熱ｈｔｔps://ｒeａd.99ｃｓｗ.cｏm情的抵抗運動戰士，她從事地下活動，要冒巨大的風險，她丈夫則於一九四四年被捕並關進集中營。瑪麗-泰蕾絲這個名字，一半跟《痛苦》的主人公泰蕾絲相同，另一半則跟羅貝爾·昂泰爾姆的妹妹瑪麗路易絲部分相同，後者也被運牲畜的列車運往集中營，后死在關押婦女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阿梅莉·拉比尤殺死丈夫后將其碎屍，但並未想到要把碎屍扔到在鋪石路面山地的高架橋下經過的貨車裡，而是把碎屍連同人頭埋在村子周圍的荒地里，這隻是一則社會新聞，克萊爾拋屍貨車，又把人頭藏了起來，則使人想起了歷史。

拉比尤凶殺案發生在一九四九年，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只有四年，把人的碎屍扔進貨車就另有涵義。小說中，調查者在跟拉納夫婦談話之前，首先詢問他們的一位朋友、巴爾托咖啡館老闆羅貝爾·拉米。他的作用是「『啟動』這本書」。杜拉斯的丈夫羅貝爾·昂泰爾姆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著作《人類》中寫道：「我們將在鐵軌上滑行。機車上的那個人不是黨衛隊員。他也許不知道他運的是什麼人，但他使火車行駛。」在《痛苦》中，泰蕾絲的丈夫名叫羅貝爾·L。他跟成千上萬的政治犯、抵抗運動戰士和猶太人一樣，乘坐運送貨物和牲畜的列車穿越法國，駛向集中營。在《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中，在法國鐵路公司工作了二十七年的馬塞爾·拉貢即克萊爾的丈夫說：「一列列火車把我們可憐的被害人的碎屍從東部運到西部，從北部運到南部，那些道岔如果不是讓人知道這些列車的目的地，又有什麼用處？」有幾百名犯人在被運往集中營途中死去。「在法國國營鐵路公司運沙的車廂里，他們也許每天都會找到人的腳和器官？也許他們最終會找到很多，也就不當一回事了？」在該劇中，馬塞爾·拉貢這樣來描寫她表妹瑪麗-泰蕾絲的突然消失：「她走到法蘭西共和國大街。我們看著她一直走到這條如此美麗的共和國大街的盡頭。她的人已經變得很小，然後就消失了。」那些猶太人看來跟瑪麗-泰蕾絲一樣消失，但又有誰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這凶殺案出人意料之處，首先是因為被害人生前包攬了克萊爾家裡的全部家務。正如皮埃爾在談到瑪麗-泰蕾絲時說：「真正的家庭主婦是她。她是在自己家裡。一切都由她決定，如吃什麼菜，要修理什麼。」我們知道克萊爾精神失常，所以她不可能在這方面對錶妹有所嫉妒。我們也知道克萊爾和皮埃爾關係冷淡，所以也可排除因感情問題而產生的怨恨。另外，皮埃爾毫不猶豫地肯定這兩個女人相處和睦，從未有過爭吵。當然，克萊爾對錶妹也許有點討厭，皮埃爾告訴調查者，她曾說瑪麗-泰蕾絲像「一頭小牛」，她對此也毫不否認。據她說，她感到討厭，是因為瑪麗-泰蕾絲吃得好睡得香，但這不能構成兇殺的充分理由，除非是因為一時衝動，咖啡館老闆舉的農業工人殺死一過路女子的例子就是這樣。如果這樣，那麼任何人不管性格如何，在某種情況下都會殺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窮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在紀德的《梵蒂岡地窖》中，拉夫卡迪奧在前往義大利南部的火車上偶遇弗勒里蘇瓦爾，對這個小老頭看不順眼，就在天黑后將其推出車門。拉夫卡迪奧是私生子，沒有家庭束縛，過著清貧的生活，但希望「真正的自由」，就進行了這一「無動機謀殺」。《英國情婦》的作者顯然考慮到這種犯罪心理。

在第一次訊問中，羅貝爾·拉米敘述了四月十三日晚在咖啡館的情況。他的敘述一時間停止，改放那天晚上便衣警察在咖啡館悄悄錄下的錄音，但要羅貝爾說明當時的情況並指出說話者是誰。錄音聽好后他再把那天晚上的情況說完。然後訊問皮埃爾和克萊爾。根據這三次訊問，讀者九_九_藏_書可以了解到克萊爾、皮埃爾和瑪麗-泰蕾絲這三個人物過去的部分情況，並綜述如下。

杜拉斯市鎮位於洛特-加龍省，在市鎮中央，正對著杜拉斯公爵的城堡，有一塊紀念性牌子，標明廣場的名稱：讓·布斯凱。此人曾建議在鎮里安裝自來水。雖然如此，現任鎮長仍考慮把這塊牌子拿掉，原因是許多遊客把讓·布斯凱跟勒內·布斯凱混為一談。後者於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底出任內政部警察署秘書長。一九四九年，即拉比尤凶殺案發生那年，他被控曾把南方六省一百九十四名猶太兒童關進集中營，據說他曾跟德國警方負責人談判，將數萬名猶太人逮捕並關進集中營。但因他曾為抵抗運動做過一些好事，弗朗索瓦·密特朗又為其辯護，因此未被判刑。在《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中，被害人瑪麗-泰蕾絲跟殺害她的夫婦一樣姓「拉貢」。一九六五年，瑪格麗特·杜拉斯參觀了杜拉斯市鎮和「讓·布斯凱」廣場對面的杜拉斯公爵的城堡。從一九六七年起，在小說版和劇本版的《英國情婦》中，克萊爾·拉納說她住在市鎮中央，她的表妹則名叫瑪麗-泰蕾絲·布斯凱。

克萊爾對生活的這種態度，使她把自己的房間整理得乾乾淨淨，把自己也洗得乾淨，而對屋子裡骯髒卻毫不在意。她這樣做，是要消除她肉體存在的任何痕迹，正如她自己所說：「如果我失蹤了，如果我再也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別人就不會在我身後找到任何東西，連一個特別的痕迹也找不到，只有乾淨的痕迹。」同時，她又把某些物品毀掉，如把報紙放在壁爐里燒掉，把盤子砸碎，把收音機扔進井裡。她對生活完全失望，就產生兩種願望，一是想摧毀世界，二是想摧毀自己。la menthe（薄荷）在她筆下變成l'amante（情婦），而anglaise（英國的）則成為en glaise（黏土製的）。因此，l'amante anglaise就是土製的情婦，也就是死了的情婦。女主人公在卡奧爾的熱戀結束之後，就把自己看成這樣的女人。這個書名，可說跟尤奈斯庫的劇名《禿頭歌女》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此，克萊爾的態度及其兇殺，最終應理解為她跟現實生活的決裂。瑪麗-泰蕾絲只是進行這種決裂的偶然工具，是一種間接自殺的工具。調查者認為，她殺人是「為了使這慘劇能完美無缺」，而皮埃爾則說，「因為她是在黑暗中走向兇殺的，所以在黑暗盡頭的是瑪麗-泰蕾絲還是我並不重要。」選擇瑪麗-泰蕾絲也許純屬偶然，她身體肥胖，像一頭小牛，即獻祭的牲畜，而她的姓Bousquet（布斯凱）也跟petit bœuf（小牛）相似。另外，克萊爾在被訊問時說，她殺人是因為她表妹脖子上的一個斑點，彷彿這斑點已被指定為她舉刀砍殺的地方。

這部小說雖然只有六萬字左右的篇幅，而且由三段對話組成，語言簡單、平淡，卻包含著十分深刻的涵義。不過，這其中的種種奧妙，也並非譯者這樣的凡夫俗子所能一眼識破。上面的分析，主要根據兩部論著撰寫，一是讓·皮埃羅（Jean Pierrot）的《瑪格麗特·杜拉斯》中分析小說《英國情婦》的部分，二是《閱讀瑪格麗特·杜拉斯》中亞歷山德拉·塞默（Alexandra Saemmer）的文章《〈英國情婦〉中的故事》，均由法國尼斯大學二十世紀法國文學教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爾（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推薦提供。她在得知我同意翻譯這部小說之後，還寄來貝納黛特·博斯特（Bernadette Bost）的文章《〈英國情婦〉，戲劇-小說電影》，以及杜拉斯的《英國情婦》（劇本）前言中題為「凶殺案」的部分。這篇「凶殺案」，對現實中的案件作了詳細介紹，現作為附錄https://read.99csw.com列在書後。

而由於缺少另一成分，這因果關係網又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那就是克萊爾·拉納永遠不會說出把瑪麗-泰蕾絲的人頭藏在何處。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克萊爾代表了一種類型的女人，這種女人精神有點失常，頭腦有點簡單，又有點像巫婆，就是《副領事》中的女乞丐、《勞兒之劫》中的勞兒·瓦·施泰因這樣的人物。在小說中，克萊爾·拉納在完全清醒的情況下胡話連篇：「……涉及電視，並跟其他東西混在一起，一個故事套在別的故事上又套在另一個故事上，涉及聚集，很多，關於聚集的聚集，結果是聚集和其他……」,在現實中，阿梅莉·拉比尤對法官的回答顛三倒四。而杜拉斯認為，在這種顛三倒四後面，隱藏著一個能接受多種意義的女人「世代相傳的」智慧。小說中，在談到法官就凶殺案提出的問題時，調查者問克萊爾·拉納：「這些問題有什麼地方不符合實際？」她回答說：「它們互不相關。」她還指責調查者只關心她把瑪麗-泰蕾絲的人頭藏在何處：「那麼，跟其他話相比，只有這個詞重要啰？您認為我會讓人把這個詞搶走？使其他話都被活埋，使我跟它們一起被活活埋在精神病院里？」克萊爾對這小說中的主要問題保持沉默。她幾乎就是作家，因為杜拉斯說，「男人不是沉默……因此，文學就是女人。」又說：「克萊爾·拉納像我們大家一樣想要殺人。她要是進行寫作，就不會殺人。她的兇殺就像簽上自己的名字那樣，比一本書更有自己的特點。」

這部小說曾於二〇〇〇年翻譯出版，書名譯為《英國情人》。這個譯名原準備採用，但譯到第二個對話即對皮埃爾·拉納的訊問時，看到下列句子：「la menthe（薄荷）她寫成了amante（情婦），就像un amant（一個情夫），une amante（一個情婦）」，覺得既然書中把amant和amante這兩個詞同時列出，就應有所區別，還是譯成《英國情婦》為好。

正如二〇〇〇年譯本的譯者在譯後記中所說，這部小說雖然從頭到尾都是對話，語言看似簡單，其實句子的意思有時很難吃透和把握。在翻譯中，把涵義吃不準或跟老譯本的理解不同的句子作了記號，譯完後進行整理，有疑問的句子竟達六十來句。當時克里斯蒂安娜及其丈夫安德烈·Z·拉巴雷爾（André Z. Labarrère）剛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一杜拉斯討論會後回到摩納哥，等我把問題寄去，他們已去了巴黎，郵件也緊隨其後改寄巴黎，他們收到時已是十二月中旬。回摩納哥過聖誕節之後，他們就著手解答我的問題，但覺得有些問題要回答清楚也並非易事，主要是因為句子屬口語，多有省略，有的不符合法語中所謂「正確用法」，即書面語的規範，因此理解時容易出錯。當然，克里斯蒂安娜是杜拉斯研究專家，這些問題也一一得到解答，安德烈由於長期協助妻子的研究工作，對杜拉斯的作品也已了如指掌，並在解答時作了不少補充。《情人》中的引語涉及影片《獵人之夜》，則主要由安德烈解答，他近年來主要研究電影，曾出版《電影圖冊》（袖珍本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書。對他們在我翻譯過程中的大力協助，在此謹表衷心的謝意。

小說女主人公克萊爾·布斯凱過去生活在卡奧爾，在乳製品廠工作，曾跟一警察熱戀。兩人相愛了兩年，愛得發狂，後來她發現那警察對她撒謊，就跟他分手。她在絕望之中曾跳到池塘里自殺，未遂。幾年後，她遇到也住在卡奧爾的皮埃爾·拉納，嫁給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於一九四二年遷居巴黎，兩年後定居維奧納。皮埃爾現年五十七歲，是財政部公務員。他受過教育，曾通過中學畢業會考的第一部分，后又通過考試當上職員。他曾競選維奧納市鎮議會議員，但沒有選上。

對凶殺案的另一解釋，則是殺人犯精神失常。克萊爾對生活不感興趣。據咖啡館老闆說九*九*藏*書，她白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花園裡度過，坐在長凳上遐想。據他說，她說話常常顛三倒四，只有阿爾豐索能夠聽懂。另據她丈夫皮埃爾說，她什麼也記不住。他說在結婚初期曾想讓她讀一本書，結果她看到後面忘掉前面，最終只好半途而廢，而她也只對有插圖的兒童讀物感興趣，這些讀物她是從學生的課桌里拿來的。這說明她智力有問題，有精神疾病，也提出了她的刑事責任問題。然而，克萊爾完全能回答調查者提出的問題，並在訊問時常常顯得理智清楚，說話有條不紊。但認識她的人大多認為她精神失常，她也對自己的精神狀態提出疑問。她承認自己乾的事十分荒唐，承認碎屍滅跡的三天夜裡對她來說如同在做噩夢，並害怕自己會變成瘋子。她現在被關進監獄，還在回想當時的感覺：「是的，夜裡我感到自己瘋了。我聽到一些聲音。我覺得有人在打人。我有時候有這種感覺。［……］我也許快要瘋了。要麼死了。」她承認，別人有理由認為她精神失常，並對別人的看法聽之任之。但在有的時候，她又說自己不是瘋子，並認為她乾的事不能完全用精神失常來解釋。

第一個被訊問的是羅貝爾·拉米。四月十三日晚上，即凶殺案發生后八天，克萊爾跟丈夫一起來到巴爾托咖啡館，她在招認后被捕。進行訊問的調查者姓名不詳。他不是警察，他對被訊問者說，他們可以不回答他的問題。他訊問的目的是想了解凶殺案發生的原因。他後來對克萊爾說：「您使我感到興趣。因此，您乾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由此可見，杜拉斯敘述的故事，具有一種象徵意義。這兇殺以及三天夜裡的碎屍滅跡，女主人公自己回想起來也心驚膽戰，如在做噩夢一般，而不像是真實的事情。另外，克萊爾始終不願說出把被害人的頭藏在何處，這無頭屍體的身份也就成為無法揭開的謎。作者通過敘述的故事，旨在展示人的某種心理狀態，以揭開個人行為的秘密。

然而，作者的另一目的顯然是要讓我們知道，精神失常這一概念在書中並非只是隨意貼用的標籤。「精神失常是否是一種原因？」女主人公提出的這一問題使我們去尋找其他動機。在跟克萊爾談話時，調查者對兇殺的原因提出另一假設，即「一個不知道的原因」，就是說殺人犯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因為既然無法找出明確的動機，那就只好去尋找潛意識的動機。預審法官進行的審訊，則被一種類似心理分析的談話所取代，因此，調查者強調「招認應該徹底」。正因為如此，她殺人的原因是隱藏在她身上。克萊爾自己也說：「如果有人對我恰當地提出問題，我就會知道該如何回答。這種問題，我自己也提不出來。」這說明無法找到客觀而又合理的動機來對兇殺進行解釋，因此必須在殺人犯的意識中去尋找兇殺的原因。

由於這個原因，作者談到了夢中殺人。在訊問中，克萊爾承認此前曾多次在夢中殺人。皮埃爾也承認自己在夢中殺過人。為此，調查者對他說：「我發現，你們倆殺了同一個人，您在夢中殺，她在現實中殺，就是想把你們的生活盡量安排好的那個女人。」這樣，兇殺的責任看來應該由夫妻倆共同承擔，就像在《塞納-瓦茲的高架橋》中那樣。後來，調查者和皮埃爾又作出另一種假設，即克萊爾殺錯了人，她想殺的不是瑪麗-泰蕾絲，而是她丈夫。

這起兇殺碎屍案，給作家提供了撰寫偵探小說的良好題材：案件有個看來無法揭開的謎，但對各種情況進行合乎邏輯的分析之後，這個謎還是能被解開。然而，《英國情婦》的作者關注的顯然不是案件本身。實際上，此案也只有一個疑點，那就是人頭藏在何處，而其他秘密從一開始就已揭開。因此，小說看起來像是偵探小說，但讀者想要了解的卻是殺人犯的性格及其殺人動機，而書中的調查者想要知道的也是殺人動機。杜拉斯向我們提供情況是通過三次訊問，每次訊問都不相同，使我們從中得出一系列假設，但又無法肯定對殺人犯的性格和兇殺的原因是否有了清楚的了解。

從三次談話中，我們也能了解到四月七日至八日夜裡兇殺的情況。克萊爾因睡不著，在屋裡走來走去，看到表妹睡在床上，背朝著她，就將其殺死，把屍體拖到地窖後分屍。在其後的三天夜裡，她把碎屍拿到高架橋上，扔到駛過的一列列火車上。除人頭外，碎屍已全部找到，但克萊爾始終不願說出把人頭藏在何處。

對這個人物的刑事責任問題，作者的態度顯然希望從寬處理。我們對克萊爾的性格有了進一步了解之後，特別是在對她問訊之時，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她內心來體驗這一慘劇。女主人公的種種反應，她的真誠，她在生活中孤獨無助，以及她為理解自己的行為所作出的努力，提出了這ｈtｔｐｓ://rｅａd•９９ｃｓw•ｃom一案件的道德責任問題。同樣的問題也在加繆的《局外人》中提出。但跟《局外人》不同的是，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精神失常，這在莫泊桑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到，如《奧爾拉》、《夜》。作者把調查者寫得不偏不倚，是要讓讀者站到殺人犯一邊。克萊爾·拉納這個人物，可說是杜拉斯對瘋子較早的描寫，而瘋子在她以後的作品中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如《勞爾之劫》、《副領事》直至《愛》，並在其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英國情婦》的作者在洛特-加龍省參觀時，來到她父親埃米爾·多納迪厄墓前悼念，決定用杜拉斯這個姓，以紀念葬在杜拉斯市鎮附近的父親。她改姓，可以說是為了跟她大哥斷絕關係。在她的小說《情人》中有如下敘述：「對我哥哥這種無聲的命令我無力抗爭。」「我從來不跟大哥跳舞。［……］他這個人行兇作惡不論對誰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險的，不能把禍事招引上身。」「圍繞著這樣的記憶，是那灰青色的獵人之夜。這就像是發出的尖厲鳴響的警報一樣，小孩的尖厲的叫聲一樣。」作者在洛特-加龍省參觀之後，克萊爾·拉納的丈夫改名為皮埃爾。此人喜歡發號施令，是一個神秘政黨的積極分子，還到處拈花惹草，其形象跟與德寇合作的附敵分子夏爾·德瓦爾十分相像。皮埃爾·拉納並非像他顯示的那樣「裝聾作啞」，瑪麗-泰蕾絲也許並非無知、無辜。她身患殘疾，註定要成為被害人，但她跟皮埃爾聯合起來對付克萊爾，也理應受到譴責。最終，克萊爾·拉納那幢位於市鎮中央的屋子人去樓空，屋裡的東西都將展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但瑪麗-泰蕾絲的人頭卻依然蹤跡全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拉比尤凶殺案發生。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起，《世界報》刊登讓-馬克·泰奧萊爾的司法專欄文章，瑪格麗特·杜拉斯從中受到啟示，於一九六〇年發表劇作《塞納-瓦茲的高架橋》，敘述退休的拉貢夫婦克萊爾和馬塞爾殺死表妹瑪麗-泰蕾絲·拉貢，並將碎屍分別扔到在高架橋下經過的列車上。七年之後，作者發表主題相同的作品，體裁為「小說」，名為《英國情婦》，翌年又撰寫同名劇作。小說《英國情婦》跟《塞納-瓦茲的高架橋》的內容基本相同，區別是殺人犯只有克萊爾一人，她丈夫並不知情。另外，故事情節的介紹方式完全改變，是由同一調查者依次訊問三人，即巴爾托咖啡館老闆羅貝爾·拉米、現在名叫皮埃爾·拉納的丈夫及其妻子克萊爾。

他堅持要她徹底交代。他可能是心理醫生，受司法機關委託進行醫學鑒定：他訊問她是為了使她「免於終身流放」。另外，他同意回答他們在談話中提出的某些問題。也許他只是一位作家，了解情況是想寫一本書，這可從小說的第二句中看出：「一本內容為維奧納凶殺案的書開始撰寫。」

皮埃爾和克萊爾這對夫妻的生活並不幸福。他一直未能使妻子真正忘記她過去的情人。他們倆感情上漸漸疏遠，皮埃爾另找情人，有過許多風流韻事。他們現在相互間冷若冰霜，幾乎不再說話。由於克萊爾無法操持家務，一九四四年定居維奧納之後，他們把又聾又啞的表妹瑪麗-泰蕾絲·布斯凱接到家裡來管家務。瑪麗-泰蕾絲跟原籍義大利的農業工人阿爾豐索·黎涅里有過男女關係。阿爾豐索在克萊爾被捕的那天晚上也在巴爾托咖啡館。他是咖啡館的常客，認識克萊爾，並跟她保持十分友好的關係。據咖啡館老闆說，他以前可能對她有過「感情」。他們可能常常在夜裡相遇，是在附近的森林里，他居住的小屋就在森林里。克萊爾也很喜歡他，每次在咖啡館見到他都很高興。他也願意去聽克萊爾所說的顛三倒四的話。四月十三日晚上，他也在咖啡館，竭力使談話離開凶殺案這一話題，不讓克萊爾招認，他顯然已猜到她是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