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必操心。」我說。「我不需要和鐵布賽談什麼，也不需要和別的任何人談起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議來一個諒解，免得引起一場不必要的訴訟。」

「那不算數，」另一個反駁道：「我告訴你，你必須到貨車廂里去。」

火車于晚上九時左右抵達納塔耳的省城馬利茲堡。卧鋪照例是在這一站給的。有一個乘務員來問我要不要卧鋪。我說：「不要，我自己有鋪蓋。」他便走了。可是跟著便來了一個乘客，從頭到腳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個「有色人種」，便不高興起來。他馬上走開，帶了一兩個官員回來。他們一言不發，這時又來了一個官員對我說：「跟我來，你必須到貸車廂里去。」

「你的律師叫我住哪裡，我就住哪裡，要不然我就找一個單獨的住處，請你放心吧。誰也不會知道我們中間的秘密的。但是我卻想結識我們的對手，和他們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試試在法庭以外解決這個案子。不管怎麼說，鐵布賽總歸是你的親戚」。

「好，你去叫吧。我決不能自動出去。」警九九藏書察果然來了。他拉著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別的車廂里去，火車也就開走了。我到候車室里坐著，手裡帶著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處，由鐵路當局負責保管。

我一開始研究這件案子，便感到對於這個問題需要從頭學起。我逗留在贊稷巴的那幾天，曾到法庭去見識見識那裡的工作。有一個波希律師正在考查一個證人，問他賬本子里的許多貸方和借方的問題，我卻一點也不懂。我在學校里念書和留學英國的時候，都沒有學過簿記。而我到南非來所要處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關賬目的問題。只有懂得賬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說明當中的問題。那個職員滔滔不絕地談論這個借方和那個貸方，我卻覺得越來越糊塗。我不懂P．Noto是什麼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這個字，只好求教於那個職員，才知道P．Note原來是期票。我買了一本有關簿記的書，加以研究。這倒給了我一些信心。我終於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賽本來不會記賬，可是他有很多九-九-藏-書實際知識可以很快地解決簿記中的複雜問題。我告訴他們，我已準備好上比勒托里亞去。

「可是我有一張頭等車票呀。」我說。

鐵布·哈齊汗·穆罕默德賽本來是阿布杜拉賽的近親。提到有可能解決這個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賽感到有點意外。然而我到杜爾班已經六、七天了，現在我們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經不再是一隻「白象」了。所以他說：「那??好吧。能夠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我們都是親戚，彼此都很清楚。鐵布賽不是一個隨便就能答應和解的人。只要我們這方面有一點點粗心大意，他就會鑽盡我們所有的空子，把我們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麼舉動，請三思而後行。」

「那麼我就寫信給我們的律師，他會為你安排住處。我還可以寫幾封信給那裡的彌曼朋友，不過我勸你不要和他們住在一起。我們的對手在比勒托里亞有很大的勢力。要是他們當中有人設法看到了我們的私人通訊，對我們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們混熟了，對我們越有利。」

不久，我就和住read.99csw.com在杜爾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觸。法院的譯員保羅先生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我認識了他，還認識了當時在新教會倡辦的學校里教書的已故的蘇班·戈夫萊先生，他是1924年訪問過印度的南非代表團團員詹姆斯·戈夫萊先生的父親。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還結識了已故已希·羅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這幾位朋友，當時除了做生意以外，從無往來，後來卻有了密切的交往。關於他們的情況，以後還要談到。

「隨便你怎麼安排都行。」我說道。

於是我決定搭下一班列車趕到比勒托里亞去。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個長途電報給鐵路局長，並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賽，他立刻去見那位局長。局長認為鐵路當局的做法是正當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賽說他已指示站長使我平安抵達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賽打電報給馬利茲堡的印度商人和別的地方的朋友，請他們到站上來接我並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來看我，把他們所遇到的苦處告訴我，並且解釋說，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藉此來安慰我九_九_藏_書。他們還說，印度人出門坐頭等或二等火車，就得準備遭受鐵路官員和白種人旅客的麻煩。那一天就這樣聽著他們訴苦過去了。後來夜車到了，上面有一個給我定下的床位。這時我便在馬利茲堡購買了我在杜爾班不肯購買的卧鋪票。

火車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我到了杜爾班不過七、八天便離開了。他們給我買了一張頭等車票，如果需要卧鋪，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賽一定要我訂卧鋪，但是由於固執和驕傲，也為了節省那五個先令，我謝絕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說：「小心點，這裏不同印度。謝謝上帝，我們還花得起這一點點錢。你需要什麼東西，請你不要吝嗇。」我謝謝他，並請他不必操心。

「不行，」那個官員說道：「你必須離開這個車廂，否則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當我正在這樣擴大我的交遊範圍的時候，這家商行接到了他們的律師的一封信，說是應該準備好打一場官司，還說阿布杜拉賽應當親自到比勒托里亞，或者派一個代表到那裡去。

阿布杜拉賽把這封信拿給我看，還問我願不願意上比勒托里亞九九藏書去。我說：「只有等我從你那裡弄清楚了這件案子，我才好說話。現在我還不明白到那裡去我應該做什麼。」他便叫他的幾個職員向我說明這件案子的案情。

當時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馬利茲堡地勢很高，冷得特別厲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裏面，可是我卻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裡發抖。房裡沒有燈光。大概在半夜裡有一個乘客進來，似乎想要和我講話。但是我卻沒有心情講話。

「你打算住在哪裡？」他問道。

我開始想到我的職責。我應該為自己的權利進行鬥爭呢，或者乾脆回印度呢，還是把這個侮辱置諸度外而趕到比勒托里亞去辦完這件案子再回印度？沒有完成自己的責任就跑回印度去，這是懦弱的表現。我現在所遭受的痛苦還是表面的，只不過是種族歧視的一種沉重的病症罷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尋求的伸雪不過是要把種族偏見加以消除罷了。

「我告訴你，他們在杜爾班就准許我坐這個車廂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