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山西的理財文化應當有人仔細進行深入研究。這裏不僅有理論的問題，比如儒家思想中有沒有可以繼承來發展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分？儒家思想在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上又起過什麼作用？我們對經商理財這一業，甚至「商」這一字，為什麼至今還有人帶著負性的感情？它傳統的歷史基礎又是什麼呢？正確對待經商理財文化，我想是有利於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的，希望山西大學的華北文化中心能考慮到這一點，做些切實的研究工作。

傳說一個嚴寒的冬天，有一個「鶴髮童顏，慈眉善眼」的老年客商牽著匹高頭大馬，帶著個沉重包袱。找到那時還是個無名無號的喬氏小店來投宿。小老闆照例侍候得十分「熨帖」（祁縣方言周到舒服之意）。次日一早這位客商說要出門訪友，臨行叮囑小心保管好留存在店裡的行李。一天天過去了，不見這位客商回店。小老闆怕行李受潮發霉，想替他晒晒太陽，打開一看，大吃一驚，原來儘是足金的元寶。他當即跪下向天磕頭，心裏想這位客商準是個財神化身。正由於他平時為人正直善良，這件事傳了開去也沒有人懷疑他得了不義之財，反而作為善有善報的見證。靠了這筆啟動金，他發起來了。到他兒子手上，立了個商號叫復盛公，成了包頭這個水旱碼頭的支柱企業，因此至今傳言：「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我看了李教授所講的山西理財文化的倫理基礎，產生一種體會。這一套倫理看來還是以我國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或者有人可以說還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結構上說是以親屬和鄉土關係為軸心，從內容上說還是治家要勤儉，對人要講信義，講厚道，反對營私，巧取。這些不都是沉澱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倫理基因么？從山西的理財文化看來，我們這些傳統倫理基因還是發展出與西方現代企業管理可以相比的企業精神的。我這一點似乎是極平常的體會。對於一些崇尚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可能會很敏感。因為有一位德國早期的權威學者名叫Max Weber（1864～1九-九-藏-書920），曾經因為發現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曾得力于基督教里的被稱為Protestant的新教精神，而倡言缺乏這種精神的東方國家不可能自發地發展現代的企業。我的老朋友楊慶堃教授曾經在Max Weber這一部著作的英文譯本出版時寫過一篇引論，批評了這種在西方學術界風行一時的理論（The Religion of China，英文版，1951年）。40多年後再讀這篇引論，我不免觸動私誼。如果有人把早於Weber出生前100多年喬氏企業的起家歷史事實及時的寫成德文，我想Weber也許就不會寫下那些有勞慶堃大動筆墨的話了。

至於人的素質，晉商大多是闖口外起家的。喬貴發個人傳記可以說明和他一般闖口外的人幾乎都是那些從勤勞勇敢的中國農民中選拔|出|來敢於冒風險，善於和人結夥合作的人才。這和近年來我國經濟大發展中大顯身手的海外僑胞是一類人物。三才具備，正是晉商所以能馳騁九州方圓的根據。

這類「草料鋪」在抗戰期間我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時是很熟悉的。大概凡是有馬幫用來作為運輸通道的路上都有這類小旅店。天晚了，搞運輸的馬隊就在這種小店裡歇腳，馬喂草料，人打尖。天一亮就起程趕路。我也曾在這種「雞鳴朝看天」的店裡打過尖，歇過夜。當然這是我30年代在雲南的經歷，而喬貴發的小店是在內蒙古的包頭，相去萬里，相隔百年，在此相提並論，似乎時空相距太遠，但再一想這類小店恐怕在全國各地已有千年的歷史，而且至今還有。

這段話里描寫的包頭舊城景象說明這是個農牧區接界處的內陸商埠。這裏的居民以商為主，大多是從山西來的移民和流動的商賈。至今市上還可以聽到一片山西口音，和包頭新興的工業區里幾十萬人的東北腔有鮮明的區別。喬貴發一氣之下闖口外，就是當時在舊城裡落腳的那一類人，可以說都是些窮困而有志氣的山西老鄉。闖口外是當時山西農民利用農牧貿易找到的一條脫貧致富的生路。過去幾百年裡走上這條路的人何止百萬，但能像喬氏家族在幾代人九九藏書的短期內從個窮夥計變成個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卻沒有多少。圍繞著這眾人矚望的標兵，流傳了一個動人的傳說。

這是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主題歌開端的兩問。可說是偶然的巧合，我一聽正是我去年7月間在山西大學華北文化研究中心開幕時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問題，當然提得沒有那麼文雅，有詩意。

用我在上邊提到的三才分析法來解剖這家晉商的興起並不難。從天時的歷史機遇說，喬氏這個晉商正趕上18世紀中葉，西方現代商業勢力大舉入侵之始，從此直到解放，中國一直是個列強逐鹿的大市場，國內商業和金融勢必隨著發展。他趕上了這班車。

我沒有看過這個電影，當年電影評論界對「大紅燈籠」的議論也沒有引起我的關心，倒是那位導遊一再用該片的情節來介紹「民俗博物館」，不由得我不被引進對真實晉商歷史的興趣。我對該館所陳列著的民俗標本，包括那掛在大門口的大紅燈籠並沒有細心觀看，印象都不深。因為我當時心裏被一個問題佔住了：這個至今尚沒有脫掉農業地區小鎮本色的小小祁縣怎麼會在200多年前就產生了這麼多豪商巨賈？這些晉商又怎麼會壟斷全國金融業直到解放前夕？我的一連串問題，似乎為難了導遊，所以他送了我一本小冊子《在中堂——喬家大院》（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這是本經過多人，包括喬家的後人核對過的對晉商喬氏的簡介，閱讀後我受益不少，至少沒有使我在山西大學這次討論會上砸鍋。

李教授接著發言，他也從參觀喬家大院說起。他針對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劇情展開他所謂「理財文化」的論點。他很有禮貌地說該片也許有其藝術上的成就，關於這方面，他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不必發表什麼評論，但總覺得該片用喬家大院做布景，更用突出引人注目的大紅燈籠為片名，編出這段妻妾成群的家族故事，似乎有點對不起喬家大院的主人，而且也歪曲了山西文化的本來面目，可說不太公道。他接下去就根據喬家大院主人創辦金融企業的經過，所奉行的企業紀律和建立的企業組織，對我的發言作了補充。並說九-九-藏-書這正是一個體現山西人自創的理財文化的典型。他認為如果進一步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出我國200多年前已經有了利用傳統的家規，嚴格管理一個巨大的企業的能力，體現了一套具有特色的理財和管理哲學，甚至在現代管理學中也許還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有效模式。

我的發言從參觀喬家大院說起，其實就是提出了上述主題歌里晉商何故能馳騁九州，小小祁縣何以能氣吞八方的問題。以這個主題為例發揮了一通我們怎樣可以從「天地人」三才入手去理解一個地區的文化特點。

幸虧我前一天參觀了太原附近祁縣的民俗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坐落在有名的「喬家大院」的老宅里。喬家大院是清代遺留下來的比較完整而精美，具有時代特色和地方風格的建築院落。但地處偏僻，要憑此建築學上的標本來吸引遊客，至少在這個年頭，還是不易辦到的。喬家大院之所以出名卻得力於前幾年紅極一時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吸引過西方觀眾的名片。這部名片就是以喬家大院做背景拍攝的。劇情雖說是虛構，卻也隱射晉商面貌。

李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強調喬氏企業不僅有傳統式的嚴禁納妾、宿娼和賭博的家規，而且還有一套理財和管理的哲學，和與此配合的相當於現代西方企業管理中的科層機構，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立，和相應的制度和紀律。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稱之為喬氏企業里的那一套商業倫理。他根據這些事實，用「不公」兩字來指責「大紅燈籠」的電影。其實在我看來他也在指責「無商不奸」一類重農輕商傳統里的思想意識。商有商德，無德不成商。但是這種公平的論斷，到目前還不是中國人的共識。理財文化和商業倫理還需要有人多講講才不致使市場經濟走入歪道。

根據那本小冊子所提供的資料，我把喬氏家屬作為晉商的標本，隨口試作一次簡單的「三才分析」。我先講了一段山西人大多都已知道的喬氏歷史。早在乾隆初年（18世紀30年代）祁縣喬家堡有個農民叫喬貴發。他是喬氏晉商的創業始祖，為人忠厚，助人九九藏書為樂。但家貧無業，受到族人奚落。一氣之下，決心離鄉獨自去闖口外，在內蒙古薩拉齊廳一家當鋪里當了個夥計。薩拉齊廳是當時山西人闖口外進入內蒙古地區形成的一個移民區。在那裡他認得了同店裡的另一個夥計姓秦的鄉親，結拜了兄弟。後來他們積了點資本合夥在包頭開設了個「草料鋪」，是個專門接待馬幫寄宿的客棧。

說到喬貴發在包頭的草料鋪又喚起了我1984年初訪包頭時參觀老城的印象。包頭老城是靠黃河邊的一個水旱碼頭，年代已久。我在《行行重行行》的《包頭篇》里寫過：「（這裏）到解放前還不過是一個人口不過7萬人的『水旱碼頭』。水旱碼頭是指這地方由於地處黃河要津，形成了內蒙古皮毛牲畜和藥材彙集內運和內地輸入商品的轉運中心，有名的西北皮毛集散地。據說當時5月份黃河開凍，就不斷有各式各樣的船隻彙集此地，在7月中旬達到高潮，碼頭上停駐有三四百條船隻，長達10多里。包頭城內大街小巷做短途運輸的馬車有500多輛，集市上車水馬龍，盛極一時。」

李教授比我年紀輕，科班出身，文化人類學的根底比我深，而且一向在大學里講課和在科學機關里做研究工作，沒有像我那樣長期中斷過。他講起學來有板有眼，不像我那樣野馬亂闖，無邊無垠。我本想規規矩矩地做些筆記，預備介紹他的觀點時可以不致走樣，但是邊聽邊記的習慣我在「文革」期間已被打斷。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能視為原話，只是我現在還記得的一些當時的體會而已。好在我回京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接到有朋友轉來李教授在台灣《聯合報》上發表的那篇《喬家大院的大紅燈籠》（1994年9月6日）。這篇文章比他在研討會上口頭所講的「山西理財文化」更頭頭是道，所以關於他的論點我不必在這裏多說了。

近年來我在各種會上只要一開腔就收不住，這是年老病，嚕嚕囌蘇說了一大篇。其實所謂「天地人」三才，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歷史機遇（天時）、地緣優勢（地利）和人的素質（人才）。從這三方面入read.99csw.com手就多少可以答覆一些上述的問題了。

任何經濟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體條件，都有它的組織結構和倫理思想。具體條件成熟時經濟發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會從它所在文化里產生與它相配合的倫理思想來作為支柱。Weber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對西方社會來說是具有灼見的。但走進了他不熟悉的中國領域，沒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事實，那就難免受到我老同學的嚴正批評了。

有意思的是包頭的金融業，當時稱票號或錢莊，十家有九家的財東是山西人，而且其中又大多是祁縣和祁縣附近的人。這主題歌里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祁縣成為金融中心，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勉強可以想到的理由是200多年來中國內地企業的所有權是跟親屬系統繼承的，而合夥的搭配是跟鄉土關係走的。和喬貴發合夥經營的最早的對象就是同縣的秦姓。親屬和鄉土是中國的傳統社會關係，看來一直支配著這項企業的發展。

從地緣優勢來說，山西隔條黃河，緊聯內蒙古，正是農牧兩大經濟區的交接邊緣。歷代在廣闊草原上以放牧為主的蒙古族，似乎沒有經營商業的本領，以致歷史上的茶馬貿易一向是掌握在漢人手中。包頭屬蒙古族地區，但是作為貿易中心的水旱碼頭卻是漢商聚集的據點。當時所謂闖口外，就是現在流行的「下海」，投身到這商業巨流里去。

我說著說著還在尋思，偶然一看手錶已超過了一般這類討論會上個人發言的時限，不能不到此收住。正因為急於收口，忘了把這番議論和討論會的主題「華北文化」掛上鉤。畫了近一小時的龍，還沒有點睛。坐在旁邊從台灣來的李亦園教授，幫了我的忙，加上了一句收場語：「這不就是對山西理財文化的分析么？」

我去山西訪問原是想填補《行行重行行》的一個缺檔。到了太原適逢山西大學召開這個學術討論會，堅持要我參加，而且說有幾位從台灣、香港，日本來的人類學界老朋友有意在會上和我聚談，我欣然應邀。誰知開幕式完畢就點名要我首先發言。這真難為了我，一是我事先並沒有準備論文，二是我對華北文化並無研究。話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