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這種心情是可喜的，這是積極因素，孕育著進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積極的東西搞得不好會變成消極的東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線應當肯定是積極的，但是如果條件不具備，這種要求不能滿足，別人還是紅臉白臉地來對待他，他心裏就會不服氣，會產生情緒。我體會到學習蘇聯這個問題上就有這種情況。最初確是有人反對學習蘇聯，本質上是立場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些對學習蘇聯的態度不滿的情緒，如果不加分析，會覺得立場又不穩了，其實性質是和過去不同的。在過去一段時期里確有一些地方把學習蘇聯簡單化了。有些蘇聯傳來的東西不一定是正確的，有些人提出了懷疑或不同意見，反而受到批評，於是搞出了情緒。這些情緒並不是從立場問題上發生的。但一有情緒，消極因素也跟著滋長，那就不好了。

出門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個通知，是勞動幹部學校邀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陳達先生的一篇有關人口問題論文的提綱。陳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師。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個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者，社會學的老前輩，桃李滿門牆的灰發教授。解放以來，一直還是手不釋卷，但是報紙雜誌上卻很少見他的名字，書店裡也已經找不到他所寫的書，同行老朋友見面時常會互相打聽陳先生近來怎樣了。這個通知是一個喜訊。他老人家的科學研究工作又活躍起來了。

這些知識分子當前主要的要求是什麼呢？

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幾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分子原來已起了變化。去年1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當然，問題總是有的，但當前的問題畢竟和過去的不同了。

那麼現在高等學校里的教師們在開展科學研究上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我認為是具體領導不夠。在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強了對教師們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這些學校里的教師們也就安心工作，業務有提高，學生也滿意。凡是放鬆了這方面領導的，教師們彷徨苦悶，情緒也多。這種區別是可以理解的。教師們當前積極要求提高業務，一有奔頭就心安理得。如果積極性起來了，有了要求，不能滿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亂了。

我所接觸到的許多朋友們，對反教條主義是擁護的，對自己提高業務的要求也是積極的，他們要求幫助也是真實的。要「一間房，兩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就是指這個。說得具體一些，他們要求開展科學研究，要有機會出席學術性的會議，甚至要脫離生產進修一個時期，和出國留學，等等。這種要求是好的，應當說是可貴的。

全國各高等學校里科學研究工作開展得怎樣，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沒有把科學研究工作認真領導起來的學校還是不少的。有些學校把「向科學進軍」當運動來搞，做了號召性的動員報告之後，發表格要教師們填題目，造計劃，甚至過了一個時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ｒｅａｄ.99csｗ•coｍ等學校里究竟應當搞些什麼研究？科學研究和教學怎樣結合？各科抓些什麼問題？教師之間又怎樣組織起來，分工合作，互相幫助？進行研究時要什麼具體條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難怎樣幫助克服？怎樣組織討論來提高學術思想？這一系列的問題顯然不是任何一個教師能單獨解決的。在這些問題上都需要具體領導。如果學校領導上不深入實際，依靠科學研究上有經驗的教師，逐步地跟著工作的發展，解決這些問題，教師們儘管主觀上怎樣積極，科學研究工作不是開展不起來，就是搞得有些混亂。我就遇到過已經填過幾次科學研究計劃表的朋友，見了我還是說科學研究方向不明，題目難找，甚至有些連自己在表上填過些什麼都不大清楚了。對於這些朋友，向科學進軍真像一陣風，只「吹皺了一池春|水」。另外還有些朋友，急於趕世界水平，對實際條件考慮不夠，一動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學任務碰了頭，時間衝突，精力兼顧下來，發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學校領導上對第一種情況倒並不焦急，按兵不動，但求完得成當前教學任務就滿意了，而且科學研究表格已彙報了上級，交了卷了。他們對於第二種情況卻相當敏感，唯恐教學任務受到影響。他們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和科學研究有矛盾，教師們名利心重，輕教重研。好像為按兵不動，填表了事，找到了正當理由。這種叫喊對教師們的積極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進退兩難，他們思想上怎能不混亂，情緒上怎能不受波動？高等學校里怎樣開展科學研究的問題進一步明確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學校里科學研究和教學有矛盾，不能放手開展科學研究，也得拿出個提高教師們業務水平的具體辦法來。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研究，但總覺得解決的辦法，不是在凍結科學研究、保證教學，而是在加強對科學研究的具體領導，密切和教學的結合。高等學校里科學研究搞得太多了還是太少了？我想這個問題是值得檢查一下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實際情況，幫助教師們提高業務的科學研究開展得怎樣了呢？有的學校好些，有的學校差些，總的說來，我認為並沒有滿足教師們的要求。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蘇州、杭州去走過一趟。一路上也會到不少老朋友。在他們談吐之間，令人感覺到有一種寂寞之感：當一個人碰到一樁心愛的事而自己卻又覺得沒有份的時候，心裏油然而生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意味。這些老知識分子當他們搞清楚了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時候，他們是傾心嚮往的。但是未免發覺得遲了一步，似乎前進的隊伍里已沒有他們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牆外行人的「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感嘆。

究竟顧慮些什麼呢？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醜。不說話，抱了書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貨，別人莫測高深。拋頭露面，那就會顯原形。說穿了這裏還有個「面子問題」。面子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我記得有一次座談會上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動。他reａd.99csｗ.cｏm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還不是大家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義，明天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自己腳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會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薪評級，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要體會這些要求，得說個由來。一年多前知識分子苦惱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來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現在感覺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意味著他們的積極性是動起來了，特別表現在提高業務的要求上，但是消極因素還是很多的。他們對百家爭鳴還是顧慮重重，不敢鳴，不敢爭；至於和實際政治關係比較密切的問題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神氣。比如說：波匈事件發生時，我正在邊區旅行，沒有直接聽到當時高級知識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裡和朋友們談起了這些事，我的印象是這樣大的事情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卻是不大的。一方面這是好的，說明我們的這些知識分子立場是穩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細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們並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別得很清楚所以很穩，而是沒有深刻地動過腦筋，古井沒有生波，不很關心。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還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方法，就發生唯心和唯物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麼是唯物的，什麼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線弄不大清楚，只有簡單地劃一下，說凡是資產階級國家裡講的學術都是唯心的，凡是社會主義國家裡講的學術都是唯物的。如果這條線划對了，事情是容易辦些。英美的書本占書架，當廢紙賣掉；俄文來不及學，就買翻譯的小冊子來讀。寫文章，上講堂多幾句引經據典的話，找幾個英美學者罵上一番。這些都好辦，而且很多人是這樣辦了。但是學習了一些辯證唯物主義之後，逐步會覺得這樣簡單的劃法，似乎是很成問題的，覺得有一點像小孩子看草台戲，劇情看不懂，就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他們逐步明白過去那樣以為哪些人說的話一定是唯物的，哪些人說的話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對頭。他們開始要求從學術思想本身來辨別唯心還是唯物。我想這應當可以說是學習上進了一步，但是這步一進，問題卻多了，心情也跟著複雜起來了。他們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學術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前，卻沒有這個條件。

「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得怎樣了呢？和「向科學進軍」來比較似乎又差一些。先從知識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卻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hｔtｐｓ://reａd.９9csｗ•ｃｏm，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人還是占多數。這一年來，情況是有些好轉，在一定場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話了，但是還是相當靦腆的。向科學進軍可以關起門來進，而百家爭鳴就得拋頭露面來鳴，靦腆了就鳴不成。

這個感覺並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會見過不久前為了箋注杜詩特地到成都草堂去採訪回來的劉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張文淵先生邀我去吃小館子送行，大談他正在設計中的排字機器。這半年多來，知識分子的變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視？

另一方面是具體領導知識分子工作的人對於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來就有的擔心。「中央定的方針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這裏具體情況還沒有條件。」接著有些人想把這個方針圈個範圍：先圈在學術里，再圈在教學之外，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出亂子了。等到鳴了起來，聞到一些唯心主義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又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住了，這石碣一揭開，又會衝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對這方針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對這方針不太熱心，等著瞧瞧再說的人似乎並不少。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思想情況呢？這些思想情況又說明些什麼呢？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認水平不夠，說不清楚。我們似乎覺得這裡是不是反映著這些知識分子覺得問不問國事對國家對自己都沒有什麼區別呢？自己有個主張和沒有個主張又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他們覺得積極來提出意見似乎也沒有什麼必要，別人也不見得考慮，不贅一詞，國家的事還是辦得很好呢？如果真是這樣想法，是不是說這些知識分子的政治積極性還沒有很好發揮呢？那麼怎樣能把他們在這方面的積極性發揮出來呢？——說到了這些問題，我想可能會超過我這篇雜文的範圍。那是春暖花開時節的事了。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帶東跑西走，在朋友中聽到的這種感嘆是不多了。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裡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著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正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不說別人，連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書架，最近還買了一部《資治通鑒》。

應當說生活條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現在這已不是重點了。針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說，現在主要是要幫助他們。先談談他們的業務情況罷。在教學改革初期，教師們曾經緊張過一陣。那是由於要學習蘇聯，很多教材都要新編，又由於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許多教師們把原來學來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體系沒有建立，有些青黃不接。所以突擊俄文，翻譯講義，顯得很忙。這兩年來，是不是學習蘇聯已經學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學術體系已經建立了呢？我想並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課的困難似乎是比較少了。那是因為一方面教師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講義也編出了一套，上堂九*九*藏*書照本宣讀，問題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卻又發生了新的情況，反教條主義的結果，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養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老師自己先得要獨立思考一番。過去和教本不同的說法，不論自己信與不信，可以閉口不談，現在講講各家的異同，那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沒有鑽研過，道理也就說不明白。過去可以口頭上複述一些心裏不太同意的理論，現在心口不一致，連自圓其說都有難處了。過去可以根據權威對那些自己連原書都沒有見過的異說，跟著大加駁斥，現在別人一追問就會露馬腳了。總之，現在沒有一點真才實學，教書這個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條主義能提高教學質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師們業務上的緊張的道理也在此。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二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隻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中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說來基本上是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里，很多學校里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隊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自然是領情的，但是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爭鳴恰好解決當前知識分子思想發展上發生出來的這些問題。據我的了解，百家爭鳴就是通過自由討論來明確是非，即是知識分子進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觀點、方法上更進一步地接受辯證唯物上義。現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要求的。他們希望具體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為什麼不對，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進入工人階級。他們歡迎百家爭鳴，因為百家爭鳴可以保障不會冤屈任何一點正確的東西，而且給任何一點可以長成為正確的東西充分發展的條件。這樣，可以防止積極轉化為消極，而使知識分子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春到人間，老樹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接著想談談百家爭鳴。

我想談談知識分子，談談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里教書的老朋友們的心情。所談的無非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感；寫出來還是雜文之類的東西而已。

我想，對世界的和國家的大事不很關心可能是當前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的一般情況。這種情況當然不是新發生的，由來已久。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一同聊天，談起了為什麼很多朋友不很關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說得很有意思。他說大概有四個原因：第一是有一種相當普遍的想法，認為國家大事自有賢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確相信共產黨的領導是錯不到哪裡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產黨走，把自己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對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別人批評，自己常常會問問自己是不是舊思想又在冒頭，所以對於世界大事或是國家大事自己沒有個看法和主張，等《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才動腦筋。第三，對世界大勢，自覺很孤陋寡聞，不要說別的，連很多外國人的名字說九-九-藏-書起來都覺得繞口。情況不熟悉，要動腦筋也沒有資料。第四，年來養成了沒有布置就不學習的懶漢習慣。我們曾經想替這些思想配個帽子，但是配來配去頭寸都不很合。說信任黨、接受領導不對么？當然不可以這樣說。但是怎麼會信任得成了依賴了呢？虛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麼搞得沒有了主張了呢？不論怎樣，總的看來，對國家的事情關心不夠總是消極性的東西。

如果研究一下科學研究工作開展得不夠令人滿意的情況，關鍵問題是什麼呢？是不是工作條件不好呢？我看並不如此。教師們工作條件在過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說過去吵得最凶的時間問題。自從規定5/6的業務時間之後，各地高等學校想了很多辦法來貫徹，效果是不壞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學校里大約已有3/4的教師得到了保證，8月里我到昆明，聽說雲南大學里只有不到1/5的教師還不能保證業務時間。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學校業務時間得不到保證的教師比例已降到1/10以下。這個問題雖則不能說全部解決，而且像李達先生在新年願望中所提到的情況還是存在，這些業務時間得不到保證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學研究的，但是一般說來時間問題已不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障礙了。其次，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的條件怎樣呢？這些條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過去一年中，各校購置圖書一般都有增加，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書少，而是編目慢，流通難，分配還不夠合理。儀器方面在生產、供應、修配、使用上問題還多，特別是內地和邊區的學校困難不少。但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還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別的專題外，一般還沒有發生有人因為這些方面的條件缺乏而不能進行科學研究的。

「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原是早春天氣應有的風光。

還有，到家剛逢春節，次日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李景漢先生寫的《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這篇文章連載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輩，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的作者。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個民盟召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座談會上，李先生曾說起過他自從院系調整后，三年多來已準備過三門不同的而都沒有上堂機會的新功課。儘管他用了極為幽默的口吻，很輕鬆地道來，在座的朋友卻半晌接不上話頭。那時誰也想不到，他今年春節會獻出這份珍貴的禮物。在我看來，他不僅報了鄉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訊，同時也報了知識分子政策勝利的喜訊。

要概括地答覆這個問題是有困難的。我只能就比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們這個範圍里來捉摸捉摸。新年裡報紙上曾發表過一些知識分子的新年願望。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先生說得很乾脆：要做一個專任教授或專任研究員。做了教授之後要什麼呢？在成都工學院的一次座談會上康振黃教授總結了在座許多朋友們的心愿：「一間房，兩本書」，意思是要能靜靜地做做功課。

知識分子提高業務的積極要求反映了他們已自覺到業務水平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這種自覺表示了他們政治覺悟已有了提高，是過去幾年思想改造和學習的效果。如果他們還是自認為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旁觀者，他們為什麼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強調知識分子搞科學研究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