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遺物方面首先應當提到的是石器。大理地區最早發現的石器是1939年吳金鼎在馬龍峰，俗稱白王城的附近發現的石斧和石鑿等磨光石器即新石器。吳氏根據出土的陶器，認為這些東西可能是漢唐之際，南詔以前的遺物，這種古代人所用的石制工具在民間原是常有發現的，但是由於缺乏歷史知識，人們叫它作「雷楔子」，認為是「雷公」使用過的神物。農民挖地時得到了這種東西，有的送到廟裡去，有的給巫師收去，有的給孩子們做玩具，也有的用來舂鹽巴。我們所到各縣，和老鄉們一談到「雷楔子」，很多是知道的。這是說這種石器是很普遍的。這次察訪中見到實物的有劍川和巍山兩縣。

先說碑碣：由於過去的文人相當重視金石之學，和黨的文物保護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古碑一般是保存下來了的。比如大理太和村的德化碑（即南詔碑），西門外的元世祖記功碑等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石碑現在都保存了。德化碑還造了房屋加以保護。但是由於有人迷信這碑的石末可以治病，所以過去沒有蓋屋保護前，碑面已經給求醫的人剝蝕得很多。現在還可以認得出的碑文字數已不太多。幸虧早年的拓本現在還有，留下了極可寶貴的史料。

我們這次察訪中也深切感覺到當地各族人民對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工作的熱情支持。我們又一次看到一個現代民族形成過程中，群眾對自己民族歷史的要求。他們已不能滿足於神話式傳說的歷史，而要求科學的歷史。現在需要具有專門科學知識的人和各族群眾結合起來，共同來解決各族的歷史問題。這樣的結合不但可以保證科學研究進一步的開展，而且也應當是今後科學研究的一個方向。

比較各地區的傳說也提供許多值得研究的線索，比如觀音和羅剎的鬥爭傳說就以大理為最多，如果聯繫起傳說中細奴邏和觀音的關係，觀音和水利的關係，可以提供佛教進入和當時經濟和政治變革的聯繫，而且這種鬥爭已達到蒼洱之間的壩子里。白姐夫人的傳說主要在洱海北部流行，到了大理卻和吐蕃酋長、唐朝大將結合了起來。如果把這些傳說的變化搞清楚，也可以反映出白族形成的複雜過程。

我們初步印象，石寶山的石刻，就是以石鍾寺所看到的來說，在題材和作風上都不像是同時期的作品。「阿姎白」的雕刻是很簡單的，使我們推想在這一帶曾有過一個早期文化。如果容許我們做一些不成熟的猜測，這個文化可能還包括我們已見到的新石器工具。甚至和許多地方看到的大石崇拜的遺迹（如大理的大石庵、支鍋石和劍川的三棵石，巍山盟石等）有關。其次是有關南詔王的石刻。這些石刻都是在岩石上鑿出約1米多長方形的石窟，採用浮雕的手法，以人物作題材，刻畫出宮殿的場面。第三是那些佛像，有些並不是佛雕，而是完整的人體。佛像中還有不同教派，一部分是屬於婆羅門教的。這些不同風格、不同題材的石刻很可能是不同時期的作品。

當然，利用傳說、神話來進行歷史研究是需要很細緻的分析。現在還缺乏足夠的資料。上面所舉的例子，只是想說明傳說、神話可以成為研究歷史的資料罷了，至於所提出線索是否有考慮的價值還是成問題的。同時卻也說明，研究各民族的口頭文學絕不能離開歷史，因為只有和具體歷史相聯繫，才能看出這些傳說和神話的意義。

石刻藝術不限於石寶山，而且時代也不限於南詔大理。最近劍川丁卯城村出土了一塊「衛國聖母建國梵僧」的浮雕石刻，是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遺物，在風格上雖則較石寶山南詔國王石刻簡單些，但還保留了一定的繼承性。因之，還有希望在別處發現類似的石刻。

我們還注意到山上有許多沒有完成的石刻。沒有完成的程度不盡相同，給我們一種印象，像是正在進行這些石刻的時候，發生了某一種災難或戰爭。迫使當時的人放棄了這個地方。我們又在石鍾寺對面的山坡上，就是石刻「酒醉鬼」和「波斯人」之間的地方，發現許多古代瓦片，可能是唐宋時代的遺物。我們因此推想，在這個山坡上曾有過建築。而且就在這些地方，又看到傾倒在地上的石刻「獅子」和「梵文經刻」。這些石刻很凌亂，也表示在歷史上曾受到重大的破壞。

大理以北大體上可以肯定的九_九_藏_書南詔古城有邆賧詔的德源，在鄧川縣東北兩公里多公路旁的高地上。由於傳說中把火把節和德源城聯繫了起來，所以這個古城的名字也是雲南人民所熟悉的。傳說是皮邏閣要統一六詔，把其他五詔的王騙到大理，在松明樓里燒死。其中有個邆賧詔的王，臨走時他的妻子慈善夫人知道有危險，所以用一個鐵釧套在王的臂上。王被燒死了，慈善夫人找到戴有鐵釧的屍體，迎回歸葬。皮邏閣又要威逼慈善夫人嫁他，派兵圍城，城在高地上，水源斷絕。夫人自殺后，稱這城作德源城，紀念慈善夫人的美德。我們去察看德源城的遺址，可巧當地部隊操練挖了許多壕溝。在溝內很清楚地可以看出離地面約1米有一文化層，層內許多瓦片，有跡象可認為是南詔的遺物。溝內還有比較完整的陶器。我們因為怕掘壞了，沒有動。陶器旁有炭灰炊燒遺迹。

更往北是劍川。劍川是南詔和吐蕃勢力接觸的前線，曾經一度被吐蕃佔據。地方志上還載有吐蕃所據的羅魯城，初唐所築。我們多方打聽，最後知道現在還有個羅魯村，和記載合得上，附近白族稱他們說的話為「蕃語」。但是限於時間，沒有去察看。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搜集些什麼資料？大理地區有沒有這些資料？如果有，在哪裡？怎樣去搜集？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雲南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在11月下旬派出了一個調查小組到大理一帶地方進行歷史資料的初步察訪工作。參加這個小組的有李家端、李一夫、楊毓才和我四個人。

第二是關於白文問題，上面已提到在巍山細奴王金殿遺址得到的瓦片上有著一些字樣，顯然不是漢字，而和大理、大姚出土的相似，疑是早年的白文。在大理三塔寺里的兩個副塔的磚上，還能看到燒磚時印在磚邊的符號，其中有些像漢字如「仲」「甫」，有些是漢字的反文如等（這是由於正文的戳印，打在磚坯上所致），還有些完全不像漢字的。這次察訪中又在鄧川西山拓得元代刻在岩石上段信苴寶舍田記碑文，和大家已熟知的大理明代的「山花碑」都是用漢字寫的白語。下面還要提到在鳳儀見到的明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用漢字寫成的白語註釋經卷抄本，又是一件例子。用漢字寫白語至今還流行，白族喜唱的大本曲的手抄本都是這樣的。這裏提供了白族文字發展的線索。

去年8月我到雲南來參加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工作，正逢許多朋友在熱烈討論白族歷史問題。我有機會參加了各種座談會，並拜讀了《雲南日報》上所發表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許多論文。這些都給我很大的教育和啟發。11月在下關參加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成立大會，遇到了許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他們要求早日開展這地區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研究工作。在他們的督促之下，我更深切地認識到了大理地區在雲南各民族社會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這些古城遺址無疑是考古的寶庫。其中一定埋藏著許多可以表明當時人民生活的實物。但是發掘遺址是一項科學工作。沒有專家現場指導，如果隨意挖掘，反而會破壞這些遺址的歷史價值。比如我們得到的新石器因為出土時沒有把同時出土的磚瓦或其他東西保存起來，沒有把這些新石器在地下的原來情況記錄下來，使我們無法確定它們的年代，更無法正確地和其他地方發現的古代文化相比較，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來，這不是一種永遠補償不了的損失么？因此，我們這次察訪並沒有進行發掘。只把察訪得來的線索提供考古工作者考慮，是否有發掘價值；如果有發掘價值的，將來由他們有計劃、有系統地去發掘。作為一個研究大理歷史的工作者，當然盼望地下的歷史資料能早日發掘出來。

應當肯定，大理地區民族歷史研究並不是一個新的課題，《史記》《唐書》等對於這地區的民族情況都有系統的敘述。其他如樊綽的《蠻書》、楊慎的《南詔野史》等，以當時的史學水平來衡量都是優秀的著作。我們的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知識，給了我https://read.99csw.com們進一步研究這地區各族人民所創造的歷史的良好基礎。但是我們現在所要了解的歷史問題卻比過去提高了。比如最近半年來關於白族歷史問題討論中所提出的白族族源問題，白族作為一個部族共同體的形成問題，白族社會性質變革問題，以及白族和漢族相互關係問題等都是前人所沒有論列過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不但如此，用前人給我們留下的許多歷史資料來研究這些問題時，常常會感覺到有含義不明，材料不足之苦，結果會使得不同的人從相同的史料中引申出不同的論點來，最近《雲南日報》所發表的許多論文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當然，我們並不應當因此低估已有史料的價值，但是為了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不應當滿足於已有的資料。

我們這次察訪中在民間文獻方面搜集得不多。主要是因為時間太短，接觸的面不夠廣，其次可能是紙張的東西更容易遭到損失。土改時期在這方面注意得不夠，應沒收的地主們所收藏的書籍沒有集中起來加以保管，很多流散和糟蹋了。但是儘管這樣，我們還是訪求到一些極有價值的文獻。特別應當提出的是鳳儀董氏「金鑾寶剎」大殿角里的兩大櫃經卷，我們沒有時間去系統翻閱，但隨手拾來，就有宋刻和元刻的經卷，其中還有一大卷手抄的經卷，卷末寫明是保天八年（約相當於公元1136年），是大理國時代，也就是南宋時代的手抄本，此外還看到一個用漢字寫成白語的經卷，是明代的遺物。這兩大櫃雜亂的經卷中是否還有更有價值的手卷，我們不敢說。董氏家祠正壁上刻有家譜，這個家譜本身當然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同時也告訴我們，這家人從南詔起到明代一直是這地方被封為國師的阿吒力教主。明代（永樂十年）曾去京師，當時的皇帝替他造了這個所謂「金鑾寶剎」。後來又屢次進京，帶回了中原的經卷。現在這兩大櫃經卷，就是他家藏經的一部分。上面所提到的許多雕塑的佛像也是這「國師」家的遺物。這些文物對於這地區宗教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察訪的意思是通過實地察看和訪問去探索歷史資料，為系統發掘和搜集做出計劃。和開礦一樣，先得勘查一番。我們這次工作時間很有限，所以只能說是初步察訪，找些線索，並不要求這個小組立刻著手去系統地搜集文物。

從南部進入劍川壩子的地方，甸尾村附近正在挖海尾河，在我們察訪這地方前約一個月，挖得了十多件石器。工人們不認得這些是什麼東西，覺得好玩，分別拿了回家。我們訪問到了這件事，搜集到了四件新石器：三把磨光石斧和一把有孔的月牙石刀。我們又去察看了出土的地層，是在熟紅土層底，估計當是兩三千年前的遺物。巍山的石器是畢副縣長到老鄉家裡去要來的，還知道出土的地點，在山達上村孔明洞附近。鶴慶中學的教師同志來下關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帶來了他在鶴慶搜集到的新石器的相片。從這些已經得到的資料來看洱海周圍在比較早的時期曾經有一種人居住過。這種人分佈可能是相當廣的。至於這種人和現在居住在這地區的各民族具有什麼關係，我們還說不出來。但是如果進行有計劃的系統發掘，看清楚各時期遺物的關係，歷史線索是有可能建立起來的。

但是怎樣組織考古、歷史、社會、藝術和語言學的各種專家更好地和各族群眾結合起來講行研究工作，將是今後開展這項科學研究的具體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不久能得到解決。

在察訪過程中，我們曾特別注意有沒有漢代文化的遺物。在傳說中有不少關於諸葛亮的故事。在這個地區能不能有些實物來證實當時和中原文化的關係呢？結果並沒有找到什麼可靠的證據。只是在鄧川德源城廢址的廟宇附近有許多刻有圖案花紋的磚，有可能是比較古代的遺物，但老鄉說是從對面山腳那邊搬來的。為什麼老遠地去搬運這些磚呢？也不清楚。這是一個疑案，我們沒有時間去追查。磚存鄧川縣文化科。廟宇的附近還有。

其次是建寧國的古城。據傳諸葛亮南征封白子國王後代龍佑那做酋長，改姓張，在白崖築建寧城。據當地傳說建寧城就在今縣城北門外螺山上，俗稱紫金城，現在read.99csw.com這片高地上有許多廟宇。又據說當時彌渡壩子低處都是水，這片高地地勢正適宜建城。但是我們在這上面四處找碎磚破瓦，卻看不出一點古代遺迹。總的說來南詔以前古城在這次察訪中我們並沒有找到實據。

簡單地說來，從南詔開國（公元738年，即唐開元二十六年，皮邏閣建南詔國）到大理國滅亡（公元1254年），大約有510多年的這個時期里，大理地區是祖國西南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這地區的人民不但在祖國歷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發展雲南的經濟、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對雲南各族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研究雲南的民族社會歷史時，首先把大理地區各族的歷史搞清楚是有必要的。

劍川之北，是麗江的九河，是白族聚居區。我們聽說有白王城，在九河甸頭鄉壩子西邊山坡上。我們找到老鄉帶路，走近白王廟廢址，在田溝里找到有字碎磚，一部分是梵文，一部分是漢字，記著高氏和段氏字樣，還有一些不像是漢字，可能就是白文。高氏、段氏是大理國的統治者，所以可能是大理國的遺物。這個山坡上磚很多，而且字形和質料很有差別，不像是一個建築物上的東西。

在這次察訪中，我們發現了許多有意義的東西。

木雕和塑像也是重要的藝術品。我們在這個地區所見到的那些木雕和塑像有些在藝術造詣上是很高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鳳儀白湯村董氏「金鑾寶剎」和家祠里所保存的許多佛像，有些是木雕的，有些是泥塑的，在樣式和風格上，有些和石寶山的石刻極相似。石寶山的石刻有很多已經遭受損壞，將來要修補時鳳儀這些佛像正可以作為模型。

每到一縣我們首先查閱地方志，並向熟悉當地掌故和情況的父老和幹部們請教。把那些有歷史價值的古迹記下來。然後挑選重點分別去實地察看，對證一下書上所記的或口頭所傳的遺址是否可靠；發現了歷史文物，輕便可帶的遺物，便搜集回來作為證據；笨重的，照下相帶回來，如果是碑，把碑文拓下來。有傳說的，把傳說記下來。

以上是我們根據這次察訪工作中的體會來說明，為了進一步為開展大理地區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應當從上述五個方面去搜集更多的資料，並且想說明在這個地區上述五個方面的資料是十分豐富的。

木雕和塑像原來是民間很普遍的文物，在白族地區很多村子有它的本主廟。本主廟裡以前都有本主像。這些本主像中有些是雕得或塑得極美的，而且有民族的特殊風格。但是解放以來，群眾的觀念有了改變，本主廟又有很多改作別用，有些幹部同志單純地把這些雕像看成迷信象徵，沒有重視它們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加以保護，很多已經找不到了，從保存下來的這些雕像來看，有些是有很高藝術價值的。比如鄧川德源城廟裡的慈善夫人像還保存了南詔衣冠（和石寶山閣羅鳳的石刻相似）。劍川甸尾村本主廟裡的護甸神，穿著清初白族服裝，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雕刻，彌渡鐵柱廟側殿的兩個塑像是生動的少數民族的形象。看到了這些少數民族的藝術品，不由得我們不想到被破壞的許多雕塑。在我們去大理前，有朋友要我們到大理喜洲去把中央皇帝廟內元世祖的雕像照個相，因為過去就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一件極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物。但是我們到喜洲一看，廟宇正在改建成為合作幹部訓練班的教室，所有雕像已全部毀完了。有一個銅像還是最近背走的，我們曾設法追查，毫無結果。又如劍川龍門邑村的本主廟裡的木雕，已經由政府通知保護，但是當我們去察訪時，卻已不知去向了。至於銅器可能損失更大。貿易部門沒有重視保護文物的政策，特別需要注意。我們在巍山和鄧川兩地的收購站里都發現了元明的銅鐘。如果遲些日子去，這兩口鍾就可能成廢銅回爐了。這些說明，各地很多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物，很可能在無意中遭到破壞，希望文化部門注意這種情況。

察訪之前必須有所準備，就是熟悉有關文獻，把要察訪的地區歷史沿革搞清楚。比如根據文獻所傳，原來的白國是在白崖，蜀漢曾幫助張氏建立的建寧國也就以白崖為中心，後來就在這地方張樂進求讓位於細奴邏。白崖現在是彌渡的紅岩。南詔最初的根據地ｈｔｔps://ｒ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ｍ是蒙舍川，在現在的巍山。洱海東南鳳儀一帶地區，一般認為是白族早期的聚居區，首先併入南詔。後來南詔的勢力向洱海西部伸張，逐走了一部分原在的居民，佔據蒼洱之間的壩子和壩子里的太和村，並築太和城，太和村就在今大理太和村附近。更北進兼并了當時所稱「三浪」人的地區（就是現在鄧川、洱源、劍川一帶）統一了六詔。我們這次初步察訪只能有重點地進行，照著上述的線索，到了大理、鄧川、洱源、劍川、麗江、鳳儀、巍山、彌渡等八個縣。

大理地區有著豐富的口頭文學。我們知道傳說、神話在歷史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價值，特別是在研究文字材料比較少的民族歷史時，口頭傳說更值得重視。我們這次察訪中，特別注意搜集有關各地本主的傳說。大部分白族地區，特別是大理，幾乎每村有一個本主。這些本主有些是歷史人物，有些是傳說中的人物，既不同於拜物的巫教，又不同於拜神的佛教。比如傳說中殺蛟犧牲的勇士段赤城，救緬回兵的段宗榜，殺身殉夫的慈善夫人（又稱柏潔聖妃，白姐夫人等），還有徵南詔敗死在大理的唐將李宓和他的部將們，明代征南的傅友德都是本主（以李宓、傅友德等作為本主可能表示這些村子是和當時被俘的或落籍的軍隊有關）。每個本主都有一段傳說，有些編得很美，而且常反映出人民的感情，甚至他們的來歷。各本主間還有一定的關係，也反映出各村人民間歷史上的關係。對於歷史研究是有幫助的。

這次察訪中我們在這方面得到的資料有兩點可以提出來一說：第一是關於墓葬的問題。明代白族已實行火葬是可以肯定的了，因為我們看到不少明代大理石的火葬墓碑，有「楊觀音榜」等字樣，說明是白族人的名字。我們在劍川去石寶山路上看到一塊可能是元代的墓碑，已要求該縣文化科掘出來保存。碑文還沒有研究。在大理雨銅觀音祠牆角里看到一個火葬墓頂子，刻有「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年號，這墓系楊和勝的墓。楊可能是白族，因為楊是白族的大姓。如果這個墓是白族的，那麼白族實行火葬的時期也就提早到元代了。另一方面我們並沒有見到有古代棺葬的古墓。火葬和棺葬的問題是由於樊綽《蠻書》里提出的，他說這是烏蠻和白蠻的區別之一。因此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找到更多的實物資料，對樊綽所提白蠻和烏蠻區別的意義可以更明白些。

其次說說有關南詔和大理國的古城。

應當指出，如果不早些做出發掘這些古城的科學工作計劃，也就保不住不受到破壞。農民為了擴大耕地面積，過去棄廢的土地正在陸續開墾。以往工具簡單，土翻得淺，現在用了新式農具，更容易深入下層，破壞文化層的可能性也更大。我們在大理農村裡就看到最近出土的全副明代火葬碑罐，罐內還有當時用作貨幣或裝飾品的貝殼。這些都是墾荒得來的。這些東西因為不值錢，又好玩，所以農民們帶了回來。如果是銅器，就很可能成為廢銅買走了。早一些進行科學的發掘，對國家的歷史遺物保障可以大一些。

在這次察訪中我們曾經注意到白語和漢語在不同地區的變化。在歷史上曾是白族主要地區的彌渡和巍山，現在說白語的人已經很少（少數白族是近代遷入的），我們疑心有許多原來是白族的人現在已經改變成了漢人。相反的在大理到劍川一帶有很多具體例子，說明有許多漢人改變成了白族。同時各地也還有一些漢人的村子，遷入已有幾百年而語言上依舊不改變。在鳳儀我們就遇到過已有好多代居住在當地而現在還不會白語的人。不同的情況啟發我們要求對各族語言的變化做深一步的研究。這些情況也提示我們在對於人數較少的民族成分的識別工作中利用語言資料時必須十分審慎，如果不從歷史中入手去進行研究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結論。

我們到彌渡聽說在紅岩古城村有個白王城。我們想這可能是白崖國的古城。老鄉還指得出古城遺址，現在是一片整齊的豆田。我們在田壟里反覆察看，發現不出任何文化層。如果傳說有據的話，埋得一定更深了些。也可能傳說沒有根據，或是地址傳錯了。

現在談談地面上的歷史文物。這些東西比起地下的文物更容易遭受損失。在過去一段時間里，黨和政府執行保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的政策，因而ｒeａｄ.99cｓｗ.ｃｏm取得一定成績，但是由於宣傳教育不夠細緻，損失是不少的。搶救這些文物還是當前的急務。

我們這次察訪所得的資料是很有限的，以現有資料來說對於已經提出的若干有關白族歷史問題還不能提出任何重要的意見，但是我們相信如果有系統、有計劃地從這幾個方面搜集更多的資料，對於這些問題可能得到比較正確的論點。

再說石刻。劍川石寶山的石刻是早已著名的。我們這次也去察看了。但限於時間，我們只到了石鍾寺，鐘山山下的石刻沒有去看。就是以已經看到的來說，這些石刻的歷史價值是很高的，特別是閣羅鳳和異牟尋兩窟把當時服式和儀式的形象遺留了下來，比如《蠻書》上所提到的「頭囊」「雉翣」，頭盔上的「貓牛尾」「吐蕃所贈傘」「鐸鞘」等在石刻中都可以找到模型。其他許多有關婆羅門教、佛教的石像也提供了當時宗教信仰的材料。此外還有一個稱「阿姎白」的石刻，可能是早期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遺物。

根據前人的記載，還有些石刻至今沒有發現。所以我們覺得還應當在這個山上全面檢查一下，很可能找到更多的石刻。

1954年民族識別研究組基本上已把大理地區具有不同自稱的民族成分劃分成幾個系統，主要是根據他們的語言，特別是詞彙相同程度和語言對應規律來加以劃分的。現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去研究他們分化和融合的歷史過程。在詞彙方面不但要注意基本詞彙所具的特點來研究他們的族源，而且要注意借詞的來源和時期來研究他們和他族的接觸。比如研究白族語言，如果能從基本詞彙的特點確定它們和漢語前身的古語有沒有關係固然對白族起源問題有極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應當注意不同時期白族受到他族影響所引起的在詞彙上、語言上和文法上的變化。舉個詞彙的例子，白族有關粗糧的名詞大體上和現代漢語不同，而有關細糧的名詞卻大多借用現代漢語，這就說明了白族在農業上接受漢族的影響的程度和時間。如果進一步比較白族各地區方言上存在的差別，也可以看到不同地點不同時期所受他族影響的區別以及白族本身發生變化的線索。

語言的比較研究對於歷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在族別問題和在各族歷史上的關係問題上，比較各族語言可以提供重要的線索。但是大理地區各族的語言到現在還沒有全部研究清楚，特別是白族語言研究得不夠，各家的意見出入很大。我們這次察訪小組中沒有語言學的專家，因此並不能深入這個問題。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幾點，願意提出來希望今後在這地區進行語言調查時做參考。

讓我用這次察訪所得的資料，分別從上述的幾方面說明一下。

石鍾寺的石刻已經建築了房屋加以保護，但是在建築時，添上了一些醜惡的，或是很不調和的石刻，如一個庸俗的彌勒佛等。我們認為修理古代文物時，這樣隨意添加藝術上極為拙劣的東西是不好的。

細奴邏所建立的蒙舍詔都城在蒙舍川的巄嵎山，即今巍山縣。山是壩子邊上的一個山岡，傳說有細奴王金殿的遺址。我們到山上察看，果然在地面上還留著許多瓦片，這些瓦片上還有文字，但和漢字不同，而略似大理、姚安出土的有字瓦片，足以證明是南詔時代的遺物。因此這個古城遺址大體上是可以肯定的了。

為此，我們考慮要開展大理地區的民族社會歷史研究，除了繼續整理、考證已有的漢文資料外，最好能有計劃地搜集凡是可能搜集到的各式各樣能說明這地區歷史的資料。充分掌握資料是科學研究的必要前提。

從這次察訪中，我們覺得下列五個方面都有很豐富的歷史資料可以搜集。1.地下的遺物。2.地面上的碑碣、石刻、木雕、壁畫、建築等實物。3.民間的文獻，包括家譜、日記、書信、詩文、契約、經卷等，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字的記載。4.口頭的傳說、神話、唱本、歌曲等。5.語言。

大理的太和城和羊苴咩城等遺址是大家所熟知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略去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