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似乎越過越快，應當做的事總是不能及時完成，堆積成山，壓得使人難受。這可能是人到老年難免的苦處。以這本《雲南三村》來說，我早就該編定交去出版，不料一拖已有兩年，昨晚才算全部看完一遍，了卻了這樁心事。

我一向認為要解決具體問題必須從認清具體事實出發。對中國社會的正確認識應是解決怎樣建設中國這個問題的必要前提，科學的知識來自實際的觀察和系統的分析，也就是現在常說的「實事求是」。因此，實地調查具體社區里的人們生活是認識社會的入門之道。我從自己的實踐中堅定了這種看法。1935至1936年的廣西大瑤山調查和江蘇大湖邊上的江村調查是我的初步嘗試。經過了在倫敦的兩年學習，我一回到國土上，立刻就投入了雲南內地農村的調查。這裡有一股勁，一股追求知識的勁。這股勁是極可寶貴的。

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聯大兼課，張之毅同志在我班上聽課。他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后，首先報名自願參加我主持的社會學研究室。由他帶頭陸續有史國衡、田汝康、谷苞、張宗穎、胡慶均等同志參加，加上雲大的教授許烺光先生和燕京大學碩士研究生李有義同志，形成了一個研究隊伍。魁閣的學風是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傳來的，採取理論和實際密切結合的原則，每個研究人員都有自己的專題，到選定的社區里去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在「席明納」里進行集體討論，個人負責編寫論文。這種做研究工作的辦法確能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和得到集體討論的啟發，效果是顯然的。像《易村手工業》這樣的論文是出於大學畢業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經得起後來人的考核的。

真是想不到，將近五十年前，為了油印他那本《易村手工業》，我曾一字一句地親手刻寫蠟板，過了這麼半個世紀，最後還是輪到我，為了出版這本《玉村農業和商業》，又一字一句地親自校閱他的修正稿。這段學術因緣，豈是天定？但是今昔還是有別。當年我凡是有看不清楚或不太同意的地方，總是能拉住他反覆討論、查究。而現在凡是遇到模糊的字跡，不大明白的句子時，只能獨自猜度了。此情此景，在異鄉明月下，令人慘然。

關於雲南三村九-九-藏-書的調查經過，本書中都有交代，在這裏不必多說。這一段時間的生活，在我這一生里是值得留戀的。時隔愈久，愈覺得可貴的是當時和幾位年輕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時，不計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觀形勢來說，那正是強敵壓境，家鄉淪陷之時，戰時內地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是夠嚴酷的了。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著有意義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窮，才值得驕傲和自負。我們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對自己的事業有抱負。那種一往情深，何等可愛。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鮮紅的，不會忘記的。

我的《江村經濟》還是靠了朋支們的幫助翻譯，今年方與讀者見面。當時我就想到已經約定出版的《雲南三村》應當接著付印。我把這意思告訴了張之毅同志時，知道他那時已在埋頭校閱《玉村農業和商業》這本舊稿。他是個認真做學問的人，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文如其人，讀者在本書里就體會得到這位作者的性格。說是校閱，實是重寫。這幾天我閱讀這本稿本，發現他從舊稿中剪下來貼在稿子上的占不到全稿的三分之一。我耐心地等待他把定稿送來，誰知道送來的卻是他老病複發的信息。我去醫院看他時，他已昏迷，話也沒有能接上口。今年6月8日他逝世了。喪事過後，他的家屬在案頭找出了這一本他親自剪貼改寫的稿本，送到了我的手上。我心上一直掛著這件事，但騰不出手校閱，十分難受。

現在很可能有人會不大明白，為什麼一個所謂「學成歸鄉的留學生」會一頭的鑽入農村裡去做當時社會上沒有人會叫好的社會調查。《祿村農田》卻的確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初次去祿村的日子離我從倫敦到達昆明時只相隔兩個星期。為什麼這樣急不可待？《江村經濟》最後一段話答覆了這個問題。我當時覺得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家。在抗日的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所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

從雲南內地農村調查開始時的1938年11月15日算起，到今天已接近五十年，只差一個月又三天，快整整半個世紀了。這半個世紀里，從世界到個人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自從1979年社會學在中國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后，我一直有意想把我國早期社會學調查成rｅaｄ•９9cｓｗ•ｃｏm果整理出來，重印出版，使後人能了解這門學問是怎樣發展過來的，但這幾年我總覺得應當做的本實在太多，大概是由於有了點年紀，精力已日見衰退，望著案頭待理的一疊疊稿紙，已感到力不從心，無可奈何。此項打算未能如願實現。

《雲南三村》是「魁閣」的成果。我在1946年李聞事件發生后倉促離滇，這個研究陣地就由張之毅同志留守。他在雲大堅持了兩年，1948年離滇去閩。其後我和他長期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始終沒有離開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道路。儘管他的工作崗位曾有多次變動。解放后，他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期間，寫出了《無錫、保定兩地調查報告》和《冀西小西區考察報告》，均未出版。1981年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里重又聚在一起，但是，1985年由於我不能不離開社科院而又分手了。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人情難測，但是張之毅同志始終如一的和我一條心。急風暴雨沖不散，也沖不動我們五十年的友誼。卻不期幼於我者竟先我而逝，他的遺稿還需要我來整理，尚有何言？如果我們共同走過的這一條研究中國社會的道路今後會後繼有人，發揚光大，願他的名字永遠留在這塊奠基的碑石上。

廣西大瑤山的調查只有我和前妻王同惠兩人，江村調查只有我單槍匹馬。但是到了雲南卻能聚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來進行這項工作了。出於老師吳文藻先生的擘劃，不但1938年在雲南大學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系，而且1939年和燕京大學合作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研究室。我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科學工作人員的微薄津貼（1939～1941年），以雲大教授的名義，主持研究室的工作，開展社會學調查。1940年昆明遭到日機大轟炸，社會學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貢縣的農村裡去。我們租得一個三層樓的魁星閣，成為我們的工作基地，因此這個研究室也就從此被稱為「魁閣」。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昆明，前後有六年。

當我發表《江村經濟》之初確有人認為解剖這麼一個小小的農村，怎樣帶得上《中國農民生活》這頂大帽子。當時這樣批評是可以的，因為顯而易見的，中國有千千萬萬個農村，哪一個夠得上能代表中國農村的典型資格九-九-藏-書呢？可是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具體、個別、局部開始的。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經濟》不再前進一步到《雲南三村》，那麼只能接受上述的批評了。

能有幾天不受干擾地集中時間校閱這部稿子，可以說也是得之偶然的機遇。今年國慶節前夕，突然接到澳門東亞大學的邀請，匆匆就道，4月4日到達。東亞大學要我做的事並不多，參加一次儀式和講一次話。但兩個節目，由於中秋放假加上周末休息，拉開了好幾天。由此我無意中得到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我帶上這部稿子，利用這段空隙，從頭閱讀了一遍。

《雲南三村》是從《江村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江村經濟》是對一個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其運作的素描，勾畫出一個由各相關要素有系統地配合起來的整體。在解剖這一隻「麻雀」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論問題，看到了在當時農村手工業的崩潰、土地權的外流、農民生活的貧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傳統手工業的崩潰和現代工商業勢力的浸入來解釋以離地地主為主的土地制度的見解。但是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見解可否成立，單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證實的」。於是提出了類型比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的農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麼樣的？在大部分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村裡，它是否也會以土地權來吸收大量的市鎮資金？農村土地權會不會集中到市鎮而造成離地的大地主？」《祿村農田》就是帶了這一系列從《江村經濟》中產生的問題而入手去研究的。從江村到祿村，從祿村到易村，再從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找研究對象，進行觀察、分析和比較，用來解決一些已提出的問題，又發生一些新的問題。換一句話，這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約定出版這本書已是二年多前的事了。這本書包括我和同事張之毅同志於抗戰初期（1938～1942年）在雲南內地農村調查的三本報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和商業》。其中前兩本報告分別在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用的還是抗戰時後方的土紙。第三本報告一直沒有出版過。1943年我訪問美國時，曾以英文把這三本報告寫成Earthbound China一書，1945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收入英國Kegan Paul書局的國際社會學叢書里。

張之毅同志參加研究九九藏書室的第一課是跟我一起下鄉，去祿村協同我進行調查。學術是細緻的腦力勞動，有如高級的手藝，只是觀摩藝術成品是不容易把手藝學會的。所以我採取「親自帶著走，親自帶著看」的方法來培養新手。從1939年8月到10月中，張之毅同志和我一起在祿村生活和工作。隨時隨地提問題，進行討論。所以他摸出了我從江村到祿村比較研究的線索，並共同構思出今後研究的方向。我們又在該年10月18日一同去尋找一個內地手工業發達的農村來為以農田為主的祿村作比較研究，走了六天才找到易村。擬定調查計劃后，11月17日，他便單獨去易村進行工作，這時他已經有了調查的初步經驗，而且對要了解的問題已心中有數。從這基礎上，他克服種種困難，在27天里取得了豐富的數據，而且提高了認識，提出了新的問題，為下一個玉村調查打下了基礎。

社會科學實際上還是在探索階段。目的是清楚的，我認為就是人們要把自身的社會生活作為客觀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學的觀察和分析，以取得對它正確如實的認識，然後根據這種認識來推動社會的發展。作為一個中國人，首先要認識中國社會。《雲南三村》是抱有這個目的的一些青年人經過幾年的探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相信這些記錄是值得留下來給後人閱讀的。

應用類型比較法，我們可以逐步地擴大實地觀察的範圍，按著已有類型，去尋找條件不同的具體社區，進行比較分析，逐步識別出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也就由一點到多點，由多點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體。類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細，有綱有目，分出層次。這樣積以時日，即使我們不可能一下認識清楚千千萬萬個中國農村，但是可逐步增加我們對不同類型的農村的知識，步步綜合，接近認識中國農村的基本面貌。這種研究方法看來有點迂闊，但比較現實，做一點，多一點，深一點。我不敢說這是科學研究社會的最好的辦法，只能說是我在半個世紀里通過實踐找出來的一個可行的辦法。

玉村調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進行的。由於玉村離呈貢的魁閣較近，而且交通方便，所以他能和我的祿村調查一樣，在整理出初步報告后，再去深入複查，步步提高。由於他所遺下的稿本里缺了敘述調查經過的一章，我已記不住他進行工作的具體日期。但是由於這本稿子曾經反覆在魁閣的「席明納」里討論過，又在我改寫英文時細嚼過，所以我對玉村調查的主題印九*九*藏*書象相當深刻。實際上，它已為我在八十年代的小城鎮研究開闢了道路。玉村是一個靠近玉溪縣鎮的農村。玉溪縣鎮是雲南中部的一個傳統商業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從祿村到江村的過渡形式，在農業經營上具有靠近城鎮的菜園經濟的特點，在發展上正處在傳統經濟開始被現代經濟侵入的初期階段。無怪這樣一個富具特點的研究對象能吸引住張之毅同志的研究興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從《江村經濟》到《雲南三村》，還可以加上一直到八十年代城鄉關係和邊區開發的研究，中間貫穿著一條理論的線索。《雲南三村》是處在這條線索的重要環節上，而且在應用類型比較的方法上也表現得最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閣所進行的這些社會學研究，最好看一看這本《雲南三村》。

當然也有人為我辯護說，《江村經濟》這一類的研究目的不是在提供一個「中國農村」的典型或縮形，而是在表達人類社會結構內部的系統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這本書為功能分析或是系統結構分析作出了一個標本。

我本人並不滿足於這種辯護，因為我的目的確是要了解中國社會，並不限於這個小小江村。江村只是我認識中國社會的一個起點。但是從這個起點又怎樣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國農村，又怎樣從中國農村去全面了解中國社會呢？這就是怎樣從點到面，從個別到一般的問題。

我並不想從哲理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只想從實際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個從個別逐步進入一般的具體方法。我明白中國有千千萬萬的農村，而且都在變革之中，我沒有千手萬眼去全面加以觀察，要全面調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時我也看到這千千萬萬個農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變萬化各具一格。於是我產生了是否可以分門別類地抓出若干種「類型」或「模式」來的想法。我又看到農村的社會結構並不是個萬花筒，隨機變化出各種模樣，而是在相同的條件下會發生相同的結構，不同的條件下會發生不同的結構。條件是可以比較的，結構因之也可以比較。如果我們能對一個具體的社區，解剖清楚它社會結構里各方面的內部聯繫，再查清楚產生這個結構的條件，可以說有如了解了一隻「麻雀」的五臟六腑和生理運作，有了一個具體的標本。然後再去觀察條件相同的和條件不同的其他社區，和已有這個標本作比較，把相同和相近的歸在一起，把它們和不同的和相遠的區別開來，這樣就出現了不同的類型或模式了，這也可以稱之為類型比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