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這段話也提到了她翻譯現在我正打算髮稿的這本《甘肅土人的婚姻》。吳老師以此來證明她有語言的天才。她在動手翻譯這本書時「她的法文還不過三年程度」，就是說她只學了三年法文，就有能力和膽力翻譯這本用法文寫成的人類學調查報告了。她學習語言的能力確是超越了常人的天才，一般大學生是做不到的，何況她又不是專業學習法語的學生。翻譯這本書正是她在吳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家族制度」班上學習的時候，也正是她對這兩門學科真正「發生了興趣」，和她肯用思想的具體表現。

直到1990年我才從《西北民族研究》上讀到的房建昌先生的一篇關於土族白虎祭的文章中得知許讓神父的簡歷。據該文引羋一之的《青海民族入門》中的一段說，許讓神父是比利時籍，中文名康國泰，1910年由甘肅甘北傳教區派到西寧傳教。在南大街修建寬敞的天主堂。1932年由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出版《甘肅土人的婚姻》。後來在美國費城出版《甘肅邊境的土族》三大冊，包括《土族的起源、歷史及社會組織》(1954年）；《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年）；《土族族譜》(1961年）。引文還說：「康國泰上引書卷序言自稱：1911至1922年他在西寧地區傳教，對土族最感興趣。他於1909年（宣統元年）抵達甘肅省(1928年青海建省），1911年抵西寧，被派至塔爾寺學了半年藏語，后被派至碾伯（包括今樂都、民和）分教區——傳教點，繼續學了四年藏語，在傳教過程中，他覺得土族比藏族更引起他的興趣。」

《行行重行行》的主題是鄉鎮發展，包括農村，小城鎮因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而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1984年我的考察地區開始從東部沿海各省轉移到邊區，從內蒙古自治區延伸到甘肅。從1987年開始到目前我已「八訪甘肅」。因此我又有機會進入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西北地區的那條夾在藏、漢之間的民族走廊了。我自然不會忘卻為同惠圓夢之志。所以我在這多次西北考察中，歷訪了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東鄉族。限於具體條件，我在這些民族地區停留的時間都不長，但是我確是親歷其地，多了些感性知識，同時產生了許多想法，也可以說我把同惠的夢做大了。我不只想由中國人自己來寫幾本關於這些民族的書了，我還被怎樣發展這片民族地區的問題佔住了我的懷抱。我認識到這地區的民族研究不但大有可為，可以寫出許多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來，而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居住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的許多少數民族怎樣在下個世紀能發展成現代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平等地站在這個地球上的問題。

重溫舊稿時，我耳邊似乎常出現同惠的問號：「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自己寫這樣的書呢？」這個問號很可能就是驅使同惠堅持去瑤山的動力，我又怎能不受到這問號的壓力和啟示？我於是想，現在離開許讓神父寫這書時已有了一代之隔，我們至少應當有一本這一代中國人自己寫的「土族婚姻」來為同惠圓夢了。我既有此意，一時就不再打算單獨出版這本譯稿了。為同惠圓夢應當是我自己的責任，我當時也曾想尋找個實現我圓夢的機會。

當我把史老師的計劃告訴同惠時，她高興得跳了起來，立刻提出要和我一同去廣西的意見。這是她主動向我提出的。她怎麼會想到這個主意，不能不聯繫到我們合作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這本書了。在我們一起翻譯這本書時，她曾經向我說過：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自己寫這樣的書？可見吳老師社會學中國化的思想已經說服了她。當廣西省接受我去大瑤山考察時，她情不自禁地認為這是一個實現她夢想的好機會。我當然贊成她的想法，我們兩個人一起去做調查工作，對工作太有利了，進行社會學調查，有個女性參与有許多方便，因為有許多事，單是男性是不容易調查到的。我們把同行的意思告訴了吳文藻和史祿國兩位老師，他們都對這個主意表示贊同和支持。但是考慮到我們兩人要實現這個合作同行的計劃，不能不對兩人如果以同學身份出行，社會上是否能認可，會不會引起非議和種種難以克服的事實上的困難，還有點懷疑。我們兩人面對這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不約而同地得出了同一的答案，那就是如果我們結了婚一起走，就不會和社會習俗相抵觸了。我們就這樣約定了，也就這樣做了。暑假一開始，我們就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了婚禮。這段經過就是吳老師在上述導言里所說的一段話的事實根據。他說：「她（同惠）和費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學，進而結為終身同工的伴侶，我們都為他們歡喜，以為這種婚姻，最理想，最美滿。」他又稱我們為「這對能說能做的小夫妻」。這樣的結合事後看來也確是「不平常」的，而且可以使師友感九-九-藏-書到「令人歡喜」的，但是我們相識只有兩年，結合只有108天，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得令人難以忍受。天作之合，天實分之。其可奈何？

我對中國西部的前景滿懷信心，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西部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不從大力發展民族地區入手，中國西部發展是難於實現的。要發展這個民族分散在各處的多民族地區，必須有一個以河西走廊為工商業的中心基地，才能把四圍的腹地帶動起來，以上是我從同惠的遺夢中擴大出來的那一個開發中國西部的大夢。人生幾何，我深知這個大夢在我這一生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既有此夢，我想也不妨留一筆在這篇序里，作為紀念同惠的一片心意，也是合乎我們兩人對等原則的又一個例子。

這本譯稿既然已經又回到我身邊，我怎樣處理它呢？當時我還沒有進入第二次學術生命，因為我頭上還戴著「脫帽右派」的帽子，還不敢妄想有把它出版的可能。我當時能做到的只是把這本譯稿的傷痕修補完整。那是因為44年的歲月，它雖沒有經過像它的譯者一樣的驚風駭浪，但究竟寒暑更易，部分紙張已磨損和破碎。我託人從圖書館里借到了許讓神父的原著。但我自己的法文已遺忘殆盡，不得不央求友人補譯了若干殘頁。我只重讀了一遍譯稿，沒有刪改一字。

回顧這段百世難逢的劫難，也有許多一連串的巧事把我的這條生命維持了下來，這本譯稿的重新發現是巧事之一。所謂巧事就是出於一個人預料的經歷。我說過從這本譯稿在蜜月中完成之後怎樣會留在人間是個難於猜想的謎案，它的重新發現不能不說又是一個謎案，或是一件出於我意料之外的巧事。我已不記得它怎樣從民院的1號樓被搬進2號樓。這次搬動同時也標誌我的一次降職。我在四級教授的職位上待了22年。從「文化大革命」後期「下放幹校」結束回到民院，再到我調離民院一共有8年。這8年我一直在民院2號樓工作。可是看來我一直沒有去翻動過書桌邊的書架。1978年當我被通知應當離開2號樓時，我不得不把那些存放在書架上的舊書積稿清理一下以備搬走。當我兩手觸到這一疊《甘肅土人的婚姻》的舊稿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不是在夢中。我確實被這一件預想不到的發現搞昏了頭腦。怎麼會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這本譯稿又出現在我的面前的呢？我至今還記不起什麼時候又怎麼會把它安放在這個書架底層的。這並不是又像這譯稿怎樣度過最早12年那段經歷對我是個謎，因為我從1號樓搬到2號樓是件在頭腦里至今還很清楚記得的事。但是我想不起來的是搬動時手邊有這份稿子，更記不得我怎樣把它塞在這書架的底層。我嚴格地搜索我的記憶，我追問自己是不是有意把它藏在這個偏僻地方，免遭抄家的劫難？我捫心自問，我確是沒有過被抄家的預見，更無意隱藏此稿。倒過來一想，如果這本譯稿存放在廣華寺的宿舍里，現在早已化成塵土，不知消失在天下的哪個角落裡了，因為我放在宿舍的書稿1966年已全被抄走，至今沒有下落。凡是逢到沒有預料又記不清來蹤去跡的事，總是不免令人吃驚，何況又是正凝聚著我一生的心殤的這本譯稿。

我在這篇回憶性的序言里不能不憑著我頭腦還沒有完全老化的記憶力寫下關於這本譯稿的經過。其中有許多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謎案和巧合，只能如實寫下。真是大浪淘沙，驚濤拍岸，隨波逝去的已經去遠了，那些隱伏的，貼心的，留下了。去也好，留也好，如果要問個為什麼？那隻好請原諒，不必去追究了。

說這本譯稿被安放在民院2號樓研究部集體工作室書架底層是在1957年，那是我被錯劃成右派分子時開始的，過了有21年，我又在書架底層重新發現這本譯稿，那是因為在1978年我的工作崗位從民族學院調到了社會科學院，不能不清理在民院2號樓的老窩。1957年和1978年這兩個年頭在我的一生中都是值得看成是划階段的標誌。我曾把我的學術生命分成兩截，中間留著一段學術生活上的空白，從1957年開始到1980年結束。所以1978年這本譯稿的重見，預示了我第二次學術生命的來臨。就在這一年，我調動了工作崗位並被批准去日本東京參加聯合國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曾以「破冰賴君力」一詩贈給邀我赴會的鶴見和子教授。

同惠的夢帶出了我八訪甘肅，親自穿行了祁連山麓的民族走廊。這個走廊在經濟上正是牧業和農業接觸與過渡地帶。現在青海的海東和甘肅的臨夏，在歷史上正是明代以茶馬貿易中心著名的河州故地。在當時當地我就產生了個夢想，在這裡是否可以恢復它作為現代的農牧貿易的基地？我約了甘、青兩省的領導會商，取得了共識，並經中央批准由這兩地聯合建立一個經濟協作區。這個建議是https://read.99csw.com我對開發西部民族地區的大夢想的前奏。隨後我經過多次訪問內蒙古和寧夏兩個民族自治區后，1988年又提出了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建議，把原有的夢擴大了一圈。建議也得到了兩省、兩區領導和中央的支持。目的是利用黃河上游的落差發電供應兩岸發展工農業所需的能源，為開發西部廣大多民族地區建立一系列經濟中心。

許讓神父為什麼覺得土族比藏族更能引起他的興趣？我至今沒有機會看到他的三大冊關於土族的巨著，所以還不能答覆這個問題。但是在1957年前，我從民族研究的實踐中也曾看中過土族在內的處於甘肅、青海到四川西部的那一條民族走廊里的一些人數不多的小民族。這條民族走廊正處在青藏高原東麓和橫斷山脈及中部平原之間的那一條從甘肅西北部沿祁連山脈向南延伸到沿甘肅邊界和四川北部的狹長地帶。在這裏居住著一連串人數較少的民族，如裕固族、保安族、土族、東鄉族、撒拉族以及羌族等。它們夾在漢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等人數較多的大民族之間，它們的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都各自具有其特點，同時又和上述的較大民族有密切的聯繫。我曾設想過如果「從歷史上，從現在的語言、體質、文物、社會結構、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等等，綜合起來進行考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諸如民族的形成、接觸、融合、變化等」。

如果我在上面憑不完整的記憶推算出來的有關這本譯稿的經歷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話，它第一次重新到我手上，並帶著它回到清華園的是1947年。過了又10年，1957年，這本譯稿才被移置在民院2號樓研究部的集體辦公室的書架底層。它在這裏被遺忘地安睡到1978年才重新第二次回到我的手邊。

我們兩人都是屬於善於做夢的人，我們所做的夢基本上又是相類同的。為了要實現中國西部的現代化，我就以她的夢為基礎，主張要我們中國人自己去為西部許多民族的經濟文化寫出一系列像《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樣的書。可是我的體力在時間的消逝中也日益衰弱了，這是無法挽回的。要我自己去圓同惠的夢，事實上已經力不從心了。因之，我只有把這心愿以接力棒的方式傳遞給下一代的後繼者了。1985年我在北大建議成立了一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目的就是在培養學術上的接班人。1992年我把去土族地區調查的心愿交給這個研究所。所里的潘乃谷和高丙中兩位同志表示願意在我手中收下這根接力棒，當年就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1994年又到民和回族自治縣的土族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寫出調查報告。他們同意把兩個報告作為這本許讓神父的《甘肅土人的婚姻》的中譯本的附錄，用以對照本世紀初調查者所見到甘肅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關的社會情況和本世紀末在原地調查到的情況作為比較，從而看到土族婚姻的變動。

我在書架底下重見這本譯稿時實在太激動了，說不上驚喜二字，而只能說悲從中來。我手撫這一疊面上幾頁已經黃脆的稿子，翻出來一看，我不僅還認得我自己的筆跡至今未變，而且還看到另外一人的筆跡，但已認不得是誰寫的了，再仔細想來，不可能不是出於已去世43年的前妻王同惠之手。可是我竟不能用記憶來追認她的字跡了，因為我手頭沒有留下她寫下的片紙隻字。現在想來我們兩人從相識到死別這兩年多時間里，確是沒有用書信做過思想交流的媒體，即使她留下一些字跡也早已丟失在瑤山裡了。

我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申請過參加去西藏的中央訪問團，但因我從小患有喘病，得不到醫生的批准，直到如今還沒有機會攀登西藏高原。但是我心裏一直存在著怎樣開發西藏的問題。經過訪問了甘、青間的民族走廊后，結合歷史資料的啟發，我提出了從藏區的外圍入手向中心推進的「兩南興藏」的意見。兩南是指甘肅南部的甘南和西部的肅南。甘南歷來是藏族文化中心的拉卜楞寺所在地，肅南是裕固族的主要基地，近年來是獲得優秀成績的牧業改良試驗區。這兩南正是歷史上藏族文化輻射有成效的邊區。現在可以「反彈琵琶」在文化及經濟上對藏族的中心地區發生現代化的反饋作用。自從亞歐大陸橋暢通以後，我又產生了恢復早年絲綢之路的夢想，並提出了利用甘肅河西走廊已經建立的若干開發區為基礎，大力發展成一條振興西部的工商業走廊。這個走廊北連內蒙古，南通青藏，西出陽關就是包括若干民族在內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我想到這樣廣大和多民族的西部地區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業中心是難於開發起來的，而且河西走廊正是自漢朝以來中華文化向西拓展的基地，去過敦煌的人不https://read.99csw.com會不對當年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原來打算用出版這本譯稿作為同惠逝世60周年的紀念，但是雜務一拖，沒有能在1995年送出去出版。到了1997年，我抓緊完成了這本譯稿最後的整理工作，並找到了願意出版這本譯稿的出版社，了卻了我的一樁心事。我這篇別具一格的序文，也是在繁雜的事務里，擠出時間分段陸續寫成的，言有不盡，尚冀讀者諒察。如果這篇序包含的意思會化成一把可撒播出去的種子，又可巧無意中落入一些樂於培植的心田，說不定今後的日子里會長出美麗的花朵。如果竟成為事實，那也是我身後的事了。此前景果有一天成為事實，「家祭毋望告乃翁」。

我抄錄吳老師這段話，是想用同惠在別人眼中的印象來說明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吳老師對她的評語是「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做老師的對學生是否勤奮為學是可以在班裡所寫的報告和論文及課外的談話里看得清楚的，至於「思想超越」評語中的內涵卻不易體會。吳老師只提到她「肯用思想，對學問發生了真正興趣」。但思想上越過了什麼？我琢磨了很久，想來想去，還只能用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不平常」三字送還給她自己了。不是我回敬她的，是吳老師對她的評定。

請允許我在這本書前，記下一段有關這本譯稿本身的經歷，也是一段我私人的遭遇，和這本書的內容是無關的。把這段遭遇寫出來作為這譯本序言，似乎無此先例。但我又覺得不得不寫，而且只有作為這譯本的序言寫下來最為適當。這一段可說是我一生悲歡離合的插曲，連我自己都不敢信以為真的傳奇。傳奇帶有虛構之意，但是這譯稿的經歷卻是紀實。

在這裏我想插一節有關許讓神父的話。我實在不知道同惠為什麼翻譯這本《甘肅土人的婚姻》。當然有可能是由於吳文藻先生在講「文化人類學」和「家族制度」課時提到了這本書。但是這本書在當時人類學界並不能說是一本有名的著作，許讓神父在人類學界也並不是個著名的學者。同惠怎麼會挑這本書來翻譯的呢？她沒有同我說明過。我在書架底層重新發現這本譯稿時還不知道許讓神父是個什麼樣的人，只在該書的附註中常見到引用史祿國老師的著作，估計他們之間可能是有聯繫的，因為我在清華念書時就知道史祿國老師在北平城裡有一批常在輔仁大學會面的歐洲學者，其中有些是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否包括許讓神父我並不清楚。

我進清華學人類學，原是我在燕京時吳文藻老師的主意和安排。吳老師在燕京教社會學，提倡社會學中國化。他又聽信幾位國外來的訪問教授的主張，要實現社會學中國化，應當採取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即所謂「田野作業」。因此吳老師一心一意要說服幾個學生去學人類學。我就是被他說服的一個。

我們舉行婚禮時，我的姊姊費達生特地從家鄉趕來，參与主持。婚後帶著我們兩人到太湖黿頭渚小住。這段時間就是吳老師在導言中講到這本《甘肅土人的婚姻》時，在括弧中所提到的「譯稿在蜜月中整理完成」這句話里的所謂「蜜月」。

1933年暑期我從燕京社會學系畢業后，考入清華研究院，專門跟史祿國老師學體質人類學。當時體質人類學是個冷門，在清華大學其實只有我一人專修過這門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的學科。因之我在清華園裡天地很小，「一師一徒」之外很少與人來往。我的社會生活實際上還是留在相去不遠的未名湖畔。

在我考入清華研究院時，關於研究生的學習時間在章程上並沒有加以規定。所以史祿國老師為我制訂了一個三期計劃，每期兩年，共六年。但到了1935年研究院做出了補充規定，修滿兩年就可以申請考試，考試及格可以畢業，如果成績優秀還有享受公費留學的機會。史祿國教授經過多方面考慮，又為我出了個主意。讓我修完體質人類學，共兩年，就申請考試，畢業後去歐洲進修文化人類學，但出國前要花一年時間作為實習，去國內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一次實地調查。我聽從他的指引，又由吳文藻老師設法接通廣西省當時的領導取得去大瑤山考察的機會。

1934年至1935年，在她發現我「不平常」之後，也就是我們兩人從各不相讓、不怕爭論的同學關係，逐步進入了穿梭往來、紅門立雪、認同知己、合作翻譯的親密關係。穿梭往來和紅門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閑時刻，老是騎車到未名湖畔姊妹樓南的女生宿捨去找她相敘，即使在下雪天也願意在女生宿舍的紅色門前不覺得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帶了作業來清華園我的工作室里和我作伴。這時我獨佔著清華生物樓二樓東邊的實驗室作為我個人的工作室，特別幽靜，可供我們邊工作邊談笑。有時一起去清華附近的圓明園廢墟和頤和園遨遊。回想起來，這確是九_九_藏_書我一生中難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暢，生活最優裕，學業最有勁的時期。追念中不時感到這段生活似乎和我的一生中的基調很不調和，甚至有時覺得，是我此生似乎不應當有的一段這樣無憂無慮、心無創傷的日子。這些日子已成了一去不能復返，和我一生經歷不協調的插曲了。

我和同惠接觸頻繁后，她知道我手邊正有一本已完成而還沒有找到出版著落的烏格朋的《社會變遷》的譯稿，她就要去閱讀。我順便建議她向圖書館借英文原本，邊閱邊校，作為我們兩人合譯本出版。她一向主張我們兩人必須堅持對等原則，她告訴我她正在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要我同她一樣邊閱邊校將來作合譯本出版。我這時正在為清華研究院畢業時需要考試第二外國語發愁。我的法文剛入門不久，進步很慢。我就同意她對著原文，按她的譯稿邊學邊抄，作為補習我的第二外國語的機會。有來有往，互相促進是一種對等的關係。我和同惠後來雖則已經生死相別，但精神上我們之間還是堅持了這個對等原則。她為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應對等地為我們的共同理想而生。這種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業的動力。

我的學籍雖然從燕京改成了清華，但是我的社會關係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改變。未名湖和清華園本來只有一箭之遙。加上當時自行車早已是學生們通行的代步工具，兩校之間，來往便利。這些社會和物質條件註定了我當時結識王同惠的因緣。

一個賞識「不平常」的人，而以此定情的人，也不可能是個平常的人。吳文藻老師在為《花藍瑤社會組織》寫的導言里有這樣一段話：「我得識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國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類學』的班裡。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從她在班裡所寫的報告和論文，以及課外和我的談話里，我發現她是一個肯用思想，而且是對於學問發生了真正興趣的青年。等到我們接觸多了之後，我更發現她不但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對的天才。她在我班裡曾譯過許讓神父所著的《甘肅土人的婚姻》一書（譯稿在蜜月中整理完成），那時她的法文還不過有三年程度，這成績真是可以使人驚異。」

接著這段謎案，又是一段令人難於置信的巧遇。1947年春季，我回到清華園，可以肯定這時這本稿件不可能不在我身邊了。我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離開清華園，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的，工作崗位是民院的副院長。家住在廣華寺的教職員工宿舍的南二排1號，辦公室是在民院新建的1號樓二樓。1957年反右擴大化時我被划為右派，取消了我所有的公職，只保留了四級教授。因此我從1號樓二樓的院長辦公室里被攆了出來，作為一個普通的研究室工作人員，搬到2號樓二樓四人一室的工作室里工作。那裡，每人有一張寫字桌和一個書架。我從1號樓搬來的書稿就安放在那指定給我用的書架上。我已記不得怎樣搬的，也記不得搬了哪些東西過來。在這一方小小的空間里，我工作了有9年。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波及民院，一夜之間，我成了「黑五類」。生活上的變化來得這樣突然和這樣巨大是沒有人能預想得到的。我在廣華寺宿舍里的家被徹底抄盡了，只留了一間廚房供我自炊，廚房擴大出來的一個披間，供我搭床。我所有的書籍、稿本等等全部用大車載走，一去不復返了。

30年代，中國大學里開設人類學這門學科的很少見。我並不知道為什麼清華的社會學系在系名中加上了人類學的這個名稱，為什麼這個系聘請這一位俄籍教授史祿國。但是要在中國專修人類學可進清華大學的研究院，而且清華大學就在燕京大學的附近，卻是事實。因此，吳老師就出力介紹我走上了這架獨木橋。我在1933年秋季從未名湖搬入了清華園。這一搬動，現在回頭看來是我這一生決定性的大事。決定了其後60多年的人生歷程。

這本譯稿確是在蜜月中完成的。但是它隨後的下落，我最近苦思冥想，徹夜難眠，遍索枯腸，絞盡腦汁，還是不能肯定。我想這本譯稿既不可能隨著我們進瑤山，又跟我去英國；1938年返國后，在昆明逢轟炸，進魁閣，經李聞事件，最後還要我帶著它回江蘇老家。然後在1947年再從老家跟我回到清華。在這個想象的旅程里我幾次丟失過我所有的行李，包括在瑤山測量的人體資料。所以我想來想去總覺得要帶著這本譯稿走這個崎嶇的和驚險的旅程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稿本並沒有和我一起走過這麼長的旅程，而是在我們譯完之後就留在老家。1947年當我重訪英倫回國時曾在蘇州老家住過幾天，這本稿件可能在老家等著我，12年後和我一同回北平的。

我在進行民族識別工作時遇到過許多難題，不少是發生在這個民族走廊里。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四read.99csw.com川省西北部平武、松潘一帶，有一個小民族現在被稱為「白馬藏族」。解放初，他們選派了一位代表上北京，是個老大娘。國家領導人接見代表們時，問她是什麼族？老大娘很緊張，話也說不上來，旁人就替她說，是藏族。她隨著點頭稱是。後來這個鏡頭上了銀幕，而且介紹詞上稱這個老大娘作藏族。這部電影傳到這個民族，觀眾很有意見，說他們和藏族不一樣，語言不同，服飾不同，也不信喇嘛教。於是提出了識別問題。有人專門去調查，認為白馬人和拉薩的藏族確是有許多差別，但和藏族中的嘉絨人卻相當接近，這個族別問題至今沒有定論。看來這一部分人可能是原來的土著民族，夾在藏族、彝族、漢族之間，受到外來的影響很深。

這段姻緣也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說得之偶然。因為兩人相識時似乎並沒有存心結下夫妻關係，打算白頭偕老，也沒有那種像小說或電影里常見的浪漫鏡頭。事後追憶，硬要找個特點，也許可說是自始至終似乎有條看不見的線牽著，這條線是一種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當然這並不是兩個書獃子碰了頭，沒有男女之情。如果連這點基本的人情都沒有，那就成了圖書館里坐在一張桌子上的同伴了。牽住我們的那條線似乎比鄉間新郎拉著新娘走向洞房的紅綢更結實，生離死別都沒有扯斷。我和同惠原是燕京社會學系同系不同班的同學，按當時燕京的風氣，同系的男女同學在各種聚會上很多接近的機會。相互來往是件尋常的事，所以我們兩人起初只是普通的相識，不涉情意。記得我住入清華后的第一年，大約是1933年的聖誕節，我送了她一件禮物，一本新出版的關於人口問題的書。那是因為節前的一次燕京社會學系的聚會上，我和她有過一場關於人口問題的爭論。我為了要說服她，借這個當時燕京通行逢節送禮的機會送了她這本書。我至今還記得這件事，因為後來我倆相熟了偶然有一次閑聊時，她曾告訴我，是這件禮物打動了她的「凡心」，覺得我這個人不平常。這個評價成了我們兩個人的結合劑，也就是牽引我們兩人一生的這根線。

在我調離民族學院進入社會科學院時，我的具體崗位是擔任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長。我當時的確打算重新拾起民族研究這條線，繼續我的學術工作。該年8月我在東京聯合國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一些體會》。這年9月我又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民族組發表了《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的講話。這一系列的論文足以說明我當時的學術導向是繼續民族研究。

在民族識別工作中，我碰著不少同樣性質的難題，因之覺得這些地區的民族研究大有可為。可是我當時想繼續做民族研究的願望卻並沒有順利實現，因為1979年社會科學院受命恢復社會學。社會學命運多蹇，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時各大學的社會學系被取消了。1957年由於有些社會學者想效法蘇聯恢復社會學在學術上的地位，都被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許多社會學者被劃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擊。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黨的領導才決定替社會學恢復地位並要求「補課」，就是要在大學里恢復社會學系。可是經過這場浩劫，過去學過社會學的人留在人間的已經不多，即使能挨到這時的大多已年老了。我那時剛調入社會科學院不久，這個重建社會學的任務，就落到了我的頭上。我推脫不了。剛剛將要開始的第二次學術生命又被拉出了民族研究的這條軌道。幸虧民族學和社會學在我的思想中一直是不加區別的。只是研究的具體對象不同。民族學也可以包括在人類學範圍之內，人類學和社會學原是通家之好，名稱雖然不同，實質是可以會通的。我的崗位工作名義上已由民族研究所調進社會學研究所，由副所長改為所長。這一變動使我為同惠圓夢之想不得不推后了。1985年我才離開社會科學院，在政協和人大的支持下專心到各地去實地考察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走一趟，寫一篇地編寫我的《行行重行行》，一直到目前。該書續集即將出版。

上面我說的這本譯稿的經歷只是我事後反覆推算出來的唯一可能的經過，就是說這本譯稿在我老家待了12年，其實在這12年中我的老家也受到過日軍的衝擊，搬了幾次家，這一疊不顯眼的稿紙怎麼會保存下來，還是一個謎。靠頭腦來記憶的歷史里難免存在些難於理解的謎案。這個謎案已無從再追究了。為追索此事，我已有一段時間每晚要在床頭放著安眠藥備用。

這段經歷的開始應當推到60多年前，我初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時候。在清華的兩年，從1933年到1935年，可說是我一生中難得的最平靜恬適的生活。就在這「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關注是骷髏」的環境里，我結識了同惠。她姓王，燕京社會學系的學生。我們在燕京同學過一年，但相隔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