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曾說，科幻小說最大的意義不是要教給讀者什麼理論知識，而是要激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科幻到底能激發出讀者怎樣的興趣呢？雖然凡爾納在《環繞月球》中沒有預測無線電的使用，但馬可尼在成名之後坦率地承認，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給了他最好的啟示，他由衷地感謝這位科幻大師。現代潛水艇的發明者西蒙·萊克的表述再明確不過了，他說：「凡爾納是我生活的總導演。」隨著時代的變遷，新作家的作品取代了老作家的作品。有不少航天專家對阿瑟·克拉克的科幻作品心存感激。航天科學家托倫斯·約翰遜為NASA服務了35年，致力於完成木星和土星無人探測任務。他回憶起一次航天會議的情景：「火箭工程師們圍著桌子坐成一圈，都說自己讀過克拉克的小說。」約翰遜感慨道，「因此我們成了火箭工程師。」

科幻給發明家以鼓舞和激勵的故事不勝枚舉。現代直升機的發明者伊戈爾·西科爾斯基就是從他小時候讀過的凡爾納的《征服者羅比爾》一書中得到了啟發。西科爾斯基經常援引儒勒·凡爾納的話：「不管什麼事物，只要有人能想到，就有人能把它變成現實。」1898年，羅伯特·戈達德讀到某報連載的威爾斯小說《世界之戰》，小說中星際飛行的想法「引起了無限遐想」。1926年，戈達德製造併發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體燃料火箭。摩托羅拉公司研發中心的主管馬丁·庫珀在20世紀70年代初設計了第一部手機，他將自己的發明靈感歸功於科幻劇《星際迷航》里的通信器。庫珀說：「對我們來說，那並不是白日夢，而是一個奮鬥目標。」

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認為，科幻的任務並不是預言真實的未來，而是提出和探索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未來——這樣社會就能對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有所準備。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預言的未來和真實的1984年毫無共同之處，但它並不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恰恰相反，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它幫助我們避免了小說中人們的命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雷·布拉德伯里宣稱，「我的工作不是預測未來，而是預防未來。」

21世紀初的科技變遷之快，彷彿我們已經生活在科幻世界里，但即便在科技高度發達的現時，仍不斷有人因為科幻的激勵而投身科技事業。2012年，羅伯特·索耶收到了一封女性讀者的來信，這位女士告訴索耶，她因為科幻小說《計算中的上帝》對古生物學產生了興趣，並最終取得了地質學的博https://read.99csw.com士學位，她在信中是這樣寫的：「現在，我帶著一門學科中的最高學位踏入工作，正是你的書把我推向了這個領域。」索耶這樣描述他看到這封信的心情：「那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時刻之一。」

2010年，英特爾公司聘請了四名科幻小說作家來了解公司的最新研究項目，並出版了一部《明日計劃文集》，想象尖端處理器在近未來的可能用途。作為項目領導者，布萊恩·約翰遜自稱「未來主義者」，他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為「預見未來」。其理念是：想象未來——尤其是與技術有關的未來，以及人們將如何使用那些技術;創造出合理的情境，而那種情境可能隨著科技發展成真;然後設法找出讓構想變成現實的方法。

微軟、谷歌、蘋果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常常會邀請一些科幻作家為員工舉辦講座，然後安排他們跟研究部門的開發人員私下會見。「設想」——即技術公司為搜羅新點子而向外界發起徵文的過程——正是當今社會科幻與科技之間密切關係的完美體現。有些機構還會僱用作家專門創作「What-if」類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潛在市場的產品。

在科幻圈裡，科幻作家親自上陣作出成功發明的例子其實並不多，常被人稱道的是基恩·沃爾夫幫助開發了烹製品客薯片的機器，羅伯特·海因萊因則構想出了首張現代水床。

即使科幻作家們把未來技術預測對了，對未來社會現象的預測也通常是錯的。關於未來的故事里難免會預置一些在作者當時的社會中毋庸置疑的假設。例如，創作於20世紀60年代的許多科幻小說都曾非常關注青少年越軌行為以及那時的其他社會問題，這些話題在今天已經過時了。若嘗試表現未來的俚語和衣著，通常五到十年之後就會陷入尷尬，原版《星際迷航》中《通往伊甸之路》那集里的「太空嬉皮士」已經成為笑柄。

科幻不僅在預測新技術方面作用有限，而且也不善於對科學發現作出預測。很難找到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新的科學概念是由科幻小說家首先提出來的。對科幻的這一弱點，劉慈欣認為，現代科學已經發展到極其尖端、高深的水平，一般人沒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很難理解它們，也就很難領略到其中的超級想象力。所以，在這一點上人們都弄反了——不是科幻給科學以啟發，而是科學賦予科幻以靈感和創意，帶動科幻發展。

《明日計劃文集》中的一個故事講到，一對夫婦從巴黎趕往法國南部海岸去為一個受傷九_九_藏_書的親戚輸血，他們乘坐一輛能自我導航和駕駛的汽車，醫療資訊被無線發送到車輛的儀錶盤和像手機一樣的耳釘中。在另一個故事中，機器人自動化宣告人類工作成為歷史，人人都得琢磨如何打發空閑時間。這些科幻故事能幫助工程師們為具有廣闊市場潛力的特定消費者量身設計晶元。約翰遜強調，雖然科幻小說不能精確預測未來，但這有助於轉變這家公司的工程文化。

造成上述失敗的原因在於，突破性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幾乎不可能預測。比如，汽車的發明帶來了汽車電影院並引發了性道德的改變;家用電腦帶來了電子遊戲、在網游中賺取虛擬貨幣以及身份和性別角色的轉變;互聯網帶來了萬維網、垃圾郵件以及維基百科編輯大戰等等。由技術進步想象其帶來的某一種社會變化或許很容易，但是這當中的可能性實在太多，人類心理的不可預測性所造成的影響也太大，於是，想要預測到底會發生哪種變化就變得十分困難。畢竟，「心理史學」並不真的存在。

在1964年8月的《財富》雜誌上有一篇名為《野鳥找到了公司巢》的文章。「野鳥」是指大企業雇傭的科幻小說家，他們的任務是構想新技術的新應用環境。因為大公司想知道十年後出現的新技術會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運行;而這些環境難以察覺，只有科幻作家才能意識到。

從西拉德的經歷可以看出，科幻之於現實的最大的作用並不是預測了原子彈的製造技術，而是預言了核戰爭的可怕景象。換句話說，科幻更擅長預測新科技的社會後果，而不是新科技本身。

阿西莫夫的解釋是，這是由於預言家幾乎永遠都看不出一些日後才會明晰的事情。例如：在1919年到1969年的五十年間，出現過無數篇描寫登陸月球的科幻小說，其中有些對火箭飛行所需的必要條件，以及月球的實際狀態都描述得很清楚。到了1948年，也有很多小說寫到了電視;在那之後也有一些小說寫到通信衛星。但直到1969年，都沒有一篇科幻小說把這三件事情連在一塊兒：沒有人預測到第一次登月的時候，會有好幾億人可以通過電視觀看這個過程。

所以，指望通過科幻作品預測未來近乎天方夜譚，科幻只是提出一些關於未來的可能設想，它最大的作用是給現在的人們帶來啟迪與激勵。

2012年，亞利桑那大學的科學與想象力中心啟動了一個名為「象形文字」的項目，目的是激勵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拿出可行ｈｔｔps://ｒeaｄ.９9cｓｗ.coｍ的解決方案，方法就是讓他們寫科幻小說。該項目讓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工程師在網路上協同創作，結果出了一本名為《象形文字：展望未來的故事與藍圖》的小說集，裏面涉及了許多宏大的工程問題。比如，建造一座高十五英里的鐵塔，以節省太空飛船發射的燃料;將博弈機制應用到美國的移民問題中;利用3D列印技術在月球上進行建設等。

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締造者約翰·坎貝爾就認為，科學與科幻是一種結盟關係：好的科學理論不但可以解釋已知現象，還能預測新的和尚未發現的現象;科幻小說要做的「差不多是一樣的工作」，它要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出當新理論不但被應用於機器，還被應用於人類社會時，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

如果把對新發明和新技術的預測作為衡量科幻小說的首要價值，那麼，科幻小說中涉及科技內容的準確性和推理的合理性就將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凡爾納曾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評價威爾斯的《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我沒看出他的作品與我的作品有什麼可比之處……我覺得他的故事沒有很好的科學依據……我運用了物理學。他編造了物理學。」有趣的是，對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科幻作家可能正是被批評為科技內容太「軟」的威爾斯。

H·G·威爾斯曾表示，嚴肅的思想家們應當冷靜、真實而客觀地去描寫那些偉大的、正在改變人類命運的「機械和科學的進步」。但要把握這種進步談何容易。著名的科幻作家往往在其重要作品里「遺漏」現實中即將產生的重大發明。凡爾納在1870年創作《環月旅行》時，無線電通信還沒有出現，到威爾斯創作《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時，現實世界已經進入了馬可尼之後的時代，主人公方能夠利用月球人的無線電發回他的考察見聞，但虛構太空飛行卻是以反重力金屬進行的。20世紀40年代，阿西莫夫創作《基地》首卷時，銀河帝國中竟然沒有電子計算機。

美國核物理學家西拉德曾回憶特定的科幻小說對自己科學/政治活動的影響：「1932年，當時我還在柏林，讀了威爾斯的一本書，書名是《獲得自由的世界》。這本書寫於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一年。書中描寫了發現人工放射能的情形，並把這一發現的時間放在1933年——後來確實是在這一年發現的。接著，他描寫了大量釋放原子能用於工業用途、原子彈的方面，以及明顯是read.99csw.com以英國、法國，可能還有美國之間的聯盟為一方，與以中歐強國德國、奧地利為另一方的一場世界大戰。」帶著從科幻小說中獲得的靈感，西拉德找到了使鏈式反應持續進行的方法，但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因為我讀過威爾斯的書——我不想把這項專利公開。」後來西拉德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托他轉交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警告總統「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有可能被製造出來。於是，「曼哈頓計劃」誕生了。

反倒是在近代科學萌芽時，科學發現曾與幻想有過那麼一段糾纏不清的關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的穆蘊秋在博士論文《科學與幻想：天文學歷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中，梳理了從古希臘到20世紀初的星際旅行幻想小說，發現科學與幻想之間是接壤的，二者的邊界其實是高度開放的，科幻其實可以被看作科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僅是科學家與發明家，科技創業家的行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幻作品的影響。谷歌的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亞馬遜的CEO貝佐斯都是科幻迷，所以他們開發無人駕駛汽車、資助民間太空探索活動就不足為奇了。著名的掃地機器人iRobot聯合創始人海倫·格雷納接受採訪時說：「我從11歲開始就想造機器人。後來我看了電影《星球大戰》，想自己造個R2-D2。我前往麻省理工學院發展我的技能，並在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阿西莫夫認為，是一種名為「電梯效應」的現象阻礙了科幻作家精準地預測未來技術。他用「一座摩天大廈的方方面面都設想得很完備了，卻偏偏忘記了安裝電梯」來比喻在預測未來的過程中，常常會缺失一些關鍵性要素。阿西莫夫本人就是電梯效應的「受害者」。有人尖刻地批評說，他構想的未來科技只適用於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在他的作品里，未來世界的機器人和計算機竟然仍在使用打孔卡或打孔紙帶，工程師還拿著計算尺。在《基地與帝國》的一個場景里，有個角色還在通過自動販報機買報紙看新聞。

科幻小說家科利·多克托羅的客戶包括迪士尼和樂購，他說：「我真的很喜歡『設想』，或者說『雛形創作』。公司為一項科技產品的可行性舉辦徵文大賽，這事不足為奇。就像建築師為一棟樓房製作的效果圖。」多克托羅在一家軟體企業工作，對兩邊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參加過一些工程研討會，會議上我們經常會爭論產品投入使用後會怎樣。而這時候，寫一篇科幻小說就是個挺好的辦法。」

在麻省理工學httpｓ://rｅad•9９cｓw.cｏｍ院的媒體實驗室，兩位講師開設了一門名叫「從科學幻想到科學工藝」的課程，教學大綱上羅列了一系列科幻小說、科幻電影和科幻遊戲。老師要求學生們在讀完書單列出的小說之後，設想出一些切實可行的科技產品，並且要與相應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其中，有一位學生受到吉布森的名著《神經漫遊者》中一個場景的啟發，搭建了一個裝置，這個裝置可以通過電極以及無線技術，讓一個人刺|激旁邊另一個人的肌肉，使他作出與自己相同的手勢。年輕的設計者們認為，他們的模型可以應用到現實世界中，比如讓理療師協助中風病人恢復肢體機能。

2007年底，科幻小說家阿瑟·克拉克回憶起了五十年前的一樁往事：「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人造衛星，只過了五分鐘，全世界就都明白過來了。儘管我寫作、談論太空旅行已經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記憶中：我正在巴塞羅那參加第八屆國際宇航大會，結束了一天忙碌的發言之後，我回到賓館房間休息，這時候蘇聯的消息傳了過來，我被記者吵醒了，他們請我就此發表評論。我們的理論和推測突然間就成真了！」

儘管科幻大師最引以為傲的科技預言不是以科幻的形式發表的，科幻是預測並普及未來科技發展的最佳載體，卻是人們的普遍共識。畢竟不是人人都能讀懂專業論文，但大家都能看懂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產生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背景下，是文學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自然反映。科幻（包括小說、影視、漫畫等表現形式）主要展現想象中的科學或技術對社會或個人的影響，自誕生以來就憑藉著新技術或新發明來吸引讀者，科幻的描繪對象往往處於未知範疇中，所以常常給人以預測未來的印象。但是，真正能實打實準確預測未來的科幻作品屈指可數，大多數科幻小說作者只能預測科學及社會的某個方向和走勢。

作為一位成功的科幻作家，克拉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技術預言並不是以科幻的形式發表的——同步軌道通信衛星的想法，最早是以論文形式發表在1945年的《無線電世界》上的。在這篇名為《地球外的轉播》的技術預測文章中，克拉克用一系列圖表和方程式，論證了「空間站」駐泊于赤道上方三萬六千公里的軌道上，就可以與地球保持同步運轉;多個「空間站」作為中繼，就可以提供覆蓋全球的通信網。

現在仍然有人繼續著類似的有趣工作，他們把科幻寫作當成一種思想實驗，在其中細緻地建立一些關於未來世界的假設，看看哪些新技術可以在這些未來情景中自然生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