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神秘博士》、利物浦足球隊、披頭士樂隊的「三料」粉絲，還有什麼比去利物浦參加科幻會議更讓人激動的事呢？雖然已是6月末，北英格蘭的天氣依然陰冷多雨，走出利物浦萊姆街火車站，映入眼帘的便是大都會教堂奇特的尖頂，剎那間，二十四小時旅途奔波的疲憊一掃而光——「也許只有利物浦才能造出如此科幻的教堂吧！」我一邊在心中感嘆，一邊加快腳步向利物浦大學趕去，為第二天開始的科幻研究學會學術年會做準備。

家在江南，求學四方。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現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修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目前為該校「科幻及技術文化研究」學術方向第一位在讀的中國學生。

在來自蒙大拿州立大學的李樺教授的組織下，我、西安交通大學的王瑤老師（夏笳）和明尼蘇達大學的頗薩達教授（Baryon Tensor Posadas）加盟了她倡議的中日科幻討論組。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和商議，討論組最終定名為「想象中國與日本：科普、技術、歷史和政治」。我們小組雖然被排到了當天最後一場，台下依然坐滿了觀眾，可見歐美學者對於軸心科幻以外的關注。

頗薩達浸淫日本文學多年，此次卻並未討論日本作家的科幻作品，而著眼于科幻中的日本形象。據他觀察，隨著美日關係的轉變，美國影視作品中對日本形象的描繪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他以改編自菲利普·迪克小說的電視劇《高堡奇人》為例，分析了這種結合圖像-商品生產和資本現實主義的雙生邏輯。

科幻文學消化吸收各種知識與系統，也催生著新的系統與知識，不僅啟迪了許多科技發明，也誕生了科幻研究這一學科。科幻研究興始於英文系，卻也多少囿於英文系的學術傳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後學興起，各種「主義」層出不窮，科幻研究本身卻走入理論與文本膠著的困境。就拿此次會議來看，參會學者大多都是英文系出身，對於理論的執著透露出闡釋文本的焦慮，也反映出方法論的局限。

李樺近幾年著手中國科幻研究，治學角度新穎，是我相當敬佩的學者。李樺雖然旅居海外多年，對時代脈搏卻有著敏感的觸覺，此次選擇了香港作家陳冠中的作品，結合當下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對「中國夢九-九-藏-書」與「和諧社會」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王瑤由於工作繁忙未能親自參會而使用視頻演講。她注意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中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對數碼技術的想象，「數碼烏托邦」和「美麗新世界」代表了中國科幻作家反思數碼轉型及其可能後果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她以寶樹、陳楸帆和自己近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對待數碼革命的不同態度及鬥爭方式為例，考察了當代青年科幻作家對於時代的體驗和思考。我則選取了韓松鮮為人提及的科普作品《鬼的現場調查》，討論其所倡議的「想象力」的內涵。這本書雖然寫于科幻和科普已分家的千禧年之交，卻以科普的名義納入了許多科幻內容。我以官方和民間對於「鬼魂」的態度轉變為線索，梳理分析了科幻和科普這兩個文類移植到中國后的微妙關係和角力。

近年來，在「世界文學」理念的號召下，科幻學界也開始大力倡議「全球科幻」（Global Science Fiction）。鼓舞人心的同時，卻令我心有隱憂。反思英文科幻的壟斷地位，殷切關注全球科幻社群的多元生態，是否能為科幻研究打開新局面？聆聽不熟悉的聲音、關注被壓抑的歷史，能否有助於解決目前的理論困境？然而撇開這些功能性的思慮，「全球科幻」本身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理念，其包含的自省與尊重不僅僅是科幻，更是所有文學研究者應當堅守的信念。不過，是次大會除了我們的中日科幻討論組外，並未設置其他區域科幻專場，不啻為一種遺憾。而對於尚處於學科建設中的中國和華語科幻研究來說，英文科幻理論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習和借鑒極為必要，但切勿陷入以理論套讀文本的僵局。

學者們聽得津津有味，提問環節更是踴躍發言。隨著近幾年《三體》蜚聲海外，歐美學者無疑都意識到中國科幻的崛起，但無奈語言所限，即使有值得探討的議題，面對有限的翻譯文本也只能束手。而日本科幻的外譯傳統歷時已久，加上漫畫、電影等媒介的神助攻，在英文學界早已不陌生。筆者注意到，在其他討論組中時有學者探討、引證日本科幻作品，卻鮮有提及中國科幻作品，可見英文學界對中國科幻的了解還處於起步階段。這在觀眾的提問中也得到了印證。作為祖籍香港的華裔，克里斯·白在聽完我們九九藏書小組的發言后表示自己正努力學習中文，希望日後能進行中國科幻相關的研究，他也十分好奇香港科幻的發展。一位加拿大學者追問了許多中國科幻如何處理迷信和偽科學的問題。不過，從事中國研究的海外學者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觀點。來自倫敦的青年學者弗格森（Jonathan Ferguson）將康有為的《大同書》置於烏托邦文學的脈絡中考察，頗有新意地解讀了「大同」概念中的女性解放觀點。

而劫後餘生的人類將何去何從？會議籌辦人華裔學者克里斯·白探討了科幻作品中「地球化」（Terraforming）所涉及的生態政治和環境保護主義。「地球化」指的是對其他星球進行生態改造以適應人類居住，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傑克·威廉森1942年發表的一篇小說中。但「地球化」的具體設想則早於此。英國科幻作家奧拉夫·斯蒂伯頓（Olaf Stapledon）1930年的《最初與最後的人》（Last and First Men）是公認最早的一部探討生態改造主題的作品，書中用了兩章來描述人類後代如何在地球變得不適宜居住后對金星進行改造；而在此過程中，金星本土的水生生命慘遭滅頂之災。值得一提的是，奧拉夫·斯蒂伯頓正來自利物浦。他的作品影響了諸如阿瑟·克拉克、萊姆、C·S·路易斯等在內的一大批作家。克拉克曾這樣評價《最初與最後的人》：「除此以外，沒有任何一本書對我的一生影響如此之深。」

由於篇幅限制，筆者不能一一記述，在此擷選最具啟迪性者與大家分享。

會議最後一日的間隙，「科幻基地收藏」的館長安迪·索耶（Andy Sawyer）邀請一眾學者參觀了藏館工作室和地下書庫。窗明几淨的工作室里，幾位工作人員正埋頭整理案頭堆積如山的書籍。從狹窄的樓道下去，幾十排巨大的書架依次排開，既有色彩炫目的漫畫，也有頁腳泛黃的殘卷，大家看得出神，都靜默不語，時空彷彿凝滯，唯有書籍特有的香味幽幽浮動。索耶介紹說幾萬冊藏書都由民間捐贈，一旁與我同行的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伊頓科幻收藏館館長雅各布斯女士不禁嘖嘖稱讚「沒有足夠的文獻資料，許多研究都很難展開，真是要感謝這些熱心的捐贈者。」

利物浦坐落於英格蘭西北，是英國第五大城市和第二大商港，自19世紀起就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擁有歐洲最古老的中國城。這裡是風靡全球的披頭士樂隊的故鄉，無數球迷心中的聖地，也與科幻結緣深厚，號稱英國的「科幻之城」，不僅誕生了兩任《神秘博士》的扮演者，也啟迪了英國第一位雨果獎獲獎作家埃里克·弗蘭克·拉塞爾（Eric Frank Russel），連披頭士的成員都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保羅曾邀請阿西莫夫為科幻音樂劇創作劇本；林戈差一點兒成了拉塞爾小說改編的電影《黃蜂》（Wasp）的男主角；約翰·列儂更希望庫布里克能執導由披頭士主演的《指環王》。

當然也有不少讓人耳目一新的發現和見解。英國學者羅賓遜（Sam Robinson）分析了冷戰時期英國科幻雜誌《新世界》大量刊登非虛構類科學事實作品的背後動機，引發了應該將之定性為「科幻作家寫科學」還是「科學家寫科幻」的激烈討論。這讓我更意識到，無論在任何語境下，科幻與科普的關係都不應該被一錘定音，一位俄羅斯學者也以俄國科幻為例佐證了這一觀點。法國學者勒邁爾（Pascal Lemaire）則提出用「粉絲小說」（Fan Fiction）解讀架空歷史的想法。雖然不少架空歷史小說都涉及時間旅行、另類文明和科技等主題，它和科幻小說的關係一直存在爭議。勒邁爾主張跳出科幻小說的框架，將架空歷史小說視為以「歷史」為敘述主體的粉絲小說。這讓我恍然有所思，用科幻理論解讀《尋秦記》《步步驚心》太過牽強，以「粉絲小說」的角度切入或許能別開生面。國內架空歷史小說的研究目前還相對空白，我準備日後進行一些相關研究。

從這次會議來看，無論中國還是歐美學者，對華語科幻的關注都不再局限於劉慈欣和《三體》，這是值得欣喜的地方。希望隨著中國科幻產業鏈日臻成熟，會有更多優秀作品被譯介到海外，能吸引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參与到這一領域的討論，帶來新氣象。

我不禁沉思，科幻本身是來自民間的文學，相關研究興起於粉絲現象，亦受惠於民間的熱忱，若只是象牙塔里的思想交鋒，也許就偏離了初衷。而索耶就是一個榜樣，他不僅是藏館館長，還https://read.99csw.com是科幻評論家、編輯兼科幻研究課程主任，投身科幻事業三十余載，一直努力推動著民間與學院的互動。積极參与社會實踐，為自由、平等與公義出力發聲，已是學界的共識，而如何打破科幻研究這一系統的壁壘，將知識回饋給大眾，可謂道阻且長。會議的最後，克里斯談到今年是莫爾的《烏托邦》出版五百周年——「烏托邦不僅是夢想，也是動力。」突圍的使命，落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肩上。

小到電腦、機器人，大到工業體系、生態圈，科幻不僅描寫各種各樣的系統，也將其內化，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各種腦力激蕩。可以說，科幻從萌櫱到枝繁葉茂的過程，也是與科學、語言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不斷互動發展的過程。今年的主題是「系統與知識」，下設的研討題目可謂五花八門，有關注科幻類型本身的「時間旅行和架空歷史」「賽博朋克」，也探討與宗教、史詩與神話的交叉；既有理論導向的「後人類主義」「醫學人文學」，也有著眼實踐的「記憶與檔案」「表演與詩歌」等等，不勝枚舉。會議日程相當緊湊，每天上午以主題演講開始，之後全天的議程分為三個時間段，長度為一小時或八十分鐘，每個時間段都有三或四個討論組同時進行，講者人數通常為兩到三人，外加一位負責主持和提問環節的主席。從參會學者的構成來看，北美和歐洲的學者佔了絕對的比重，其中又以美國和英國最多，我所在的中日科幻討論組可謂給大會帶來了新鮮的亞洲空氣。

反觀中國科幻，雖然氣候科幻小說尚未獨立門戶，近年來反映生態問題的作品卻相當豐富，如遲卉《人類的遺產》、陳揪帆的《荒潮》等。如果說西方的解決方案是「征服」太空另闢家園，東方的智慧能否帶來獨特的啟示呢？這是值得作家和研究者探索的問題。

當賽博朋克、人工智慧等科幻子類型再難推陳出新，現在最前沿的題材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氣候科幻小說（Climate Fiction，簡稱Cli-fi）。此次會議不僅設了Cli-fi專場，第二日的主講嘉賓，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安德魯·米爾納（Andrew Milner）教授也以「科幻和氣候變化」為主題，追溯了氣候科幻小說的前世今生。米爾納在英國出生長大，笑言正是因為受不了日益嚴重的陰雨天氣才移居澳大利亞，想起利物浦這幾日果然每天都read.99csw.com會下雨，大家不禁莞爾。米爾納認為科幻作為和科技密不可分的文學類型，幾乎是「有義務」回應這些由科學技術引發的環境和氣候問題。「Cli-fi」一詞是美國作家兼環境活動家丹·布魯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提出的，雖然該題材在近幾年才開始流行，但其根源卻早已紮根于幾十年來的各種類型小說中。早在19世紀末，凡爾納就已經在《旋轉乾坤》（又譯《北冰洋的幻想》）中探討過氣候變遷和氣溫驟降的問題。J·G·巴拉德在1961年就創作了早期氣候題材的反烏托邦小說《空穴來風》（The Wind From Nowhere），討論了人類活動對大氣層造成的影響，這個主題也貫穿了他之後的創作。就最近來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反烏托邦三部曲《瘋狂的亞當》（Madd Addam）相當具有代表性，她由社會平等入手，拷問了環境問題所導致的最終結局，並傾注了對社會崩潰和兩性關係等議題的思考。米爾納最後總結道，如果任由環境和氣候繼續衰變，人類恐怕得進化出三體人的脫水技能才能幸免於難，眾學者雖然捧腹，卻深諳其憂思。

科幻研究學會（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以下簡稱SFRA）成立於1970年，是歷史最悠久的科幻學術組織，自同年起舉辦的學術年會亦被視為學界最高規格的會議，迄今已歷四十六屆。SFRA年會每年都在不同的城市舉辦，縱觀過往，超過四十屆落腳於美國，加拿大、英國、波蘭共舉辦了五屆。今年是大會第二次來英國，承辦方是有著「歐洲科幻研究中心」之譽的利物浦大學。利物浦大學擁有歐洲最大的科幻館藏「科幻基地收藏」，內有超過三萬五千本書籍和五千本評論及雜誌。大學於1994年起開設了英國第一個科幻研究碩士課程，目前在現當代文學碩士點下設有兩個科幻研究方向。此外，在華裔學者克里斯·白（Chris Pak）的推動下，利物浦大學還於2011年創辦了以研究生為主體的推想小說研究學術年會（Current Research in Speculative Fiction，以下簡稱CRSF），今年正好與SFRA年會聯合舉行。從6月27到30號，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二十多位學者齊聚利物浦，展開一年一度的交流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