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開講之先，要先聲明演講之目的，並非自命為東方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學者變為中國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士才有這種膽量，這種雄心。膽量與雄心，固非中國人之特長。必欲執一己之道，使異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達，依中國觀點而論，情理欠通達，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講依舊是中國人冷淡的風光本色，絕對沒有教士的熱誠，既沒有野心救諸位的靈魂，也沒有戰艦大炮將諸位擊到天堂去。諸位聽完此篇所講中國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淡與缺乏熱誠之原因。

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秘訣。因為中國人能明知足常樂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處處想偷閑行樂的決心，所以中國人生活求安而不求進，既得目前可行之樂，即不復追求似有似無疑實疑虛之功名事業。所以中國的文化主靜，與西人勇往直前躍躍欲試之精神大相徑庭。主靜者，其流弊在於頹喪潦倒。然兢兢業業熙熙攘攘者，其病在於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幾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詩人所謂「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髯」。伍廷芳使美時，有美人對伍氏敘述某條鐵道建成時，由費城到紐約可省下一分鐘，言下甚為得意，伍氏淡然問他：「但是此一分鐘省下來時，作何用處？」美人瞠目不能答覆。伍氏答語最能表示中國人文主義之論點。因為人文主義處處要問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為而然？這樣的發問，常會發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講戶外運動以求身體舒適（Keeping fit），英國有名的滑稽周報《Punch》卻要發問：「舒適做什麼用？」（fit for what？）（原雙關語意為「配做什麼用？」）依我所知這個問題此刻還沒回答，且要得到圓滿的回答，也要有待時日。厭世家曾經問過，假使我們都知道所乾的事是為什麼，世上還有人肯去幹事嗎？譬如我們好講婦女解放自由，而從未一問，自由去做甚？中國的老先生坐在爐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這種人文主義冷靜的態度，每易煞人風景，減少女權運動者之熱誠。同樣的，我們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識字，而未曾疑問，所謂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郵報》及《Beaverbrook》的報紙多製造幾個讀者？自然這種冷靜的態度，易趨於守舊，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確是如此。

我認為我們還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態度，明了中國人心理及傳統文化之精要。卡來爾有名言說：「凡偉大之藝術品，初見時必令人不十分舒適。」依卡氏的標準而論，則中國之「偉大」固無疑義。我們所講某人偉大，即等於說我們對於某人根本不能明了，宛如黑人聽教士講道，越不懂，越讚歎教士之鴻博。中國文化，盲從讚頌者有之，一味詆毀者有之，事實上卻大家看他如一悶葫蘆，莫名其妙。因為中國文化數千年之發展，幾與西方完全隔絕，無論小大精粗，多與西方背道而馳。所以西人之視中國如啞謎，並不足奇，但是私見以為必欲不懂始稱為偉大，則與其使中國被稱為偉大，莫如使中國得外方之諒察。

但是我必須指出，中國人的講理性，與希臘人之「溫和明達」（「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國人之理性，並沒有那麼神化，只是庸見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九九藏書 sense）而已。自然曾參之中庸與亞里士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異。但是希臘的思想風格與西歐的思想風格極相類似，而中國的思想卻與希臘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臘人的思想是邏輯的、分析的，中國人的思想是直覺的、組合的。庸見之崇拜，與邏輯理論極不相容，其直覺思想，頗與玄性近似。直覺向來稱為女人的專利，是否因為女性短於理論，不得而知。女性直覺是否可靠，也是疑問，不然何以還有多數老年的從前貴婦還在蒙地卡羅賭場上摸摸袋裡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國人思想與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點。女人善謀自存，中國人亦然。女人實際主義，中國人亦然。女人有論人不論事的邏輯，中國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蟲魚學教授，由女人介紹起來，不是蟲魚學教授，卻是從前我在紐約時死在印度的哈利遜上校的外甥。同樣的中國的推事頭腦中的法律，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於某黃上校或某部郭軍長的未決的疑問。所以遇見法律不幸與黃上校衝突時總是法律吃虧。女人見法律與她的夫婿衝突時，也是多半叫法律吃虧。

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自信對於人生真義問題已得解決。自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人生的真義，不在於死後來世，因此基督教所謂此生所以待斃，中國人不能了解；也不在於涅槃，因為這太玄虛；也不在建樹勛業，因為這太浮泛；也不在於「為進步而進步」，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人生真義這個問題，久為西洋哲學宗教家的懸案，中國人以只求實際的頭腦，卻解決得十分明暢。其答案就是在於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等），及在於五倫的和睦。「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或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村」。這樣淡朴的快樂，自中國人看來，不僅是代表含有詩意之片刻心境，乃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標。得達此境，一切泰然。這種人生理想並非如何高尚（參照羅斯福所謂「殫精竭慮的一生」），也不能滿足哲學家玄虛的追求，但是卻來得十分實在。愚見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因其異常簡單，所以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的頭腦想不出來，而且有時使我們驚詫，這樣簡單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來。鄙見中國與歐洲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中國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

此篇原為對英人演講，類多恭維東方文明之語。茲譯成中文發表，保身之道即莫善於此，博國人之歡心。又當以此為上策，然一執筆，又有無限感想油然而生。㈠東方文明，余素抨擊最烈，至今仍主張非根本改革國民懦弱委頓之根性，優柔寡斷之風度，敷衍逶迤之哲學，而易以西方勵進奮鬥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國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擊者一變而為宣傳者。宛然以我國之榮辱為個人之榮辱，處處願為此東亞病夫作辯護，幾淪為通常外交隨員，事後思之，不覺一笑。㈡東方文明、東方藝術、東方哲學，本有極優異之點，故歐洲學者，竟有對中國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於中國美術尤甚。普通學者，于玩摩中國書畫古玩之餘，對於畫中人物愛好之誠，或與歐西學者之思戀古代希臘文明同等。余在倫敦參觀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的中國https://read.99csw.com瓷器，見一座定窯觀音，亦神為之盪。中國之觀音與西洋之瑪麗亞（聖母），同為一種宗教藝術之中心對象，同為一民族藝術想象力之結晶，然平心而論，觀音姿勢之妍麗，褶紋之飄逸，態度之安詳，神情之嫻雅，色澤之可愛，私人認為在西洋最名貴的瑪麗亞之上。吾知吾若生為歐人，對中國畫中人物，亦必發生思戀。然一返國，則又起異樣感觸，始知東方美人，固一麻子也，遠視固體態苗條，近睹則百孔千瘡，此又一回國感想也。㈢中國今日政治經濟工業學術，無一不落人後，而舉國正如醉如痴，連年戰亂，不恤民艱，強鄰外侮之際，且不能釋然私怨，豈非亡國之徵？正因一般民眾與官僚，缺乏徹底改過革命之決心，黨國要人，或者正開口浮屠，閉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國粹家，又從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紈絝子弟，不思所以發揮光大祖宗企業，徒日數家珍以夸人。吾於此時，復作頌揚東方文明之語，豈非對讀者下麻醉劑，為亡國者助聲勢乎？中國國民，固有優處，弱點亦多。若和平忍耐諸美德，本為東方精神所寄託，然今日環境不同，試問和平忍耐，足以救國乎，抑適足以為亡國之禍根乎？國人若不深省，中夜思過，換和平為抵抗，易忍耐為奮鬥，而坐聽國粹家之催眠，終必昏聵不省，壽終正寢。願讀者對中國文化之弱點著想，毋徒以東方文明之繼述者自負。中國始可有為。

其次，所謂人文主義者，原可與宗教相對而言。人文主義既認定人生目的在於今世的安福，則對於一切不相干問題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條也，玄學的推敲，都擯棄不談，因為視為不足談。故中國哲學始終限於行為的倫理問題，鬼神之事，若有若無，簡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學的啞謎，更是不屑過問。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誠以生之未能，遑論及死。我此次居留紐約，曾有牛津畢業之一位教師質問我，謂最近天文學說推測，經過幾百萬年之後太陽漸減，地球上生物必殲滅無遺，如此豈非使我們益發感到靈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訴他，老實說我個人一點也不著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萬年，我個人已經十分滿足。人類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萬年，已經盡夠我們享用，其餘都是形而上學無謂的煩惱。況且一人的靈魂也可以生存五十萬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畢業生之焦慮，實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猶如個人之置五十萬年外事物于不顧，亦足代表中國人的心性。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不會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應入教友派（Quakers），因為教友派的道理，純以身體力行為出發點，一切教條虛文，盡行廢除，如廢洗禮，廢教士制等。佛教之漸行中國，結果最大的影響，還是宋儒修身的理學。

人文主義（Humanism）含義不少，講解不一。但是中國的人文主義（鄙人先立此新名詞）卻有很明確的含義。第一要責，就是對於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認識。第二，吾人的行為要純然以此目的為指歸。第三，達此目的之方法，在於明理，即所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稱為「庸見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在歐洲各國九*九*藏*書中，我認為英國與中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殊的成績，如英國的銀行制度、保險制度、郵務制度，甚至香檳跑馬的制度。若愛爾蘭的大香檳，不用叫中國人去檢勘票號（count the counterfoils），就是獎金都送給他，也檢不出來。至於政治社會上，英國人向來的確是以超逸邏輯，憑恃庸見，只求實際著名。相傳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條虹，安然度過。譬如剜肉醫瘡式補綴集成的英人傑作——英國的憲法——誰也不敢不佩服，誰都承認它只是捉襟見肘顧前不顧後的補綴工作，但是實際上，它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並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國美國較實在的民治。我們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順便提醒諸位，牛津大學是一種不近情理的湊集組合歷史演變下來的東西，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學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們已經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為必有相當的制度組織，這種的偉大創設才能在幾百年中繼續演化出來。中國卻缺乏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

因為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所以歷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但是總得不到民眾的歡迎。商鞅變法，蓄怨寡恩，而卒車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於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飭，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於中國百姓，便於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萬里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築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築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並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適宜於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於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來一直沿用下來，至於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於明理。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理論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則與common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中庸之道，實則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則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片斷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

但九*九*藏*書是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產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鬥狠是不相容的。好講理的人，即不好訴諸武力，凡事趨於妥協，其弊在怯。中國互相紛爭時，每以「不講理」責對方，蓋默認凡受教育之人都應講理。雖然有時請講理者是因為拳頭小之故。英國公學，學生就有決鬥的習慣，勝者得意，負者以後只好謙讓一點，儼然承認強權即公理，此中國人所最難了解者。即決鬥之後，中外亦有不同，西人總是來得乾脆，行其素來徹底主義；中國人卻不然，因為理性過於發達，打敗的軍人，不但不梟首示眾，反由勝者由國庫中支出十萬元買頭等艙位將敗者放洋遊歷，並給以相當名目，不是調查衛生，便是考察教育，此為歐西各國所必無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發達之軍人深知天道好還，世事滄桑，勝者欲留後日合作的地步。敗者亦自忍辱負重，預做遊歷歸來親善攜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達，若此的心氣和平，固世界絕無僅有也。所以少知書識字的中國人，認為凡鋒芒太露，或對敵方「不留餘地」者為欠涵養，謂之不祥。所以凡爾賽條約，依中國士人的眼光看來便是欠涵養。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時做噩夢者，正因定凡爾賽條約時沒有中國人的明理之故。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為發端，所以絕對沒有玄學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個道學以一般神話為基礎（按《創世記》第一章記始祖亞當吃蘋果犯罪，以致人類于萬劫不復，故有耶穌釘十字架贖罪之必要。假使亞噹噹日不吃蘋果，人類即不墮落，人類無罪，贖之謂何，耶穌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穌教義基礎，繫於一個蘋果之有無。保羅神學之理論基礎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於養成通達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惡極端理論。羅素曾言：「中國人於美術上力求細膩，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在英文，所謂to be reasonable即等於「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勿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恕、容忍，而易趨於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堯訓舜「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禮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白話解釋就是這邊聽聽，那邊聽聽，結果打個對摺，如此則一切一貫的理論都談不到。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開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條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雙方的好感。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曆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歷史。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評以再思可矣，也正是這個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維，便要想入非非。可見中國人，連用腦https://read.99csw.com都不肯過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說，而以此一說解釋一切事實。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說全出於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說全出於色|欲的動機。實則依庸人評判，打個對摺，兩種動機都有，大概較符實際。又如犯人行兇，西方學者，倡遺傳論者，則謂都是先天不足；倡環境論者，又謂一切都是後天不足。在我們庸人的眼光，打個對摺，豈非簡簡單單先天後天責任各負一半？中國學者則少有此種極端的論調。如Picasso（畢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來有理的話，說一切物體都是三角形、圓錐形、立方體所拼成，而把這句話推至極端，創造立體畫一派，在中國人是萬不會有的。因為這樣推類至盡，便是欠庸見（commonsense）。

在這些叢雜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徵之下，我們將何以發現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貫穿一切，助我們了解此民族性之來源及文化精英所寄託？我想最簡便的解釋在於中國的人文主義，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義的精神。

我認為，如果我們了解中國文化之精神，中國並不難懂。一方面，我們不能發覺支那崇拜者夢中所見的美滿境地，一方面也不至於發覺，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國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對於他們運輸入口的西方文化與沙丁魚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兩種論調，都是起因於沒有清楚的認識。實際上，我們要發覺中國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中國人民，固有他的偉大，也有他的弱點，絲毫沒有邈遠玄虛難懂之處。中國民族之特徵，在於執中，不在於偏倚，在於近人之常情，不在於玄虛的理想。中國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塗了事。凡此種種，與英國民性相同。西塞羅曾說，理論一貫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偉大的，理論一貫與否，與之無涉。所以理論一貫之民族早已滅亡，中國卻能糊塗過了四千年的歷史，英國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塗渡過難關」（「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領，將來亦有四千年光耀歷史無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講。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說中國文化，本是以人情為前提的文化，並沒有難懂之處。

倘使我們一檢查中國民族，可發現以下優劣之點。在劣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政治之貪污，社會紀律之缺乏，科學工業之落後，思想與生活方面留存極幼稚野蠻的痕迹，缺乏團體組織團體治事的本領，好敷衍不徹底之根性等。在優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歷史的悠久綿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築、瓷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女士之尊敬，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及對人生目的比較確切的認識。在中立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此四者本來都是健康的特徵，但是守舊易致落後，容忍則易於妥協，和平主義或者是起源於體魄上的懶於奮鬥，實際主義則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熱誠。統觀上述，可見中國民族特徵的性格大多屬於陰的、靜的、消極的，適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而不適宜於進取外展的文化。此種民性，可以「老成溫厚」四字包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