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東所發生的事情鮮明地顯出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大歧異。如果我們想相當準確地去預測中日這場好戲的未來發展時，我們必須明了這種種歧異。

中日兩國的接近，必需日本政府的內部發生變化，文治派領袖能約束軍人，才可以想象到。這一點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戰爭機構也不能把日本從自然的動力和反動力拯救出來。

那正如中國的詩歌里所表現出的中國人的情感那樣，或者甚至更豐富些。

所以我認為日本人很適合變成一個好戰的法西斯民族，像機械一般地動作，中國人卻很不適合。困難的一點便是中國人的個人太會思想了，你決不能把一些會思想的個人，構成一個法西斯的民族，用著「鵝步」走路。人類用「鵝步」走路，總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過容易一般化起來，讓我們來看看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種族上的特點，觀察它們的異同吧。因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歧異到足以使他們成為不和的鄰居，同時他們也相同到足以增強他們互相的憎惡。正如美國人跟他們的英國人表親一樣，我們不喜歡看見我們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異之中發現類同，在相同的東西里發現繁複的分歧。我並不是說日本人在種族上跟我們有關連；日本人的言語甚至不是屬於印度支那系統里的。首先，讓我指出這兩個民族的相同之點吧。在許多顯明的文化情況上，日本跟中國是相同的，因為日本本來是中國的一個頗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現代，據我們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個結構，基本是中國的以及從中國輸入的。

所以，結果是日本在中國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人性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著。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權力——日本人性格的這一面是由軍人代表了。日本的進步主義分子當然看到這種「跨在虎背」，趾高氣揚，向著毀滅前進的愚蠢，而更安穩的結果也許會由較溫和的方法而獲得成功。

這個「明理的精神」一語——那精神上圓熟之母——究竟能解釋上面所舉出的異點嗎？也許它能夠的。日本人的好戰精神，日本人的決心，日本人對皇帝的熱烈的忠誠，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義，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現。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好戰的；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堅決的；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狂熱的。

一個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現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幽默感之歧異。在藝術及read.99csw.com文學方面，日本人顯出很優秀的幽默感，他們有一種獨出心裁的幽默文學（如「理髮店閑談」及「浴室閑談」）。這種文學，即使不能勝過中國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夠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動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難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國人相似——他們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邏輯相合，而且無可救藥地官僚化起來。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們的古文里，那靜靜的笑聲和鬨堂的大笑似乎很難得見。

這一點便說明了我所說的中國人的較大的明理精神，廣博的觀念，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義是什麼意思了。中國人究竟推翻了他們最後的一個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顯然要永遠繼續下去。至少，它在理論上已經繼續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陽女神的時代。

我以為思想統治在日本簡直是多餘的，因為一切日本人無論如何都是同樣思想的。

日本與中國同為種族的實體，它們不願給人貼上一些標誌或公式便服貼地給放在一旁。種族的特性是一種極度複雜的東西。有時甚至在同一個民族中會發現矛盾的特性，因為這樣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潛勢力之流，在那個民族的歷史上，在同一個時期或不同的時期里的產品。

那麼，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同一個民族裡的矛盾，在這個事例中無疑是由文學的傳統說明了。困難的一點是：一些事物當接近地觀察起來常常不會是簡單的。只要想想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本家，卻是那以哈佛大學代表的廣大的學術自由的產生地！

不久前，一個日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曾發表過一個震動全國的論調，他認為「皇帝是國家的一個器官，而不是國家本身」。據我記得，這個教授後來終於要撤回這句話。這樣的思想簡直是中國人所難以想象的。

中國人太明理了，所以不會好戰；太明理了，所以不會堅決，太明理了，所以不會贊成任何一種熱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會成一個十足完美的人。中國言語中，兩方面爭執時最動人的一句話便是：「這個有理嗎？」承認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經是失敗了。

這一點便解釋日本這一個民族的團結力。日本是一個比較有秩序，比較有紀律的民族，這一點是毫無疑間的。要是對一個中國人說起團ｈｔtｐs://rｅａｄ.９９csｗ.coｍ結的利益和紀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竊笑了。

事實上中國人是我所知的人類中，生活之道最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為他們是最能隨遇而安。他們討厭日本人喝茶時那種墨守禮法。日本女子現在仍然在他們的現代女學校里學習怎樣合度地鞠躬和低頭徐行。現在試試去教中國女子怎樣鞠躬吧——簡直難以想象！

中國確曾指導過日本怎樣訓練較佳的主婦，養成她們更有禮貌，更加溫柔，比較中國女子更為熱誠。唯一的一件東西，中國人不能傳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學那種「無為」思想。日本人身體上並沒有道家的血液，我們從教育哲學上知道，要從一個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並不具有的東西是辦不到的。這一點的結果，便是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最可驚異的歧異。因為，一方面日本人是圓滿論者，而中國人卻是一個聽天由命，隨遇而安的民族。這樣的歧異的含義是很廣的，尤其是在一個工業時代里。

所以，儒家所主張的女子順從男子，平民順從貴族，以及人民順從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實行得很嚴格，可是在中國卻從來不會這樣。日本人對皇帝的崇敬，在中國人看來只覺得是一種熱狂心理，一種熱狂心理無疑對於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為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缺乏思想。日本產生一個武士階級，在中國卻不會產生。結果，甚至在中國的君主政體下，精神仍舊本質地是屬於民主的。

令人驚異的一件事是：雖然經過了二千年的歷史，幕府的變遷是這樣頻繁，日本卻有一個繼續不斷的皇朝，同時中國已經有過二十多個朝代。甚至在諸侯爭雄戰亂的時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這兩個時期，日本皇帝的權力已瀕於消滅，皇族系統和皇朝的寶座卻始終安然無恙。總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種半神聖的人物，這種特點中國皇帝從來不會有的。中國人太富於明理精神，決不會承認這樣的一個人物。中國的歷史學者推定出一個理論，認為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統治天下，他一旦統治不善便是放棄他的權利，這一來，叛亂便成為合理的了。這種思想在日本要被認為是「危險思想」的。

中國給與日本的東西，包括：陶器，繪畫，絲，漆器，印刷，寫作，銅幣，紙窗，燈籠，爆竹，祝火，佛教禪理，宋代哲學，儒家九九藏書的君主政體，唐詩，茶藝，試泉水，藝花，亭，以及假山。中國又把她的大部分節日給與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於欣賞螢火一事，是否中國傳授給日本，我卻不大清楚。

例如，這種明理的精神調和了中國人的墨守禮法觀念，調和了中國人對女子的態度和對君主政體的態度。一般人假定中國人交際時是很拘禮的，這種假定是極端錯誤的，所以會這樣子，是因為外國人從中國的一些客套的稱呼推論出這一些誇張的見解，事實上這種稱呼在中國人看來毫無意義，因為它們不過是一些客套罷了。

我想這種傲慢態度一定時常使西園寺公以及幾個老年的政治家感到頭痛。由於她的完全而不和諧的傲慢聲調和態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個國際孤立的地位，然後把法西斯的德國拉來做同盟者，連她自己也感到驚異。這樣便證明了我所說日本人缺乏機智這一點。純然信仰權力是不會有結果的。

我很抱歉地說，日本甚至連「武士道」這種可敬的精神也喪失了。我希望日本人會有更大的機智，而不至於要求中國人去壓制那種由日本自己的行動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並且有更大的機智，而不至於派遣戰艦和轟炸機去消滅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誠意希望消滅反日情感這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認真態度，使這件事顯得很悲慘。他們沒有明白，有些東西即使用轟炸機也不能消滅的。他們跟反日情感鬥爭時，不啻跟自然的動力和反動力鬥爭，跟自然鬥爭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鬥爭。

在幽默故事或隨筆的發展上，正如我已經說過，日本人完全無須模仿中國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隨筆里所創造出的一個人物，在這篇東西里，那個無賴漢在一頂轎子的坐墊下拾起一串銅錢，他一聲不響便把它收藏在衣袖裡，然後大模大樣地拿出來替他的朋友們付酒資。

或如：

日本無疑已經達到前列。我認為她達到這個地位，純粹是由於性格的力量，可是沒有什麼思想。明治天皇的維新，便是用「鵝步」的步伐，使日本變成一個現代國家，當你把現代的、工業的、科學的，以及軍事的利器，放進那些短小的富於團結性，並且已經有了一個封建社會現成的勇武，忠誠，民族性精神，等等特點的島國人民的手裡時，會發生怎樣的事情，這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這種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發現，關於這種東西，他們具有八九*九*藏*書百年豐富而複雜的傳統，現在又在他們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現出來。在卡通、隨筆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舊是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為的敏捷感覺——兩個下棋的人是這樣地聚精會神，一個孩子竟能把一些東西放在其中一個的頭上，而他卻不覺到，或是一個可憐的書塾的教師，無意中給在戲玩中的小學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頭顱時，面上那種表情。日本的藝術家最喜歡便是這些東西，在那方面，他們比較中國的藝術家更富於中國氣味。

可是，由於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圓熟，機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緣故，現代日本卻也有她的危機。日本已經用「鵝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時也用「鵝步」，未免太疲乏了，永遠地用「鵝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險的。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個吞咽下去，它的軍國主義，它的資本主義，它的民族主義，以及它的權力的信仰，把它加在一個封建社會上面，沒有時間替自己思想。這一來，給她的文化一種機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點。這種機械的，缺乏幽默的特點，可以從日本稅關人員和替察那種令人討厭，愛好規律，以及極度嚴肅的態度，從軍人的虛榮夢想，以及從「日本高於一切」式的對世界（包括大不列顛）的外交挑戰的傲慢態度看到。

要輕視現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飛黃騰達，成為一個世界上強國，並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團結力，紀律，組織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稱為模仿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強大的勞作能力——這些都是重要的特點。要顯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當的也許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書籍超過美國和英國，只遜於俄國和德國。

你不能使一個曠達的個人成為一個優秀的公民。照現在的世界那樣地組成，民族間的衝突這樣劇烈，說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頭等愛國者，總比較有一些過著合理生活的明理的個人更好呢。中國人最後說不定會跟這種見解適應。可是他們這樣做，只是對於這個他們不幸生於那裡的世界的一種讓步罷了。你必須費許多唇舌才能使中國人相信民族偉大的美點。你可以叫他觀看一場熱鬧的遊行，或是觀看一隊令人生畏的艦隊，他會承認這是美麗可觀的。有一隊艦隊來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日本人在過去從中國學到的東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卻不成。在他們整個歷史里，他們沒有產生一個哲學家。可是在許多別九*九*藏*書的東西上，他們能夠跟他們的師長竟爭，常常還勝過他們的師長。在藝術的領域里，包括詩歌繪畫，蒔花，以及房屋裝飾，他們本質地獲得中國的精神，而且當中國已經忘記了時，他們仍然能夠保持著，在許多例子上，並且創造出他們自己的風格和派別。在這東方藝術的領域里（概括地可以說是對於一剎那間的詩意的領略以及對於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細微事物的美點的領略），日本人也有他們獨擅的地方。那種十七字徘句的發展（用以表現或僅僅提示一種情緒，一種情感），便證實了他們的優長。

當日本人能夠這樣優美地了解，感覺，以及表現出我們心中的情感時，我怎能夠不對日本人的藝術意識和詩意感到欽佩呢？首先，他們了解簡樸之美，那種簡樸之美很可以從日本人的居室內見到，等於中國人的「明窗淨几」這個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們喜歡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潔凈這一點見到。

中國人輕視女子，可是，至少當他們看見日本做丈夫的帶歌妓回家，要他們的妻子來款待她們（日本做妻子的總是樂於聽從），他們會認為是不合理的。中國的婦女也不像日本的婦女那樣，對男子稱呼時，用另一種自抑的言語，日本婦女甚至做母親的對兒子說話時也是這樣子。

我有這樣的見解，也是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覺得當你要探求深邃和創作力——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後的試驗——日本人在這一方面的成績卻很令人失望。然而，一個民族並不需要深邃和創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為世界上盡有許多人缺乏深邃和創作力，可是卻生活得很順適。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文化上的較奢侈的現象。在藝術上，有一種現象便是：許多日本人的東西是可愛的，而很少是美麗的。日本人了解精巧這一點，一種偏狹的精巧，他們也許要比任何的國家更為了解小型的，細小的，輕的，極小的東西的美點，可是我仍舊要在他們的藝術里找尋一種對神秘的深邃和偉大的感想。據我的一般印象看來，一切都是像他們的木屋那樣輕浮而不穩固。

如果要用幾個字來表達出日本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之點，我要說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廣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義，以及中國人的民主觀念。這些特性是連結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較中國更大的對皇帝和國家的忠心，更嚴格的紀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決心，以及——這裡是一個驚人的結果——更墨守禮法。日本人比較忙碌，可是中國人比較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