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會兒真有守望的勁頭啊。初中同學幾乎人人都練就了邊聽歌邊解數學題的絕招，往三角形上添輔助線的同時也牢牢記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動態——那幾乎總是翌日早讀課上的第一個話題。（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我記憶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電台的早新聞里聽到陳百強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學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時響起一片低低的嗚咽。早讀課上非但再沒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幾個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著我……）總而言之，當時的收音機里藏著多少讓人興奮或者沮喪的理由啊。你會覺得電台DJ是天底下最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把持著壟斷渠道，每天只吝嗇地放出一小部分資源，而且一肚子陰謀詭計，只顧著袒護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歡譚詠麟的聽眾會認定他們放了太多張國榮的歌，而熱愛張國榮的則懷疑他們故意讓譚詠麟多拿了一周的冠軍。

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飢餓感，使得每一首從電台里流出來的新歌都顯得稀缺而動人。我們甚至在上床睡覺前嘴裏還在哼著那些剛剛學會的調子（通常都只來得及記住副歌），草稿簿上隨手寫下幾句歌詞，等著明天到班上跟別的同學拼湊出相對完整的一首——到後來乾脆發展成分工協作，有人專攻開頭，有人坐鎮中央，有人包抄結尾。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學的人，大概很少會有人沒攢過至少一個手抄的歌詞本。講究一點的是裹上一層舊掛歷的硬面日記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ｒｅaｄ•９9csｗ.coｍ在外頭，裏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這邊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那邊冒出一條「徐徐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間或還能看到明星大頭貼，剛粘上去的時候鮮亮，年深日久了就會黑一塊白一塊得恍若淪落風塵。還有，我總依稀記得，或者說分明相信，字與字之間暈開的淚痕——黃黃的，假假的，是最純真與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個年紀的主色調。

但我們終究通過「種種渠道」喝到了這些廉價的、沒來得及倒乾淨的「牛奶」，從中補充了一點不那麼主流的蛋白質。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Judy Colins翻唱Bob Dylan的專輯，清泉般吟哦，聲帶鬆弛到讓聽者不好意思繃緊神經——於是，我回過頭再去聽以前從來沒聽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實，聽這些「打口製品」最大的樂趣就在於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聲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針、打滑，發出某種意外的尖叫，然後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見唱片的毀容，卻不清楚它的內傷有多重，甚至總有「打卡碟拉傷CD機」的江湖傳聞讓你隱隱擔憂，卻也享受著類似於賭博的刺|激感。以後每次放，快到傷痕處，你都會有一點害怕和期待，等著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從內臟上碾過。一如青春本身。

那時候，時常會看到城市裡的行道樹上纏繞著一大卷棕色的磁帶，我總覺得九-九-藏-書那是某盤質量欠佳的盒帶卡在機器里，最終被憤怒的主人扯出來扔到窗外，就勢掛在了樹枝上。與此形成美學對稱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沒著一種叫「拷兄」的人——對於那些漸漸不滿足於引進版盒帶的歌迷來說，這些人既可愛又可恨。說可愛，當然是因為他們神通廣大，兩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帶子，他們就能弄過來，用收錄機轉錄在TDK空白帶上，附一張封套的黑白複印件——它們往往模糊得令人髮指，從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會覺得梅艷芳和蔡琴長得沒什麼區別。六十分鐘的空白帶要比原版母帶的時間稍長，通常「拷兄」會從別的帶子上扒兩首歌填滿那些空白，如果這自製的bonus track挑起買家的興趣，就等於為下一單生意提前做了廣告。說他們可恨，是因為這些拷帶比音像店裡的正規引進版還要貴上至少兩三塊，買一盒足夠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學時，我既沒錢也不敢跑得太遠，只能聽男同學們描述延安路中圖公司門口和五角場這兩個著名的拷帶據點，他們通常添油加醋，將整個過程形容得有如地下黨接頭般驚心動魄。最後，在經過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們會樂意借兩盤聽厭的帶子給我，讓我回家製作「拷帶的拷帶」。就是通過這種特殊的介質，我迷上了黃舒駿和Queen。

不過，此時拷帶本身已經快要走到頭了，它的升級版——盜版CD很快就要將它驅逐進地下文化史冊，而後者，連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緊接九*九*藏*書著又被互聯網共和國逼到如今苟延殘喘的境地。不過，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讓想象力無處容身的今天之前，還有一個名詞解釋可以供我多緬懷一會兒舊日時光：打口碟（帶）。這些從包裝到內容都被或深或淺地打上一個缺口的唱片和盒帶，是大學宿舍里迅速提高段位的音樂介質，上門兜售它們的商販多半也是「兼職」的學生。關於它們為什麼要打口，當時同學們的解釋多半語焉不詳，語氣里卻總帶著掌握秘密知識的興奮——「呃，海關攔截嘛，你懂的。」直到後來，我才在某些懷舊文章里看到比較靠譜的官方說法：國外出版商因為高估銷量而大量生產，結果賣不出去只好打口銷毀，但一般打得不太陰損的話大部分歌都還能放得出來……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像以前政治課上反覆渲染的故事：資本家寧可把多餘的牛奶倒進海里也不會免費送給窮人。

記憶中最轟轟烈烈的一次「團購」盒帶的行動發生在初二。現在的孩子很難想象小虎隊在二十多年前紅成什麼樣，如果非要類比的話，不妨設想：把韓庚、周杰倫和李宇春綁在一起打包組團，可你不能一想他們就上網搜點東西來解饞；無論是消息、歌聲還是形象，你都得透過極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蘋果樂園》在西藏路音樂書店開售的那一天（說來奇怪，當時並沒有成熟的營銷鏈，甚至沒聽過「首發」這個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幾個消息靈通的同學早早就知道），還沒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開始加快，只覺得四周處處瀰漫著出九*九*藏*書逃的氣息，隨時要溢出來。三個自行車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為代表，收齊十幾份錢（兩三個人勻一盒），從楊浦區雙陽路一直騎到西藏路。現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才能唱著「周末午夜別徘徊」、頂著西北風，輕易打發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於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借口——在市重點中學里，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上大學，活動範圍終於突破兩點一線后，很快就在吳淞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旁邊找到了「組織」。我記得，無論天上陰晴雨雪，那個拐角總也照不到陽光，地上總有一攤水。我還記得，那個戴眼鏡的拷兄總是背著大包坐在那裡打盹，這樣就省得顧客在攤位上一盤一盤看過去的時候他還得費神招呼，弄得大家沒話找話。不過，每當我找到一盤心癢的目標時，他都會適時睜開眼睛，恰到好處地補兩句背景材料以顯示專業水準：「這個錄的是黑膠唱片，買就賺了」；「這人冷門，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禮拜我給你再拿幾盤過來」……時至今日，我都覺得這是我見過的最掌握顧客心理的小販，既做成了生意，又讓一個總想窺視城市隱秘的乖孩子，不至於被過於熱情的陣勢嚇跑。

是要到了地鐵里的每隻手機都會飄出神曲的年代，才會突然想起，以前聽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輕便的事。「小時候守著電台等我最愛的歌」（When I was young 九*九*藏*書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僅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詞，更是穿越時空滋養了好幾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溫這首《昨日再來》，你只須輕點滑鼠，打包下載，七八個中外版本信手拈來，但是你沒辦法複製當年國門乍開時，端坐在收音機前，被洶湧而來的新鮮潮水打濕的儀式感。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可以聽到時髦音樂的電台節目屈指可數（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系的「上錄音樂萬花筒」和歐美范的「立體聲之友」，這些節目的名稱都像當時剛剛打進內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時裝之苑」一樣，帶著中規中矩的時代烙印），確實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時「人民日益增長的聽歌需求與落後的社會傳播方式之間的矛盾」。

那時沒有卡拉OK，沒有「我愛記歌詞」，甚至很少能在電視上看到音樂錄影帶，記錄歌詞主要還是靠一雙「肉耳」，間或鬧出「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笨驢」（伴侶，《戀曲1990》）和「爺爺想起媽媽的話」（夜夜，《魯冰花》）這樣的笑話，真是再自然不過了。某些疑難歌詞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買來盒帶，打開封套的時候才能揭曉——說「金主」不算誇張，從六塊八到七塊九再到九塊八，盒帶向來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過，當時正式引進出版的盒帶因為要經過層層審批，比起電台來，它們與境外同步的速度永遠都滯后好大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