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確由衷感激他的至誠之言，這一幕至今還清晰地留在腦際。可是，我沒有能遵照這規誡做。讀書依然雜亂無章，治學貪多務得，東塗西抹，迄今一事無成，如他所料。

於是到天平山莊的聽鶯閣喝茶。聽說沏茶的水是從半山上的白雲泉用接長的竹管引來的，那麼我們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絕照了面。

張維華從來沒有進過書場，雙檔有情節的片段還能猜懂個大概，單檔的開篇之類就不大聽得懂唱的什麼字眼，我就給他做翻譯。聽了幾場以後也聽出了味道，回來路上還別著山東腔學兩句。書場似乎叫吳苑書場，名稱也不大記得真了。那時書場里的氣氛還和解放前一樣，一張張方桌，蓋碗茶，而且還有乾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別可口，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帶才有。以至我們以後說上書場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兩次去山東和他會晤，還提「吃熏青豆」的舊事，他還說：「那豆真不錯」。

沿街卻有不少舊書店、書畫店和古玩店，也有一些賣古錢、案頭小擺設和雨花石之類的攤頭。據說都是土改后潦倒了的地主家人，拾掇點家裡剩下來的小零小碎變點錢。潘伯鷹就曾在這種攤頭上花很少的錢買了幾十粒石品頗好的雨花石，十分得意。次年春天還專門在他虹口的小樓上，請我和陸澹安欣賞他的水仙花盆裡的這些石頭。我是外行，陸澹安看了連贊好好，一問價錢，他笑著罵潘公；「你不如搶人家好！」意思是便宜得不像話，等於白送。

也許是從文字記載中得來的印象，玄妙觀一帶，就像上海城隍廟、南京夫子廟、開封相國寺那種光景。那天去時，遊人真還不少。小攤小鋪，賣膏藥、梨膏糖，賣盆花、賣鳥兒，賣蟋蟀的都有；還有牽猴子變戲法的漢子，吸引著一小圈觀眾。看相測字的迷信攤頭雖已被取締，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識的「地下」術士踅來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們邂逅一位在東吳大學教書的熟人，告訴我們凡是在廣場上擺小書攤的主兒，十之八九就是過去看相測字賣卦的術士。我們走到一個書攤上去一看，陳列的書有《整風文獻》和別的新印行的小冊子，但大量的卻是《關帝聖君覺世經》、《太上感應篇》之類的勸善書。我花了一千元（即後來的一角）撿了一本石印本的《玉曆至寶鈔》。攤主接錢時，悄悄說：「先生要看個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觀有名的……」報的名字忘記了，不外是「張鐵嘴」、「賽諸葛」之類的稱謂。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會，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斷，要買《玉曆至寶鈔》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顧，於是兜起生意來了。

我對京劇興趣不大，而且蘇州也不是看京劇的城市。當時只有一家開明大戲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楊寶森到蘇州演出，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戲迷的興趣。與我同宿舍的胡繼瑗老先生更為興緻勃勃，還有一位聖約翰大學的年青教師孫若鑒，這名字中真沒有把握說是記對了，只記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畢業生，那時剛回國不久。他卻是當過票友，上過台的。知道楊寶森到蘇州演出，慫恿著大家非去看不可，楊寶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連禮拜天也不回上海。

觀前街依然熱鬧繁榮，行人熙來攘往，商店生意興隆，它給天堂的蘇州撐著面子。蘇州著名的店家，殷實的商號全集中在這裏。只要離開觀前街，向任何一條小街走幾步，就立刻顯得清凈和古樸，甚至顯得蕭條和敗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別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著，覺得才是地道的蘇州。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談話還是很輕鬆的。忽然，他臉色莊重起來，一邊用手指篤著桌面，一面很動情地說：「有幾句話，如果我不講，就對不起我們這番交往了。」

我緊緊握他的手，說我一定記牢。

天公作美，到閭門大街時雲散天霽，秋高氣爽。經過留園進去轉了半個鐘頭，那時沒有進園買票之說，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園的破敗凋零之狀，也真不可久「留」了。進門滿地青苔，予人以陰沉荒蕪之感。幾乎沒有遊人，只有幾個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彈子。迴廊上的窗欞大半是破損的，樓軒也到處是破破爛爛的一副慘相，據說日偽時期破壞以後就沒有修葺過。當時剛解放，自然顧不到這些，好在那時也沒有多少人有心玩賞園林。除了獅子林，因為是石頭，顯不出過分衰敗外，拙政園也是坍坍敗敗的，那情況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後的賈府大觀園。

游石湖那次非常掃興。這回除了我和張維華以外，還有位朝陽法學院的孟雲橋教授。他說曾從茅以升那裡聽來：石湖的行春橋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橋，read•９9cｓｗ•ｃｏm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趙州橋。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門，天就灑起雨點來，孟說，雨中看風景也別有意趣，於是在南門買了三把傘，撐著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濘起來，只好在河邊遙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舊書店裡也頗有些好書，明版不少，清初刻本更多。但明刻本多數殘缺，這些書想必也是土改后地主藏書家捆載而來變點錢的。我非藏書家，對明版什麼的並不追求，殘本更無興趣，卻淘到了一部完整的《知不足齋叢書》，系字墨精良最早木版印刷本；我在坊間或藏有此書的人處見到的都是竹制印的，這套卻是白綿紙印本，蓋有「鮑廷博自藏」的陽文長方印記。店主索價八十萬，結果六十萬（六十元）成交，老闆還十分高興，格外巴結，加送了一本《吳郡墨卷選粹》。在「文革」被抄去的書籍中，我以失去這套《知不足齋叢書》最為心疼。

因為常路過這家書店，有時進去看看書，不進去時也常和老闆打照面問個好。彼此熟了，知道他是山東人，姓王，便問他是否是王鏊的後代，居然竟是，因而想起金聖嘆的朋友王斫山，問他是否知道。王老闆笑道：「知道，是敗家子，王家就是他敗掉的。」此說正和金聖嘆所記王斫山一擲千金的軼事相合，我曾綴一小文以記。這位王老闆還介紹了他的一個在臨頓路開酒店的堂弟和我們相識，我們以後成了這家酒店的常客。

蘇州當時有馬車載客。我以為郊遊的交通工具，以馬車為最理想。汽車太快，想瀏覽一下沿途的風光，沒看清就疾馳而過了。馬車則悠徐容與，視界也比關在轎車裡寬廣，更加上蹄聲得得，彷彿就有那麼點郊遊的味道。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不知「文革」頭幾年打砸搶的風暴中，蘇州是個什麼模樣？那些旅遊熱點地區因無人光顧而蕭條寂寞？抑或為免費旅行的大串連的學生所擠滿？在1951年那陣，遊山玩水的人確實很零落，靈岩還有少許鄉下的香客稀零零地來朝拜，天平則遊客極少，那天又刮著大風，一派秋深的蕭殺之氣。

游靈岩山先在木瀆吃中飯。木瀆雖是小鎮，但我在少年時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於一本叫做《滑稽詩話》的小書，書中說有幾個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張繼《楓橋夜泊》一詩。一個說，霜如何能在天上見到，首句「滿天」不通，霜見之於瓦上，應改「霜滿屋」。次句「對愁眠」，也不通，對愁哪能眠？應改「對愁哭」。第三句勉強。第四句「夜半鐘聲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難道也能聽到么？應改為「到木瀆」。木瀆這個地名我從此就牢牢嵌在記憶里了。木瀆有家有名的石家飯店，有名菜肺湯，抗戰前曾為國民黨的大員們賞識，據同行的潘伯鷹說，此菜不可不嘗，譚延闔、于右任都曾在該店留題讚揚過的。掃興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爐灶，未能一飽口福。但隔壁一家麵館的爆魚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麵館似的將爆好的現成魚塊，作為澆頭加在面上，而是熱鍋現爆，脆而又嫩，頗為可口。店名叫天興館。何以記得呢？這裏還有一段因緣。說起來也真是無巧不成書，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慶路口一家蘇州麵館滄浪亭吃蔥油麵，和同去的朋友閑談，偶然提起了在木瀆吃爆魚面的舊事，說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記得。一個上了年紀的蘇州服務員插嘴問道：「阿是講天興館？」原來滄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興館老廚司的兒子。難怪滄浪亭的蔥油麵如此精采！滄浪亭以後成了我常去之處，並曾作小文為其蔥油麵鼓吹。

政治研究院設在北寺塔，這裏所說的是院部。我們的住處和活動地則是寺對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學員都是華東各高等學校的教師，只有少數是華東各地民主黨派的頭頭。校院長級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兩位學院院長，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張維華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學財經學院的院長胡繼瑗。此外，學友中還記得有復旦大學校長章益，聖約翰大學文學院院長黃嘉德，南京大學什麼院長孫本文，還有現已記不起名字來的滬江、大夏、持志等大學的校長、教務長、院長多人。總之，說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絕非浪言。

出書場轉彎一條小街上，有一家夫妻麵館，我們常去吃夜宵，男的掌廚，女的應門。這是一位很清秀伶俐頗有幾分姿色的少婦，我們戲稱她為「文君當壚」。張維華常嘆息，說蘇州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女性都長得很秀氣。臨結業前的一天，他還拉著我，最後一次去看看「文君當壚」。

天平山以山頂望湖台的一片開闊平坦的巔址而得名，但我們都沒有爬山的勇氣。而且，和包租的馬車夫約定，下午三點九九藏書一定要啟程回城，不耽誤他六點鐘向車行繳車。同時，朱小姐也要趕夜車回上海。上午趕到天平南麓已經快十一點了，三四個鐘頭休說山頂，連半山上的白雲泉、卓筆峰、飛來峰也來不及轉。所謂「天平三絕」，就只能賞覽紅葉了。時正秋暮，天平紅葉雖沒有北京西山的滿山紅染，卻要比南京棲霞山的紅葉集中而絢爛。光看看這片紅葉，就已覺此行之不虛了。

蘇州是文物之邦，真是藏龍卧虎，哪怕看上去不像模樣的一家書畫古玩店，也有意想不到的珍品。顯然，這些好貨都是從倒楣的地主豪紳家裡流出來的。那時剛解放不久，文物之類的貨品沒有人要，標價便宜得駭人。一幅王石谷的翠綠山水條幅，標價只有四十萬元；沈石田的行書橫披三十萬元，翁同和的一幅五言對聯更不值錢，只要十萬元（當是還沒幣制改革，萬元是後來的一元，上面說的四十萬就是後來的四十元）。我的天，簡直是糟蹋聖賢！開頭我以為是贗品，但潘伯鷹多少懂行，仔細辨認了一會，說是真貨。我舅舅家原來有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中堂，日寇侵華時被劫，經常一想起就深表惋惜，我想買這一張條幅送他，也可使他稍得慰藉。心想即使是贗品，也不過是六斤螃蟹的價錢，那時最大的螃蟹每斤只賣七千元（即七角）。於是就買下了。禮拜天帶回上海，特地請徐森玉先生去鑒定，徐森老一打開就點頭道：「沒錯，一點不假。」一問價，他只搖頭嘆氣。這幅畫一直沒機會帶回杭州送給舅舅，卻在「文革」中給抄了。

賈植芳的宿舍在院子靠里，每天下午三點多一點，經過我的門口，就喊：「老何，喝酒去！」於是我們就上街喝酒。有時也有別的人，但以兩人對酌為多，一周至少有三四天如此。

在滿地枯葉的楓林中溜達時，發現不少株老楓已經枯死，只剩下禿枝枯乾。眼前這片楓林的樹齡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擔心再過百十年後將逐漸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蘇為王西野畫家祝八旬壽誕時，重遊天平，才欣喜近十年來已補植了一批，總算有了「第三梯隊」。當然這也是后話。

開頭是不擇店家，後來就固定是臨頓路上那家王姓的酒店，叫什麼店號記不起了，也許就沒有店號。臨街一開間的門面，有四張小桌子和一些矮椅子。當時沒有賣瓶頭酒的，都是零酤。老賈和我都還有點量，白乾是每人半斤，紹興酒則每人大約兩斤，老賈專喝白乾，但這家的白乾不佳，我就改喝蘇紹。一次店主人還鄭重其事地獻出了一小壇陳釀，據稱已是二十年的舊藏。啟封后已凝縮只剩大半壇，釅如蜂蜜，沾唇黏舌。經潘伯鷹開導，方知必須摻以通常的新酒方能飲用，果然香醇異常，為平生所飲過的最陳年的老酒，令人難以忘懷。

玄妙觀當然經過了歷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結構看來還是唐宋舊物。殿里的碑刻、石質雕欄都精緻而古樸，但為了保護，都用繩子攔著，不許遊人接近，只能遠處諦視一下。可是，還是有兩三個頑皮的孩子，從繩下鑽進去，在一尊什麼天尊的座下側著耳諦聽著什麼。問來的遊人，才知道據傳說，這尊神像座下有一個洞孔，側著耳細聽可以聽到海水波濤聲，好像還同八仙過海的神仙故事有牽連。據說，解放前有人要聽一聽，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兩個銅元的費，每天也可有一兩元的進賬。想來不過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斂錢的花樣，人們拿一個瓶子貼上耳朵，不是也能聽到嗡嗡聲么？杭州西湖凈慈寺里，有一口據傳是濟顛和尚從四川運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著燈讓遊客看一看井裡的一截木頭，說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錢，是同一類花樣經。當然，必須這寺院歷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編造出這類神話來。老牌子是無形資產，信然。

我們就在楓林下野餐，這時來了一個挑著一小缽一小缽的甜酒釀來賣的漢子，蘇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這正是農家口味，別處是不大能碰到的。這玩藝入口甜潤，卻頗有後勁，潘、張兩公一缽下肚，臉上已有春色，麵包之類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後來都犒賞給了馬車夫。

從上海到別的城市，一出車站、機場或碼頭，第一個感覺是「這裏真清靜」。五十年代初那陣，初到北京、天津、廣州這些如今也已鬧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蘇州，則在清靜之外，還須加上古樸的感覺。出車站過橋進平門，踏著的便是石子路。這些卵石鋪成的街道，可能還是明朝或清朝始築的。除了觀前街一帶是平整的柏油馬路外，其餘幾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則是石板鋪路，與通出去的石板橋構成統一的古樸景觀，和我童年時到蘇州所見的並無兩樣。像蘇州這樣規模的城市，二十世紀中葉仍保留著這種「古裝」的，全國大概也只有無錫等少數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與蘇州齊名的地上天堂，敝鄉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見九-九-藏-書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學友，齊魯大學文學院院長張維華教授就對腳下的石子路發過感嘆：「這裏還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尋訪城址就從近處的平門、齊門開始。手頭沒有地誌書，買了一張石印的蘇州風景圖，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蘇州的城牆在太平軍之役大量毀壞后，就沒有增修過，本世紀二十年代拆城築路以後，城垣已所剩無幾，繼以日寇侵華時期的破壞，除了盤門還比較完整，其餘都已很難辨識。我們多趟陸續尋訪的結果，可以斷定所謂闔閭城八門，並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樣，按東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開門的。例如盤門和蛇門（今南門），相距就很近，齊門和平門相距也不遠，而婁門到匠門（后稱相門），就有平門和齊門之隔的雙倍的距離。從平門橋北堍東行，大約一刻鐘可到齊門；婁門大抵與北寺塔東西成平行，匠門則與玄妙觀成一線還要靠南，兩門之間步行要四十分鐘以上。從匠門沿城往南，還有一座葑門，不屬於闔閭城八門之內，因為吳王絕越，正東的門不開。葑門之名大概是由「封」而來，是後代開了門命名的。仔細一考慮，才恍悟原來的八門並無平、齊、閶、胥之類的名稱，比如，胥門相傳是以伍子胥之名為門，試想建城時，吳王絕不會將一個臣子的名字定為城門之名。舊說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稱胥門，這就分明是後人命的名了。胥門何在，我們始終尋訪不到。因為閶、胥兩門併為西邊的城門，只能大約估計當在今金門之南某處。1954年前後，張維華函告，他寫了一篇《闔閭八門考》，但我始終沒有讀到這篇文章。

虎丘卻非常熱鬧，這是當時郊外風景點所少見的現象。沿途攤販、做小生意的特別多。遊客中還有外國人，當然是蘇聯人，這倒頗有蘇州往昔的景象。

虎丘之游，彈指間四十五年過去了，但張維華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滅不掉的印象。蘇州舊遊的種種真已如煙如夢，那一天的晤對卻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誠如題目所示，是從沉埋的記憶中鉤出來的，惟有這個印象卻是鮮活的，不索而自來，並且陪隨著對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倒是山西南麓的韓世忠墓留下了印象。當時雖已殘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卻完好無損，鐫刻也相當精緻，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墳上的舊物來，後者無一件可與之爭勝。這才是貨真價實南宋遺物，比起靈岩寺里的所謂吳宮舊物來一點也不摻假。連靈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紀的建築，沒有多少古意了。

隔壁是一家小麵館，喝罷酒以後，便叫那家麵館送一碗陽春麵過來，就著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萬物皆備於我，於是帶著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總是當我們經過北寺塔門口，院里吃罷飯的學友也稀稀落落地從報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進晚餐的人頂多也只有半數。

頭天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的助教朱小姐趕禮拜六回蘇州，她是潘伯鷹的學生，自告奮勇陪我們同游，由她準備了些麵包點心和熟菜，準備野餐。此人和我們有緣，幾年後，1957年夏天，我應張維華之邀，去青島度假時，又在輪船上巧遇，張維華也因答謝天平之游而請她吃了飯，但這是后話。

但當時滿不是發思古幽情的時候，因此我們玩賞名勝古迹的興趣就被減掉了大半。近處的園林，似乎只到過拙政園、獅子林去瀏覽了兩三次，城南的滄浪亭去過一次。稍遠的如留園，直到快離開蘇州前幾天，才和張維華去游虎丘經過時轉了一圈。遠郊風景則本來沒有去游賞的打算，只因偶然在舊書店裡覓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吳郡諸山錄》，才引起了一點興趣，有兩個禮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約了張維華和潘伯鷹兩位，去遊了天平、靈岩和石湖。還有一件印象較深的事是，有好幾個下午，陪著張維華去勘察蘇州古城幾個城門的故址，他那時專攻沿革地理，於此道最為留心。

聽報告和進餐都在報恩寺的大殿，進食時真像寺里的和尚開齋，學員里當真還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級職事僧，屬於民主黨派人士的統戰系統，說能在報恩寺學習真是「有緣」。食堂里專為他開素食，但進食前沒有佛門弟子的祝禱儀式，而且也穿中山裝，不戴帽時才能從光頭和灸疤上認知他的僧侶身份，此外則是講話時常帶「阿彌陀佛」。那麼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麼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頂的第九層，此外大概沒有第二個。他老是勸人上去看看，說：「遠眺太湖，阿彌陀佛，真漂亮啊！」

在天平山莊，話題自然而然地談到這山莊的主人范允臨，連帶而及毗鄰的范仲淹祠堂。話頭又帶到更早和蘇州這地方有關的春秋人范蠡。蘇州這塊地面，每踩一步都踏著歷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聯。談次，大家都有一個同感：以歷史年代的遼遠和烙在蘇州這片土地上的印記之深而言，恐怕要算hｔｔｐs://ｒeaｄ.９9csw•cｏm伍員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無人能及。胥門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見伍子胥在蘇州的民望，可能這裏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種移情作用，古代吳國人在伍子胥身上寄託著亡國之痛。

張維華教授不算戲迷，我和他聯床，很談得來，雖然早在抗戰時候，我在成都時就認得他，但只是相識而已。這回一起在蘇州，一談起來，他的續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時的同學，關係就陡然親了一層。他那時大約五十來歲，可是卻兒女情長，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書場他是沒有興趣的，語言就有障礙，於是晚上就陪他上戲院，蹩腳的角兒也照看不誤，為的只是打發時光。

當時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兩到三次聽大報告，至今還想得起的是一次聽院長匡亞明講學習宗旨之類；另一次是華東宣傳部副部長馮定講哲學。其餘講題和主持人全已忘記，講的東西當然已全部繳還得一點不剩。聽報告以外，上午如不聽講就是小組討論，下午則是每天兩個小時的自學，聽報告那天的自學時間則改為討論上午的報告。下午三點以後是自由活動，也就是我們遊逛的時間。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況，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賈植芳和我，五個月之間總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但更難忘的是那時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難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應的。酒店裡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發芽豆，豬頭肉，涼拌海蜇之類，我們通常也要一兩碟，所說的可稱之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婦女們提著食盒到酒店裡來兜售的。這些都是地主家的婦女，燒的全是過去做給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館供應的菜肴比起來別具一格，風味大異。餐館里的菜肴大抵帶一種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為「市場味」的流行口味，猶如罐頭食品那樣規格一律，帶有批量生產的統貨味道，而這些婦女提來賣的卻是精緻的家常菜肴。蘇州人是講究吃食的，地主紳士等有錢人家尤精於食事，即使尋常菜肴也都精美別緻。通常的紅燒牛肉，雞脯，蝦球，蔥烤鯽魚等並不名貴的品色，滋味都各有與眾不同的個性，和餐館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覺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頤。價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兩條蔥烤鯽魚，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幣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蝦球，半邊鴿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圓，也都是一二千元，頂貴的不超過五千，即後來一角至五角。總之，兩人對酌，花一萬元（一元）就很豐富滿意了。這些地主家的婦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雖已沒有質量較好的衣服，但都梳妝穿著整齊乾淨，言談舉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養的樣子。現在屈身於「提籃小賣」，楚楚可憐，確也令人矜憫。一個小姑娘因為常買她的菜熟悉了，談起來知道是初中學生，每天放了學才趕緊回家提菜出來賣。我給她點錢，她開頭堅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裡，才低聲說：「多謝！」雙眼泫然欲淚。她說她的菜都是「阿」（媽媽）燒的，並說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這點小菜不在話下。我們嘗的是蘇州大家巧婦的美食，這種機遇應當是空前絕後的，那些日子我們真過上了蘇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他接著說，他要給我提點忠告。說我資質不壞，也不是無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現在這樣東搞搞，西摸摸，「打游擊」一樣地打下去，將一事無成。他的語氣十分嚴厲，令我惶恐震悚。最後說，兩三天後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來，是專門為了同我說這句話，一個特殊的環境，讓我容易記牢。

我們粗略瀏覽了一下寺塔閣苑，在劍池邊作了少許停留，掃視了一陣摩崖后，就到旁邊的一個茶樓上當窗對茗剝瓜子，出門時，張維華就說今天要和我好好談談天，我猜想他有什麼事托我回上海后給他代辦，沒想到一坐下來他就娓娓地談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學經歷。如何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讀書，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學問，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著和一些知名學人的交往，我很感興趣地聽著；作為回報，我也自然不拘地談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談得都很懇摯。那時，次年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雖還不知具體將怎麼干，但形勢已很清楚，教會學校和私立大學大概都要歸併到國家院校去。他估計齊魯大學的最大可能是併入山東大學，後來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現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齊魯大學去。

護龍街，如今好像已叫人民路了，十分冷靜，汽車是絕對沒有的，間或有一二輛三輪車或黃包車。行人很稀少也都很悠徐，在街上溜達，安全是絕對放心的。幾乎沒有三層以上的房子，或是二層或是平房，顯得凋零和衰敗。

多次看戲，即使演員唱做不佳，我們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九-九-藏-書會》，扮關公的紅生唱笛腔時腔不圓不說，唱到半路竟斷了氣，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們實在不能再忍耐，這才半中間退席，此後再也不進戲院。在我慫恿下，我們改上書場。

與我同來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賈植芳教授和書法家、詩人、當時隸名于上海音樂學院的潘伯鷹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為在這幾個月里，我們幾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館，一起喝兩盅；禮拜六中午，則一起乘火車回上海，禮拜天又一同乘夜車回蘇州。幸虧當時還相當寬鬆，不然是有被視作「小集團」的危險的。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們搗蛋，一回到城裡，雨霽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時已是午刻，再回頭已無興趣，商量著只有下午這點時間，別處已不適宜，來蘇州幾個月，雖常在觀前街來回，但玄妙觀從未仔細觀光過，於是飯後逛玄妙觀。

張維華奉命來蘇州學習時，正在寫一部關於沿革地理的論稿，是一部大書；因到蘇州來而中輟，心裏老是挂念著寫到一半的稿子。那天聽書，有一段是《紅樓夢》里某一情節的開篇，首句是「秋到重陽秋氣深……」其中有一句黛玉嗔怪寶玉的「你哪有這麼多的閑工夫往我這裏擲」，很觸動了他的心境。出書場后，他不斷念叨著這句，喟然嘆道：「真是，那麼多閑工夫往這裏來擲……」當時他，我，誰也想不到以後還要浪擲掉不少不少的「閑工夫」，他的那部關於沿革地理的大書始終沒有完稿，1980年我去組稿時，只取回他的抗戰前在哈佛燕京社少量印行過的《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算是我們結交了一場的紀念。

硯台就更不值錢了，潘伯鷹只花上十萬（十元）買了一塊橢圓形的端硯，刻飾上乘，鐫有梁山舟的題識。聽說後來他送給了沈尹默。

以城市的建制史來說，除了楚國的郢都，即紀南城以外，蘇州城即闔閭城是長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國都了。史載闔閭城建於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這年份，是查書查來的，可張維華專治這一行，博聞強記，爛熟於心而隨口可以說出。我們住在平門裡，他就指著平門說，伍子胥攻打齊國就領兵從此門出發，要平掉齊國，故曰「平門」。並且說笑話：「這是你們江南人侵略我們山東的歷史見證。」又講了齊門的歷史，說是齊景公的女兒嫁給吳王闔閭的太子，也就是吳王夫差的長兄，不料嫁過來后，太子就死了。齊景公的女兒思鄉情切，號哭於此門，因號「望齊門」，略稱「齊門」。這些大概是附會之談，但我後來讀唐人陸廣微的《吳地記》，果然有此說法。

其實那天我們是從盤門一側入城的，胥門從來沒有找到過。但要做詩，湊合那意思，就只好附會一下，否則，第三句就沒有著落了。

蘇州可玩賞之處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園林三類。這三類當然每是重疊的。自然景觀中如果沒有歷史的人文內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靈岩這樣的山，別處也多的是，不很有出眾之處。它們之所以受人青睞，不僅在於它們挨近這座名城，更因為它們有歷史的風雲和風流痕迹，能供人發點思古之幽情，人傑然後地靈。

靈岩的寺宇、寶塔和各種詭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們的是館娃宮的遺址。什麼響廊、采香涇、脂粉塘之類，歷來為詩文所艷傳。其實說穿了是大煞風景的。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國語》上是記載著的，可說于史有據；但西施這個人卻查無實據，先秦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莊子》等雖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稱其美貌，但從不提到她和吳越戰爭的關係；《左傳》、《國語》有關吳越交戰的文獻則根本沒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漢代趙嘩的《吳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進獻吳王的事，或說她是採薪之女，或說她是浣紗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誰也說不清。人們是不但喜歡造神，也喜歡編造風流故事的，於是越說越真，把一件虛無縹緲的事說得有鼻子有眼，風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漢代以後的二千年來，故事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儼然成為史實。歷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舊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類，毀了又修，修了又毀，我們觀覽的時候，興趣倒不是所謂吳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歷代詩人文人所塑造裝潢過的傳奇意義了。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達，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終大抵是進戲院或書場。

我一愣，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滿天陰霾，其時學習已將結束，是最後一個禮拜天了。張維華說，來了一趟蘇州，連虎丘都不到，交代不過去。於是陪他上。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誠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