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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寫《圍城》

錢鍾書寫《圍城》

作者:楊絳
汪處厚的夫人使我記起我們在上海一個郵局裡看見的女職員。她頭髮枯黃,臉色蒼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淺紫色麻紗旗袍。我曾和鍾書講究,如果她皮膚白膩而頭髮細軟烏黑,淺紫的麻紗旗袍換成線條柔軟的深紫色綢旗袍,可以變成一個美人。汪太太正是這樣一位美人,我見了似曾相識。
看小說何需註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里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乾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裡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里辨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繫,而且是怎樣的聯繫。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儘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天風吹海水,屹立作山勢;浪頭飛碎白,積雪疑幾世。我常觀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沒骨,皺具波濤意。乃知水與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傑人,異量美能備。固哉魯中叟,祗解別仁智。
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儘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圍城》里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裏,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鍾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鍾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鍾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鍾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鍾書在香港下船九-九-藏-書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餘創作話劇。鍾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我們乘法國郵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國,甲板上的情景和《圍城》里寫的很像,包括法國警官和猶太女人調情,以及中國留學生打麻將等等。鮑小姐卻純是虛構。我們出國時同船有一個富有曲線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國人對她大有興趣,把她看作東方美人。我們在牛津認識一個由未婚夫資助留學的女學生,聽說很風流。牛津有個研究英國語文的埃及女學生,皮膚黑黑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她很美。鮑小姐是綜合了東方美人、風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摶捏出來的。鍾書曾聽到中國留學生在郵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說里的方鴻漸就受了鮑小姐的引誘。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
鍾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註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里,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里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註釋的,該是我了。
也許我正像堂吉訶德那樣,揮劍搗毀了木偶戲台,把《圍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落地都是硬紙做成的斷肢殘骸。可是,我逐段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並不是發現了真人實事,卻是看到真人實事的一鱗半爪,經過拼湊點化,創出了從未相識的人,捏造了從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驚喜之餘,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鏡」。鍾書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認我笑得不錯,也帶著幾分得意。
錢鍾書在《圍城》的序里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后話了。
李梅亭途遇寡婦也有些影子。鍾書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長者,旅途上碰到一個自稱落難的寡婦;那位朋友資助了她,後來知道是上當。我有個同學九*九*藏*書綽號「風流寡婦」,我曾向鍾書形容她臨睡洗去脂粉,臉上眉眼口鼻都沒有了。大約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湊出來一個蘇州寡婦,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是好人」等等妙語奇文。
以上我略敘鍾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註解。
至於點金銀行的行長,「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見的無錫商人,我不再一一註釋。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后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鍾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范小姐、劉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紹。孫柔嘉雖然跟著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未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一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裡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麼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醜;沒什麼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裡,又從城裡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芸芸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夫婦。孫柔嘉聰明可喜的一點是能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一張紅嘴唇。一個年輕女子對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會有這種尖刻。但這點聰明還是鍾書賦與她的。鍾書慣會抓住這類「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個人聲音里的「扼要」,由聲音辨別說話的人,儘管是從未識面的人。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裡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里有一聯:「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里,包括鍾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鍾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鍾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九九藏書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小說里只提到游雪竇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鴻漸、李梅亭等正忙著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見可捏造的事豐富得很,實事盡可拋開,而且實事也擠不進這個捏造的世界。
楊絳(1911~),江蘇無錫人,女作家、文學翻譯家。著有《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我們仨》等作品。
我愛讀方鴻漸一行五人由上海三閭大學旅途上的一段。我沒和鍾書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認識,沒一人和小說里的五人相似,連一絲影兒都沒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見過:床上大紅綢面的被子,疊在床裡邊;桌上大圓鏡子,一個女人脫了鞋坐在床邊上,旁邊煎著大半臉盆的鴉片。那是我在上海尋找住房時看見的,向鍾書形容過。我在清華做學生的時期,春假結伴旅遊,夜宿荒村,睡在鋪乾草的泥地上,入夜夢魘,身下一個小娃娃直對我嚷:「壓住了我的紅棉襖」,一面用手推我,卻推不動。那番夢魘,我曾和鍾書說過。蛆叫「肉芽」,我也曾當作新鮮事告訴鍾書。鍾書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詩寄我。他和旅伴遊雪竇山,有紀游詩五古四首,我很喜歡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為真人實事和小說的對照。
方翁也是個複合體。讀者因為他是方鴻漸的父親,就確定他是鍾書的父親,其實方翁和他父親只有幾分相像。我和鍾書訂婚前後,鍾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鍾書的信,大為讚賞,直接給我寫了一封信,鄭重把鍾書託付給我。這來很像方翁的作風。我們淪陷在上海時,他來信說我「安貧樂道」,這也很像方翁的語氣。可是,如說方翁有二三分像他父親,那麼,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還有幾分是捏造,因為親友間常見到這類的封建家長。鍾書的父親和叔父都讀過《圍城》。他父親莞爾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們沒看見。我們夫婦常私下捉摸,他們倆是否覺得方翁和自己有相似之處。
可能我和堂吉訶德一樣,做了非常掃興的事。不過,我相信,這來可以說明《圍城》和真人實事的關係。
有兩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來,未加融化,因此那兩位相識都「對號入座」了。一位滿不在乎,另一位聽說很生氣。鍾書誇張了董斜川的一個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談吐和詩句,並沒有一言半語抄襲了現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並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誇張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項,九_九_藏_書逼我一一批分數,並排列先後。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心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鍾書)『年少翩翩』,你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我初識鍾書的時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後來我稱讚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褚慎明也是個複合體,小說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以巴黎時的同伴,他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一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一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一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麼談談話。有一晚,我們一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一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慕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你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鍾書說:「別給蜘蛛精網在盤絲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鍾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鍾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鍾書把褚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髮出來的。
錢鍾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鍾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併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鍾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后,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鍾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覆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九九藏書,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一首七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託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惘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蘇小姐也是個複合體。她的相貌是經過美化的一個同學。她的心眼和感情屬於另一人;這人可一點不美。走單幫販私貨的又另是一人。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鍾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蘇小姐的丈夫是另一個同學,小說里亂點了鴛鴦譜。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鍾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裡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山容太古靜,而中藏瀑布,不舍晝夜流,得雨勢更怒。辛酸亦有淚,貯胸敢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無言,遠役喜一晤。微恨多遊蹤,藏焉未為固。衷曲莫浪陳,悠悠彼行路。
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鍾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裡看事,從他的心裏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麼,錢鍾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鍾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鍾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趙辛楣是由我們喜歡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鍾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楣,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楣的經歷。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准也會說:「趙辛楣,就是我。」
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願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麼,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后,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後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意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