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這個詞兒來自西方，不是我國所固有，咱們也不必考據這個詞兒的語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個大致共通的概念。總之，咱們決不把通過考試的辦法選出一批人來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們決不把一家老闆店，因為他選用了張三李四等人做夥計，就認它是公司組織。在傳統政治上，做官只是當夥計。夥計之上有個老闆在，就是皇帝。漢唐盛世也罷，叔季衰世也罷，皇帝總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無非像聰明的畜牧家一樣，給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擠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敗家子的行徑，只顧一時的縱慾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業盡量糟蹋，結果至於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眾的立場，為民眾的全體利益著想，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如今咱們心目中的民主卻是真正的「公天下」，全體民眾個個是老闆，成個公司組織，決不要一個人當老闆，由一批夥計來幫他開店。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國的傳統政治認為咱們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過了份，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強強加上「中國式的」四個字，以便含混過去。至於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說得委婉九*九*藏*書些，可以借用《莊子》里所說的，「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得直捷些，就是他們想做官，為了想做官，寧可違犯幾個月以前發布的《審查圖書雜誌條例》中「不得歪曲歷史事實」的條款。

時代過去了，皇帝沒有了，國家的名號也換過，改稱民國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還是在那裡養成一批夥計，看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還是一副夥計的嘴臉。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實現，民眾能不能做成老闆的問題。到機緣成熟的時候，就會來這麼一個激變，那時候，該實現的實現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識分子守著傳統的夥計精神，以不變應萬變，卻是絕對沒有安身立命的餘地的。

有些研究歷史的人說我國的傳統政治是「中國式的民主」，他們的論據是：我國的傳統，政府中的官吏完全來自民間，既經過公開的考試，又把額數分配到全國各地，並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陸續參加進來，由此可見我國政府早已全部由民眾組成了。

做官也著實不容九*九*藏*書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算到了頂兒尖兒了。而且，在前面所說那些研究歷史的人看來，宰相制度是「中國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現。他們說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領袖，皇帝的詔命非經宰相副署，不生效力，於此可見皇帝並不能專制。然而，單看漢朝一代，丞相因為得罪而罷黜的，被殺的，自殺的，就有不少。皇帝這個老闆是很難侍候的，規諫他過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語說「伴君如伴虎」，實在不算過分。所以二疏勇於早退，傳為千古美談。某人終身不仕，值得寫在傳記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這不是說他們看透了皇帝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當皇帝的夥計，去侵害民眾的利益，只是說他們比一般知識分子乖覺些，能夠早早脫離危險，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險罷了。一些高蹈的詩歌文章大抵是從這樣來的。元朝人寫些曲子，極大一部分表示看輕利祿的思想，骨子裡只是說明了在異族入侵的時代，皇帝的夥計更不容易當，或者你想當也當不上。

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做皇帝的。歷代打天下的與篡位的，都不是知識分https://read.99csw.com子。這因為知識分子沒有實力，他註定是個夥計的身份。既然註定當夥計，即使他胞與為懷，立志要為民眾的全體利益打算，碰到老闆這一關，就只好完全打消。張橫渠的「四句教」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單看第四句，他說要為萬世開太平。什麼叫太平？依咱們想來，該是指民眾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眾不是空空洞洞的一個概念，是張三李四等無數具體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說白話，是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確確實實夠得上標準。試想，張三李四等無數具體的人的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確確實實夠得上標準，這樣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夥計們所能容許的嗎？這樣的太平真箇「開」了出來的時候，還有皇帝和他的夥計們存在的餘地嗎？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學家的口頭談說，心頭念誦，而太平始終開不出來，歷代的民眾始終在苦難中過活。

能夠幫助皇帝的是好夥計。皇帝要開道幫他開道，要聚斂幫他聚斂，要提倡文術就吟詩作賦，研經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說孝怎樣怎樣有道read.99csw.com理，這些人所得的品評雖然未必全好，可是在當時總可以致身顯貴，不愁沒有好的享受。然而與民眾的全體利益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從民眾的全體利益出發，他們只是幫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馬光編了一部史書，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資治」，不是說這是皇帝的參考書嗎？司馬光當然是個好夥計。還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沒有能夠推行。而今人卻認他為大政治家。現在不問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單問他計劃他的新政，到底為宋室打算，還是為民眾的全體利益打算？想來也只能說他是宋神宗的一個好夥計，而不是代表什麼民眾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論做得好做得壞，只能站在皇帝的一邊。站在皇帝的一邊，自然不能同時站在民眾的一邊。武斷一點說，我國歷史上就不曾有過站在民眾一邊的官。

用考試的辦法選出一批人來做官，當皇帝的夥計，就說這是民主，那是小孩兒也騙不動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騙這麼一騙，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放過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不談，且來談談做官。自古以來，做官好像是知識分子的專業，固然很有些官兒並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是知識分子的共同目標就是做官卻是事實。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個老闆，當他的夥計，幫他的忙。「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闆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樣的人物，雖然時代不同，不會有現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觀念，可是由於他的仁心，不能不說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箇找到了個信用他的老闆，就不能不處於夥計的地位，為老闆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損害老闆的利益。而那老闆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闆是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的。所以「致君堯舜上」只成為自來抱著好心腸的知識分子的夢想。堯舜當時是否顧到民眾的全體利益，史無明文。咱們只知道一般歷史家的看法，堯舜而後再沒有比得上堯舜的皇帝。夢想不得實現，於是來了「不遇」的嘆息，來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學。這是說，沒有老闆用我，我找不到個合式的老闆，我就不預備當夥計就是了。那當然與老闆毫無關係，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樣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