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麼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牆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裏，理所當然。這裏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色、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8月下旬。

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志都發了言。不發言是不行的。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後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志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麼？」我發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裡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麼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幹部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麼罪名，給一個什麼處分都行，只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九-九-藏-書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只是那一些，只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志，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裡，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幹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裏的還有另外幾個人），並沒有在全體職工面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只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並未受到歧視。

丁玲同志曾說她從被划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麼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老右派，新表演」。

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

這裏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我連妝都沒卸乾淨，就上了車。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於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間，有人來外調，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註：

1962年初，我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伸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九*九*藏*書。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只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只是角色。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該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麼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發往軍台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己並不去，只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台充數）。我於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硃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1959年底給我們幾個人作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后，經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受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我想起金聖嘆。金聖嘆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而聖嘆于無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說這不可靠。金聖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我搞了一些時期「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九九藏書

批判的同志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污衊到了什麼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只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裡。我想辯解兩句，行么？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中國大概永遠沒有費厄的時候。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辨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麼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志應予表揚。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著露水，到試驗田裡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里，對著花描畫。我曾經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只記得兩句：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指標不夠。划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麼人規定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我們在下面也有文娛活動。這裏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乾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九_九_藏_書，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巍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1957年我曾經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範圍內開了幾次會，發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後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志到河南林縣調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卧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享受「高幹」待遇了。第一次坐軟卧，心裏很不安。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像，如想到將來渠里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嶽嵩山。這裏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面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裏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見過這條河，以後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彆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初干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不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干。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干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坡。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乾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緻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面、葉背都read.99csw.com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梢，完全不像是葉子……）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車。

一直到1979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並向經辦我的專案的同志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志說：「別說這些了吧！20年了！」

「隨遇而安。」

1958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塗，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里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後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作了充分的準備，只是本人還蒙在鼓裡，什麼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願這種暗算以後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110，高壓170。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正常的，90～130。我覺得衛生部應該發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農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松鶴圖，色調古雅，這裏的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裡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林牧副漁多種產品，上面一律用圓規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里給我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