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裙
我對外公的最後印象是去年春節的時候，他坐在老舊的躺椅上，吃一個橘子，因為沒有牙齒而吃得分外困難。我和他甚至都沒有好好告別，就匆忙地見了最後一面。
我開始找各種理由迴避去看他，比如忙，比如不舒服，我很怕看見他，很怕看見他從一個睿智聰明邏輯嚴密的人，成了一個胡言亂語行動無法控制的人，我很怕看見他眼神裏面的茫然——不是冷漠，而是什麼都無法感知以及對任何事物都不再在乎的茫然。
我高考之後去了香港，也有一半是因為我外公的支持。
他不再挑剔外婆燒的菜，不再嚷嚷著要吃燒得皮入口即化的紅燒肉，他乖乖地由外婆喂著，外婆說「啊」，他就張開嘴。
我翻開來看，筆記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寫滿了批註，有些批註是紅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看起來是匆忙寫下的。
「拿著這錢，去多學點知識，多讀幾本書，多寫幾篇好文章。」他特別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甚至還像對待大人般握了握我的手。
外婆在後面看到，已經有點紅了眼眶：「你們外公吃穿用度都不在乎，唯有學知識學本領是最看重的。」
那張搖椅因為用了很久，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卻有一種好聞的陽光的味道，我偷偷摸摸地戴上外公綁了很多透明膠的老花眼鏡，還嫌不過癮，就把外公的放大鏡也拿過來，一會兒照照螞蟻一會兒照照蝴蝶，那時候我覺得能拿著放大鏡是一件特別威風的事情。
同學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這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因為熱愛寫作而成為別人眼中的「怪胎」和「另類」。
媽媽說我冷漠，她說，你見一面就少一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再也看不見他了。
最後一面是在火葬場里。那時候我正在做一個很重要的項目，部門裡面請不了假。
在他的生命消逝之前的好多年，他的聰明，他的敏銳，他的思考就已經消失了，就像海浪淹沒過沙灘，一切的一切都無跡可尋，像是從未存在過。
外婆說，要不就不要回來了，一片心意到了就可以。
我安慰媽媽說，他曾經是這麼聰明的人，一定無法忍受自己的健忘和失憶，或許他也會覺得，天國才是最好的歸宿。
好在解放之後，新中國有了公費去蘇聯留學的名額，他過五關斬六將，帶著眾人的艷羡和期望，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並且從此由大家都瞧不起的窮孩子成了人人都尊敬的工程師。
我小時候是醫院的常客，醫院里上上下下從兒科主任到扎針的護士全部都認識我。
我說不行，我雖然不是孝順的小孩，但也做不出這麼沒良心的事情。工作丟了可以再找，但這一次不見，就再也見不到了。
當我終於起身告辭，他突然像個發現新玩具的孩童一樣九*九*藏*書指著我的紅色連衣裙，大聲吆喝著讓外婆也過來看。
媽媽說，無論他是痴還是傻，無論他能不能說話能不能穿衣服，他總歸還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而現在，他就再也再也，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無論你喊多少次外公，都沒有人會答應你了。
入殮師的化妝使這張臉白得都有些失真，而那皮包骨頭的容顏，讓我第一次清晰地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個月深受腦梗困擾，在昏迷中，慢慢耗盡了人生的養分，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他開始變得惱人，開始成為我們的負擔。尤其是剛開完刀的外婆，日日夜夜都要守在他後面，怕他忘記關煤氣中毒而亡；怕他出門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怕他忘記吃藥；怕他被騙子騙去剛發的退休工資。
外公在世的最後幾年深受艾森海默症折磨，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丟失了記憶和理智，言行舉止都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這個他最寵愛的外孫女，因為常年不在他身邊，也被逐漸遺忘了。
我去告訴媽媽，媽媽說，別管他，他年紀大了，最近開始有些老糊塗了。
他說：「文文將來是要做大作家的。」
自從看到我穿紅裙子的那次之後，他再也沒有叫出過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還能不能認出我。我去他家，他有的時候會分出些眼神來望著我，更多的時候只是漠然。當然，能不能認得我已經不太重要了，他頭髮幾乎掉光了，牙齒已經所剩無幾，背駝得像口陳舊的大鍋，走路的時候就算扶著樓梯還常常打個趔趄。他失去了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常常在凌晨醒來，常常歇斯底里地大叫，常常在深夜裡突發奇想要去他過去打太極拳的花園看看，常常以為自己還在實驗室里，對並不存在的學徒們發號施令以無人可以理解的內容。
我生活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裡已經到了第八個年頭，什麼磨難波折都經歷過，自以為刀槍不入，卻未曾想到還是有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被狠狠擊中，酸楚得連眼淚都流不出來的瞬間。
二十多年前，我像崇拜超人一樣崇拜著外公，我模仿他的一舉一動，學著他把手背在身後走路，學著他吃面時候呼哧呼哧吸麵條的樣子，他走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裡。
他喜歡給我講他在蘇聯留學的日子時的事情，喜歡給我念西方作家的小說，我常常好奇地問他「魚子醬有沒有爆米花好吃」，「漲潮落潮是什麼樣子」，他總是摸摸我的頭，說：「等你長大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好好學習的話，等你長大了，就能去看很大很大的世界，見識很多很多的風景，認識很了不起的人。」
他腦中的橡皮擦抹去了他的記憶，但他在我人生中的影響，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磨滅。我只希望我可以變成他所hｔｔｐｓ://ｒｅａd.9９csｗ•ｃｏｍ期望的樣子，可以一直努力向前奔跑著，成為越來越好的自己——直到有一天我和他在天國相見。
老師給我的批語是「要腳踏實地」。
「文文穿這條裙子真好看。」他手舞足蹈地說道，回過頭去看了看外婆，又用期望得到肯定的語氣重複了一遍：「真好看。」
我真的如願以償出了書，獻寶一樣拿去他的床前，但他已經連我的名字都不認得。我看著他的茫然，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逝去。
他耳背又固執地不肯戴助聽器，我叫了很多次「外公」，最後一次幾乎帶了哭腔，他仍然無動於衷。他一忽兒喃喃自語，一忽兒神經質般站起來走動，眼神空洞疏離，沒有一次落在我身上。
外公年輕的時候是遠近聞名的才子，十里八鄉只有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但是因為家裡貧困，他只能留在老家上一所不知名的大學。
於是我在哀樂聲里，看到了被平放在棺材里的外公，那張臉安詳平靜。
他終於放棄了顛倒地拿著報紙試圖閱讀，終於放棄了瞞過外婆偷偷外出。他不再會講英文，不再能寫一手雋永的蠅頭小字，不再能和我們侃侃而談政治和經濟。他接受了自己的無能，他開始呆坐在家裡陳舊的客廳里，也不開燈，從白天一直坐到晚上。
我第二次回家，看到他在和外婆爭吵，外婆罵他每天晚上起來上廁所都不記得關燈，他看到我來，有些不好意思，嘴唇翕動了幾下，小聲爭辯道：「我明明記得關了的。」
我還是按部就班並且俗不可耐地長大了。進省重點中學，參加奧數比賽，選修了物理和化學，就像周圍人期望的那樣。
外婆嘆了口氣，要拉著他去看客廳里還開著的燈，他愛惜面子，犟著不肯去看。
但是他仍戴著老花眼鏡，舉著放大鏡，皺著眉頭，用手指點著每一個字，一板一眼地「看」著。
沒有人知道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個月受到了怎樣的苦難，不知道他痛不痛，難受不難受，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折磨讓他瘦成這個樣子。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在飽受艾滋海默症折磨的時候，他的心裏是怎麼想的，會不會因為突然想不起某一個單詞而沮喪，會不會因為連襪子都穿不正確而羞愧，會不會想要抓住生命里的什麼卻最終只能看著一切如流水般在指縫中溜走。
無法挽回，萬劫不復。
我甚至開始不屑於把我的隨筆本給他看，我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獎，有更「高級」更「專業」的編輯負責看我的文章。
「寫得很好，繼續努力，」他拍拍我的肩膀，「等你出書了，我讓我的老同學們每人去買一百本。」
「好什麼好，一定是抄的。」大家鬨笑著，把我的本子踢到花壇外面，落在一片雨後的泥濘里。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做一個勇敢的九九藏書人，一個在歲月的磨難面前披荊斬棘仍然面帶笑容的人，一個在苦難面前有肩膀有擔當的人，一個，不會令他失望的對社會有用的人。
很多個陽光微醺的午後，外公在老房子大陽台的搖椅上教我英文字母和九九乘法表，外婆偶爾會探進頭來讓他去買點油鹽醬醋，他卻常常因為沉浸在思考中而忘記。他對於所有學術研究以外的事情都不擅長，對於花要不要澆水，烏龜要不要餵食之類的瑣事也不大上心，他唯一露出笑容的時候，就是他曾經的學生來看望他，或者我新背出了一首唐詩的時候。他永遠穿著那一件洗到發白領口垮下來像開了V字領的汗衫，拿著裂了幾道細紋的放大鏡在搖椅上讀書，拿著裂開之後露出半截筆芯的紅色圓珠筆，在他讀過的地方留下一水兒蠅頭小楷的筆記。
媽媽和爸爸因為工作忙得連軸轉，外婆自己身體也不好，我坐在床邊，給他念我新發表的文章的內容。那個時候，我開始在雜誌上寫關於背包游歐洲的專欄，我跟他說法國的甜食，義大利人的熱情，西班牙弗朗明哥女郎的奔放。我讀著讀著，他就睡著了，頭一點一點，被子外露出乾枯精瘦的手。他猛然驚醒，覺得不好意思，靦腆地笑著說：「真好，真好，文文寫得太好了，什麼時候能出本書就好了。」
我可以料到他會喜歡那條裙子，因為小時候他總是在新年給我買老氣又厚重的紅色大衣，做紅色的兔子燈籠給我提著，瞞著媽媽給我吃大紅色的糖葫蘆。但我卻沒有料到，那一次，是他最後一次叫我的名字。
非常普通的紅色裙子，棉布質地，及膝長度，胸部有刺繡圖案，裙擺有細微的褶皺。它曾經擁有的鮮艷熱烈的顏色也因為一次次的洗滌而變得黯淡，因為長期被壓在衣櫃底，慢慢有了樟腦丸的氣味。
我將那條紅色的裙子小心翼翼地打包帶去了新家。手機里有一張我穿著這條裙子和外公在飯店照的合影，那是我和他最後的合影。手機里還有另外一張照片，是爸爸在他腦梗住院前兩天拍下的。爸爸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拍那張照片，只是覺得外公難得安靜地呆在沙發上，像是回到了從前他還有清醒意識的時候。那是外公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後的影像。
我回家的時候，我就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露出毫無安全感的眼神。
我上小學的第一次考試得了雙百分，他比我爸爸媽媽都高興，又帶我去吃巷口老爺爺爆的爆米花，又給我做麥芽糖，甚至還去全市唯一一家肯德基給我買了一個漢堡。他覺得我孺子可教，欣慰地將我帶到他的書房裡，給我買了小塑料椅和小書桌，像傳授獨門秘笈那樣慎重地把書櫃的鑰匙遞給我。
結果他在臘月里穿著單衣就溜出了門，得了
九-九-藏-書重感冒，住在醫院里。
外公在很多時候都會縱容我，瞞著媽媽給我糖吃，在我弄髒了新衣服被外婆罵的時候幫我求情，帶我上街的時候從貼身口袋裡掏出一張張簇新的票子給我買玩具，唯獨在學業上對我非常嚴厲。
我難得有假期回家，風塵僕僕去看望他，他兀自坐在嘎吱作響的舊搖椅上，雙眉微蹙，眼神迷離，他望了我很久很久，帶著點私人領地被陌生人闖入的慍怒，然後低下頭去繼續玩他手裡的一顆紐扣。
我因為課業的原因很少去外公外婆家了，變成他們來我家給我做飯。
一語成讖。
我翻遍了每一個角落，再也找不到其他和外公相關的東西。小時候他覺得我吃水果太少，總是在我的書包里塞滿各種水果，有的時候是蘋果，有的時候是梨，有的時候是桃子，但這樣的事，永遠都不會再發生了。
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也造就了現在的我。它就像一條河流的源頭，載著我去我想要到達的遠方。
趁著我去廚房盛湯，外公偷偷來到我身邊，在圍裙上擦擦手，從貼身衣服里掏出我的隨筆本遞給我。
在飯桌上，外公依然興緻勃勃地問我在大學裏面學了什麼，英文口語過不過關，有沒有發表新的小說。媽媽拿出我最新發表的作品給他，他抿了一口白酒，興緻勃勃地念起來，一切看起來都那麼正常，歡聲笑語，其樂融融，除了他在念的時候，偶爾會因為忘記某個字怎麼讀而卡殼。
我至今還記得冬天的時候十點鐘下晚自習，一開門已經有薑茶送到手上，煤氣爐上正煨著一鍋紅燒羊肉。
諸如「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話，別人說來都像說教，他說起來，卻分外有說服力。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省心的乖巧的外孫女，這筆債也是無法還清了。
他說，要當一個大作家，就先要看到這個世界有多大。
我最終還是沒有掉一滴眼淚。小時候每次打針，只要我不哭，外公都會給我一塊當時還很昂貴的花生糖。
我猶豫著要不要收。他穿的棉毛褲上的布丁摞著布丁，已經連最初的顏色都看不出，但拿錢給我的時候，卻絲毫沒有心痛之意。
初中的時候老師讓大家寫未來的願望，寫要考上清華北大的人被表揚志向遠大，我說我要去看很大很大的世界，然後寫一本書讓很多人都讀到，讓他們把我的文章當成範文來摘抄，於是滿堂鬨笑。
那是去年的聖誕節，我打包行李準備搬家，突然發現了一條很久沒有穿過的紅色連衣裙。
但曾經無所不能的外公已經老了，老到同一個故事今天講了一遍，明天又講了一遍。他每次半帶央求地問我去不去他的書房坐坐，但我一聽到他講起「想當年」，就不耐煩地跑開去上網了。
大三那年我去了法國，一年多都沒有回家，再回家的時候，他已經確鑿九-九-藏-書無疑地患上了艾滋海默症。
他一開始只是健忘，比如忘記什麼樣的天氣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忘記家樓下的開門密碼是多少；忘記共事了很多年的同事的名字；忘記我們剛才對他說過的話。
他說：「文文不哭，文文最勇敢了。」
火葬場的休息室里，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個女孩兒的親屬，他們捧著的棺材盒上貼著一張年輕爛漫的臉龐，他們每個人都哭得死去活來，哀嚎遍野。
他生命里最重要的東西正在緩緩流逝，我們無論做什麼，採取什麼措施，都無法阻止這種逝去。世界日新月異地在前進，而我親愛的外公，卻被落下了。
也是因為如此，我童年的活動範圍非常小，認識的人也很有限，爸爸常年都在外地外國出差，媽媽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家裡，有時間陪著我玩的，就只有外公。
「他們都是嫉妒你。」外公用非常有說服力的口吻對我說，那時候連我媽都開始干預我看閑書和寫作，他自告奮勇幫我把我的小說藏到了他的枕頭下，被發現之後又轉移到了米缸里。
我去香港的前一周，外公把我拉到角落裡，偷偷摸摸塞了一個布包給我。我一打開，裏面是一大堆錢，既有嶄新的連號的百元大鈔，也有又臟又舊的毛票。
但充滿諷刺意味的是，命運之於外公的殘酷，是將他最引以為傲的知識和頭腦一點一點剝奪。
他找不到心裏想說的那句話的時候，開始變得暴躁，易怒，他用發火來隱藏他的緊張和手足無措，他死活都不肯穿上外婆要他穿的棉襖，他死活都不肯戴上助聽器，他死活都不肯在口袋裡放上家裡的住址和電話。
外公是無所不能的。我仰著臉望著他抿著嘴角翻看報紙，望著他戴著老花眼鏡在書上寫下一溜蠅頭小字。我常常霸佔他膝頭的位置想要和他一起看報，但我還沒找出來幾個我認識的字，他已經翻到了下一頁。他去澆花，或者去收衣服，我都搬著小板凳跟在他身後唯恐被落下，有的時候他一下子把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專用的搖椅上，用鬍子扎我的臉，給我喝兩口他杯子里的茶，茶又濃又苦，我一邊皺著眉頭一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著，一邊還咯咯笑個不停。他則用粗糙的大手拍著我的背，給我講故事。
考試考砸了我媽拿起掃帚就要打我的時候，外公像一座山一樣巍然挺立，把我護在身後。
我不服氣，每天都躲在被窩裡看書，在小本子上寫小說，一個夏天過去捂出了一身痱子，竟然也寫了三四萬字。我獻寶一樣拿去學校里給同學看，大家把我的本子當球一樣踢來踢去。有一個小夥伴終於出聲說：「我覺得她寫得還蠻好的。」
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次回家，看到他靜靜地坐在躺椅上，我躡手躡腳走過去，想看看到底是什麼文章讓他專註至此，卻發現他把報紙都拿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