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覺得不像小說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憶就清楚地表達了她小說寫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這「四不要」其實是有點驚世駭俗的，因為她不要的東西正是許多作家竭力追求的東西，是文學持續發展、花樣翻新的趨動力。我們設想著卻設想不出抱著這一理想的王安憶會走多遠。現在讀王安憶這些年的作品，發覺我們這一設想的方向錯了。小說這一形式，在漫長的歲月里，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本身已經走得夠遠了，甚至遠得過度了，它腳下的路恐怕不單單是小路、奇徑，而且說不定已經是迷途和險境。所以王安憶不是要在已經走得夠遠的路上再走多遠，而是從狹窄的獨特性和個人化的、創新強迫症（「創新這條狗」在多少創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後退，返回小說藝術的大道。

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文學，從它初生之時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文學，它的發起者和承繼者是轉型過來的或新生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學促進國家和民族向現代社會形態轉化並表達個人的現代性意識和意願的方式。今天回過頭去看，在這樣一種主導特徵下，新文學作品的敘述者于諸多方面就顯示出了相當的一致性，就是這種一致性，構成了今天被稱之為「宏大敘事」的傳統。舉鄉土文學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諸多作家在描述鄉土中國的時候，自覺採取的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標準和態度，他們的眼光都有些像醫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們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看到這一片鄉土在文明之外。其實他們之中大多出身於這一片鄉土，可是由此走出，經受了文明的洗禮之後，htｔpｓ://ｒｅａd•9９cｓｗ.cｏｍ再回頭看本鄉本土，他們的眼光就變得厲害了。不過，在這一敘事傳統之內的鄉土文學，與其說描述了本鄉本土的形態和情境，倒不如說揭示了現代文明這一鏡頭的取景和聚焦。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鄉土生活，對本鄉本土懷抱著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當他們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並且只是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這一片鄉土的時候，他就變得不能理解自己的鄉土了——如果不能從鄉土的立場上來理解鄉土，就不能理解鄉土。

說了這麼多，本意只是為了以一種敘事傳統與王安憶的小說相對照，這一對照就顯出王安憶平平常常敘述的作品不那麼平常的意義來：從中我們能夠看到，她發現了或試圖去發現鄉土中國的文明；而若以上述敘事傳統的眼光看來，這樣的鄉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顯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種文明：西方式的，現代的，追求進步和發展的外來文明，而對於鄉土文明，卻真的說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說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說的傳統規範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于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里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麼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說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庄」和自由、美麗地表達著「我們庄」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著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說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說的形態空間化九九藏書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敘述只是在不斷填充著這些空間：「我們庄」、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後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敘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大大得力於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複數敘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敘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說，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敘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並非消失了，而是隱退到「我們」之中。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問，「我」從「我們的村莊」，還有「我們團」、「我們」暫時安頓身心的城市、「我們」經歷的那個時代，找到了什麼？

《文工團》也寫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掙扎求存的能量左衝右突，卻總是不得其所。「文工團」是革命新文藝的產物，可是「我們這個地區級文工團的前身，是一個柳子戲劇團。」新文明的團體脫胎于舊文明的戲班子，譬如說其中的老藝人，他們與生俱來的土根性，他們代代承傳的老做派，將怎樣委屈求全地適應新文藝的要求，而在歷經改造之後卻又脫胎不換骨？這個由老藝人、大學生、學員、自費跟團學習的等帶著各自特徵的人員雜糅組成的文工團，在時代的變幻莫測中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終於撐持到盡頭。

於是在王安憶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我們讀到了內在的舒緩和從容。敘述者不是強迫敘述行為去經歷一次虛擬的冒險，或者硬要敘述行為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新的可能性。不，不是這樣，敘述回歸到平常的狀態，它不需要刻意表rｅaｄ•99csw.ｃｏm現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當「寫什麼」和「怎麼寫」孰輕孰重成為問題的時候，「偏至」就難免要發生了。而在王安憶這裏，敘述與敘述對象是合一的，因為在根本上，王安憶秉承一種樸素的小說觀念：「小說這東西，難就難在它是現實生活的藝術，所以必須在現實中找尋它的審美性質，也就是尋找生活的形式。現在，我就找到了我們的村莊。」（《生活的形式》）

所以並不奇怪，我們的鄉土文學常常給人以單調、沉悶、壓抑的印象。民間的豐富活力和鄉土文明的複雜形態被敘述者先入為主的觀念遮蔽了，被單純追求現代性的取景框捨棄了。不過仍然值得慶幸，所謂「宏大敘事」從來就不可能涵蓋全部的敘述，我們畢竟還可以看到沈從文的湘西，蕭紅的呼蘭河，乃至趙樹理的北方農村，這些作品畢竟呈現出主導特徵和傳統控制之外的多種有意味的情形。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這樣的作品相比較，張煒的膠東鄉村生活回憶錄把一種自然的、野性的民間生命力張揚得淋漓盡致，它的背後是一種抒情的態度，那野歌野調的唱者不僅投入而且要和歌詠的對象融合為一；王安憶的淮北鄉土文明志則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後是分析和理解的態度，因而也是隔開一點感情距離的。這樣一種經過漫長歲月淘洗和教化的鄉土文明，遠離都市，又遠非自然，有著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麼讓人喜歡的，可是必須細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規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這人性為了合理的生存，不斷地進行著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價，卻是真心九九藏書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詩情的，可在它的沉悶之中包含著理性。」立基於這樣寬厚、通達、有情的認識，《姊妹們》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鄉村少女寫得那麼美麗活現，又令人黯然神傷。

一九九六年，王安憶發表了頭年完成的《姊妹們》，接下來，一九九七年發表《蚌埠》、《文工團》，一九九八年發表《隱居的時代》，到一九九九年，在與《喜宴》、《開會》兩個短篇一塊兒發表的短文里，她明確地說：「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呈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於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漫流的自由的形態。」（《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王安憶甚至發現，在被普遍視為保守的、自足性極強的鄉土文明中，其實潛藏著許多可能性和強大的洇染力，譬如對並非出自這種文明的人與事的理解和融匯。《隱居的時代》寫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農村的醫生。王安憶在文中說，「當我從青春荒涼的命運里走出來，放下了個人的恩怨，能夠冷靜地回想我所插隊的那個鄉村，以及那裡的農民們，我發現農民們其實天生有著藝術的氣質。他們有才能欣賞那種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環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們也有才能從紛紜的現象中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獨特。」你看接下來描述的「兩種文明」的奇遇：「現在，又有了黃醫師，他給我們庄，增添了一種新穎的格調，這是由知識，學問，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純凈心底，還有人生的憂愁合成的。它其實暗合著我們庄的心意，像我們庄這樣一個古老的鄉村，它是帶有些返樸歸真的意九九藏書思，許多見識是壓在很低的底處，深藏不露。它和黃醫師，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卻達成了協調。這種協調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親熱，往來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適的，有些滑稽，就像黃醫師，走著那種城裡人的步子，手裡卻拿著那塊香噴噴的麥麵餅。這情景真是天真極了，就是在這天真里，產生了協調。有些像音樂里的調性關係，最遠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時又是最遠的。」

這期間王安憶還在寫著另外不同類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憂傷的年代》和斷斷續續進行著的長篇《屋頂上的童話》，等等。這些作品不僅與上述一組作品不大一樣，而且各自之間也差異明顯。這裏我們暫不討論。且讓我們只看看那一組不少人覺得不像小說的小說。

正是在這種一般性的認知情形中，王安憶的小說成為一種不被視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載體，成為一種探究和理解，一種述說和揭示，一種鄉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們》是怎樣開篇的嗎？「我們庄以富裕著稱。不少遙遠的村莊嚮往著來看上一眼，這『青磚到頂』的村莊。從文明史的角度來說，我們庄處處體現出一個成熟的農業社會的特徵。」——這就是了。

《隱居的時代》還寫了插隊知青的文學生活，寫了一個縣城中學來歷特殊的老師們，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在大一統的意志下和荒漠時期，精神需求，對美的敏感，知識和文化，潛藏和隱居到了地理的夾縫和歷史的角落裡，這樣的夾縫和角落不僅使得它們避免流失散盡，保留下相傳承繼的文明火種，而且，它們也多多少少改變了他們棲身的所在——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裡，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鄉的醫療隊和黃醫師，「它微妙地影響了一個村莊的質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