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比我們想象中更嚴重。一共有4個孩子因煤氣中毒而同時去世。他們是同學，其中三個女孩，包括心雨，都是常德津市縣人，還有一個孩子，是其中一個女孩的男朋友。

我沒有耐心聽下去，去了一趟殯儀館。心雨就躺在大廳中央，玻璃盒子罩住了她。一群同學圍著她，喊她醒過來。我慢慢走過去，看到了她，跟平時的樣子區別不大，我想她肯定還是那麼可愛，同學們都很喜歡她，關心她，那個撬門的女孩撲在棺罩上哭暈了過去。

似乎沒住幾年新房，三媽就得白血病去世。那段時間，她總說不舒服，腿腫得很粗，綠色的血管全暴起來了。她剛進醫院那天，我媽媽陪她一起去，她躺下后，說：你看，門背後有兩個人，我爸媽都來了。我媽扭頭一看，沒人。三媽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楚地多巫，我媽媽趕緊回家燒了紙錢給三媽的父母，希望他們不要接走她。

幾天以後，湖南下了一場大雪，好多年都沒有下過這樣大的雪了，媽媽拍了些照片發給我，說：「上次下這麼大雪的時候，三媽還在世呢。」我看著那些被雪壓彎的樹枝、變白的屋頂，泥濘的公路，說：「是啊，又下雪了。」

我問：「什麼？」

三媽去世的時候，心雨才三四歲，她不明白死亡是什麼意思。那陣子，大人們總問：「心雨，你想外婆嗎？」她就會點點頭，說：「想。」大人繼續問：「哪裡想？」她摸摸肚皮，說：「心裏想。」這時大人們就會笑起來，告訴她圓滾滾的肚子不是心，她老記不住。我們反覆玩這個遊戲，問哪裡想？她就會摸著肚子說心裏想。她從小就有點胖，臉盤圓嘟嘟的。後來，心雨隨著父母搬去了津市縣，戶口也隨父落在那裡。每年她總要回來幾次，過年時就來我家拜年，她從小就可愛，但因分開太久，我沒太多機會了解她。

90年代初，蘇家拆掉舊屋，在原地修起了四層新房，一樓是雜貨鋪，二樓三樓的大套間作兒子女兒房間，兩層還有8個房間，用於出租，四樓存貨與舊物。那年頭，小鎮很少有外來人口，似乎只有怪人才會租房住。

回家那天很冷，天氣預報說湖南第二天要下雪，我們擔心道路結冰，連夜回家。我開車載著爸爸和親戚回到小鎮，我看到了熟悉的街道，只是那間水果店關了門。第二天早上，雪沒有落下來ｈttｐs://rｅad.９９cｓｗ•cｏm。我和媽媽去了墳地。湖南的風俗是只有夫妻兩人都去世后，女人才可以立碑，於是三媽墳上是沒有墓碑的。我媽甚至弄混了位置，只有我能清楚地記得她埋在哪裡。我走到墳前，跪下磕頭。不等一切處理完，我就直接回了北京。

「你是遇害者家屬嗎？」

後來我才知道，心雨是有男朋友的，雖然她沒有告訴我們，但我為她高興。因為人生的歡愉，我希望她體驗過，而不是在最好的年紀剛開始時一切就結束了。如果按照小鎮的人生路徑，男人應該在20多歲找一份工作，女人應該在20多歲時找一個丈夫，他們會結婚生子，然後男人賺錢，女人帶孩子。這是小鎮的人生範本，和大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類似。由於這種生活太過庸常，我以為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種生活，可是心雨以不同的方式脫離了路徑，這一個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觀點，人生從來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的。在殯儀館見到心雨，對我來說，這件事里最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人是需要道別的，而我已經跟她道別過了。

曾轟隆了數十年的工廠停歇了，火車提速，小鎮的火車站被廢棄，人們被迫要去臨縣的大車站才能搭火車。商業繁華起來，有人開起了鎮上的第一間超市，開放的貨架取代了櫃檯。有人離開了工廠做起小生意，蘇覃兩家的親戚更快看到了發財的機會，臨街的鋪面迅速升值，有頭腦的人擴建店鋪，投資更多生意。有親戚在這輪商業發展和地產增值里成了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

天鵝大樓正對面，是蘇召月的家。在新安鎮，蘇是大姓，本地人姓蘇的很多。他的老婆覃三姐在家門口開了一爿雜貨店。覃家人似乎是這片土地的擁有者，在這裏住了很多年，覃三姐和她的兄弟姐妹在這片地修起了四五幢房子，蘇家也有四五個兄弟姐妹。這兩家人散布在鎮上不同的地方，大多數都是小生意人，沿著街賣水果、賣油餅和開五金鋪。小時候，我放學回家，總有眼睛盯著我，而我也總能沿路吃到免費的食物，在沒有帶錢的時候，賒到洗髮水、襪子和醬油。

我全想起來了，那年八月十五，蘇娟在三樓房內，她躺在床上，三媽、我媽和接生婆圍在床前。因為時間很長，我覺得有些九九藏書無聊，跑到陽台上。我清晰地記得，我看到了巨大的月亮出現在夜空上——似乎只有月亮，皎潔的、飽滿的、圓形的月亮。它如此近地出現在我眼前，光輝鋪灑了小鎮，眼前的屋頂和道路浮現出清晰的淪落，恍如被明燈照耀，就像一切都還有希望，就像傷害沒有發生過。

有一次，我跑進天鵝大樓，闖入了四樓的舞廳，雜亂的大廳里，四處倒著破爛的椅子，落滿灰層的帷幕，露天的噴泉里積滿雨水，長著深綠的水草。那時我不知道，這裏曾是小鎮的精神中心。作家蘇小和曾是這裏的貝斯手，他告訴我，1988年，這舞廳曾輝煌一時，每晚都是100多號人，一元一張門票，街頭的混混買不起票，會和守門人打起來，拖著砍刀在樓梯間追趕，而樂隊仍在奏樂，人們跳著舞，身體挨得很近，噴泉邊坐滿了談戀愛搞曖昧的男女。

「她是哪一年出生的？」

但我和蘇覃兩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蘇召月家似乎運氣不佳，因為地段不好，曾氣派的四層樓房已不值得羡慕，而蘇平一直在水電廠上班，老婆與親戚搭夥，還是在街頭的鋪面里賣水果。蘇娟的丈夫向龍華是鹽業公司的職員，他們結婚時，這還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後來鐵飯碗不再值錢，他也只是能養家糊口而已。

最終，雙方同意坐下來談判。幾經博弈，官方同意把賠償金額從幾萬元提高到每戶45萬，釋放被抓的幾個家屬。這期間，我見慣了官腔。有一位官員說，你們這些事我見多了，我一年要處理200多起死人事故。我站起來說：「你不要這樣說話，我們只有一個孩子。」——去世的4個孩子全是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都過了生育年齡，後半生失獨。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蘇家到我家只隔了6幢房子，因為在無數個父母吵架的夜晚，我跑到蘇家門口敲門，喊三媽到我家平息惡戰。我永遠記得那段路有多長，在黑暗裡朝三媽跑過去，一步兩步，只要一百步就可以跑到她家口，燈總會亮起。隨著我長大，邁開的步子越來越少——那段奔跑停止在1997年，三媽離世，我再也沒有可以奔向的人。這似乎也是我們兩家關係疏遠的開始，後來蘇召月續弦，娶的女人不常住在鎮上，我很少再去他家，那爿雜貨鋪也沒有再開，租給一家人開餐館。

第二天晚上，等待太read.99csw.com久的孩子父母決定到雨花區市政府門口討個公道，等待他們的是守在門口的上百名警察——不知道誰先哭了，又推搡起來，警察抓住了伏地大哭的蘇娟，親戚們上前扯開他們，蘇平和向家的兄弟們不免有些激動，試圖翻過政府大門，與手持電棍的警察發生了衝突。

心雨實習的時候，我和蘇娟偶爾打電話，總是擔心她太胖，以後找不到男朋友。她還有點幼稚，為人處世不老練。最後一次跟她聯繫，是她發簡歷給我，讓我看看寫好得不好。我告訴她，文件的擴展名要寫成「向心雨簡歷」，而不是「簡歷」，這樣對方下載后才能分得清是誰的簡歷。那幾篇報道寫得不錯。她又問我：編輯幫我改了，算我自己的作品嗎？我說：可以呀，只要是你獨立寫的都算。那時我希望她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可是現在她躺在這裏，還是有點胖——如果我知道會這樣，那我只希望她活著，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工作，都不重要。

沒過多久，父母將我送到市裡上寄宿中學，我離開了小鎮，新世紀即將開始，一切都變得不同了。

「那她是什麼學校？」

我全然忘記了她在那通電話里說還了什麼。心雨即將大學畢業，正在長沙一家媒體實習。去年冬天，蘇娟說心雨想當記者，問我能不能幫她找找。我說沒問題呀，我恰好認識當地媒體，做了推介。

我似乎有些遲鈍，每年回家都覺得小鎮沒什麼不同，但它確實在悄然變化，新建築在舊建築上建起，但也僅僅只是翻修而已。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但小鎮從沒真正變化過。這裏仍然只有一間小學，一間中學，孩子需要離開這裏才能上高中。真正有變化是，人們正在離開小鎮，蘇覃兩家的孩子們長大了，在外地工作安家，老人們趕著孩子搬到了外地去住，有的在廣東，有的在貴州，而我，大學畢業后，因為工作留在北京，但我每次回家，從車站出來第一眼就能看到水果鋪，仍然可以吃到免費的水果。

我坐在床上，把蘇娟的電話號碼發送給記者，又把其他孩子的父母的電話發過去。我環顧房間，因為沒窗，不知道此刻是什麼時間，感覺一切都很茫然而不真實。手機顯示時間是早上9點，我睡了一個小時。那時我突然想起來，心雨是八月十五齣生的，中秋節。我回撥了記https://read.99csw.com者的電話，想把這個信息告訴她。

她又說了一遍，我又問了一遍。

記者覺察到了我不合適接受採訪，掛斷了電話。

當時我父母正在鎮上的草編廠上班，我爸爸是銷售，媽媽是車間女工，沿著蘇召月家數，第八幢就是我們家的房子。媽媽經常去蘇家的雜貨鋪買東西，爸爸老去打牌，兩家人熟識起來。我的父母並未在工廠呆多久。我爸爸頭腦聰明，他立志做個體戶，自己開一間草編廠。他摸清設備、原料和銷售渠道，做好了創業的準備——唯一的問題是，他沒有本錢和沒有廠房。

記者的電話一直佔線，我握著忙音的電話，終於嚎啕大哭起來。我哭得太大聲了，我想起來了——是的，是八月十五，那麼大的月亮啊，月亮。

我認真想了想，我都不知道。人是不會按照清晰的數字和地址來記住自己的家人的。

我又想了一會兒，說：不知道。

入院第7天，三媽就去世了。

我想了一會兒，說：「不知道。」

「是。」

2016年1月，離過年還有20天，我正在北京望京的辦公室里為KPI焦頭爛額時，接到媽媽電話，她繞了幾句后說：「告訴你一件事，你要放寬心。」我以為她和爸爸又吵架了，她卻說：「向心雨死了，在長沙。」

似乎是1月16日（我們始終無法弄清他們確切的死亡時間），同事看到心雨在微信群里說了幾句話后，就再沒有收到她的消息。兩天後，心雨的同學找不到她，傍晚時直接去了住處，找人撬開了門。蘇娟得知消息后，通知了另兩個女孩的父母，連夜趕往長沙。

我的父母初到一個位於湘西北的小鎮。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新安是個「大城市」，它的兩條主要街道在鎮中心交匯，所有建築沿著公路散開。這座小鎮擁有數間工廠，每間工廠有上千名職工、設有幼兒園、食堂和籃球場。鎮上的人共用一個菜市場、小學、中學和舞廳。舞廳位於天鵝大樓頂層，除了一間寬闊的舞廳，門外甚至還有露天的舞場，中心是個噴泉，半人高的水泥圍牆上曾掛滿了彩燈。

湘西北人習慣於稱呼爸爸兄弟的妻子為媽媽，爸爸管蘇召月叫蘇大哥，於是我就管覃三姐叫三媽。

我必須回到30年前來講這個故事，那時我還未出生。

「那她住在什麼小區？合住的人叫什麼？」

等我到長沙時，蘇平和幾個親戚已被抓入警察九*九*藏*書局。我站在黑暗的街道上，看著守住政府大門的上百名警察、散落一地的物品，還有我的親戚們——他們有的是身價千萬的老闆，有的是在廣東帶外孫的家庭主婦，有的是開米粉店的小店主。我，一名記者，突然就成了新聞當事人，和他們站在這黑暗的街道上，覺察到了某種巨大的情緒——我們這些不同年齡、身份、職業的人，因為血緣站在這裏，突然就變成了暴民。

「向心雨。」

我覺得賠償金額過少，建議蘇娟再找律師，她說：「孩子已經走了，我再多要錢有什麼意思，我只想把她帶回家。」——小鎮人有種天生的街頭智慧，他們能迅速繞過法律和常理來判斷對錯，衡量得失，不放過最重要的東西。最終她還是沒能把心雨帶回家，四具遺體在殯儀館火化。

1997年已過去了19個年頭。這些年裡，我只有三年沒有回家過年，除了這三年，每到過年我都會帶著香燭去三媽墳上磕頭。只有今年不同，我去的時間略早了一些。

臨終前，三媽拉著我爸的手說：你幫我看著我們家兩個孩子。她的孩子就是蘇平和蘇娟，我的哥哥和姐姐，蘇娟結婚後生了個女兒，叫向心雨，算是我的外甥女。

蘇平比我早一天得知消息，他告訴我，他只記得一路在打車，打車去車站，上高鐵，打車去姐姐身邊。他們在長沙等了一天一夜，不允許見家屬，也沒人和他們解釋。只是聽一個警察說，心雨租住的房子所用新奧燃氣公司的管道有隱患。

我想起在長沙時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那天我找了間酒店睡覺。那是酒店最後的房間，沒有窗戶。我胡亂睡了一會兒，被電話吵醒，一名記者打來電話採訪。

覃三姐幫了他。她借給我爸爸一筆錢，並把她家的堂屋騰出來，讓幾台設備轟隆隆地開工了。沒過兩年，工廠的利潤已能讓爸爸修建廠棚，把工廠搬出了蘇家。由於這份情誼，兩家人變得來往密切。我的童年似乎都泡在那爿雜貨店裡。還不到6歲的時候，我就能跑進長長的櫃檯后賣香煙瓜子芝麻糖，不記錯價格。

他們會在20多歲結婚生子，然後男人賺錢，女人帶孩子。這是小鎮的人生範本，我以為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種生活，可是我的外甥女向心雨已以不同的方式脫離路徑，這一個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觀點，人生從來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的。

「那遇害者叫什麼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