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社區建設」案例中，通常是一些外來者、城裡人給農村提供理念和資金技術支持，這樣的建設中，外來者如何能擺脫一種居高臨下的設計感，如何能體會當地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將先進理念強加于後者，這當中需要的不是觀念或能力上的高超，而是與當地融合，與當地人形成共生的能力，它通常需要這個外來者在當地居住幾年以上，才能贏得最保守的農民的接納，方能獲得另一種視角——當地人的視角。只有從當地人的角度出發，所有的變革才是適合的、能夠推廣的、不會在城裡人離開后變成一堆廢棄設施。而美濃的意義在於本地人建設故鄉，它顯示出，「社區建設」「重造農村」這些看似精英化的運動，並不只屬於外來的知識分子，而就在每一個熱愛故土的人的手中。它需要團隊協作，而不是單打獨鬥的英雄，最終，看似普通渺小的個人，將在這過程中成長。他們重塑了鄉村，而土地和傳統給予他們力量，就像豬農的兒子林生祥從美濃得到的那樣。

令人感到這種生活可貴的是許多細節：生祥岳父家開有一家名為「湖美茵」的民宿，庭院里種有大樹，靠山的水塘中，養魚養鵝，下的蛋變成我們的晚餐。每天上午，太太帶女兒到這邊玩，因為院子大，小孩跑得開。冰箱上貼著磁貼，提醒父母每天要吃的維生素種類。這讓同行者感慨大陸歌手掙錢機會也不少，可總感覺兵荒馬亂的，怎麼就過不上這種生活。

你可以說，這不過是台灣的小清新，但我認為它們絕不只是小清新。

我們趕上小米播種日，是極簡單的播種技術，在地上刨坑，後面一人跟著播種。遂一同勞動。因為這個舉動，我們不再是遊客，而是客人。之後被帶到茶棚休息，燒火的大嬸手邊放著礦泉水瓶，裏面是淡黃色的酒漿，喝水一樣痛飲。我們也人手一瓶，這不是市面上的放太多糖的軟飲料，而是有些度數的糧食酒漿。幹活的人們，三三兩兩走過來，坐在石頭上樹枝上，呷口酒，放鬆下來，忽然山裡就充滿了高亢明亮的歌聲。山林之子，是要這樣的高亢才能穿透密林。「月光小夜曲」、「南海姑娘」……稱不上對歌，但我們也用自己城市裡長出來的沒有穿透力的嗓音努力應和。大嬸喝光了幾瓶酒，我們盡量在醉倒之前告別，走到半山，大嬸又高聲唱起「再會吧心上人」，歌聲一路送我們下山。大家相互提醒叫三遍自己的名字，頭插部落小伙摘來的紅色扶桑花的巫婆，喃喃說如果喊金城武，他會不會附體。

此地曾以養豬為主要收入來源。搖滾青年林生祥回到鄉下，一段時間內，台北朋友相互問生祥在幹嘛，「在幫媽媽養豬。」那段時間，大概是林生祥的低谷期。在台北，他只是無數搖滾青年之一，彼時故鄉掀起反對政府築水庫運動，他也想出一份力，為父老鄉親義演，電吉他響起，老鄉一鬨而散。後來的故事許多人都知道了。汲取傳統音樂，回歸民族樂器，以客家語發聲，他和詞作者鍾永豐合作的反映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我等就來唱山歌》等專輯成為經典。

自傲，這是台灣農人給我的最深印象，不管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它從何而來，是他們比大陸農民更富裕嗎，不見得，大陸農人許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們還高。我試著分辨其成分，隱約是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混合的自我認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規則多，遇到事情，你知道自己可以從哪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持，比如颱風過後的災損補助，有規則可依，生活和行為的邊界劃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行為的後果。最後，不富裕但殷實的生活也支撐了農人的自傲。我在幾位農人家中吃過飯，印象最深的是稻農王連華家，午飯有五個菜：一條煎魚、炒小白菜、炒空心菜、蒜苗炒肉片，一小桶冬瓜排骨湯。主食米飯。男主人和客人先吃。算上還沒吃飯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只能算不清貧。他們房間，四壁僅以水泥塗刷，通往三哥家的過道乾脆裸|露著紅磚，印證了這種並不富裕的印象。但也有嶄新的衣物烘乾機、大屏幕液晶電視、電腦，王連華的三星智能手機。除了大卡車和各種農機，尚有兩個代步工具：一輛小皮卡，王連華用；妻子出行，騎摩托車。他們的生活，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內里並不匱乏。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個詞能準確地形容這種狀態：殷實。

是的，美濃只是正常的青山綠水，空氣乾淨，河流清潔，有寬敞的院子供小朋友玩耍；台北的朋友說這很正常，只要願意回到鄉下，都能過上這樣的生活。但我的經驗是，內地的鄉村正快速建起工廠，水和空氣被污染，所謂青山綠水的田園夢更多只是存在於理九_九_藏_書想中。這樣看似普通的青山綠水、雞犬相聞的鄉下生活，背後是一代人努力結果，是一批年輕人選擇回故鄉、建築當地文化生態、不過度開發，停止污染的養豬業，是在政府威脅到青山綠水時，人們有能力也有渠道反抗並能取得勝利……美濃這貌似普通的平靜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現代政治結構、樸素有力的鄉村建設理念。正如已故美濃精神領袖、作家鍾鐵民所寫：「農村的發展不要再朝向大眾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農村要享有高層次、精緻的生活品質，就應該設法保持農村的清純的景觀，突顯傳統文化的特色。讓農村永遠是人們心靈中的歸宿、感情中的故鄉」。

十幾歲時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說鄧麗君啟蒙了大陸一代民謠歌手，朱家姐妹則是我少年文學啟蒙：原來在鏗鏘有力的革命敘事之外，中文還可以這樣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那天最後，女作家朱天心還是談回創作，她說：我喜歡的作家開發的都是人的疆域和邊界，是不被注視的、受折磨的族群。這回到一個老問題：作家必須要關懷弱勢嗎？它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只有你關注到了這些，你的視野才是完整的。

「筠園」背山面海，秀麗靜謐。黑色大理石墓石，黑墓碑，墓碑上她枕著自己右手，彷彿沉睡。墓石上擺滿鮮花。踩上去就會響的黑白琴鍵下，循環放她的歌曲，空谷回音，蕩氣迴腸。

所以，朱家姐妹厭惡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寫盡台灣選舉時的光怪陸離，一地狼藉。她們也有意和當下保持距離，如今在自媒體上與讀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標配，唐諾與朱家姐妹不開自媒體，拒絕出書後以自媒體宣傳新書。但她們以一隻只流浪貓和社會保持關聯，並在必要時以其反饋改變社會（淡水官員的認錯）。

酒過半巡，有人抄起吉他，歌聲又起。這裏十幾歲的男孩也打赤腳，敏捷行過嶙峋山路，以培養追獵山豬的能力。無人怯場，一雙雙眼睛又黑又亮。這也是為何要控制每日預約遊客人數，人再多，就沒有這樣家人的氛圍。據說有次，受山中氣氛感染，一個男生當場求婚成功。

第一次去台灣是2011年9月，公事間有些空隙，友人問我們想去哪裡，脫口：「筠園」。

「走江湖」的台灣主辦方是「野火樂集」，那一趟台灣行，野火歌手陳永龍是演出時的嘉賓、下台後的導遊。在台北他甚少飲酒，雖然他是以酒風浩蕩著稱的原住民。只有回到故鄉台東，他才會放鬆拼酒。台東演出前，他開車帶我們參觀他的南王部落。原住民的音樂基因在此彈丸之地爆發，陳永龍邊開車邊指點兩側民居，微笑地說：這條街，是金曲獎一條街。

也許流浪貓並非小事一樁，它折射出人們對生命的態度，以及各種社團在社會中是否都能得到政治發言權，後者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多元化、民間社團是否有生命力的標準。

那天喝的似乎是小米酒？喝酒加唱歌，這註定是一個難捨難分的夜晚，有人勸酒，怎能不喝，連夜歌舞，怎能不醉。散場時，每個人走出來都哼著剛剛學會的花蓮的「太巴塱之歌」，半年後，在淡江，「台灣文學營」演出結束后聚餐，酒過三巡，張瑋瑋唱起此歌，胡德夫胡老師微笑點頭：一聽就知道你去過台東！頓一頓，又說：這歌唱起來你們走得了嗎？這是首一人領唱、眾人應和的歌，唱和不休，聲聲不息，簡直可以無休無止地唱下去。好不容易結束了夜飲痛歌，智博送行，登上巴士對我們又高唱此曲，一車人合唱得熱血沸騰。

第二次去台灣，是和大陸民謠歌手一同「走江湖」。台北演完首場，第二天帶著宿醉，「走江湖」拔營開赴台東。送別時，歌手曾淑勤殷殷贈言：台東的酒很兇，大家多保重。

淡水曾有一次針對流浪貓的大規模的安樂死，天心等人趕去已搶救不及，怒找當地官員談判，最後官員保證：淡水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官員居然會對平民認錯，這對我也是匪夷所思的。

我問他，會不會悶？大陸的鄉村如今多是老人婦女兒童。美濃也有過類似的趨勢，年輕人返鄉會被視為「在外面混不下去」的失敗者。不過，當初反水庫聚集起的人，在運動勝利后仍保持聯絡，結伴返鄉，組建「美濃愛鄉促進會」，因為有一批這樣的人回來，美濃成為一個有意思的地方。

穿過滾滾紅塵的老街，叫計程車，上金寶山。

大巴天荒地老地開了一個九_九_藏_書多小時，經過基隆，到達金山。金山的金包里老街都是各色台灣小吃、紅花百草膏、鳳梨乾、乾貝醬，有一家廟口小吃店生意火爆，客人點米粉小菜，自己端到隔壁，吃完自行結賬，我們研究半天，會不會有人吃完跑單。我弄明白台灣電影里經常出現的「廟口小吃」，顧名思義就是開在廟門口的小吃檔。廟是一條街最繁華地段，能在這裏生存下去，都是久經考驗。果然，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米粉。

回到有便利店的山下公路，回頭，山腰的村民已被密林遮蔽。從山腰到山下，短短一截路就從傳統走到了現代。這個部落在開發旅遊，但並未因此就放棄外人進村祭山神的儀式。儀式雖簡，但長老的認真讓一干大陸來的無神論者也變得肅穆。最後，是共同勞動讓他們接納我們，繼而拿出酒和音樂招待客人，這時，他們更像一個部落，而非旅遊景點。

如今，因污染環境，政府回購養豬場，引導美濃人轉型。岳父家的「湖美茵」前身即是養豬場，荒廢一段時間后改為民宿。林生祥的幾張專輯，都是在美濃的天然環境中錄就。《我等就來唱山歌》是在作家鍾永豐家的煙樓上，控制台上飛著蒼蠅。《大地書房》、《種樹》是在「湖美茵」，樂手累了，就出來坐在視野開闊的池塘邊，對著青山抽煙。他的樂器是月琴，他以客家話唱，唱的都是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落與掙扎，他合作的樂手來自日本，專輯母帶是在德國慕尼黑混音，多次獲國際音樂大獎。他本人的人生軌跡越來越回歸、縮小到僅有四萬人口的美濃鎮，但他的音樂卻由此獲得了根植于土地帶來的力量，走向更開闊的世界。猶如內地八十年代縣城的美濃是林生祥面對世界的底氣，這裏雖小，但發生的事情並不小，正是農業社會在現代社會裡的凋零與自救。

想起第一次台灣行，我們去美濃鎮拜訪歌手林生祥。在美濃的一日三餐，都是健康清淡；因文化生態豐富，美濃也有外來藝術家定居，但沿路所遇，大多穿著樸素，藝術家和農民的區別並不明顯，如北上廣大城市的時尚打扮更加少有。美濃的生活，不能說是富裕的，農業的衰落仍在延續，出於貧窮絕望而染上毒癮的問題這裏也有。包括多次獲得國際音樂大獎的林生祥的家也並不豪華，放CD的擱物板是用水泥磚壘成，放至大陸農村也不算出挑。

第四次台灣行，是受《讀庫》委託采寫台灣農業。印象深刻的是，台灣農民雖然也風吹日晒面色黝黑，但並無自卑羞怯之色。這樣說可能很蠢，農民難道就該自卑羞怯？可是大陸農民，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裡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在台中鄉下，我列席產銷班會議，一個鄉村的微型社會結構呈現眼前，它內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來，技術學習，是血緣及地緣結構之外的另一種補充。我請教其中一人姓氏，該長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黃」，舉止間的優雅矜持難以言喻。看似粗獷的書記，記錄班級活動，竟是一手端麗雋拔書法。七十歲菜農劉勝雄還在大學上農業培訓班，跟教授學習，學著接受田裡長草的新理念，「台灣農民都很聰明的，看一眼別人怎麼做，就會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回到台北，朋友推薦去溫州街永康街。永康街一帶許多小咖啡館、茶館、書店，據說許多作家長期盤踞於此寫作，比如唐諾及朱家姐妹。這附近都是老街舊屋，住房風格是日式，矮牆小樓，植物探出牆頭，綠影扶疏。明白了台灣為什麼出小清新，是這樣的小門小戶小花小草。找張鐵志推薦的「青康藏」書店，一兩個小時，找到發現沒開門。旁邊茶館？也不開。真任性。不知是文化如此，還是因為房租成本不同，我看到的香港小店普遍比台灣小店勤奮。大陸飯館一般只做兩餐生意：中飯、晚飯。而許多香港茶餐廳是從早餐開始，洗刷燉炒直到深夜關門。台灣小店則較為隨意，朋友推薦的「小隱」，門口黑板以流麗的書法寫著：店小二出國，午餐暫停供應一個月。

如今我知道這種生活就是樸素而殷實。並非林生祥是歌手才能過上這樣的生活，而是因為他回到了鄉下。

必須強調，從一個大陸人的角度看台灣農民，也許會有一個因為是外來者而造成的參照體系的偏頗。如果我對一個台灣農民說你們真幸福，台灣政府好照顧農民喔，我懷疑我會被打——事實上，在採訪社會運動家楊儒門時，因為我流露出對台灣農人的羡慕之情，楊儒門當場冷下臉來問我是不是拿政府錢了。一個在外人看來不錯的福利體系，生活其中的人仍然要面對自己生九-九-藏-書活中的痛苦與損失，要為自己的權益激烈地抗爭。並且，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痛苦與抗爭，有了在我看來顯得極端的楊儒門們，才有了對農政策的不斷調整——幸福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靠民間力量的激烈爭取而來。這是台灣給我最大的教育，出發前的「台灣農民很幸福，台灣政府很照顧農民」的印象被改變——台灣政府並不比別的政府更善良更正義，他們只是屈服於選票，以及媒體。

作為一名中國人，在台灣旅行是一個愉快的經驗。語言相通，面貌相仿，而遇者多彬彬有禮，其濃厚的人情味在鄉間更有體會；台北的中國各地美食，可能比北京還要密集，這邊，寫著來自雲南騰衝的胡椒肉餅，那邊的菜肉大餛飩，點明是寧波老店。大到省，小到一個縣，飯館的創建者都會寫出自己的出處，在招牌上。一個出處就是一個長篇故事。這些美食，跟它們的主人一起，走了十萬八千里。每每被街頭漂亮的繁體毛筆字擊中，總會原地迷惑一下，像是穿越進入大陸的另一個平行空間。是以，《讀庫》約寫台灣農業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我想知道，在歷史小徑的分岔口的這一邊，他們經歷過什麼。

七八年前，45歲的台北景觀設計師潘今晟厭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戰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蘭山中繼承有田地。他們回到山上，遊說相鄰地塊的6戶原住民，試圖重建一個泰雅人部落，真正在裏面生活、生產，找回傳統的族人精神，取得現代與傳統的平衡。

香港的滾梯恨不得讓人摔倒，即使這麼快，年輕人還都從急行道「噔噔噔」地跑上去，一座奔跑的城市；第一次去台北，地鐵滾梯旁嚴陣以待地刷著大字：抓緊扶手！高速喔！我心驚膽戰地攥緊扶手，一個踉蹌——太慢了，超乎所料的慢。

我聽不懂歌詞，但聽得懂歌聲里的泥土的根系。這是他們的故鄉，他們的部落，他們的語言。這歌聲因此如被土地賜福，一詠三嘆，豐厚壯美。

台灣，它滿街的獨特小書店，悠然的小飯館小茶館，就在這慢節奏下慢慢生存。我不知道哪個城市的居民更富裕，但台灣的生活節奏，更讓人好整以暇，活得不那麼面紅耳赤。如果讓我選，我更願意在台灣久居。

何其有幸，我看過台灣最美的表情，聽過它動聽的音樂。

飯後被帶去午休。同樣不起眼的木頭平房，裏面設施卻是星級酒店，屏風矮牆後有石砌浴池，曬了一下午，水正溫熱。旁邊是落地窗，泡澡時可以與青山對望。盤坐在門口木頭平台上，正對宜蘭叢山，驟然急雨行過，山巒如染，一道彩虹自山巔升起，沒入雲中。

而相較面目模糊的政府，台灣的鄉村、台灣的農民與知識分子、台灣的社區建設給我更深的印象，他們組成一個個微小但具生命力的單元。台灣的傳統東方之美，鄉下的禮樂風景、歷經現代化沖刷而猶未喪失的原住民的精神、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情感、每個地方獨特的美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旅遊紀念品，最重要的，人們臉上友善的表情，這一切才是台灣的魅力所在。人才是台灣最美的景色。就像台灣的小清新之下，是歷次社會運動打下的結實的民主基礎，台灣的獨特魅力也絕非輕飄飄的美，它的美來自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中，對於傳統的掙扎保留，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進一個嶄新光滑的現代化。人們對此過程的輾轉消化，像蚌殼裡的沙粒，磨亮痛苦后的光芒。這些有異於歐洲或美國的小而美的細節，讓台灣正是台灣。

我羡慕他們在傳統和現代之間行走的從容。

在七十年代的精神荒漠中，鄧麗君柔情的歌聲滋潤了無數大陸少年的心房。是性啟蒙，也是人性的啟蒙。原來歌，還可以這樣唱，原來，人並不都是殺氣騰騰，還可這般柔情，純真善美；就像嚴鋒少時讀禁書《牛虻》，獄中的牛虻突然抓住主教手臂，低聲說：「把手給我……快……只要一會兒……」儘管茫茫然不知這個革命者要反動派的手幹什麼，他還是被觸動了。柔弱的人性，通過歌聲、透過禁書，霧氣般打濕覆蓋在少年心靈上、由革命和反革命的詞彙組成的硬殼。

比之更原生態的達魯瑪克部落，不老部落是另一種嘗試，在部落生活已被破壞之處，以現代理念修復，生態耕種、有機食物、預約觀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無不是都市營銷概念。看似不起眼的山村，在地下也鋪有排水及電力設施——不老部落，有一個現代化的硬體；但其核心是「部落精神」，比如控制遊客比例，拒絕變成一個徹底的旅遊景點，而堅持部落的生活方式：打獵、九-九-藏-書種小米。已流傳無數代的生活方式如一條大河，傳統風俗的靈魂如水草，只有在此河水中方能保鮮。打獵、種地，看似辛苦笨拙，卻塑造了「不老部落」有別於其他地方的靈魂，就像達魯瑪克的禱告山神，你能感到，這些地方是有靈魂的，這，是他們的力量來源，持續生存之道。

台東的演出地點在「鐵花村」，此地原是台東市台鐵的廢棄宿舍及倉庫，從村長豐政發拿著榔頭進去敲敲打打開始，到「角頭音樂」總監鄭捷任設計音響效果，慢慢地，這裡有了常態的音樂演出。環繞表演區又有「慢市集」，展售台東藝術作品、特色農產品。被馬英九推薦之後，「沒有去過鐵花村，就不算來過台東」已成為地方名言。

鐵花村的舞台在露天，兩棵大樹合圍，2月份的天氣，穿件厚外套就能在室外久坐。傍晚時，市集上燈光一盞接一盞亮起來，觀眾陸陸續續往裡走。舞台下有椅子，也有人坐在後面草坪上，中間鋪塊布，擺上啤酒小吃。跟內地民謠演出比，觀眾不算多。不過這裏不是台北，而是台灣人口密度最低的區域，台東縣人口只有二十多萬，且以農業人口為主，在現代社會，這意味著該地經濟落後。事實上，和大陸的農村一樣，台東縣的年輕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紛紛外流到大城市，但近二三十年，台東市的人口開始回升，這和台灣這些年的「社區建設」、發揚「在地文化」運動密不可分。台下這些年輕人，也許本來只能是一個「台北漂」「高雄漂」，如今卻可以坐在故鄉的草坪，在下班后看一場演出，今天是大陸歌手，明天或許是歐洲民謠。將此舞台及觀眾放在農業衰退的大背景下，這些三三兩兩的年輕人、這個舞台就顯得彌足珍貴。

老實說，美濃的山水並不出奇，我去過張家界藏區內蒙古，內地的大山大川更美。美濃舉辦「黃蝶祭」的雙峰山不高，一會兒就能爬完。它的意義在於通過客家古禮引起人們關注生態。令人感慨的是，作為旅遊資源並不出奇的雙峰山，可以把「黃蝶祭」做到第二十年，在國內外聲名遠揚。而一路上山，樹上掛的植物標識、環保提醒都讓人感到它的被人呵護。回想我去過的內地的大山，奇觀、壯麗都不缺，缺的是這種被呵護、被珍視的感覺。

美濃人口約四萬，以煙草、耕種為主業。從巴士站出來，看到美濃的第一眼，沒有高樓，窄街舊屋，若不是招牌上的繁體字，和內地八十年代的縣城並無不同。痴愛台灣音樂的邱大立，打聽多次舉辦演出的「雙峰公園」，路人一指：喏，就是那個小草坪了。——因為反水庫運動及因此誕生的經典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已變成當代音樂史上「聖地」的美濃，原來如此不起眼。第一眼印象，是微微失望的。後來我發現，對台灣的印象，就在這「微微失望—肅然起敬」之間不斷反轉循環。

我去聽了朱天心的講座，主題叫「我的街貓朋友」。講座開始，天心先報上自己的貓數：家裡18隻，屋外頭40隻。眾人低呼，她說這算什麼，她們組織里的愛心媽媽，最低都是兩百隻起步，聽說她外面只有40隻貓，都覺得她好幸福。因為流浪貓數量劇增，收養飽和，愛心組織決定從源頭入手，開展TNR-誘捕、絕育、放回。為了抓貓做手術，朱天心和朱天文，兩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細心的處|女座，負責守誘捕籠。沒有誘捕籠時，出發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傷痕纍纍。

如果說鐵花村送歌的人是專業歌者，第二天的達魯瑪克部落則讓我們見識到什麼叫「歌鄉」。「達魯瑪克部落位於卑南鄉的東興村，也是台東縣內唯一的魯凱族生活區，生活在山上，號稱山林之子」，不要被網上這樣的介紹迷惑，認為自己會看到原始部落族群。事實上，部落通車，山下就有7-11便利店，年輕人越來越多地搬下山，各種生活設施都更方便。但他們仍然保持了許多傳統習俗。進村時，我們被帶至村口紀念碑下，長老舉行祭山神儀式，準備簡單的食物，指頭蘸水酒灑向天空，逐一念出我們名字，祈求山神驅走不吉之物，保佑大家平安，並叮囑離開時記得念三遍自己名字，將靈魂帶走。

對我，這是一個陌生的話題。定期餵養數量龐大的流浪貓，甚至自己被抓傷，隱含著將流浪貓放至與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陸，這樣很容易被譏笑為白蓮花聖母心。是不是我們的生存環境太嚴酷了，如果人還住在群租房裡對付著活，也許就會覺得憑什麼流浪貓可以活得滋潤愜意？我們會不會覺得流浪貓的問題是小事，因為總有更殘酷的、傷害公眾權益的事情發生？

他們展示的是，現代與傳統對接的另一種可能。並九九藏書不是古老的就是落後的，式微的就是過時的，古老傳統經過現代人的發掘，同樣可以煥發魅力，這需要「現代」克服自己的傲慢，「傳統」展示自己的包容。

村落在半山，這裏那裡有些三角小木房，並不起眼。建築儘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塊的蛇皮編織袋縫製，壘院子的是山中碎石和樹杈，堆疊產生層次豐富的美感。公共用餐處是一個敞開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長桌是更為粗獷的原木巨桌。我們參觀時，村民在看不見的地方幹活，午飯時，所有人都來了，生旺篝火烤山豬肉。山豬會來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豬吃，這是一個公平的食物鏈。豬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壓填結實不留空氣，小米持續發酵，肉始終保持在即將腐爛尚未腐爛，生吃鮮嫩柔軟。也可烤來吃。小米酒是淡黃色，好喝，很多人據說都是清醒上山，醒來時已在山下。食物雖粗獷，酒器、餐具卻精緻，WiLang說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飯前和飯後的小米酒也會提供不同口感。

如今叫WiLang的潘今晟是不老部落的長老之一，當初的七個家庭，每個家庭都有一位長老，重要事情共同決定，一起吃飯，一起勞動，部落成員按工作拿工資，男人打獵、種香菇小米，女人按泰雅工藝織布，每天接待遊客不超過30人，每客兩千多元台幣，提供以自然農法種植的有機食材。觀光收入在部落總收入中佔1/3，不得超過50%。原來並非交通不便，上山的最後一段路是故意不通，避免無預約遊客突然而至。

有人搬下山，也有人往山上搬。

文學營結束后，胡德夫老師帶我們上山。是宜蘭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後一段路需換乘部落開下來的吉普車，顛簸晃過乾涸河床和山路。「畢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四十分鐘捷運（地鐵）到淡水，坐上開往金山鄉公所的長途汽車，破舊的大巴搖搖晃晃地開出去，前後的阿婆阿公在一個個荒涼小站消失。不知不覺，大海湧現在路邊，陰天，海水灰藍，浪奔起大塊的白，黑色防波堤肅立其中，勾勒點線，猶如一幅黑白畫卷。對於阿婆阿公，這是看慣的景象，或打盹或聊天，只有我凝視這一路的黑白線條，它一直不變，我一直不厭。有一個叫「草里」的小站，紅磚蓋的三面小亭，橫一條藍色塑料長凳供人歇腳，亭后就是海水。車站空無一人，海水兀自動蕩，這候車室美到奢侈。

大陸人初到台北街頭會覺得陳舊，沒有嶄新的高樓群，街道並不寬闊，摩托車驚險穿梭于機動車與行人之間。台北朋友抱怨人車不分流，我說，北京的馬路倒是寬，可是行人過馬路並不方便。大陸這些年蓋高樓的效率有目共睹，但每一個新的廣場背後就是一次浩大拆遷，是窮人生存空間的進一步被壓縮。窄街道，舊建築，說明有一個「小政府」，破土動工需要老百姓同意，它不能想怎樣就怎樣。陳舊市容的背後，是普通人的安居樂業。

「去哪裡？」司機師傅懶洋洋問。

同去的樂評人邱大立說：墓地後面是楓樹，我們撿幾片楓葉回去。又說：我們在這裏多呆一會兒，反正也不趕時間。離去時他發現了墓志銘，我們逐字讀一遍。他撫摸著墓志銘后的小樹：這樹長得真結實（其實就是普通灌木叢）。又說：樹上結的小果子真好看。我提議幫他和鄧姐姐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將頭靠在她的一側香肩，害羞又肅穆。同塊墓志銘，後來也被民謠歌手小河萬曉利逐字逐句讀過，那是半年後，同樣害羞肅穆地合影，同樣小心翼翼畢恭畢敬，這兩個來自邯鄲的歌手蹲在地上讀的如此專註，猶如孤兒凝視遠方的孤兒院。

「去看鄧麗君。」師傅坐挺了背。

不像漢族的害羞含蓄，無需準備，張口即歌，甩手便舞，村長和姊妹花們早已載歌載舞，神態豪邁，舞姿是傳統的，有著明顯的祭典的痕迹，原來卑南族的「大獵祭」「猴祭」「年祭」均有盛大歌舞活動，這一傳統保留至今。

第三次去台灣是去參加2012年7月台灣「文學營」的活動。對熱愛文學的人來說，講師陣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學校園，一抬頭就看到駱以軍，旁邊還走著一個張大春。

台東是原住民聚集地，有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布農族、排灣族、達悟族等民族，原住民能歌善舞，此地被稱為「歌鄉」。以前，愛唱歌的年輕人，如陳永龍，都必須北上台北才有演出機會，「鐵花村」則給他們提供一個本地的舞台，讓大家來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