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最大麻煩的研究領域，將是那些已經包含某種東西，會讓人迷惑和驚訝的，並可以想見會震蕩一些現存教條的。

在科學界的圈裡和圈外，都已作了一些努力，要把重組DNA作為解決這一爭論的焦點。這一研究的支持者們被指控為純屬狂妄自大，是僭越諸神的權利，是僭妄和強|暴；更有甚者，他們自己都承認在乾著親手製作活的雜種的勾當。坎布里奇市的市長和紐約市的首席檢察官都得到建議，要他們立即制止這件事。

在本文中劉易斯指出：我們對科學技術的驚人進步有一種恐懼感，經驗證明每一次進步都產生了大家都沒有料到的結果，我們沒有能力預測和控制未來，但我們的理性很難接受這個現實。托馬斯用一種近乎俏皮的語調分析了這個問題，得到的結論相當與眾不同。在他的思想里我們看到了豁達睿智的學者風範，但在他的文風上我們看到的就不一樣了——那似乎是一個被無知者群體的眾口一詞所激怒的、逆反的孩子在講話。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那第一個詞，從雜種（hybrid）到狂妄自大（hubris)，在這裏，那個人為地把兩個存在結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怎麼仍然保留著。今天的結合直接是希臘神話式的：這是把人的能力與諸神的特權相結合，而今天批評者使用的，正是hubris一詞中所含的強作妄為的意思。這個詞就是已經長成了這個樣子，成了一個警告，一個專用的咒語，一個來自英語本身的速記符號，它說明，假如人開始作那些留給諸神作的事情，把自己神化，結果會是很壞的，在象徵的意義上，比公野豬配母家豬生下的雜種對古羅馬人來講還要壞。

假如爭論控制在這個水平，我看不出為什麼它得不到解決，有通情達理的人就行。上個世紀，我們已學會了好多處理危險微生物的方法，儘管我不得不說，重組DNA研究的反對者們傾向於貶低這一大塊知識。曾經有過這種或那種危險的東西，如狂犬病病毒，鸚鵡熱病毒，鼠疫桿菌，還有傷寒桿菌，被研究者在保險的實驗室里加以處理，僅在罕見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則是決然沒有的。像有些論者現在堅持的那樣，設想造出了又厲害又貪婪的新病原體，能逃逸出同樣保險的實驗室去危害整個人類，這個假定是頗費想像力的。

要預言科學將會生出什麼結果，那是很難的。假如是一門進展順利的學科，那就不可能作出預言。這是科學這一行當的本性所決定的。如果要發現的東西真是新的，按定義講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無法預言真hｔtｐs://reaｄ.９9cｓw•ｃoｍ正新的研究線索會引向何處。在這件事上你沒有選擇，沒法選擇你認為你將會喜歡的，而關閉那些可能會引起不快的線索。你要麼有科學，要麼沒有科學，可一旦你有科學，你就必須在接受那些規矩的、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時，接受那一片片令人驚訝、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讓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這樣。

但是，我卻能想出許多理由來力圖駕馭它。首先，關於自然的新的信息，很可能引起什麼人的不安。關於重組DNA的研究已經夠讓人不安的了，不但因為現在正在爭論的一些危險，而且還面對一個事實，人們會從根本上受驚的，這個事實就是：控制著這個星球上生命的遺傳機制，竟然會這樣容易地被隨意糊弄。我們不願意認為，任何像物種家系這樣固定、穩定的東西，可以被改變。那一想法，認為基因可以被從一個基因組取出，插入另一個，是讓人沮喪的。古典神話充滿著混雜存在物，半人半動物，或半人半植物，而其中大多數是跟悲劇相聯繫的。重組DNA讓人記起了一些噩夢。

托馬斯·劉易斯人很有趣，他1994年逝世，生前因為不同的作為而被人看做醫生、病理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家。他身材壯偉，穿著講究，紳士派頭十足。1970年在耶魯大學當醫學院院長時，曾應邀在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演說，演說的整理稿輾轉傳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結果他被該雜誌的主編纏上，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後來所有篇目結集成書出版，一書名《細胞生命的禮讚》，另一本叫《水母與蝸牛》。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文章就選自後者。

麻煩在於，一旦這一研究開始了，那就很難停止它。畢竟有許許多多科學研究，為大眾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不喜。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在華盛頓建立了擠滿屋子的小組委員會啦，常設委員會啦等等，來表彰，然後控制科學研究。提醒你一句，那表彰或控制的依據，不是那新知識的可能的價值和用處，而是要保衛社會不受科學狂妄的騷擾，抵禦一些知識，那些知識我們還是沒有為好。

在這個問號之後，不可避免地還跟著一長串難以回答的問號，領頭的一個就是要問，首先，作決定的人該不該是坎布里奇的市長？

現在，生物醫學正急起直追，就要趕上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等科學和技術了，於是也就招致同樣的批評意見，用的也是那個貶義詞。據說，整個生物學革命，都是狂妄自大造成的。是狂妄自大的態度，給我們https://read.99csw.com開闢了這樣的前景：行為控制，精神病外科學，胎兒研究，心臟移植，從其自身的一點一點非凡的細胞，無性繁殖出性能特出功勛卓著的政客，還有醫源性疾病，人口過剩和重組DNA。最後一個，這種讓人們得以把一種生物的基因嵌合到另一生物的DNA上面的新技術，被作為狂妄自大的最高典型。人要自作主張隨意製造雜種，就是狂妄自大。

但我們已經開了頭。在科學事業中，我們應該有某種滿意，甚至狂喜。方法對頭，很可能沒有什麼想得到的問題是不能得到答案的，甚至包括意識的問題也遲早會得到答案。當然，一定有些我們還想不到的問題，從來想不到的問題，因此人類心智的能事也有了局限，而關於這些問題和局限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可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這有限的範圍內，如果我們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地幹下去，我們應能通過工作得到所有的答案。

我想，有一個中心的問題要對付。我還不知道如何對付它，儘管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回答是什麼。問題是這樣的：是否有某些信息，導致人們不管怎麼知道了一些人類還是不知為妙的東西？科學的探索有沒有一個禁區？設置這個禁區的根據，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該不該知？對有些事情，我們該不該半途而廢，停止探討，寧可不去獲取某種知識，免得我們或任何人會利用那種知識來作些什麼？我個人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不」。但我得承認，這個回答是直覺的反應。可是我通過推理想透這個問題，我既不情願，也沒有受過那個訓練。

說到這兒，已經很明顯，在這一問題上我已經站到一邊去了，而且我的觀點完全是偏見。沒錯兒，是這麼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為我是多麼支持重組DNA；我的觀點，與其說是支持重組DNA研究，倒不如說是反對那些反對這方面探索的意見。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傳染性疾病病原體的研究者，我不客氣地駁斥那種斷言，認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在實驗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們逃逸出來，讓它在實驗室外擴散。我相信，關於這些事情，我們已經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還認為，宣稱人能輕而易舉地製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種相反形式的狂妄自大。在我看來，一種微生物，要經過很長時間，通過長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為一種成功的病原體。在某種意義上，致病性是一個需要高度技能的行當，在地球上無數的微生物中，只有為數極少的一些捲入了其中；大read.99csw.com多數細菌忙著自己的事，進食，進行著生命其餘部分的循環。說實在的，在我看來，致病性是一種生物事故，信號由那些微生物誤指了，或被寄主誤解了，像在內毒素的情況中一樣。或者，寄主和微生物之間的親密關係太長久了，結果，某種形式的分子擬態現象成為可能，像在白喉毒素的情況中那樣。我不信僅僅通過把新的基因組合放到一塊兒，就能造出一些生靈，能像一個病原體那樣——因為病原體必定是那樣的——有高度的技巧，而且適應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正如我從來不信來自月球或火星的微小生命可能在這個星球上存活一樣。

或許，我們大家最好還是放聰明點，急流勇退，趁重組DNA的事還沒有擴大到不可收拾的時候趕緊罷手為好。假如我們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讓它局限於討論之中的重組物的安全和保安問題，無論如何，要讓我們有一些規定和守則，來確保公共安全。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這些規定或守則，都要遵守。但是，假如可能，讓我們別碰那個給人類知識劃定禁區的問題。那裡面針線大多，我們簡直就不可能對付它。

用「狂妄自大」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得十分小心，應保證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時候不去用。把它用在追求知識上面，就要冒很大的風險。知識的應用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們的技術中的確存在大量的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認為，尋找關於自然的新的信息，不管在什麼水平上，可能被稱為非自然的。真的，如果人類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什麼屬性，使他們能區別於地球上所有其他生靈的話，那就是他們不知饜足地、不可控制地求得知識，然後跟這一物種里的他人交換信息的驅動力。想一想就是這樣，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學習。我還想不出有什麼人類衝動能比這一個更難以駕馭。

因此，被指控為狂妄自大是極其嚴重的事件，要進行反駁，不是簡單地嘟囔幾聲「反科學」和「反智力」等等所能勝任——這正是我們許多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現今所作的。對我們的科學事業的懷疑，來自人類最深刻的憂慮。假如我們是對的，而批評者們是錯的，那麼，情況只能是狂妄自大這個詞被誤用了。強作妄為並非我們的所作所為，對於科學，存在（至少一時存在）著根本的誤解。

但是，我說過，我拿不準爭論爭的真的就是這個。在它背後，還有另一個討論，我希望我們用不著陷進去。

我感覺完全有把握的惟一一條硬邦邦的科學真理是，關於自然，我們是極其無知的。真的，我把這一條視為一百年來生物學的主要發現。它以自己的方式成為https://read.99csw.com一條發人深省的消息。假如聽說，我們所知的是多麼少，前頭的路是多麼令人迷惘，連18世紀啟蒙運動中那些最輝煌的頭腦也會大吃一驚的。正是這種突然面對無知的深度和廣度的情形，才代表著20世紀科學對人類心智的最重要的貢獻。我們終於要大胆面對這一事實了。早些時候，我們要麼假裝已經懂得了事情是怎樣運作的，要麼就無視那一問題，或者乾脆編造一些故事來填補空白。現在，既己開始誠懇地探索，一本正經地搞科研，我們終於得以窺見那些問題有多大，離得到答案有多遠。正因為如此，對人類心智來說，現在正是時世維艱，難怪我們心情沮喪。無知不算很壞的事，假如你對這一事實完全無知；難就難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無知這一現實，知道了有些場所最糟，偶爾還有些場所不那麼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盡頭都沒有真正的曙光，甚至連真正可以信賴的隧道都還沒有。真的是艱難時世呵。

Hubris是個有力的詞，包含著多層有力的意義。它來自一個非常古老的世界，但有著自己的新生命，早就遠遠超出了本意的藩籬。今天，它已足夠強大，正以千鈞之力，對人們無處不竭其心智提出非難。人們的這種態度曾導致了露天剝采，近海鑽油，DDT，食物添加劑，超音速運輸機，還有那小小的圓圓的塑料粒子，新近發現這種粒子正在塞滿馬尾藻海的水域；這種智力活動也想出了原子核的聚變和裂變，使之能把一個個城市先吹倒后燒掉。

如今，有個批評科學和科學家的專用詞，叫作狂妄自大（hubris）。一旦你說出了這個詞，你就說出了一切。這一個詞，概括了今天公眾頭腦中所有的恐懼和憂慮——憂慮的不僅是科學家們自己的讓人難以忍受的態度——人們認為他們是這樣的；在這同一個詞里，還包含著另一層憂慮：人們還認為，科學和技術的所作所為正在使這個接近結束的世紀變得極其錯誤。

對於這種事情，社會最容易作出的決定是，指定一個代理機構，或一個委員會，或者在代理機構下的分支委員會，去調查該問題，並提出建議。而面臨任何看起來正在驚擾人們，或使人們不舒服的過程，一個委員會所能採取的最便當的方針，就是建議停止那事，至少暫時停止。

但這卻正是重組DNA問題的麻煩所在：它成了一個情感問題，爭論的兩邊都曾多次大發其火，而且還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場爭論聽起來已經不像是關於技術安全的討論，而漸漸像是別的什麼，差不多像一場宗教的紛爭了。這裏又回到了那個中心的問題：科學中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不該九九藏書知道的？

那絕對是個令人神往得抗不了的消磨時間的好辦法，人們得排長隊申請委員資格。幾乎什麼事都會成為正當的攻擊對象，任何跟遺傳學沾點邊的，有關人口控制，或者反過來，關於衰老問題的研究等等，當然是非禁捕獵物。極少學科能夠走脫，大概有幾樣是例外，比如精神健康。在這一領域，沒有人真的指望能發生什麼了不得的事情，肯定不會有什麼新的或讓人不安的事情。

我以這樣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用了我儘可能作出的臆斷和儘可能喚起的信心，為的是提出另一個、最後一個問題：這是狂妄自大嗎？是否有某種東西是根本上非自然的，或內在的錯了的，或危險的，讓我們這一物種這樣野心勃勃，驅使我們大家去達到對於自然、包括我們自己的全面的理解？我不能相信這個說法。我們這樣富有好奇心，洋溢著問號，天生具有可以提出清楚問題的才能，而讓我們甘於跟其他物種平起平坐，不去對自然作些什麼，甚至還試圖捂住那些問題的蓋子不放，這樣，在我看來更不自然，更冒犯自然。試圖假裝我們是另一種動物，假裝不需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假裝可以不要進行探索、研究和試驗而過下去，假裝人的頭腦可以乾脆聲稱有些事情它不需要知道就能超越自己的無知，這才是更大的危險。以我的思路，這才是真的狂妄，並且會危及我們大家。

我能很容易地想像一個這樣的委員會，由無懈可擊的頭面人物組成，得出結論說，就基因移植作進一步探索的時機尚未成熟，說我們應該暫時把它放一放，沒準兒放到下個世紀，轉而作些別的不這麼讓人為難的事情。為什麼不弄點更招人喜歡的科學，比如說，如何能更便宜地得到太陽能，或精神健康？

然而，關於要不要給知識劃定禁區的爭論，卻與此大不相同，儘管那當然也是問題的一部分。知識已經有了，而爭論的熱點在於它在技術上的應用。DNA已經被用來製作某些有用而有趣的蛋白質，那該不該把它跟大腸桿菌（E·coli)結合呢，有沒有可能插入某些錯誤種類的毒素或危險的病毒，然後，又讓新的雜種逃出實驗室，在外面擴散？這會不會成為一種製造病原體新變種的技術，該不該因此而被制止？

關於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我不能置一詞。那些學科在本世紀有了長足的進展，用任何標準衡量都是這樣。可是，在我看來，在生物科學和醫學中我們實在還大無知了，還不能開始作出判斷，什麼東西是我們該學的，而什麼東西是我們不該學的。相反，我們對於能夠抓住的一點一滴都應該滿心感激，我們探討的範圍應該比今天的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