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迷宮中的將軍》的最後一段，加西亞·馬爾克斯選擇寫的是玻利瓦爾對世界的最後目光搜尋印象，或許就只是一瞥，但彈指的時間被人的眷顧以及不解分割出來，也拉慢拉長了，形成一種溫柔的駐留。我很想問有充分小說書寫經驗的親朋好友們如何看待這最後判決的一段，換是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結束方式？怎麼為這樣一部長途跋涉因此充滿情感的小說、而且還是一個巨大歷史生命選擇一個依依不捨的句點？

我想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坐在電動打字機前的模樣。之前，他曾在《百年孤獨》結束上校生命時悲傷不能自持，據他自己描述，他全身哆嗦，跑回卧房痛哭，他那美麗而且堅強（嫁給情感上依賴成性的雙魚座加西亞·馬爾克斯你非堅強不可）的老婆梅塞德斯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只確認地問了聲：「上校死了？」

玻利瓦爾，大解放者，死時才四十七歲，這印驗了小說開頭他下台流亡時那位英國外交官向他的政府正式報告里的一句話：「留給他的時間，勉強夠他走到墓地。」

加西亞·馬爾克斯沒解釋為什麼「只有」這名英國外交官知道玻利瓦爾惟一可能的收場和去處，但我想我們猜得出來，因為只有這個英國佬是冷靜、事不關己的外人，只有他站在玻利瓦爾「力場」外面的準確觀看位置，其他的南美洲人，不管是敵是友，則悉數被玻利瓦爾捲入，被玻利瓦爾長達二十年的巨大光芒和屢屢創造的奇迹籠罩其中，玻利瓦爾已成為他們的共同命運了，成為生命背景，成為他們所有人存活其中的整個世界，你隨此命運浮沉，埋身在這個世界內跟著它移動，這個位置是看不到它奔去的方向和終點的，儘管彼時的玻利瓦爾肉身已殘破到奄奄一息，理應任誰都看得出來。

偉人只對他人創造奇迹，無法對自己，包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因此自反而縮，大家在最根本的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凡人。

這最末一段的生命聯繫和生命印象，不大可能有什麼史料依據，最多只有玻利瓦爾死時周遭實物的客觀記述，以及醫學式的記錄（幾點幾分昏迷、幾點幾分斷氣云云），其餘皆來自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想像和創造。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只賦予這迴光返照感官巡禮一個僅存的心思，那就是消亡了，沉沒了，不再有我不為我所有所用了，鏡子的映像，肥皂和毛巾，榨糖奴隸唱的聖歌，金星，雪山及攀緣植物，還有迎風搖曳的鍾形小黃花，每一樣，每一種聲音，每一絲感覺和氣味……

因此，惟我論是霸道的、吞噬的，但惟我論同時也有一種天真無邪，它是典型的幼年期思維方式，把自身和整個世界重疊一起，完全等同為一。整個世界既然都是「我」，因我而得到意義，都理所當然歸我使用，要如何對待它甚至糟蹋它毀壞它，不過是「我」的自在行動的一部分而已，這其中經常呈現的殘酷乃至於掠奪，基本上是「前道德」的，因為它以為被消耗的、被傷害的只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意志的他者——自我傷害，自我掠奪（如果有這樣子的說法），就像年輕人惡整自己頭髮，在皮膚上刺青和穿洞，我們最多只能講無知和任性，很難說它不道德。

從惟我論所統治的幼年期去進行道德辯論，像中國戰國時代孟子荀子著名的性善性惡猜測，其實是不會有答案的，它們極可能就只是惟我論天真和吞噬的兩端焦點各自凝視，是「我」自我憐惜和自我損毀的兩個存在面向而已。道德還得晚一些，它源於「分別」，源於「我」和「他者」的兩立和界線出現，源於「我」和這個世界開始分離的認知，所以仁者人也，這是肯定除了我之外有他人完整自主的存在，由此推衍到道德實踐的所謂「禮」便是人我的分際異同之辨。在這上頭孔子顯然是比較世故比較精緻的，而且孔子的用字用辭也選得好，他用「仁」字作為他道德論述的代表用語，文字元號和語言聲音之中有「人」，而且還兼有「察覺」「感知」的理性成分，賦予道德一根堅強挺直的「認識」脊椎骨，這是很準確很漂亮的計較，因此他遠比孟荀理性但寬廣，還是個更好的文學家。

然而，惟我論這種理所當然的童稚霸道，的的確確有一種很大的力量，他們不被眾多他者的存在及同情分心，總有某種天命如此、視萬事萬物如草芥的驚人專註，少掉了道德羈絆的猶豫，使他們行動自由，很容易爆發出強大無匹的衝決力道，因此我們通常會在歷史開創性的巨大人物身上發現如此特質（推理小說家加德納的說法是，「巨人和小男孩的混合體」，當然，這原本是用來形容他筆下的律師神探佩瑞·梅森）。玻利瓦爾當然也是此類中人，所以加西亞·馬爾克斯不認為他在極權和民主兩個極端主張中意識到道德矛盾，「顯然，玻利瓦爾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達成拉丁美洲的統一和獨立，如果需要極權主義的話，他會成為一個極權者：如果需要民主主義的話，他也會成為另一個民主主義的統治者。」而在此臨終之時，我們也看到這樣子的玻利瓦爾：

我的少年朋友丁亞民，有驚人的小說書寫稟賦，也在二十歲不到的年輕時光就嶄露頭角，但後來改行影視去了，用他昔日的小說記憶去拍張愛玲傳。他曾寫過自己的童年神經質奇想，其實是蠻普遍、也是相當典型的惟我論想法。丁亞民說，他小時一直相信他的父母、他身旁的所有人都是演員，一等他睡熟，他們便收拾收拾下班了，甚至到另外人家繼續扮演別人的父母和親友——惟我論者很難相信世界可以不因我而存在、而保有意義，因此，成長對他們而言永遠是加倍艱難的事，尤其是無可避免地說服自己相信他者和世界堅實的存在，而置身在不隨自身意志而轉的複雜社會網路更讓他痛苦而且焦慮。這樣的痛苦和焦慮隨時間流逝和生命真相的不斷揭露日增（小說家萊辛說：「成長，便是一次次發現你的獨特經驗原來是普遍的，人們共有的。」），其終極的暴烈一擊則是死亡。你很難要他們不生徒勞的抗拒之心，很難希冀他們從容以對。這與其說是膽小貪生，不如講是死亡的意義及其代價不同，畢竟，對我們而言死亡可以只是自身的靜靜退場，你仍可以相信很多你珍視的東西還在、還無恙；但惟我論者的死亡卻是世界的全部崩毀，就是世界末日了，是無一物無意義可存留的絕望。這是一組對死亡生不出幽默感的人，詩人歌德死時多點光的近乎哀號便是此類最生動的演出之一。

這樣想來，我的老友丁亞民沒能把小說寫下去，可能就還有人各有志之外的解釋了——如果小說書寫如巴赫金所說是雜語的，無法只停留在自己靈魂和肉體的單一聲音之中，你得學著世故，站到他者的位置，穿透一個一個不同的人心，以及同情，那實在太強惟我論者所難了，尤其是同情。好日子時，惟我論者可以有豪奢如敗家子的慷慨，就像玻利瓦爾那樣，但得設身處地，甚至要用他者的情感和眼睛看事情的同情卻是他們最難學會的一堂課（切斯特頓筆下的慈悲神探布朗神父說他推理破案的秘密，便在於他就是兇手，意思是他讓自己進入到兇手的立場去），這一點，昔日才華洋溢的丁亞民難以超越，我想，今天更是才氣縱橫但困在自傳世界和自身情慾的「卑微流」惟我論者駱以軍也猶待掙扎。

相對的，海涅便是極有幽默感的人，據說他的臨終遺言是：「上帝會原諒我的，因為那是他的職業。」名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也是，他在晚年所寫的自傳最末一章《天鵝之歌》中說，他對死亡之後只有一個期盼，那就是每隔個五年十年可以從墳墓中出來一趟，讀讀當天報紙，知道這個世界仍運行如常，這就夠了；而我個人最喜歡的仍是卡爾維諾，他說的是，「死亡，是你加上這個世界，再減去你。」這個世界因為加進了你而得著了某種光彩和溫度（說因此變得大大不同可能太自大了，既不符合卡爾維諾的謙和，也不適用我們尋常人等），在你又悄悄退場后仍存留，你在或不在呢？這裏，喜歡莊子的卡爾維諾，用線條幹凈如數學計算式的語言，說出了莊子與蝴蝶之夢的生命狐疑，及其光影明迷。

我們可能把話題給扯遠了，這一次我們要談的是時間，閱讀者的時間，很多人總感覺不夠因此無法供應給閱讀這種不急之事的時間，而我最想的，是從對時間的從容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