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他們有時在大學城的餐廳吃飯，有時在中國餐館吃飯。楊絳自認為兩人不合群，也沒有多餘的閑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也真豐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飯可消磨兩個小時。他們愛惜時間，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他們就自己做飯了。

他們大概是在女兒圓圓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時候，由牛津乘火車到倫敦，換車到多佛港口，上渡船過海，到法國加來港登陸，進入法國國境，然後乘火車到巴黎，住入朋友為他們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如果這話說在孩子出生之前，楊絳也許會答應。可是孩子懷在肚裏，倒不掛心，孩子不在肚裏了，反叫她牽心掛腸，不知怎樣保護才妥當。對門太太曾把圓圓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習慣。圓圓倒很習慣，乖乖地睡到天亮，沒哭一聲。

誠如楊絳所云，錢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工夫扎紮實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後來又加上義大利文。這是愛書如命的錢鍾書恣意讀書的一年。他們初到法國，兩人同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楊絳的多。但一年以後，他的法文水平遠遠超過了她。

楊絳的治學興趣，著重點還是在法國文學上。因此，在牛津大學最後一年，錢氏夫婦就請友人為他倆在巴黎大學注了冊。這樣，他們便結伴來到巴黎。

楊絳聽李偉說，某某等同學的孩子送入託兒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規定的時間。她捨不得自己的孩子受這等訓練，錢鍾書當然也捨不得。

「鄉間空氣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試圖說服楊絳把孩子交託給她帶到鄉間去。她又說，你們去探望也很方便。

楊絳他們客居的公寓的主人名叫咖淑夫人，她是一名退休的郵務員。她用退休金買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卻又非常豐盛。她是個好廚師，做菜有一手。她丈夫買菜不知計較，買了魚肉，又買雞鴨。飯擺在她家飯間里，一大桌，可坐十數人，男女都是單身房客。楊絳他們租的房間有廚房，可是他們最初也包飯。替他們找到這所公寓的是留學巴黎大學的盛澄華。他到火車站來接九*九*藏*書，又送他們到公寓。公寓近車站，上車五分鐘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楊絳夫婦在巴黎的生活比較自由自在——因為錢鍾書通過了牛津的論文考試，如釋重負。他覺得為一個學位賠掉許多時間，很不值得。他白費功夫讀些不必要的功課，想讀的許多書都只好放棄。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獲牛津文學學士的英國學者對文學學士的評價：「文學學士，就是對文學無識無知。」他從此不想再讀什麼學位。這種想法逐漸影響到楊絳，因此他們雖然繼續在巴黎大學交費入學，但只按各自定的課程讀書。

楊絳記憶所及，錢鍾書小說《圍城》中的人物禇慎明即取材於這一時期在巴黎的相識。她說：禇慎明和他的影子並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禇慎明更誇張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項，逼我一一分數，並排列先後。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心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鍾書）『年少翩翩』，你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在初識鍾書的時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後來我稱讚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禇慎明也是個複合體，小說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在巴黎時的同伴，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一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一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一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麼談談話。有一晚，我們一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一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慕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你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鍾書說：「別給蜘蛛精網在盤絲九_九_藏_書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鍾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鍾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鍾書把禇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髮出來的。這無疑是楊絳他們在巴黎生活的一段插曲，當然在錢鍾書的小說里便演繹成十分有趣的情節了。

楊絳的女兒長得越來越乖，大人為她買了一隻高凳，買一本大書——丁尼生的全集，字小書大，因沒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麵攤一本大書，手裡拿一支鉛筆，學父母的樣，一面看書一面在書上亂畫。「鍾書給他朋友司徒亞的信上形容女兒頑劣，地道是鍾書的誇張。其實女兒很乖。我們看書，她安安靜靜自己一人畫書玩。有時對門太太來抱她過去玩。我們買了推車，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說的話是『外外』，要求外邊去。」楊絳如是說。

楊絳回憶道：「我在牛津產院時，還和父母通信，以後就沒有家裡的消息，從報紙上得知家鄉已被日軍佔領，接著從上海三姐處知道爸爸帶了蘇州一家人逃難避居上海。我們遷居法國后，大姐姐來過幾次信。我總覺得缺少了一個聲音，媽媽怎麼不說話了？過了年，大姐姐才告訴我：媽媽已於去年十一月間逃難時去世。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傷心事，悲苦得不知怎麼好，只會慟哭，哭個沒完。鍾書百計勸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悲苦。但是我沒有意識到，悲苦能任情啼哭，還有鍾書百般勸慰，我那時候是多麼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媽媽，就失去了自己的媽媽。常言『女兒做母親，便是報娘恩』。我雖然嘗到做母親的艱辛，卻沒有報得娘恩。」

楊絳夫婦兩人卻通宵未眠，他們牽心掛腸。好在對門太太也未便回鄉，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隨時可把孩子抱過去玩。他們夫婦需一同出門的時候，就托她照看。當然，他們也送她報酬。

其實，繼在牛津的兩年之後，楊絳夫婦在法國巴黎的這一年也很重要，這不僅能使楊絳更深入地了解歐洲各國的文化習俗、風土人情以及語言特點，而且更給她所掌握的多種歐洲語言提供了實地考察、運用和體味的良機。

這樣，楊絳和錢鍾書白天除了上課，經常結伴出去坐一會兒咖啡館，注意從社會學習語言和汲取知識，或者一起逛逛舊書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舊習，發憤讀書，青燈黃卷長相伴，不亦樂乎。

在楊絳的記憶中，他們的圓圓穿了長過半身的嬰兒服，已是個蠻漂亮的娃娃。一位倫敦上車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圓圓細細端詳了一番，用雙關語恭維說，「a China baby」（一個中國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個瓷娃娃），因為中國娃娃肌理細膩，像瓷。這番話惹得楊絳頗為得意。

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那時在法國的中國人很多，有勤工儉學的，有來訪問的等等。他們當中有呂叔湘、王禮錫、向達、徐、羅大岡、王辛笛、盛澄華等人。錢氏夫婦與他們時有過往，對此，詩人王辛笛為我們留下了點滴回憶，他說：「一九https://read.99csw.com三六年我去英國愛丁堡大學進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華窗友盛澄華（1913～1970年）寓處。適巧鍾書偕其夫人楊絳也由牛津來巴黎，同住在拉丁區，與盛處相去不遠。澄華專攻紀德作品，並常就近向紀德本人請益（在抗戰期間譯出《偽幣製造者》等問世），不同於一般留學生惟學位頭銜是務，鍾書對此頗有好感。大家在街頭朝夕不期而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楊絳在《我們仨》中說過，「我們為國為家，都十分焦慮。獎學金還能延期一年，我們都急要回國了。當時巴黎已受戰事影響，回國的船票很難買。我們輾轉由里昂大學為我們買得船票，坐三等艙回國。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間。」

楊絳夫婦的交遊不廣，但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多，他們經常接觸到一個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熱鬧。向達也到了巴黎，他仍是錢家的常客。林黎光好客，李偉能烹調，他們家經常請客吃飯。就這幾個人，就夠熱鬧的。

楊絳與錢鍾書中斷學業，匆匆踏上歸國的征程。

楊絳第一個到海關，很悠閑地認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錢鍾書隨後也到了。海關人員都爭看他們的「中國娃娃」，行李一件也沒查。他們表示對中國娃娃的友好，沒打開一隻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畫上「通過」的記號。對此，楊絳頓生好感：覺得法國人比英國人更關心並愛護嬰兒和母親。

巴黎大學的歷史悠久，創辦的時間比牛津大學還早一個世紀，但是它的學風卻比牛津寬鬆自由。楊絳體會到了兩所大學的不同風格，不敢也不願稍加鬆懈。

當時在巴黎的中國學生為數眾多，過境觀光的旅客不算，留學歐美而來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楊絳每出門，總會碰到同學或相識。當時寄宿巴黎大學宿舍「大學城」的學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國館，一位T小姐住英國館，盛澄華住瑞士館。其他散居巴黎各區。

與楊絳經常來往的是林黎光、李偉夫婦。李偉是清華同學，中文系的，能做詩填九*九*藏*書詞，毛筆字寫得很老練。而林黎光專攻梵文，他治學嚴謹，正在讀博士。他們有一個兒子和楊絳的女兒同年同月生。

楊絳出手不凡，她的文學成就，已然起步，且起點不低，她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楊絳因錢鍾書不會抱孩子，把應該手提的打字機之類都塞在大箱子里。他兩手提兩隻小提箱，楊絳抱不動娃娃的時候可和他換換手。渡輪抵達法國加來，港口管理人員上船，看見她抱著個嬰兒立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請出來，讓她抱著阿圓優先下船。滿船渡客排成長隊，挨次下船。

楊絳對門的鄰居是公務員太太，丈夫早出晚歸。她沒有孩子，常來抱圓圓過去玩。她想把孩子帶到鄉間去養，就對楊絳說：

在留學英法期間，作為作家的楊絳仍在閑暇之時，進行文學創作，散文《陰》是其中的代表作，文質素淡，意蘊久遠；落筆雖淡，動情卻真：

楊絳與錢鍾書是喜歡巴黎的，他們原本也是可以多待一些時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在踐踏著祖國美好的河山，國難當頭，祖國在召喚，他們摒棄一切，準備馬上回國。這時候，楊絳夫婦與許多僑居法國的華人一樣，非常關心時事。巴黎《救國時報》上發表的一篇篇社論，他們如饑似渴地讀著。其中《我們的主張》社論，在他們眼裡，尤為激動人心：「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須立即實行全國軍事上的總動員；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須要實行全民族統一戰線；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須立即實行民主自由；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須立即武裝民眾；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就必須全國人民一致奮起為抗戰軍隊與政府之後盾；要實行全國之總抵抗，須立即肅清一切日寇姦細。」聲聲召喚，字字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