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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生命之火 三

第十四章 生命之火

楊絳和錢鍾書一樣,一生淡泊名利,人們對其家庭生活一向不甚了解。其實,這是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個長期身居陋室、吃苦耐勞、只知埋頭做學問的典型中國知識分子之家。
二○○四年,適值楊絳從事創作七十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定於同年五月隆重推出彙集楊絳先生迄今主要創作和翻譯作品的《楊絳文集》。作為迄今為止彙集楊絳先生作品以及圖片最為完整的作品集,《楊絳文集》在原有發表作品修訂的基礎上,還收入《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懷念陳衡哲》等新文章,楊絳撰寫的《作者自序》和《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以及大量她親自為文集選訂的珍貴文獻和人物圖片。《楊絳文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時代的演進軌跡,堪稱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的縮影。
全部文章,經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門別類。一半是翻譯,一半是創作。創作包括戲劇、小說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寫意、記事、記人、論學、評書等。文章既是「隨遇而作」,按時期編排較為方便。
唯一的女兒和一生的伴侶的相繼離去,楊絳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體味。天上人間,陰陽隔斷,卻難斷親情、摯情。在人生的伴侶離去四年後,九十二歲高齡的楊絳獨伴青燈,用心記述他們這個特殊家庭六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結成回憶錄《我們仨》。在這部書里,她向彼岸的親人傾訴心聲:
二○○四年七月,楊絳的《我們仨》問世整整一年,銷售近五十萬冊。其時,三聯書店推出《我們仨》珍藏本,並於七月十日、十一日下午二時分別在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二層和北京圖書大廈四層,舉辦「《我們仨》與楊絳」主題讀書活動,現場銷售加蓋錢鍾書、楊絳和錢瑗三人印章的《我們仨》珍藏本,但和以前一樣,一生低調的楊絳仍然缺席。
我當初選讀文科,是有志遍讀中外好小說,悟得創作小說的藝術,並助我寫出好小說。但我年近八十,才寫出一部不夠長的長篇小說;年過八十,毀去了已寫成的二十章長篇小說,決意不寫小說。至於創作小說的藝術,雖然我讀過的小說不算少,卻未敢寫出正式文章,只在學術論文里,談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寫的小說,除了第一篇清華作業,有兩個人物是現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說里,也有一個人物是現成的,可對號入座,其餘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純屬虛構,不抄襲任何真人真事。鍾書曾推許我寫小說能無中生有。的確,我寫的小說,各色人物都由我頭腦里孕育出來,故事由人物自然構成。有幾個短篇我曾再三改寫。但我的全部小說,還在試筆學寫階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無成了。我只隨筆寫了好多篇文體各別的散文。承人民文學出版社幾位資深編輯的厚愛,願為我編輯《文集》,我衷心感謝,就遵照他們的囑咐,寫了這篇序文,並詳細寫了一份《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九*九*藏*書
生活書店後來變成了三聯書店。四五十年後,我們決定把《錢鍾書集》交三聯出版,我也有幾本書是三聯出版的。因為三聯是我們熟悉的老書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書香。我們喜愛這點特色。
九旬老人楊絳先生還在「尋覓歸途」。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著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裡,但是,其中有少數人已經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們暫棲的這個世界上。
楊絳一直喜歡讀書看報,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她在讀了近期的上海《文匯讀書周報》后,忽然想起當年她和錢鍾書與上海一家生活書店的交往及期間發生的一件小事。「這件小事喚起了我當年的感受:生活書店是我們這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於是提筆,特為該報,更是為廣大愛書人寫下了「幾句話」——
楊絳的確以「我們仨」自豪:「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這樣的話絕不是尋常家庭關係的人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也絕不是尋常生命態度的人能夠說出。因而使得「我們仨」最後的失散,令人痛心之極。第二部分的標題是「我們仨失散了」,第三部分的首尾也一再出現此語,這是從心底發出的嘆息,多麼單純,又多麼凄惶。讀整本書時,讀者聽到的始終是這一聲彷彿輕聲自語的嘆息:我們仨失散了,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這是一本已連續列入暢銷榜的書。當然,楊絳老人寫此書,根本就無意于「暢銷」。這就是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楊絳老人把「我們仨」相依為命的往事,「失散」之後的落寞和無盡九-九-藏-書的思念,寫成了一個「萬里長夢」。從她的「夢」中,我們讀到如許的溫暖和單純。話語也許是多餘的。還是掀開書頁靜靜地去讀吧,用如她一般的寧恬心境。由此,九十二歲的楊絳再次成為人們追逐的明星。
二○○五年,楊絳所在的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舉行了建所四十周年紀念會。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建所以來,外國文學研究所經過幾代人的開拓進取,不斷壯大,四十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該所黃寶生所長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楊絳以及馮至、卞之琳、李健吾、戈寶權、羅大岡、羅念生等所內老一輩學者,他說,「優秀的人才、優良的學風、優秀的成果」一直是外文所所追求的學術目標,經過四十年的歷史積累,它已經成為外文所的學術傳統。在老一輩學者開創的良好學風指引下,新時期后的中青年學者努力進取,在研究和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方面處在國內學術前沿。為配合建所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外文所還舉辦了「建所四十年優秀成果展」和「《楊絳文集》座談會」。黃寶生、郭宏安、薛鴻時、黃梅、陳眾議、鄭土生等和楊絳共過事的專家學者分別在會上做了發言。
解放前錢鍾書和我寓居上海。我們必讀的刊物是《生活周報》。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書店,我們下午四點后經常去看書看報;在那兒會碰見許多熟人,和店裡工作人員也熟。有一次,我把圍巾落在店裡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書店的電話:「你落了一條圍巾。恰好傅雷先生來,他給帶走了,讓我通知你一聲。」傅雷帶走我的圍巾是招我們到他家去夜談;囑店員打電話是免我尋找失物。這件小事喚起了我當年的感受:生活書店是我們這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她一向認為研討會應該叫做「檢討會」,否則「它對作家來說就沒有多大意義。我不參加『檢討會』,不是不打算接受批評,我已經把多年來收到的批評,改在了實際作品中」。
《我們仨》分作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全書的濃墨,正是寫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第一部分僅幾百字,記一個真實的夢,引出第二部分的「萬里長夢」。第三部分篇幅最大,回憶與錢鍾書結合以來及有了女兒后的充滿情趣的歲月。前者只寫夢,後者只寫實,只有第二部分的「萬里長夢」,是夢非夢,亦實亦虛,似https://read.99csw.com真似幻。作者採用這樣的寫法,也許是要給可怕的經歷裹上一層夢的外衣,也許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經歷像夢一樣不真實,也許是要借夢說出比可怕的經歷更重要的真理。
差不多與此同時,二○○三年度中華文學人物的評選揭曉,巴金先生獲得本年度的「文學先生」稱號,而楊絳女士成為本年度的「文學女士」,二位作家均以全票通過。本次評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文學選刊》雜誌社、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南方都市報、《南方文壇》、新浪網等五家機構聯合國內百家媒體共同參与。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炯說,「文學先生」與「文學女士」的稱號是對作家全面的考量,除了文學成就,對其人品的評判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標。
《我們仨》出版一年以來,不斷有讀者給楊絳寫信,她也不知道這些信究竟有多少,反正天天有。她每天都會看這些信,心裏覺得特別高興。讀者對她的關心讓她特別感動。她認為,「我沒寫什麼大文章,只是把自己個人的思念之情記錄了下來,不為教育誰用。書在外面受到人們歡迎的情況,我也實在承擔不起。我習慣清靜了,我願意在家裡清靜清靜……」楊絳的家人說,楊先生一直很健康,她每天自己打理自己的事,但是「不是很留意人們的讚美之詞,看過高興一下,也就不會再去提起」。她說過:「我只不過寫了我自己想寫的一些文字,完成了自己給自己布置的一個任務。大家能喜歡,我特別感謝。」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楊絳謝絕了他人策劃的參加個人作品研討會的邀請,她對來人說:「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麼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該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意見的。」
楊絳的這套文集共約二百五十萬字。其中一至四卷為創作部分,第一卷「小說卷」選收長篇小說《洗澡》和七篇短篇小說。第二、三卷「散文九_九_藏_書卷」選收《幹校六記》、《將飲茶》、《雜寫與雜憶》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至新世紀之初所創作的全部重要散文。第四卷「戲劇文論卷」,收入塵封已久的兩部喜劇《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文論」部分彙編了作者評析外國文學名著的理論作品以及她論述《紅樓夢》和談文學創作與談翻譯等的論文十四篇。第五至八卷譯文部分則收入她的重要譯作《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小癩子》、《斐多》等。值得注意的是,《楊絳文集》卷首冠以《作者自序》簡略說明自己的創作情況及《文集》的編選規則;卷尾的《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是楊絳先生根據回憶和記錄親自撰寫和編訂的,它相當於一部微型的《楊絳傳記》。《楊絳文集》八卷本還收入了作者選定的照片和插圖80幅,其中大部分圖片都為首次發表,是一套相當有價值的研究資料以及個人藏書。為了符合各個層次讀者的閱讀需要,出版社在出版《楊絳文集》的同時,還推出一套平裝本的《楊絳作品精選》(三卷本),精選作者散文作品兩卷包括《幹校六記》《我們仨》等以及小說和戲劇一卷。出版《文集》並不是楊絳先生創作的終止,她表示,只要身體健康,她還將再寫一些回憶性散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匯報》率先刊登了《楊絳文集》自序,其中談到:
……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楊絳的《我們仨》品質高貴,趣味高潔且盎然,加之其家庭獨特的文化背景,因而深受廣大讀者的青睞。也許只有靠結實的情感,或飽經歲月的人,才能用這樣單純的筆墨來漫漫地敘述自己的生活,用這麼溫暖的語調來思念去世的家人。楊絳的新作《我們仨》就給人這麼一種印象。在書里楊絳把最痛心的日子,寫成了一個萬里長夢,事情像是子虛烏有,雲一樣抓握不住,情感卻是沉著。能把握的是這個家裡堅定的家常日子,接著,她就把過去的生活,從一九三五年和錢鍾書結婚,一九三七年女兒錢瑗出生,到最後分散,記錄下一篇細緻的回憶錄。
據二○○四年一月十日《新聞晚報》報道,在《誰是二○○三年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人物?》的標題下,稱「楊絳——她用《我們仨》感動中國」。報道說,她被人評說,https://read•99csw.com「瘦小的身軀里蘊藏著感動中國的力量」。二○○三年,她的新書《我們仨》出版,使人們在字裡行間看到了一個知識女性的操守和深情。還有她對待媒體的態度也始終如一,不肯出現在鏡頭前,既是一種堅持,也是一種智慧。人們很早就尊稱她為楊先生,原因在於,在她的身上,人們看到了更多的智慧。她在三年前譯《柏拉圖》時,自稱「力不能及」,只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沒想到,錢氏父女走後,她靠著生來的堅倔,靠著哲學的救助,將錢鍾書先生留下的大量讀書筆記補上。人類進入新的世紀,她再一次進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我不是專業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隨遇而作。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刪棄。文章揚人之惡,也刪。因為可惡的行為固然應該「鳴鼓而攻」,但一經揭發,當事者反覆掩飾,足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還當謹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寫的文章,儘管句句都是大實話,也刪。有「一得」可取,雖屬小文,我也留下了。
早年的幾篇散文和小說,是我在清華上學時課堂上的作業,或在牛津進修時的讀書偶得。回國后在淪陷的上海生活,迫於生計,為家中柴米油鹽,寫了幾個劇本。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先在上海當教師;解放戰爭勝利后,我在清華大學當教師,業餘寫短篇小說和散文,偶爾翻譯。「洗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后,我調入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寫學術論文;寫論文屢犯錯誤,就做翻譯工作,附帶寫小量必要的論文。翻譯工作勤查字典,傷目力,我為了保養眼睛,就「閉著眼睛工作」,寫短篇小說。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親是反清革命運動的「人物之一」,囑我寫文章講講我父親的某些觀點。我寫了《一份資料》。胡喬木同志調去審閱后,建議我將題目改為《回憶我的父親》;我隨後又寫了另一篇回憶。我又曾記過錢鍾書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憶而是他本人的回憶。我就在研究和寫學術論文的同時,兼寫小說和散文,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隨意寫文章。錢鍾書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遺稿,又翻譯了一部作品,隨事即興,又寫了長長短短各式各樣的散文十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