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他，她是否在富茲案中提供宣誓聲明，是另外一回事。我認為她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信息來源，她與我的交流是公開身份的。

這是星期五的下午6點，還留在抗體解決位於桑尼韋爾（Sunnyvale）辦公室中的人寥寥無幾。安全起見，艾瑞卡請求同事與自己一起，去找自己的車。她們走出辦公樓的時候，一名年輕男子鑽出他的SUV，迅速向她們走來，手上拿著一個信封。他將信封遞給艾瑞卡，然後轉身離去。

他支持這一觀點的主要證據，是希拉洛斯獲得的來自與我談過話的兩位醫生的簽字聲明，聲稱我篡改了他們所說的話，並且沒有清楚告知他們，我可能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使用他們的信息。兩位醫生是勞倫·比亞茲萊和薩曼·里扎夫，我是在斯科茨代爾診所遇到的他們。

會談以這種拉鋸的方式持續了四個多小時。當我們繼續審視我那清單上的問題時，楊確實回答了部分問題而沒有援引商業秘密的借口。他承認希拉洛斯的鉀含量檢測的問題，但聲稱問題迅速得到了解決，而且沒有將任何錯誤的檢測報告交到病人手中。艾倫·比姆告訴我的不是這樣，所以我懷疑楊在撒謊。楊也證實希拉洛斯執行能力驗證的方式不同於大多數實驗室，但提出按照其技術的唯一性來看，這是合理的。他也證實，在巡視期間，CLIA的巡視員沒有見到希拉洛斯實驗室的諾曼底部分，但聲稱已經告知了巡視員這個部分的存在。

我繼續施加壓力，要求更實質性的回答，博伊斯開始生氣了。突然之間，他不再是那個和藹可親的祖父形象。他咆哮著，亮出牙齒，像一頭老灰熊。這是那個在法庭上令對手恐懼的大衛·博伊斯，我對自己說。他猛烈抨擊我的報道方式，說我找一些醫生問了大量損害希拉洛斯的問題。我們之間由此引發一陣緊張。隔著桌子怒視對方。

如果對希拉洛斯是否會發動激進反擊我還抱有一點殘存懷疑，那麼在隨後那個星期一的早晨它也煙消雲散。當時我正坐在停著的車裡聽收音機，等待清掃車經過——布魯克林生活中不那麼令人愉快的一個方面——我的手機響了。我調低車載收音機的音量，接通電話。

信件接著說，如果艾瑞卡想避免引發訴訟，她必須接受與博伊斯·席勒的律師面談，並說出她披露了希拉洛斯的什麼信息，是對誰披露的。信件由大衛·博伊斯簽字。艾瑞卡開車回到朱莉婭的房子，整個周末都待在那裡，關著百葉窗，害怕得不敢踏足屋外。

我們通了電話，我將幾天前在《華爾街日報》與希拉洛斯代表團的馬拉松會談講給他聽。但不像我擔心的這件事可能會嚇到他，艾倫覺得這一新發展饒有趣味。他諮詢過了一位新的律師，此人是前聯邦檢察官，曾與醫療欺詐打擊小組（Medicare Fraud Strike Force）合作過九*九*藏*書。因此艾倫對希拉洛斯的恐嚇策略沒那麼害怕了。事實上，他似乎改變了主意，想重新幫助我把故事報道出來。

唯一知道她住在這個地址的人，是她的同事朱莉婭（Julia）。兩周前，艾瑞卡在奧克蘭的公寓租約到期，她臨時搬到朱莉婭那裡，計劃在秋天移居中國。她只有工作日的晚上待在那裡，在周末則出去露營或者旅行。連她的母親都不知道這個地址。唯一知道它的方式，是跟蹤她。

應特勞布的要求，兩個星期前，我發了一套新的有八十個問題的問卷給他們，以便作為我們討論的基礎。金首先開始，說他們來是為了反駁在那些問題中潛藏的「錯誤預設」。然後她拋出了第一枚導彈。

我的反駁似乎起到了想要的效果。她變得緩和一點，我們開始一個一個審視我的那些問題，覺得作為希拉洛斯在場的唯一代表，丹尼爾·楊將回答這些問題。不過，我們很快又發生了爭執。

「聽上去像是《綠野仙蹤》。」傑伊諷刺地說。

會見最終結束的時候，已經是將近下午6點，金看上去像是要在我的胸口插上一刀。

「希拉洛斯又一次威脅我，」他寫道，「他們的律師說他們懷疑我在違反我的宣誓書。」

我注意到沒有來自阿德里安娜·斯圖爾特的簽字聲明，她是我在該診所訪問的第三位醫生。這是件好事，因為我計劃使用她跟我討論過的兩個患者病例中的一個，或者兩者都用。我通過電話聯繫上她，她說正在印第安納州與家人相聚，所以希拉洛斯的代表來診所的時候不在。我把她的同事的簽字聲明告訴她，警告她，這家公司可能會在她回來后採用同樣高壓的手段對付她。

他的一個回答讓我覺得奇怪。當我提出霍姆斯作為合著者發表在《病理學報告》的研究時，楊立即否定了它，聲稱其是過時的。他說，它是以較老的希拉洛斯技術做的研究，數據太老了，可以追溯到2008年。我覺得奇怪，那麼為什麼霍姆斯向《紐約客》提到它呢？希拉洛斯現在似乎想要劃清界限，也許因為它意識到了那項研究的淺薄。

看到信封上寫的地址，艾瑞卡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

來到《華爾街日報》總部的希拉洛斯代表團主要由律師組成。領頭的是大衛·博伊斯。他的左右有邁克·布里耶、梅瑞迪斯·迪爾伯恩以及希瑟·金（Heather King）——前博伊斯·席勒的合伙人，希拉里·柯林頓的助理，不到兩個月前出任希拉洛斯的法律總顧問。團隊的其他成員有馬修·特勞布和《華爾街日報》前記者、華盛頓一家對手研究公司的創始人彼得·弗里奇（Peter Fritsch）。唯一來自希拉洛斯的管理層是丹尼爾·楊。

進入會議室已經有一陣子了，在我看來，顯然她的主要策略就是試圖威嚇我們，所以我決定，是時候告訴她那一套沒用了。

傑伊·孔蒂跳出來緩解局勢，但很快與金和布里耶對練上了。他們的爭端就像是一場鬧劇。

我們繼續繞著各種圈子，關於希拉洛斯有多少檢測是在愛迪生設備上做，有多少在商用分析儀上做，從未得到過直截了當的回答。這令人失望，但也說明我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他們沒有東西可以隱瞞，就不會設置種種阻礙。

我們在《華爾街日報》新聞編輯部五樓的一個會議室里坐定。會談一開始就被定了調，金和迪爾伯恩拿出兩個小型磁帶錄音機，一邊一個，放在會議桌的兩頭。傳遞的信息很明顯：他們將把這次會面作為未來法律訴訟的證詞。

博伊斯的脾氣再次爆發。他憤怒地說，在實驗室行業，以前是沒有人能夠用微小劑量的指尖針刺取血樣本做檢測的。「希拉洛斯正在做這件事，而且，它要不是魔法，就是一項新技術！」

艾瑞卡立刻警覺起來。白天的時候，希拉洛斯的人力資源部主管莫娜·拉瑪莫西已經在她的手機語音信箱留了幾條信息，說有緊急的事情需要與她談。艾瑞卡沒有給她回電，現在又有什麼神秘的男人等在外面要跟她說話。她懷疑兩者之間有關聯。

事實是，我根本沒計劃用比亞茲萊醫生和里扎夫醫生告訴我的患者病例，因為這是二手的陳述。所討論的患者是由他們診所的另外一位醫生治療的，此人拒絕與我交談。不過，儘管他們的簽字聲明絕不會削弱我的報道，但他們屈服於那家公司壓力的可能性令我擔憂。

「在我們看來，很顯然，你們的關鍵信息源之一肯定是一個叫泰勒·舒爾茨的年輕人。」她一邊說，一邊直直地盯著我，很顯然是預先排read.99csw.com練過的開場白，想把我的陣腳打亂。我神色不變，面無表情，什麼也不說。如果他們願意，盡可以懷疑泰勒，但我決不會泄漏他的信息，給他們確認他們正在釣魚的事情。她繼續說下去，詆毀泰勒，說他過於年輕，不稱職，然後斷定其他的信息源都是心懷不滿的前員工，同樣不可信賴。邁克打斷了她的詆毀。他彬彬有禮但卻非常堅決地說，我們不會披露我們的匿名來源是誰，希拉洛斯公司也不應當假裝知道他們的身份。

預料到會有硝煙戰火，我請來我的主編邁克·西克諾爾菲（Mike Siconolfi），他是調查團隊的主管；還有《華爾街日報》母公司的副法律總顧問傑伊·孔蒂（Jay Conti），他與新聞編輯部在敏感新聞題材上密切合作。我一直與他們倆溝通自己的報道，讓他們知道我的秘密信息來源是誰。

第二天，我接到鳳凰城桑德內醫生的電子郵件。一名希拉洛斯的銷售代表去過她的辦公室，告訴她公司總裁桑尼·巴爾瓦尼在城裡，想單獨與她碰面。她拒絕了這個邀請，隨後此人變得充滿敵意，並說她的拒絕將帶來負面影響。我簡直不敢相信。搜尋我的秘密信息來源是一回事，但威脅一位以公開身份與我談過話的醫生，則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我給希瑟·金髮去一封電子郵件，讓她知道我已經知曉銷售代表對桑德內醫生辦公室的造訪，而且，如果我知道更多此類事件，我會認為它們具有新聞價值，將包括在我的報道內予以揭露。金否認銷售代表做了任何不對的事情。

隨之發生的更具爭議的問題是什麼東西才構成正當的商業秘密。我問，一個由第三方製造的商用分析儀，所有與其有關的事情如何都被認定是希拉洛斯的商業秘密？布里耶說，區別不是我說的那麼簡單，這一回答無法令人信服。

幾天之後，斯圖爾特醫生髮電子郵件過來，讓我知曉，她一回到亞利桑那，巴爾瓦尼和其他兩個人就真的前來拜訪，要跟她說話。前台接待告訴他們，她正在忙於診治病人，但他們拒絕離開，在接待室等了幾個小時，直到最後她才出來與他們握手。他們使得她同意在兩天之後的周五上午與九九藏書他們會面。對這個會面我有種不好的感覺，但自己什麼都不能做。斯圖爾特醫生答應我，不會向任何壓力屈服。她覺得重要的是要站在患者的立場上，秉承實驗室檢測的誠信正直。

金說：「這就好像為了讓你相信可口可樂中不包含砒霜，你想要我們給你可口可樂的配方。」

希拉洛斯遠沒有收手，而是進一步變本加厲。下半周，博伊斯給《華爾街日報》發來第二封信函。跟只有兩頁紙的第一封不同，這次有二十三頁之多，露骨地威脅，如果我們發表任何中傷希拉洛斯或披露任何商業秘密的報道，將會提起訴訟。信函的大部分是在猛烈地抨擊我的新聞工作倫理。博伊斯寫道，在我報道的過程中，我「極度缺乏公正、客觀和中立」，相反表現出頑固地「形成預先決定的（並且是錯誤的）敘述」。

博伊斯第一次插話，扮演與金的壞警察對應的好警察形象。「我們確實只是想一步一步討論這件事情，讓你們看到這兒真的沒有什麼故事。」這位74歲的超級律師溫和地說。他眉毛濃密，稀疏的灰白頭髮，讓人覺得像是一位正在調停爭吵孩童的祖父。

楊承認希拉洛斯擁有商用血液分析儀，他聲稱公司只是將其用於比較，而不是用來得出患者的檢測結果，我問其中之一是不是西門子的ADVIA。他拒絕評論，說那是商業秘密。然後我問，希拉洛斯是否以一種特定的稀釋標準，在西門子的ADVIA設備上檢測小劑量指尖針刺取血樣本。他再次援引商業秘密逃避回答問題，但爭辯說，稀釋血液樣本在實驗室行業是普遍行為。

「我們不同意放棄我們的新聞特權。」我反擊道。

傑伊惱怒地回答：「沒有人找你要可口可樂的配方！」

我們轉向與愛迪生設備有關的問題。有多少種血液檢測希拉洛斯是放在這種設備上做的？那也是一項商業秘密，他們說。我感覺正在看一出活生生的荒誕戲劇。

從這裏討論開始繞圈子。我說這些問題是我的報道的核心。如果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會談還有什麼意義？博伊斯回答，他們正在努力提供幫助，但他們不會披露希拉洛斯所使用的方法，除非我們簽署保密協議。他聲稱，那些是奎斯特公司和實驗室集團公司可能竭盡全力、採取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工業間諜想要獲得的秘密。

我建議開始討論我發過去的那些問題，但還沒來得及讀第一個問題，金的舉止再度變得咄咄逼人，並且發出一個嚴厲的警告：「我們不同意你們發表我們的商業秘密。」

希拉洛斯真的有什麼新的技術嗎？我挑釁地問。

最後，我們轉向我在報道過程中搜集的有問題的檢測結果案例。金說，為了能回應我的特定患者案例，希拉洛斯需要獲得每位患者的簽名棄權書，放棄他或read.99csw.com她的患者隱私權。她要求我從患者那裡協助收集棄權書。我同意了。

周五的時候，我多次在上午試圖與斯圖爾特醫生取得聯繫，但聯繫不上。她在傍晚的時候打了過來，當時我正開車去長島東部，與我妻子和三個孩子度周末。她聽上去心慌意亂。她告訴我，巴爾瓦尼試圖讓她簽她的同事所簽的類似聲明，但她禮貌地拒絕了。他勃然大怒，威脅說，如果她出現在《華爾街日報》關於希拉洛斯的任何文章中，他要令她名譽掃地。她的聲音發抖，懇求我不要再使用她的名字。我努力安撫她，說那只是一個空洞的威脅，此時，我突然明白，絕不能讓這些人阻止我，不能讓他們扼殺我的報道。

是艾瑞卡，她似乎非常驚駭。她告訴我SUV上的男人，信封上的地址，來自博伊斯的最後通牒。我試圖安撫她，讓她平靜下來。我承認，確實，她非常有可能處於監視之下。但我很肯定，這是最近開始的，希拉洛斯沒有證據證明她是我的信息來源之一。這是一種想把她嚇出來的嘗試，我說。他們是在虛張聲勢。我鼓勵她，不要理會那封信，跟往常一樣做自己的工作。從她猶豫的聲音，我能分辨出她仍然在那裡手足無措，但她同意聽從我的建議。

三天後，艾瑞卡·張在她的新東家、一家叫作抗體解決（Antibody Solutions）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實驗室中加班，一位同事過來，告訴她有個男人要求見她。同事說，這個人在停車場上他的車裡已經等了很久。

我問到伊恩·吉本斯。楊承認伊恩是公司早年做出重要貢獻的一個人，但說他的行為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變得很古怪，暗示他在那個階段不再知道內情。金突然插嘴，詆毀吉本斯是個酒鬼。同時，博伊斯攻擊羅謝爾·吉本斯的信譽，指出她在富茲一案中未能提供宣誓聲明，導致法官裁定在庭審中不予採信她的證詞。

「她對我宣過誓。」我說。

信封里的信印著博伊斯·席勒的信頭。艾瑞卡讀著信，恐懼感越來越厲害：

那天晚上很晚的時候，我的郵箱收到一封來自梅瑞迪斯·迪爾伯恩的郵件。郵件附有一封來自大衛·博伊斯的正式信函，發給傑伊·孔蒂，他是郵件的主收件人。在引用了幾條加州的法律后，信函嚴厲要求《華爾街日報》「銷毀或歸還」全部希拉洛斯的商業秘密和其所擁有的機密信息。博伊斯一定知道我們照做的機會是零，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種警告。

回到東海岸，我意識到事情正在升級。同樣是在那個星期五的晚上，我收到艾倫·比姆發來的簡訊。這是差不多兩個月以來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