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斯解釋，博伊斯是美國最有權勢、最著名的律師之一。他說形勢非常嚴峻。他建議泰勒當天下午到舊金山他的辦公室來當面談。

「伊麗莎白知道你正跟《華爾街日報》對話。她說這個記者用的正是你的電子郵件中的措辭。」

夏洛特沒有時間說更多話，一男一女出現了，咄咄逼人地向泰勒走來。他們的名字是邁克·布里耶（Mike Brille）和梅瑞迪斯·迪爾伯恩（Meredith Dearborn）。他們都是博伊斯·席勒和弗萊克斯勒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布里耶對泰勒說，他被要求找出誰是《華爾街日報》的信息來源，並在大約五分鐘內確定了是他。他遞給他三份文件：一份臨時限制令，一份兩天後出庭的通知，還有一封聲明信，說希拉洛斯有理由相信泰勒違反了他的保密義務，並準備對他提起訴訟。

第二天上午，泰勒早早地來到祖父的房子里，在餐廳等著。看到還是布里耶現身，他一點都不驚訝。霍姆斯將他的祖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將這封郵件轉發給泰勒，我們通話的同時他瀏覽了郵件。在關於檢測驗證的部分，我將愛迪生設備一項血液檢測的變異係數列在裏面，沒有意識到那是泰勒自己計算出來的數字。郵件里沒有其他任何東西可以指向泰勒，所以他認定這正是他們鎖定他的原因所在。他似乎放鬆了下來。他說，他可以很容易解釋清楚那個數字。它可能來自任何人。

泰勒堅持自己的說法。他說不知道記者是如何得到他的信息的。

「我只是想提出希拉洛斯會同意的條件。」喬治抗議道。

一天晚上，泰勒的父母接到來自他祖父的電話。喬治說，霍姆斯告訴他，泰勒要為《華爾街日報》所得到的大部分信息負責，說他已經完全失去理智。泰勒的父母讓他坐在廚房裡，懇求他，下一次希拉洛斯給他機會簽字，無論他們想要什麼，都要簽字。否則，他們只有賣掉自己的房子來支付他打官司的成本。沒那麼簡單，泰勒回復道，但不能說太多。他非常想向他們解釋發生的事情，但他被要求不得與任何人討論與希拉洛斯的談判。

泰勒在後院撥打了電話。他迅速向安德斯解釋情況。律師一邊消化所有這些信息，一邊問是誰在代表希拉洛斯。泰勒手上有布里耶頭一天晚上威脅要起訴他的信。他告訴安德斯，信件的簽名是一位「大衛·博伊-茲」，他把這位著名律師的姓給讀錯了。

律師帶來了一套新的文件。其中之一是一份宣誓書，聲明泰勒從未與任何第三方談及希拉洛斯，並且承諾提供他所知的曾與《華爾街日報》談過話的任何在職員工和離職員工。布里耶要求泰勒簽署宣誓書。泰勒拒絕了。

我懷疑希拉洛斯正在對他套上枷鎖，但我無法與該公司對質，因為他是匿名信息來源。我希望他不要在壓力之下屈服，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經把向霍姆斯質疑希拉洛斯做法的郵件和他發給紐約州的投訴轉發給了我。九*九*藏*書再加上我從艾倫·比姆那裡獲得的關於能力驗證的內部往來郵件，足以構成證據確鑿的文件鏈條。

是不是一個跟能力驗證有關的數字？泰勒問道。很多人都看過那個數據，他說。《華爾街日報》可以從其他許多離職員工那裡得到它。

「我們這是為了你好，」喬治說，「伊麗莎白說，如果那篇文章發表，你的職業生涯就完了。」

但談判在兩個問題上陷入僵局。希拉洛斯仍然想要泰勒說出《華爾街日報》的其他信息來源，而泰勒堅決予以拒絕。而公司也沒有把他的父母和繼承人包括在不起訴名單中，只願意對泰勒不起訴。隨著僵局相持不下，博伊斯·席勒訴諸其臭名昭著的赤膊戰略。布里耶揚言，如果泰勒不簽宣誓書，說出《華爾街日報》的信息來源，當把他送上法庭的時候，博伊斯·席勒一定要讓他的整個家族傾家蕩產。泰勒還收到提醒，他正受到私人偵探的監視。他的律師試圖淡化此事。

「你有沒有跟任何一個記者談論過希拉洛斯？」喬治問道。

喬治拿回電話，達成了一個妥協：第二天上午，他們將在這所房子里再次會面，希拉洛斯將會按照他們最初的約定帶來那份一頁紙的文件，重申泰勒將會遵守他的保密義務。掛電話之前，他懇求霍姆斯這次派其他律師來。

但這位老人似乎也意識到他剛才提議的荒謬。他劃去「兩年」，用「永遠」替代。然後他走出餐廳，去和布里耶談。過了一會兒兩人一起返回，布里耶顯然已經同意了泰勒的條件。

「伊麗莎白說它只可能是你提供的。」喬治嚴厲地說。

泰勒沒有承認任何事情，他再次嘗試說服他的祖父，希拉洛斯在誤導他。他又一次重複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年前他告訴祖父的，包括這家公司在其專有的愛迪生設備上只能開展很小一部分的血液檢測。喬治還是沒有被說服。他告訴泰勒，希拉洛斯給他準備了一份單頁的文件簽字，確保他往後會遵守保密職責。他解釋說，《華爾街日報》將要發表希拉洛斯的商業秘密，如果公司不顯示已經採取措施保衛它們，那些商業秘密將會進入公開領域。泰勒找不到要簽這樣的文件的理由，但表示他願意考慮一下，如果那意味著公司將不再騷擾他的話。

布里耶說知道他在撒謊，並且逼迫他承認，但泰勒並不屈服。這位律師不肯善罷甘休。他就像一隻鬥犬，繼續糾纏泰勒，彷彿要無休無止地繼續下去。泰勒一度轉而看著自己的繼祖母，問她是否跟自己一樣感到不舒服。夏洛特怒目盯著布里耶，看上去像是準備給他來一記右勾拳。

泰勒·舒爾茨與五位室友一起租的房子位於洛斯阿爾托斯山（Los Altos Hills），距離他父母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家只有二十五分鐘的車程，所以他每隔一周會去與他們共進晚餐。2015年5月27日傍晚時分，泰勒將他的小豐田普銳斯C型車停進父九-九-藏-書母的車庫，穿過廚房走進房子里。他一看到父親，立刻感覺到有什麼事情不對勁，父親的臉上滿是焦慮和驚慌。

喬治上樓的時候，夏洛特告訴泰勒，她開始懷疑希拉洛斯的「盒子」是不是真的。「亨利也是，」她說，指的是亨利·基辛格，「而且他曾說過想退出。」

「這次談話必須結束。」泰勒最後說道。

「沒有，」泰勒撒了個謊，「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樣認為。」

同時，馬修·特勞布繼續在跟我兜圈子。彷彿我是唯一一名霍姆斯不給訪談機會的美國記者。她最近出現在CBS的早間新聞節目中，出現在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的節目里，還上了CNBC吉姆·克萊默（Jim Cramer）的「瘋狂財富」（Mad Money）節目。雪上加霜的是6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從自己的電腦屏幕上挪開視線，瞟了一眼編輯部里的電視機，在那兒，她穿著黑色的高領毛衣，出現在「查理·羅斯」（Charlie Rose）節目中。第二天，在一通激烈的電話對話中，我告訴特勞布，希拉洛斯不能無限期地把我拒之門外。我一邊在布魯克林我的門廊前來回踱步，一邊大喊：如果不是霍姆斯，公司得有其他人與我會面，解決我提出的問題，而且要儘快安排。

過了幾天，特勞布回復我，建議我和希拉洛斯的一名代表在博伊斯·席勒位於曼哈頓的辦公室會面。我一開始同意了，但隨後想到了更好的辦法。他們的建議無異於讓我直接深入虎穴。我回電給他，告訴他希拉洛斯的代表——以及我相信會陪著他來的整隊律師——必須來找我。會面安排在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點，地點在美洲大道1211號（Avenue of the Americas），《華爾街日報》的總部。

「那不是什麼大事，」他說，「只要不去你不該去的任何地方，去上班的時候記著跟你屋子外面灌木叢中的人微笑揮手致意就可以了。」

當安德斯通知邁克·布里耶，泰勒不會簽署那份宣誓書時，布里耶警告說希拉九九藏書洛斯別無選擇，只得起訴他。泰勒回到家裡，等待著第二天被傳喚出庭，但那天晚上，布里耶給安德斯發來一封郵件，說希拉洛斯決定暫時擱置法律訴訟，以便給雙方更多時間找到解決方法。泰勒得到消息后，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夏洛特糾正丈夫：「我想她說的是一個數字。」

然而，這個短暫的間隔給了泰勒時間思考，而他決定不簽署任何東西。布里耶那天上午帶來的另一份文件是他與希拉洛斯原來的保密協議。泰勒假裝重新仔細閱讀那份協議，同時琢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表示他不會簽宣誓書。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尷尬沉默，他找到了如何表達拒絕的辦法。

「泰勒不是告密者。找出誰與《華爾街日報》談過話是希拉洛斯的問題，跟他無關。」喬治說。

安德斯給泰勒推薦了一名叫斯蒂芬·泰勒（Stephen Taylor）的律師，他在舊金山主持一家精英律師事務所，擅長處理複雜的商務糾紛。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布里耶和泰勒就宣誓書交換了四個不同的版本。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怎麼能這麼蠢呢？好了，他們知道了。」

「很好，樓上有兩位希拉洛斯的律師，」喬治說，「我可以讓他們下來嗎？」

「你是不是跟一個調查記者說過希拉洛斯的事情？」他父親責難地問道。

從我們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館會面，已經過去了三個星期。回到紐約后，馬修·特勞布繼續推后我要求的對霍姆斯的訪談，並要求我發給他問卷作為替代。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列出了我想和希拉洛斯討論的七個方面，包括從伊恩·吉本斯到能力驗證等事項。

「是的。」泰勒回復。

泰勒試圖儘力達成一樁協議，以表現出調和姿態，在該文件的新版本中承認曾經和《華爾街日報》有過談話。希拉洛斯給他選擇，說他太年輕、太天真，以至於被記者欺騙了，但泰勒拒絕了這個提議。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年輕與此毫無關係。就算到了40、45歲，他希望自己仍然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為了安撫希拉洛斯，泰勒同意被說成是低級職員，職責如此低下，以至於當談論類似能力驗證、檢測驗證和實驗室運作的話題時，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談什麼。

泰勒看到夏洛特從喬治的手裡拿過電話，聽到她說：「伊麗莎白，泰勒沒有那樣說！」他感到心跳加速，握緊了拳頭。

喬治過來幫孫子。他大聲叫道：「我了解這孩子，他不會說謊。如果他說沒有跟記者談話，那麼他就是沒九*九*藏*書有跟記者說過話！」前國務卿將兩位律師趕出了自己的房子。他們走了以後，他打電話給霍姆斯，說這不是他們說好的。她派來的是審判官，而不是願意進行文明對話的人。泰勒準備好第二天上法庭了，他警告她。

為了讓泰勒能告知父母事情進展如何，斯蒂芬·泰勒為其父母安排了單獨的法律諮詢。通過這種方式，泰勒可以通過律師與他們溝通，而那些談話受到律師-客戶特權的保護。這一安排還發生了一次事件，讓泰勒和他的父母都極為慌亂。在父母與他們的新律師第一次會面幾個小時后，律師的汽車被破窗而入，偷走了一個裝有這次會面談話記錄的手提箱。儘管這很可能是一次隨機的盜竊行為，但泰勒無法排除他的懷疑：是希拉洛斯讓誰做了這件事情。

布里耶對前國務卿視而不見，繼續施壓，要求泰勒簽署這份文件，說出那份報紙的信息來源。他懇求他們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事情：為了盡責，必須從他那裡拿到信息。但泰勒不肯讓步。

泰勒聽了他的建議，開車去城裡。安德斯的辦公室在羅斯大廈（Russ Building）的第十七層，那是坐落於金融區的一座新哥特風格塔樓，過去曾經是舊金山最高的建築。泰勒與安德斯以及他的一名合伙人會面，在與兩位律師商議過後，泰勒決定不簽這份文件。他們同意代表他將這一消息傳遞給希拉洛斯，但最終他們必須給他推薦其他律師，以避免利益衝突。他們的律師事務所法雷拉·布羅恩和馬特爾（Farella Braun + Martel）也代理霍姆斯的不動產。

「希拉洛斯的律師基於希拉洛斯的最優利益而起草了這個東西，」他說，「我想我也需要一名律師，基於我的最優利益來審視這份東西。」

「那對我沒用，」他說，「必須說他們永遠不起訴我。」

「天啊！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繼續推進自己的報道，致電紐約州衛生部，查詢泰勒的匿名投訴是如何處理的。我被告知，它被轉到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服務中心（CMS）去調查。但當我打電話給CMS時，了解到在那裡無法查到該投訴的任何蹤跡。一定是在混亂中不知道怎麼弄丟了。值得讚揚的是，負責該機構實驗室監管處的人既然知道了它的存在，現在似乎很認真地在跟進。他們讓我將那投訴發給他們，保證這次不會再漏掉。

我對所發生的這一切一無所知。泰勒在那個與父母共進晚餐的夜晚打來那個焦慮的電話之後，我試圖重新與他取得聯繫。我給他的科林·拉姆雷茲郵箱發去郵件——他堅持我們使用這種方式以保護他，並且也打電話給他的一次性手機。但我的郵件石沉大海，手機也顯然是關機了，也沒有語音留言信箱。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我繼續嘗試發電子郵件和打電話，但一無所獲。泰勒消失了。

泰勒再一次否認曾與記者有過談話。

在這令人難堪的對峙持續了九*九*藏*書很長時間之後，喬治將布里耶拉到另一個房間，回來單獨和泰勒對話。他要什麼條件才能簽那份文件？他問自己的孫子。泰勒回答，希拉洛斯必須加上一個條款，承諾不得起訴他。

到家以後，泰勒給我打了個電話。從他的語調來看，他似乎緊張得不行。他問，我是否將我們的交流泄露給了希拉洛斯。我回答說絕對沒有，並告訴他我對自己向信息提供者承諾的保密義務是極其嚴肅的。我們努力想找出是哪裡出了問題。

泰勒沒有告訴我他馬上要去見祖父，只告訴我希拉洛斯要他第二天去辦公室會見其律師。我建議他不要去。他不再為公司工作，沒有義務服從那個要求。我警告他，如果他去了，他們會想方設法哄他說出來。泰勒說他會仔細考慮清楚。我們同意第二天再交換相關情況。

喬治抓起一支鉛筆，在宣誓書上潦草地寫下一行字，大意是希拉洛斯承諾兩年內不起訴泰勒。泰勒愣了一剎那，懷疑祖父是不是把自己當成了白痴。

泰勒給祖父回電，問他們兩個是否可以在當天晚些時候見面，不要任何律師在場。喬治說他和夏洛特正在外面吃晚餐，但9點應該會到家，泰勒可以在那個時間來。泰勒坐下來，跟父母草草吃了一頓晚餐，然後開車回家，以便好好考慮如何跟祖父開展對話。出門的時候，父母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泰勒在晚上8點45分到達祖父的家。喬治和夏洛特還沒有回來，所以他在外面的街上等著，直到看到他們的車子停進車道。他給了他們幾分鐘收拾時間，然後走進房子，發現他們正坐在起居室里。

他的祖父和布里耶看上去都非常惱怒。喬治問，如果他的地產律師鮑勃·安德斯（Bob Anders）審核這個文件，說簽了它沒有問題，泰勒會不會簽。泰勒說他會的，於是喬治上樓，將修改後的宣誓書發給安德斯。泰勒知道他上樓和鼓搗傳真機需要一點兒時間，於是去到廚房，開始查找祖父的電話簿，尋找地產律師的號碼。他想先跟他聯繫上。正當他急切地翻閱電話簿的時候，夏洛特遞給他一張紙，上面有電話號碼。「打給他。」她說。

泰勒吃了一驚，有一種遭到背叛的感覺。他特別要求在他們會面時不要有律師。但是如果他現在抬腳走人，會增加人們的懷疑，他是不是真的隱藏了什麼，於是他聽到自己說了一聲：「可以。」

泰勒了解到，他祖父剛剛打電話來，說希拉洛斯知道他與一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有聯繫。如果他想擺脫喬治所說的「麻煩世界」，他必須第二天與公司的律師見面並簽署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