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仔細查看Yelp，尋找是否有人抱怨在希拉洛斯的糟糕體驗，由此找到了另外一條線索。很顯然，一個像是醫生的女性用「娜塔莉亞·M（Natalie M．）」的名字曾經抱怨過。Yelp有一個功能，可以讓你發送信息給評論者，所以我發給她一條留言，留下我的聯繫信息。她第二天打了電話過來。娜塔莉亞·M的真實姓名是妮科爾·桑德內（Nicole Sundene），她是鳳凰城郊區噴泉山（Fountain Hills）的一名家庭醫生，對希拉洛斯非常不滿。去年秋天，她把自己的一位病人送到急救室，就是因為收到該公司令人驚駭的實驗室檢測報告，結果卻發現是一場虛假的警報。我飛到鳳凰城，去會見桑德內醫生和她的病人。我還計劃在那裡不經事先通知，直接拜訪其他使用過希拉洛斯的實驗室檢測的執業醫生。我從一個業內來源那裡獲得了六七個他們的名字。

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我慢慢地轉向其他戰線。我想要一個中立的實驗室專家，來評估希拉洛斯稀釋樣本的做法和它操縱能力驗證檢測的方式，為此我打電話給蒂莫西·哈米爾（Timothy Hamill），他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實驗室醫學系的副主任。蒂姆向我證實，這兩種做法都大有問題。他也解釋了使用指尖針刺取血的缺陷。與從手臂上抽取的靜脈血不同，毛細血管血會受到組織和細胞流體的污染，干擾檢測，使得測量不那麼準確。「如果你跟我說，他們是來自27世紀的時間旅行者，也不比說他們已經攻克了這個難題更讓人驚訝。」他說。

卡爾曼·華盛頓的故事很有幫助，但我很快就有了更好的信息來源：另一位希拉洛斯的內幕揭發者。我注意到泰勒·舒爾茨在領英上瀏覽過我的資料，於是通過領英的站內信息功能給他留了言。我覺得他一定是從其他離職員工那裡聽說我正在四處打探。從我給他留言，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當我以為他不會回復的時候，電話響了。

那些話聽上去像一個高中化學的學生講的話，而不是一個高深的實驗室科學家。《紐約客》的作者稱這一描述「模糊得可笑」。

第一次對話后，我曾發簡訊給艾倫，詢問他是否能想起可以證實他說的事情的前同事。他發了幾個名字過來，我和其中的兩位取得了聯繫。兩人都極度緊張，只同意按照深層背景信息來源進行交談。其中一位是希拉洛斯的前CLS，她不願意說太多，但她說的東西給了我信心，說明我是找對了方向：她告訴我，自己一直對公司所發生的事情非常困擾，並且擔憂患者的安全。她之所以辭職，是因為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繼續出現在檢測結果上。另一個人是實驗室的前任技術監督，說希拉洛斯是運作在一種秘密和恐懼的文化之下。

亞當問我，是否讀過《紐約客》最近的一篇特稿，寫的是一位名叫伊麗莎白·霍姆斯的矽谷奇才和她的公司，希拉洛斯。我確實讀過。我訂了《紐約客》，經常在上下班的地鐵上閱讀它。

在桑德內醫生的幫助下，我決定做一個小小的試驗。她給我開了一張實驗室檢測的單子，第二天早晨，我拿著單子去了離我酒店最近的一家沃爾格林門店，儘可能快一些，以保證最準確的讀數。沃爾格林門店中的希拉洛斯健康中心並沒有很多可看的東西：一個小房間，比壁櫥大不了多少，有一張椅子，小瓶的水。與西夫韋不同，這家連鎖藥店並沒有花很多錢重新裝修門店來打造高檔診所。我坐下來，等了一會兒，抽血員把我的單子輸入一台計算機，然後通過電話與什麼人說話。她掛斷電話后，要求我把袖子捲起來，把壓血帶纏在我的手臂上。為什麼不是指尖取血？我問道。她回答說我的單子中有部分檢測需要靜脈抽血。對此我並不怎麼驚訝。艾倫·比姆向我解釋過，在希拉洛斯列出的240項檢測中，只有大約80項是基於小劑量的手指針刺取血樣本（有12項在愛迪生設備上做，其他60-70項在被破解的西門子機器上做）。其他的，他說，需要使用霍姆斯在媒體採訪中比作中世紀酷刑的技術：可怕的皮下注射針頭。現在，我自己可以證實這一點了。從沃爾格林門店出來后，我開著租來的車，來到附近一家實驗室集團的網點，又做了一次抽血。桑德內醫生答應，兩套檢測結果出來后，她會都發給我的。經過仔細考慮，她說自己也都會去這兩個地方做檢測，從而擴大我們的比較樣本範圍。

艾倫身為實驗室主管，希拉洛斯的CLIA執照上登記的是他的姓名，他擔心如果政府進行調查，自己可能承擔個人責任。為了保護自己，他將數十封與巴爾瓦尼往來的電子郵件轉發到私人電子郵箱。但希拉洛斯發現此事，威脅要起訴他違反保密協議。

當我停下來仔細考慮，發現很難相信，只上過兩個學期化學工程課程的一名大學輟學生能夠成為前沿科技的先鋒。當然，馬克·扎克伯格10歲的時候就在父親的計算機上學會了編程，但醫學不一樣：那不是你在家裡的地下室就能自學的。你需要多年的正規訓練，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才能找到價值所在。許多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都是60多歲，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的成就到那時才能獲得認可。九*九*藏*書

第二天，我開車來到山景城（Mountain View），這裡是谷歌公司總部所在地。我與泰勒在一個叫作斯泰恩（Steins）的露天啤酒館見面。那是傍晚時分，這個地方擠滿了矽谷的年輕專業人士，享受他們的快樂時光。我們找不到座位，於是站在外面陽台上的一個木頭啤酒桶旁邊，拿它作桌子。灌下1品脫冷啤酒的同時，泰勒給我更為詳細地講述了他在希拉洛斯度過的時間，包括離職那天接到母親轉述霍姆斯威脅的瘋狂電話，以及當天晚上他和艾瑞卡試圖說動喬治·舒爾茨。他努力想遵從父母的建議，將整件事情拋在腦後，但發現自己做不到。

他說他曾試圖推遲希拉洛斯在沃爾格林的門店中啟動血液檢測服務，警告霍姆斯實驗室的鈉和鉀的檢測結果完全不可信賴。按照希拉洛斯的檢測，完全健康的人血液中的鉀含量水平會爆表。他用「瘋狂」一詞來形容那些檢測結果。當艾倫提到某種叫作能力驗證的事時，我很難讓自己理解他揭露的這些情況。他非常肯定希拉洛斯違反聯邦能力驗證的規定。他甚至向我提到聯邦監管規則的相關部分：CFR第42章，493條。我在筆記本上把它寫下來，告訴自己隨後再去查閱。

我掛上電話，感受到熟悉的衝動，那是每次大型報道獲得突破時才有的，我得提醒自己，這隻是一個漫長征程的第一步。還有許多東西要去掌握，而最重要的是，報道需要得到確證。如果只有一個匿名來源，報紙絕不會接受，不管那來源有多麼好。

「他經歷了水門事件、伊朗門醜聞，依然保持著他的正直，」泰勒告訴我，「我肯定，如果他活著，就會熬過希拉洛斯事件，重回正軌。」

我花了一點時間來理解稀釋這件事情。他們為什麼要那麼做，為什麼那麼做是錯誤的？我問道。艾倫解釋，那只是為了彌補愛迪生設備的缺陷，它只能做某種被稱為免疫測定的檢測。希拉洛斯不想讓人們知道其技術有限，所以它設計了一種方法，以便在傳統設備上運行小劑量的指尖采血樣本。這涉及稀釋指尖采血樣本，讓他們的劑量加大。問題在於，他說，當你稀釋了那些樣本以後，被分析物在血液中的濃度也被降低到傳統設備不再能準確測量的水平。

在離開公司的時候，泰勒列印了他給霍姆斯的郵件以及巴爾瓦尼的回復，把它們塞在襯衣下面，偷偷帶了出去。他還有自己與紐約州衛生部就能力驗證討論的往來郵件。這對我不啻天外之音。我要求他把所有東西都發給我，他很快照做了。

我需要證明該公司正在產生不準確的檢測結果。唯一的辦法，是找那些收到了有問題的實驗室報告的醫生，讓他們的患者去其他地方重新檢測。要去做這樣的搜尋，最佳地點是鳳凰城，希拉洛斯在那裡已經擴展到40多個網點。我的第一想法是去拜訪卡爾曼·華盛頓，但她已經離開了她所工作的沃爾格林診所——位於奧斯本道（Osborn Road）和中央大道（Central Avenue）拐角。她也沒有自己談及的三位患者的姓名。

電話是泰勒打來的，他似乎急於傾訴。不過，他非常擔心希拉洛斯會跟蹤他。他用一個無法追蹤的一次性手機給我打電話。在我同意為他保密后，他大致給我講了在希拉洛斯八個月的故事。

我告訴艾倫，感覺自己開始有所進展，聽到這個他似乎很高興。我問他，是否還保留著轉發到自己Gmail個人郵箱的電子郵件。他回復說為了遵守公司迫使他簽的宣誓書，律師讓他刪除了這些郵件，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沉了下去。對於這類故事，文件證據是黃金標準。我的工作會變得困難許多。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失望。

後來希拉洛斯發給她另一位病人的實驗室檢測報告，顯示TSH值異乎尋常地高，上述事件令她產生了懷疑。這位病人已經在服用甲狀腺葯，檢測結果表明她的藥量需要提高。在做出決定之前，斯圖爾特醫生要求病人去索諾拉·奎斯特（Sonora Quest）——奎斯特公司和班納健康醫療集團（Banner Health）聯合投資的企業——重新檢測。索諾拉·奎斯特的檢測結果表明是正常的。如果她相信了希拉洛斯的檢測結果，增加了患者的藥物用量，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斯圖爾特醫生說。病人已經懷孕，增加她的給藥量會使得她的甲狀腺激素水平過高，置胎兒于危險中。

我收到特勞布的回復，他說霍姆斯的時間表排得太滿，無法在這麼短的期間安排我的訪談。我決定不管如何都飛到舊金山，與泰勒·舒爾茨和羅謝爾·吉本斯當面會見。另外還有一位希拉洛斯的前員工願意與我對話，如果我為她保密的話。

我問他，是否認為祖父仍然忠於霍姆斯。是的，泰勒心中對此幾乎沒有疑問，他仍然忠於她。當我問他，是什麼讓他這樣認為，他披露了一條新的秘聞。舒爾茨家族的傳統，是在這位前國務卿的家裡慶祝感恩節。那天，當泰勒、泰勒的弟弟和父母來到祖父的家裡時，迎面遇到霍姆斯和她的父母。喬治也邀請了他們。泰勒辭職僅僅過去七個月時間，創傷依然新鮮，但他被迫裝成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這次尷尬的晚宴對話，話題從加利福尼亞的乾旱漂移到希拉洛斯新總部的防彈玻璃。對於泰勒而言，最煎熬的時刻，是霍姆斯站起來祝酒，向舒爾茨家族的每一個成員表達她的愛和感激。他說他差點沒能控制自己。read.99csw.com

我的電話鈴響了。來電的是「病理學博客」的亞當。八個月前，我曾找他幫過忙，試著去看懂複雜的實驗室賬單，用於我在醫保系列中的一篇報道。他耐心地向我解釋特定的賬單項目對應的實驗室流程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用這些知識曝光了一家大型癌症診療中心的騙局。

在改變心意前，艾倫提到亞利桑那州的一名護士卡爾曼·華盛頓（Carmen Washington），她曾在沃爾格林擁有的一家診所工作，投訴過希拉洛斯的血液檢測。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尋找她的蹤跡，最後通過電話聯繫上了。她告訴我，她的三位患者收到的該公司的檢測結果是有問題的。一個是16歲的女孩子，拿到的鉀含量檢測結果極高，表明她有心臟病發作的危險。卡爾曼說，考慮到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身體健康，這個檢測結果毫無意義。其他兩位患者得到的檢測結果顯示促甲狀腺激素（TSH）的水平高得不正常。卡爾曼叫他們再度來到診所，重新抽血。這一次，他們返回的檢測結果低得不正常。從此以後，卡爾曼對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檢測失去了信心。這些事件符合艾倫的說法。TSH是希拉洛斯在愛迪生設備上所做的免疫測定之一，並且沒有通過能力驗證。

艾倫說，有很多次，他當面或者通過電子郵件，向伊麗莎白和巴爾瓦尼提出對能力驗證檢測和希拉洛斯的檢測結果可靠性的擔憂。但巴爾瓦尼總是要麼斷然回絕，要麼搪塞過去，在郵件往來時肯定複製一份給希拉洛斯的律師，寫上「注意律師-客戶的保密義務」。

第二次與艾倫對話的時候，我正站在布魯克林的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儘力讓自己保持暖和，同時看管我的兩個兒子，一個9歲，一個11歲，他們正在與一個朋友嬉戲。那是2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日後這個月份將作為紐約城八十一年來最冷的2月而載入史冊。

頭幾次撥打艾倫的電話號碼，我得到的反饋都是進入語音信箱。我沒有留下信息，相反，決定只是繼續嘗試聯繫他。2015年2月26日，那個星期四的下午，一個帶著我不確定是哪裡口音的聲音終於接聽了電話。在確認他真的是艾倫之後，我做了自我介紹，告訴他我知道他剛剛抱著對公司運營方式的擔憂離開了希拉洛斯。

幾天後，我已回到《華爾街日報》的辦公室，收發室的一位員工遞給我一個厚厚的信封。它來自桑德內醫生。裏面是我們來自希拉洛斯和實驗室集團的實驗室報告。我檢視自己的檢測結果，注意到許多不同之處。希拉洛斯將我的三種檢測值標記為異常高值，一種為異常低值。然而根據實驗室集團的報告，所有這四種指標顯示都是正常的。同時，實驗室集團將我的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蛋白膽固醇（或者稱為有害膽固醇）都標為過高，而希拉洛斯的報告將前者列入「合理」，將後者列入「近似最優」。

亞當告訴我，他偶然發現了一個可能是個大新聞的事。人們經常給記者爆各種料。十次有九次不會有什麼實質內容，但我總是花時間聽他們說。世事難料。而且，在這個特別的時候，我正像狗一樣在尋覓骨頭。我需要一根新的骨頭來細細咀嚼。

是時候前往帕洛阿爾託了。但在去之前，我首先還要去拜訪其他地方。

同時，我對希拉洛斯作了一些初步了解，無意中發現了《華爾街日報》社論版十七個月前的文章。文章發表的時候我並沒讀過。這增添了一點有趣的波折，我暗自想：我的報紙在霍姆斯的流星般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第一家發表她所謂成就的主流媒體機構。這確實是一個尷尬的境地，但我並不是很擔心這一點。《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和新聞版同仁之間有一堵防火牆。如果我真的在霍姆斯的櫥櫃中發現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也不會是這家報紙的兩方第一次自相矛盾。

旅程的最後一天，我與羅謝爾·吉本斯會面，在帕洛阿爾托的一家緬甸餐館仰光紅寶石（Rangoon Ruby）吃午餐。伊恩去世已有兩年，但羅謝爾仍舊悲痛不已，極力忍住淚花。她譴責希拉洛斯要為他的死負責，只願他不曾在那裡工作。她提供了一份醫生診斷單的複印件，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師鼓動伊恩利用這個單子，規避在富茲一案中作證。律師郵件的時間戳顯示，發送時間正是在伊恩自殺之前的幾個小時。儘管羅謝爾從丈夫那裡繼承的希拉洛斯股票期權可能價值數百萬美元，但她仍然公開發出聲音。她不在意金錢，她說，而且不管怎樣，她不相信這些股份真的值什麼錢。https://read.99csw.com

桑德內醫生的病人莫琳·格倫茲（Maureen Glunz）同意在她家附近的星巴克與我見面。她是一位個子嬌小的女性，50來歲，是艾倫·比姆所擔心的兩幕景象之一的絕好展示。她從希拉洛斯得到的實驗室報告結果顯示，鈣、蛋白質、葡萄糖和三種肝酶異常升高。由於她又抱怨有耳鳴（後來確診是缺乏睡眠導致），桑德內醫生擔心她處於即將中風的關鍵時刻，直接給她送到醫院。感恩節的晚上，格倫茲在急診室待了四個小時，醫生在她身上做了一連串的檢查，包括一次CT掃描。直到由醫院實驗室做了一套新的血液檢測，結果回復正常后，她才被允許離開。不過，那還不是故事的結局。為了以防萬一，她在隨後的一周又做了兩次核磁共振（MRI）。她說直到那些檢查也已恢復正常，她才最後放下心來。

但當我聽到他們與希拉洛斯剛剛離職的實驗室主管有過對話，而且此人聲稱公司存在若干錯誤做法，我的耳朵便豎了起來。我還發現，伊恩·吉本斯的故事令人同情，羅謝爾所說伊恩多次坦承希拉洛斯的技術不管用，此事尤其值得探究。在法庭上，這類事情會被當作道聽途說而不予採信，但它的可信賴程度足以開展進一步考察。不過，要讓此事有所進展，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確：我需要與艾倫·比姆對話。

泰勒與我談話的動機來自兩個方面。跟艾倫一樣，他擔心患者拿到不準確的檢測結果。他還擔心他祖父的聲望。儘管他覺得希拉洛斯最終會被曝光，但他想加速這個進程，給祖父機會洗刷自己的名聲。喬治·舒爾茨已經94歲，也許無法熬那麼久。

一切開始變得清晰了：霍姆斯和她的公司過度承諾，當無法兌現承諾時，就想投機取巧。若是做個軟體或智能手機的App，這種做法或許問題不大，但對於人們依靠其來做出重要醫療決策的產品，這樣做就是泯滅良知。在第二次對話的最後，艾倫提到了我發現饒有意味的其他事情：前國務卿、希拉洛斯董事會成員喬治·舒爾茨有一個叫泰勒的孫子，他曾經在該公司工作過。艾倫不確定泰勒為什麼離開，但他認為並不是那種友好的離開。我在iPhone手機的記事本App上簡略地寫下這些事情，並且加上泰勒的名字，作為又一個潛在的信息來源。

我還在斯科茨代爾另一個街區碰到了家庭醫生蓋里·貝茨（Gary Betz），在去年夏天他的一位病人經歷一場糟糕的體驗之後，他不再把病人送到希拉洛斯去做檢測。那位病人也是女性，正在服藥降低血壓。這種葯的副作用之一是鉀含量高，因此貝茨醫生經常要查看她的血液情況。希拉洛斯的檢測報告顯示病人的鉀含量接近臨界值，貝茨醫生辦公室的一位護士讓病人回去再次檢測，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但第二次去檢測的時候，抽血員三次抽血都沒有成功，然後把病人打發回家。第二天，當貝茨醫生知道此事以後，非常憤怒：如果原來的結果是正確的，他必須儘可能快地得到確認，才能改變對她的治療措施。他讓病人去索諾拉·奎斯特重新檢測。結果出來后，表明又是一次假警報：索諾拉·奎斯特得到的鉀含量數值比希拉洛斯的結果低得多，而且是在正常值範圍內。貝茨醫生告訴我，這一幕粉碎了他對希拉洛斯的信任。

艾倫還說，霍姆斯虔誠地相信要革新血液檢測，但她在科學和醫學方面的知識基礎很貧乏，這證實了我的直覺。他說她並不是那個每天管理希拉洛斯的人。一個叫作桑尼·巴爾瓦尼的男人才是。艾倫談及桑尼完全不加掩飾：他是一個通過恐嚇進行管理的虛偽的土霸王。然後，他放出又一個重磅炸彈：霍姆斯和巴爾瓦尼曾經有過戀情。我讀過《紐約客》和《財富》上的文章，瀏覽過希拉洛斯公司的網站，知道巴爾瓦尼是公司總裁、首席運營官。如果艾倫說的是真的，這又是一重扭曲：矽谷的第一位女性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創始人，與她的第二號管理層睡過覺，而此人比她大了將近20歲。

一位前實驗室高層員工確實同意與我對話，但只能是在不公開記錄（off the record）的前提下。這是一個重要的新聞工作區別：艾倫及其他兩個前員工同意按深層背景信息來源與我對話，就是說我可以使用他們提供的信息，但必須對他們的身份保密。不公開記錄意味著我不能使用其提供的任何信息。但這種對話仍然是有用的，因為該信息來源證實了許多艾倫告訴我的事情，幫助我堅定繼續調查的信心。他用一個比喻總結了在這家公司發生的事情：「希拉洛斯的運作方式，就像是想要造一輛公共汽車，造的同時又在駕駛這輛公共汽車。會死人的。」

我寫信回復特勞布，證實我有一篇正在工作中的報道。我問他，是否可以安排與霍姆斯進行一次訪談，以及拜訪希拉洛斯的總部和實驗室？我告訴他計劃在5月初來舊金山灣區，大約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在那個時候跟她見面。他說他會查看霍姆斯的行程，然後回復我。九*九*藏*書

隨後的幾個星期，我又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也遭遇到一些複雜情況。在試圖證實艾倫說法的過程中，我聯繫了20多位希拉洛斯的在職和離職員工。許多人不回復我的電話和郵件。少數幾個通過電話成功聯繫上的則告訴我，他們簽了非常嚴格的保密協議，不想冒違反協議而遭到起訴的風險。

亞當說，對於《紐約客》的這篇文章，他有類似的感覺，他在博客上發表帖子質疑之後，有一群人聯繫了他。對他們的身份，尤其是與希拉洛斯的關係，他秘而不宣，但說他們擁有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許想聽。他說可以與他們聯繫，看看他們是否願意與我談談。

泰勒和艾瑞卡都很年輕，當時都是希拉洛斯的初級職員，但我發現他們可以作為可信賴的信息來源，因為他們對我說的事情與艾倫·比姆的說法互相佐證。我也被他們的道德良知所打動。他們強烈地感到所見證的事情是錯誤的，願意冒著風險告訴我，想糾正那錯誤。

第一次談話的兩個星期後，亞當幫我聯繫上了理查德·富茲、喬·富茲、菲麗絲·加德納和羅謝爾·吉本斯。聽說富茲一家跟希拉洛斯惹上了官司，我一開始感到很失望。即使他們堅持遭到了錯誤的指控，但官司給了他們報復的理由，令他們無法成為信息來源。

我下一個見到的是斯坦福醫學院教授菲麗絲·加德納，霍姆斯十二年前輟學時，曾經拿自己最初的貼片想法向她諮詢過。菲麗絲領著我遊覽斯坦福大學的校園和周邊的環境。我們開著她的車閑逛，我驚訝于帕洛阿爾托是多麼的狹小和孤立。菲麗絲的家就在喬治·舒爾茨那座蓋木瓦的大房子的山腳下，兩者的土地都屬於斯坦福。菲麗絲遛狗的時候，經常會碰到錢寧·羅伯特森。胡佛研究所就在斯坦福大學校園的正當中，喬治·舒爾茨和其他希拉洛斯董事會成員在那裡擁有辦公室。佩奇磨坊路上的希拉洛斯新總部只有不到兩英里遠，所在的土地也是斯坦福所有。然後是一個奇妙的轉折，菲麗絲告訴我，那個地方以前是《華爾街日報》的印刷廠。

與桑德內醫生在自己報告中的發現相比，那些差異屬於溫和的。按照希拉洛斯的結果，她的血液中的皮質醇低於1毫克/分升。如此低的數值，通常認為與艾迪生病（Addison's disease）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由於極度疲勞和低血壓導致的危險狀況，如果沒有得到治療，可能導致死亡。然而，她的實驗室集團報告顯示的皮質醇水平為18.8毫克/分升，是在健康人的正常範圍內。對於哪一個值是正確的，桑德內醫生完全沒有疑問。

這是一種粗糙的公司治理方式，但畢竟它還是一家私人公司。在矽谷的私人創業世界中，沒有什麼規則禁止那一類的事情。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霍姆斯似乎向她的董事會隱瞞了這層關係。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讓《紐約客》將她刻畫成單身，而亨利·基辛格告訴這家雜誌，他和妻子試圖為她安排約會呢？如果霍姆斯沒有直接向董事會坦白她與巴爾瓦尼的關係，那麼她還有什麼原因想要保密呢？

這是又一個進步，但很快緊接而來的是一個倒退。3月下旬，艾倫因為害怕而裹足不前。他還堅持所有告訴過我的事情，但不想再捲入進一步的報道。他無法承受更多的風險。他說，與我對話令他覺得心慌，無心於他的新工作。我試圖讓他改變主意，但他很堅決，所以我決定給他一點空間，希望他最終還會回心轉意。

他還提到，希拉洛斯正在研製新一代的設備，其代號為「4S」，據稱將替代愛迪生，可以做範圍廣泛得多的檢測，但它根本不管用，從未部署在實驗室中。稀釋指尖取血的樣本，在西門子的機器上運行，原本是作為臨時性解決方案，但由於4S遭到徹底失敗，變成了永久性的做法。

隨著我們對話的基本規則得以建立，艾倫放下戒備，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他說的第一件事情是，伊恩告訴羅謝爾的事情是真的：希拉洛斯的設備不管用。它們被叫作|愛迪生，很容易出錯。它們一直無法通過質量控制檢查。而且，希拉洛斯只用它們做一小部分檢測。它的大部分檢測是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商用設備上運行，並且稀釋血液樣本。

既然他現在提到了這篇文章，我在讀它的時候已經發現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其中之一，是沒有任何經同行評議的數據支撐該公司的在科學上的說法。過去的十年中，我大部分時間花在報道與醫療健康事務相關的事情，無法想象醫學上如此重大的進步沒有經過同行的審閱。我也對霍姆斯就她的秘密血液檢測設備如何工作所做的簡短描述感到驚訝：「執行一項化學過程，由此發生一個化學反應，從化學物與樣本的互動中產生一個信號，將其翻譯為檢測結果，然後由經過認證的實驗室人員審核。」

那是2月的第二個星期一，《華爾街日報》位於曼哈頓中城的新聞編輯部，我正坐在自己亂糟糟的辦公桌前，想尋找和發掘一個新的故事。我最近剛完成一個耗時一年的醫保詐騙調查，不知道接下來做什麼。即使在《華爾街日報》工作了十六年，我仍然沒有精通一件事情：從一個調查項目迅速九-九-藏-書而高效地轉移到下一個任務的藝術。

我們的對話轉向能力驗證。艾倫解釋了希拉洛斯如何操縱它，他告訴我希拉洛斯使用哪些商用分析儀來進行大部分血液檢測。兩種都是西門子製造的，證實了菲麗絲·加德納的丈夫安德魯·佩爾曼在航班上聽到西門子銷售代表所說的話。他還披露了其他我們第一次談話中沒有說過的事情：希拉洛斯的實驗室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放置商用分析儀，另一個放愛迪生設備。一位州巡視員有一次檢查實驗室，給她看到的只是有商業分析儀的部分。艾倫覺得她是受騙了。

在隨後的幾天，我登門拜訪其他醫生的辦公室。在斯科茨代爾（Scottsdale）的一家診所，我和阿德里安娜·斯圖爾特（Adrienne Stewart）醫生、勞倫·比亞茲萊（Lauren Beardsley）醫生和薩曼·里扎夫（Saman Rezaie）醫生作了交談。斯圖爾特醫生講述了她的一個病人，在最後一分鐘推遲了計劃很久的愛爾蘭旅行，因為來自希拉洛斯的一份檢測結果表明她可能患有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這種情況是有血凝塊形成時才會發生，通常在腿上。患有DVT的人不建議乘坐飛機，因為血凝塊有破裂的危險，可能跟隨血液流動，並停留在肺里，導致肺栓塞。後來，患者的腿部超聲波結果以及來自另一個實驗室的第二套血液檢測結果都顯示正常，斯圖爾特醫生便將希拉洛斯的檢測結果扔到了一邊。

除了可能面對的個人責任，讓他更加困擾的是患者可能承受的潛在傷害。他描述了錯誤的血液檢測結果可能導致的兩種噩夢般的場景。一個錯誤的陽性結果可能導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醫療檢查。但一個錯誤的陰性結果會更加糟糕：一名情況嚴重的患者不去做診斷，可能導致死亡。

第二天，我飛回紐約，相信自己已經得到了報道所需的主要關鍵資料，過不了多久就可以發表。但這是低估了我正在對抗的人。

當我在桑德內醫生的辦公室與她會見時，我了解到格倫茲不是她發現檢測結果可疑的唯一病人。她告訴我，有十幾個病人檢測出來的鉀和鈣的水平都高得可疑，她也懷疑那些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她曾給希拉洛斯寫了一封信投訴，但那家公司甚至都不肯對此予以承認。

格倫茲的例子很引人注目，因為它展現了由不準確的檢測結果帶來的健康擔憂在情感和金錢上的代價。作為一名獨立房地產經紀人，她自己投保，有一份高自負額的健康計劃。急診室和隨後的核磁共振花了3000美元——她需要從自己的口袋裡拿錢出來付。

新的消息提供者與我在奧克蘭大學路（College Avenue）的一家小啤酒館特拉普供給（Trappist Provisions）碰面。她是一位年輕女子，名叫艾瑞卡·張。像每個與我對話的希拉洛斯前員工一樣，她一開始非常緊張。但當我將自己已經收集的信息有多少告訴她以後，她明顯放鬆下來，開始給我講述她知道的事情。

作為一位曾在希拉洛斯實驗室工作的人，艾瑞卡親眼見證了2013年12月的實驗室檢查。跟艾倫一樣，她覺得州巡視員受到了誤導。她告訴我，實驗室成員得到明確的命令，在檢查期間不得進出諾曼底，通向諾曼底的門一直被鎖著。她還告訴我她與泰勒的友誼，以及泰勒辭職的那天晚上她在喬治·舒爾茲的房子里參加的晚宴。像泰勒一樣，她也對愛迪生設備的檢測驗證過程中科學嚴謹性的缺失感到驚駭。她說希拉洛斯決不應當啟動對病人樣本的檢測。這家公司一貫對質量控制檢查的失敗視而不見，表現出對病人疾苦的完全冷漠，她說。最後，她說自己之所以辭職，是因為她害怕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員。這些話強勁有力，很顯然，從艾瑞卡所受困擾的程度，可以知道她對這些事是多麼在意。

我可以感覺到他非常緊張，但他似乎也想吐露心事，卸下負擔。他告訴我，他可以跟我對話，但我必須承諾為他的身份保密。希拉洛斯的律師一直在騷擾他，他很確定，如果公司知道他跟記者談過，一定會起訴他。我同意他保持匿名。那不是個很難的決定。沒有他，我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二手來源和知情的推測。如果他不肯說，這個故事就不存在了。

幾天後，艾倫再度與我聯繫，帶來了一些好消息。我讓他打電話給他曾在秋天聯繫過的華盛頓那家代理揭發者的律師事務所，看看能否找回他曾發給該律所的與巴爾瓦尼的往來郵件。律所滿足了他的請求。艾倫將這些郵件轉發給我。那是關於能力驗證的一系列郵件，共有十八封，發生在桑尼·巴爾瓦尼、丹尼爾·楊、馬克·潘多里和艾倫之間。它們表明，巴爾瓦尼憤怒地指責艾倫和馬克·潘多里在愛迪生設備上運行能力驗證檢測樣本，不情願地承認該設備「未能通過」驗證。而且，無可置疑的是霍姆斯知道這個事件：絕大多數郵件都抄送給了她。

正當我打點行裝，準備結束行程的時候，收到了一封郵件，發件人自稱馬修·特勞布（Matthew Traub）。他為一家公關公司DKC工作，說他代表希拉洛斯。他知道我正在忙活關於該公司的報道，想知道是否有什麼信息可以為我提供幫助。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而且正是時候。我原本計劃一回到紐約就與希拉洛斯公司聯繫。在《華爾街日報》，我們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叫作「不出意外」。如果沒有告知報道的主角我們的報道中收集的每一條信息，並且給他們充足的時間和機會應對和回應所有一切，一篇報道是不會見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