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侯恕領導的小組在慢性支氣管炎動物模型和實驗治療方面于全國小有名聲。時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始撥亂反正，文教衛生系統開始著力整頓組織，提高科技水平。該小組憑藉此「天時」的大好東風，得以增加人手、擴大組織、強化實力。

「文化大革命」時，余真住牛欄，與家人隔離，沒有薪水；就連後來她初到澳門時，也沒有職業。在澳門創業初期，她收入不穩、前路未卜，但這所有的一切一切，都不曾像當年在慢支炎小組那樣讓她感到沉重的壓力。因為一個人虧欠自己無所謂，但虧欠別人是很沉重的，尤其是一個對你抱著期望的人。「我覺得自己像一匹被買中了注的馬，不得不四蹄緊忙。」余真常笑喻自己是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

第一，慢支炎、肺氣腫、肺心病研治一條龍。

那幾年是余真一生中承受著最大壓力的時期。壓力不僅來自業務，也不僅來自她個人的得失。它是無形的，是來自別人對她的期望，來自那個調她來的不知名的好人的希望。

直到10多年後，余真離開呼研所，才得知當年推薦她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鍾南山。

第三，實驗室、病房、門診和一個定點市郊的慢支炎醫療基地一條龍。

有些事毀譽並存，往往要過很多年後，才能對它們做出公正的評判。余真是這樣堅信的。

1981年，余真離開呼研所，主要原因是隨家庭外遷。她在呼研所的日子，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這就意味著需要增reａｄ•９9ｃsw.cｏm加多方面的人手、設備和開拓空間。大概任何一個有事業心的人，包括侯恕，都可能有過這些想法，但一想到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辦成一件事有多難，則多半早晚不得不放棄。但鍾南山沒有放棄，他一直走到底，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現在回過頭來看，他何以斗膽推薦我？」余真說，她只跟鍾南山在門診做了一年同事。她是他政治工作的對象，那時叫作「專政的對象」。就是說，他是革命的，而她是反革命的。鍾南山清楚余真的檔案，但他沒有囿於政治成見用人，可見他知人善任，是呼研所的伯樂。

大內科的老同事見到她，總是笑著說：「專家呀，你怎麼瘦了？壓力很大吧？」

他從不給自己喘息的機會。

應當說，這一階段的成功主要來自「人和」，而「人和」的關鍵在於鍾南山的思想開放、處事有方。「所以說，他是一把『大紅傘』，很好地保護了我。」多年之後，余真如是說。

當時主管門診的尤素真醫生立即做出機敏得體的答話：「臨床經驗靠實踐積累。過去，你在這方面欠缺一些，但在別方面的知識就多一些，這是你另一方面的優勢。從現在起，我們取長補短，互相學習，相信事情能辦得更好。」

當年鍾南山說的那句話並非客套，而是出於自知之明的真誠。

新同事來上班，介紹幾句是常規，聽多了都有點麻木了，但以上兩段即興對白，卻至今記憶猶新。一是因為從基礎部門調來九九藏書做臨床工作的人不多，這次顯得不平常；二是這一說一答沒有流為空話，都被以後的歷史所證明。

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在他上班后不過兩三個月，原先粗壯黑實的運動員體格，減了不止一個碼；原先圓頭滿腮、雙目炯炯發光、笑口常開的一個大小夥子，變得高顴深目、面容嚴肅、走路時也在思考問題；原先緊繃在身上的白大衣，竟然顯得飄逸鬆動，他真有點像個道骨仙風的大夫了。

慢性支氣管炎小組這才有了獨立的門診和病房，而且能夠開展臨床研究，也算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我不能有力地呈現廣州呼研所發展的全過程，但是我能寫些呼研所嬰幼兒時期的形象片段，留給將來寫這段歷史的人，因為這些逸事將會隨著我們這代人的湮滅，而永遠失落。」2001年新年之際，余真把這篇珍貴的手稿，交給了鍾南山。

他首先向上級痛陳利害，終致計劃得到支持；然後拜「文化大革命」收尾之賜，空出那個以前長年用來辦學習班的東一病區，不過那可是個「兵家必爭之地」，所以並非信手可得，少不了一較實力，才得以到手。

鍾南山在加入這個小組之後，立即構思起草了一個順應潮流的宏圖大計：

儘管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社會已進步到科研無罪的階段，但在「四人幫」倒台、其陰魂徹底消散之前，依然陰晴無定。總有些人一有機會就想找人祭旗，以顯威風。侯恕和余真都背著家庭問題的「黑鍋」，不算黑，但很灰，九-九-藏-書竟然有機會不受政治干擾，埋頭搞科研。於是，有人大呼白專道路回潮，知識專政黑線再現，幾次三番，大字報貼到了東一病區的門口。山雨欲來，當然，醉翁之意不只在侯恕、余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行內行外，人所熟知。他以大半生的心血澆灌了這個研究所，雖然現在可能言之尚早，「但我認為賦以他終身名譽所長之稱絕不為過」。鍾南山出生於一個醫學世家，1960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后留校做了一段時間的基礎研究工作，1971年調到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當臨床醫生。「我是鍾南山開始廣州醫生生涯最早一起工作的夥伴之一。」

面對破爛殘損的設備、簡陋的診室，鍾南山竟然提出驚人的構想：實驗室、病房、門診和一個定點廣州市郊的慢支炎醫療基地要實現一條龍。大家呆住了，眼睛卻發亮了。其實最初，鍾南山和他們只是為了有名副其實的科研環境。後來，他們卻擁有了現代醫院最基礎的雛形。那些艱苦卓絕卻樂在其中的往事，實在經典。

鍾南山來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上班，到內科門診當門診醫生。在和同事們首次見面的早會上，他謙遜地自我介紹說：「我過去在基礎部門工作，臨床接觸少，一下子來到門診第一線，預料會碰上難題，到時要請各位不吝指教。」

開設病房，需要張羅打點很多人手、物流，其中甚多關節，很多人出謀獻策。繼鍾南山調到這個小組數月ｈtｔｐs://reａd•９9csw.ｃoｍ，有人非正式地向余真透露，說她將要調到他的小組搞科研。這消息令她十分納悶兒：「我是何許人也？就在此前不久，我還被作為準『5·16分子』，反覆審查。」在余真的檔案上一直寫明，屬控制使用的「問題人物」。雖然她是個有10年以上內科經驗的熟練醫生，她也是一個常被戲稱為才女的多面手，但是，誰敢調她到那個職務上？她並無科研工作經驗，也沒有什麼線索提示她能做出成績。如果她一事無成，那不僅有損這新建立起來的慢支炎小組的聲譽，連推薦人都難免受指責為徇私、包庇壞人，至少也會被指責為糊塗、用人不當。

「外人不明就裡，不斷向我們打探他的健康是否出了問題」，但留心的人都看到，他除了按時上班外，為了速成一個熟練的臨床醫生，把大部分休息時間都用到了X光室、心電圖室、圖書館等地方自行補課去了，怪不得他「人比黃花瘦」。

在1959年新中國第一屆全運會預選賽上，打破男子400米中欄全國紀錄的運動員，竟是北京醫學院的大學生鍾南山。當年，他苦練成功的座右銘是：聞雞起舞。早晨很早起床，從不拖延懶惰。在他職務急速轉型的這一時期，從北京回到廣州，以至其後的日子，他都繼續遵循著這個座右銘。

當時，余真一直不知道把她調到這裏的人是誰，沒有任何人向她提過有關的事。她帶著誠惶誠恐的心理壓力，開始了對於呼吸病的研究，並成為肺心病「專家」。

他在門診工作一hｔｔｐs://rｅａd.９9csw•ｃｏm年之後，被調派到後來發展成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慢性支氣管炎小組。原先建立和主持那個小組的是侯恕，所以，「我們至今尊稱侯恕為呼研所的奠基人」。

鑒於鍾南山是一個會在歷史上留名的人，所以余真說，這篇回憶主要也是以他為視點。

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從一個慢性支氣管炎防治小組，到成為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至2009年11月，它走過了30多年艱辛卻輝煌的歷程。

第二，動物實驗研究與臨床研究一條龍。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共產黨員的身份，還有他打磨到家的人際關係網，四處遊說，要人，要物，要房子；至於要錢，那是后話，因為當初錢的用處還不大。

而當年尤醫生所說的另類優勢，其後更見他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可以說正是這一優勢，使他成為呼研所的靈魂人物之一。

「大紅傘」呼之欲出……

以下是後來去了澳門的醫生余真寫於2000年12月的手稿。余真自到澳門至今，一直開著私人診所。她是一個頗有情調、能文善詩的女人，比鍾南山稍稍年長。她是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誕生的最好見證者。這篇原稿，經過潤色和註解，保持了它的真實性和親切感，使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

除了刻苦勤奮，他思維活躍，求新上進，虛懷若谷，不恥下問，通過各種渠道，隨時隨地為自己的問題找答案。他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和優點，以此引發自己的靈感，從而提升自我。印證當年他初到門診那段開場白，不是可以發現其毫不虛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