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軼和鄭伯健當面向會場里的領導進行了詳細解釋。

本來，如果是完全在病房忙於救治病人，即使38小時不眠不休，憑鍾南山的體質，也許他是不會病倒的，但這是像刀子一樣刻下的38小時。其間，他被通知立即從上海的會場返回廣州，然後直接由機場被接到另一個會場，家人不知他的去向……在一把無形的刻刀之下，一股沒頂而來的不明冤屈，將他撂倒在必須撐住的38小時之後。

鍾南山對管軼說：「我要見你。」

跟他合作的是香港大學的兩位微生物學教授，也是他的學生，一個叫管軼，另一個叫鄭伯健。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內容就是他們共同來研究出現在內地的這個怪病的病原體。

中午12點，鍾南山把兩位學生帶到會場，說：「還是麻煩你們親自把這件事的詳細情況再講講。」

管軼說：「老師，我馬上去接您。」

這就是為什麼要用專車，直接將鍾南山拉到會場的原因。

會場氣氛非常嚴肅，鍾南山熟悉的一些領導也在場。這時，有位領導向鍾南山發問了：「我們接到一個消息，內容是香港明天將要公布非典的病原體。據我們掌握的情況，說是你私下跟香港方面進行了合作，所以我們想了解具體的情況。」他又追問：「你到底是不是這樣做了？」

於是，管軼和鄭伯健馬上分別向自己的單位請了假，跟鍾南山趕回廣州。

「這是一個故事。」他聲音平和，好像開始回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一件事。然而，這個「故事」給鍾南山帶來的心靈上的重量，曾經一時間大過了工作本身。抗擊非典是戰役、是困難。困難永遠是需要九-九-藏-書人去克服的；而壓力，精神的壓力、心靈的壓力，卻常常能夠逼人脆弱、讓人屈服。

凌晨3點半，鍾南山稍做準備，就由呼研所的另外一名專家黎毅敏教授陪同，乘坐「兩地車」，從廣州出發，過深圳羅湖橋，然後直接到了香港九龍。這時，時間是早晨6點半。

面對這樣一個兇險的怪病，它本身的病原是什麼？它的傳播途徑又是什麼？大兵壓境，何為良策啊？

北京來的領導以為，鍾南山將當時發生的疫情認定為禽流感。

管軼告訴鍾南山：「這個基本的覺悟，我肯定還是有的！」

鍾南山說：「先別吃早餐。我問問你，你們今天是不是要公布我們一塊兒合作研究的病原體的信息？」

當時離上述兩個層面，應該只有一步之遙，而這其中，卻經歷了那麼多曲折。

在整個抗擊非典戰役中，鍾南山，以一位科學家的科學態度與良知，堅守了衣原體與冠狀病毒之爭。在重重的壓力之下，他以堅持真理的勇氣找到了「冠狀病毒說」的依據，以不畏艱難的精神開創了對非典病人無創通氣的療法。特別是他冒著風險，力挺皮質激素治療，以及治療非典的「三個適當」的具體內容和方法……這一切，鍾南山對於抗擊非典戰役取得最後的勝利，正如前總理溫家寶的評價：功不可沒。

早上8點半，鍾南山拿起電話開始九_九_藏_書與管軼通話。管軼聽見老師的聲音，就急著問：「老師您現在怎麼樣？是不是很辛苦？要保重啊！」他聽鍾南山說已經到了香港，不禁喜出望外：「鍾老師，您在哪裡？我去接您！」

首先是控制！控制傳染，控制病人的病情。要做到，就必須先搞清楚病原體為何物，才能夠有效控制。

但是，經過這驚心動魄的38小時，鍾南山倒下了。

但是，在講述它未被揭開的真相這一刻，他有些遲疑。

當管軼聽說鍾南山早上6點半就到了，已經等了兩個小時，他大吃一驚，心疼地說：「老師，您怎麼能在車裡等這麼久？！」

這麼多過不去的大山，該怎麼辦？難道等著嗎？鍾南山是有擔當精神的人，不是等著的人，他等不了！

鍾南山說：「噢，不用了。我已經在你宿舍的樓下。」

這段往事對於今天的他來說，已形同笑談。

鍾南山熟悉的一些領導也仔細盤問他：「你到底是怎麼做的？」

鍾南山如實回答，他做的事很明確。

他說：「我們需要兩個層面的協作。」第一個層面，是流行病學的。病原學和臨床方面密切協作，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找到它的病原。第二個層面，是國際上的大協作。因為這個病是人類的疾病，是致命的，需要綜合各國高科技的成果，共同來攻關，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香港的檢測技術水平是很高的，這兩個學生又是他非常信任的內行。在病原學的研究上，香港的實力比較強，實驗室也很先進。為了搶時間，鍾南山決定把非典病人的血清拿去化驗，雙方一起研究。

鍾南山漸漸明白了，緊急把自己九-九-藏-書找來了解情況，是因為上面有些擔心：如果香港將疫情的有關資料、信息甚至是數據在第二天都公布了，對內地來說是極為被動的。在香港、內地，甚至在國際上，就會被指責：政府為什麼搞隱瞞？或者是，這麼嚴重的病原體，政府相關機構為什麼不說？

鍾南山鬆了口氣，說：「那行吧，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餐。」過了片刻，鍾南山想了一下，說：「你們同我講的情況，我們的領導可能不信。你們最好和我一道回廣州親自證實一下。」他的兩個學生說：「既然老師讓去，我們是一定要去的。」

2003年1月下旬，鍾南山去上海參加一個有關抗感染的會議。剛到上海，他就接到廣東省衛生廳的通知，讓他馬上回廣州，並且說事情非常緊急。於是，他不得不放下會議的重要安排，趕回廣州。

一到香港大學，隨同的人就讓鍾南山用手機跟他的學生聯繫。鍾南山說：「還是等一等吧，他們還在睡覺。」為了不驚動學生的睡眠，他就在車裡坐著等。他還有一個顧慮，大清早的，他的學生在電話里聽說情況這麼嚴重，會不會不敢來見他？他一直等到8點一刻。

在辦這件事之前，鍾南山與兩位學生簽了一份協議。在這個協議里有一條：假如任何一方發現了病原體，必須共同協商，而且要通過衛生部，徵得同意才能發布。

在如此萬般緊急的時刻，鍾南山聯絡了香港大學的管軼和鄭伯健這兩位專門搞動物病毒研究的教授。

他回到廣州已是晚上10點多鍾了，一輛警用專車已經等候在停機坪。

管軼和鄭伯健見到自己的老師以後，馬上就說要陪著鍾九-九-藏-書南山一起去吃早餐。

鍾南山一到，那輛專車立刻拉上他直奔另一個會場。這時，鍾南山的家人只知道他從上海坐飛機回到了廣州，但是下飛機之後，人呢？

在疫情之初，鍾南山就意識到應該進行國際性的技術合作，以期用人類共有的智慧，來戰勝病魔。

面對面的解釋結束之後，鍾南山又在當天下午參加了專門召開的疫情防控會議，還作了一個如何進行疫情防控的學術報告。這件事就這樣平息了。

非典來勢洶洶。迫在眉睫的，是弄清楚這個疾病的來源。傳染源是什麼？即使是細菌，細菌也有很多種啊；如果是病毒，那麼，病毒也有很多種，非典到底屬於哪一種？鍾南山只是想搞清楚病原體，以便有針對性地儘快控制疫情的發展。

這時，已經是夜裡1點半了。鍾南山說：「乾脆這麼辦吧，有沒有可能讓我去一趟香港，找我的兩個學生？」鍾南山想，大家對這件事這麼關心，還是自己親自去一趟香港為好。

鍾南山深明大義，上級對這件事考量的意味，他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自己是個科研工作者。瘟疫降臨，他首先考慮的是技術上的協作，是全人類的聯手，是一致去面對共同的敵人——瘟疫。

聽完鍾南山的彙報，空氣一下子緩和了，但是領導仍然表示：有確切的消息說，第二天，香港就要公布內情，所以，他們必須和鍾南山一起商量這件事該怎麼辦？然而，一時沒有商量出結果。

鍾南山的本意非常明了：化驗致病病毒，找出迫在眉睫的病原體，以解燃眉之急，以便針對疫情，對症下藥。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竟鬧出如此的誤會。

管軼又reａｄ.９9csw•com對鍾南山說：「您是我的老師，我能騙您嗎？老師，我必須通過您。而且，我們必須得到衛生部的許可，才可以發布的呀！」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2003年月中旬到2月上旬，用於控制非典的所有物資——藥品、醫療器具、防護用品等等，都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段，根本沒有到位。那是最難熬的時刻，也是控制非典最艱難的時刻！

管軼一聽，立刻按鍾南山的吩咐，找到鄭伯健，師生三人很快聚在了一起。

為了早日弄清病因、找到病原體，鍾南山從非典病人身上取下病毒樣本，交給了自己的這兩位學生，希望他們帶到香港去做檢測。

鍾南山很賞識他的學生管軼，他曾經說：「管軼很聰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學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專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管軼表情詫異地問：「哪兒來的這個消息？」他說：「第一，我們現在還沒發現病原體是什麼，還沒有證實；第二，就算是證實了，我們之間不是有一個協議嗎？那上面寫得很清晰啊！」

對來路不明的敵人，仗，怎麼打？

2003年1月中旬以後，焦灼，每時每分都在撕扯著鍾南山的心。他是呼吸疾病的專家、讓人仰慕的大專家，他的責任感從來沒有如此沉重過，不是為名所累，而是感到：我，應該擔當！

協議寫得很清楚，鍾南山和他的學生，雙方都簽了名。鍾南山把那份協議交給與會的領導過了目。

管軼說：「第一，我們根本還沒有發現病原體；第二，就算我們發現了，也不會在香港作單方面的公布，我們絕對會遵守協議、聯合公布。何況，鍾南山是我們非常尊敬和愛戴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