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文娜·胡塞爾一直拿不到美國簽證，所以戰爭打響時，她仍在魯汶。她後來也沒走，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在海倫特（Herent）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1940年1月，胡塞爾的文稿集從大學的主圖書館轉移到了高等哲學研究所——時間趕得正好。四個月後，德國開始入侵，魯汶大學圖書館大部分被炸彈炸毀。這已經是這個圖書館第二次被毀：一座老建築、一批價值連城的圖書和手稿的原始藏品，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毀。

那年11月，范·布雷達再次回到弗萊堡。現在，馬爾文娜·胡塞爾已決定申請簽證，準備去和她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團聚，但這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在此期間，范·布雷達安排她搬去了比利時。1939年6月，她抵達魯汶，最終與春天時已經搬去那裡並開始工作的芬克和朗德格雷伯會合。她帶來了一大批物件：她的傢具，胡塞爾的全部藏書（裝了六十個箱子），他的骨灰瓮，以及一幅他的畫像——由弗朗茲·布倫塔諾和他的妻子艾達·馮·李本（Ida von Lieben）共同繪製，是胡塞爾結婚之前送給他的訂婚禮物。

在20世紀早期，布拉格已經發展成一個現象學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馬斯·馬薩里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塞爾的朋友，他曾說服胡塞爾去跟隨弗朗茲·布倫塔諾學習。馬薩里剋死於1937年，所以沒有看到災難降臨到他的國家身上，但在此期間，他做了很多事來促進現象學的發展，還幫助布倫塔諾之前的其他學生在布拉格市檔案館搜集老師的論文。1938年，隨著德國入侵的威脅，布倫塔諾的檔案危在旦夕。唯一讓現象學家們感到寬慰的是，胡塞爾文稿不在這裏。

1987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伊迪絲·施坦因施行了宣福禮，並在1988年把她封為了聖人。2010年，在一次重新定義日耳曼式「英雄」概念的運動中，她的一尊大理石半身雕像被添入了路德維希二世的巴伐利亞瓦爾哈拉殿堂，這是一座英雄的殿堂，與她一同矗立在森林中俯瞰多瑙河的人，包括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歌德、康德、瓦格納等人，以及另一個反納粹者索菲·斯庫勒（Sophie Scholl），她在1943年因抵抗運動而被處決。

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轉移這批東西。手稿比書更便於攜帶，而且更重要。但帶著幾千頁紙開車去邊境，肯定也不安全，因為所有文稿是用一種看起來不可讀的密碼寫成的。

但和平協議有一個副作用，那就是它削弱了把胡塞爾的文件運出德國的迫切性。直到1938年11月，其中的大部分才從柏林運到魯汶。當手稿到達，被放在大學圖書館后，圖書館還自豪地舉辦了一場展覽。沒有人知道，兩年之後，德軍將會入侵比利時，而這些文件也將再次面臨險境。

這種差異，凸顯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看法在20世紀30年代的深層次對立。那十年間發生的許多事情，讓海德格爾日益轉向復古、守舊和內省，正如他在關於不去柏林的那篇文章中所預示的那樣。回應同樣的事件，胡塞爾則是轉向外在。他用世界主義精神描寫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且這在一個「世界主義」逐漸被當成某種侮辱的時代里，經常會被認為是「猶太人」的暗號。他在弗萊堡與世隔絕，但卻用他20世紀30年代去維也納和布拉格所做的最後幾次講話，向國際學術界發出了大聲疾呼。看著他周圍的社會和思想「危機」，他敦促他們團結起來，反對日益崛起的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反對只崇尚本地主義，以拯救共同理性和自由研究的啟蒙精神。他並不希望任何人回過頭去相信一種天真的理性主義，但他主張歐洲人必須保衛理性，因為如果失去了理性，那這片大陸及其更廣闊的文化世界，也將隨之迷失方向。

對於薩特個人來說，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過讀海德格爾為自己的焦慮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與時間》的山麓緩坡，不過直到兩年後，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頭來看時，他回憶道，在那一年裡，他渴望「一種哲學，而這種哲學不僅僅會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聖」。他將此比作了古希臘的一段時期，也就是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人遠離了亞里士多德科學的冷靜推理，轉向了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個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們生活」的哲學家。

難怪梅洛-龐蒂會在胡塞爾的新研究興趣中看到海德格爾「在世存在」哲學的跡象，以及一些其他的關聯之處。比如，胡塞爾的後期作品表明，他曾思考過文化和歷史的漫長進程，就像海德格爾一樣。但他們之間有一個巨大區別：海德格爾論存在的歷史時，他的著作中泛著一種對家園時光的渴望，哲學可以被追溯到這個失落的時代或地方，並且可以從那裡開始重建。海德格爾常常在腦海中浮現的夢想家園，是他孩提時代有著茂密森林的日耳曼世界，以及其中的手工技藝和沉默的智慧。在別的時候，它又讓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臘文化，認為這是最後一段對人性進行過正確哲學思考的時期。當然，海德格爾並不是唯一一個被希臘迷住的人，這在當時，是一種德國人中的狂熱。但其他德國思想家往往會重點關注公元前4世紀時哲學與學術的繁榮，也就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時代，而海德格爾卻把那段時期視為一切開始誤入歧途的時刻。對他來說，真正與存在建立聯繫的哲學家，是前蘇格拉底哲學家，諸如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不管怎樣，海德格爾書寫德國和希臘的那些著作，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那就是這個人渴望回到森林深處，回到童年的天真之中，回到思想紛亂的弦音最初被攪動起來的黑暗水域中，回到那種每個社會都簡單、深刻和詩意的時代。read.99csw.com

戰爭爆發時，另一個被困在低地國家的人，是胡塞爾的前助理伊迪絲·施坦因。完成了論移情的學位論文後，她皈依基督教，擔任卡梅爾派修女，成為特麗莎·本尼迪克特修女，1938年，她同姐姐羅莎從科隆的一個社區，搬到了荷蘭的埃赫特（Echt），因為當時那兒看起來似乎更安全。

舞台布景的掉落和觀念的突然重整，是本書到目前為止描述過的許多相遇的共同特點：海德格爾在少年時期發現布倫塔諾，列維納斯在斯特拉斯堡發現了胡塞爾，薩特通過雷蒙·阿隆在煤氣燈酒吧發現了胡塞爾（和列維納斯）——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梅洛-龐蒂在1939年發現胡塞爾的晚期著作，是這些發現時刻中成果最豐碩的一次。多虧了在魯汶讀書的那一周，他才能發展出他有關人的具身化與社會經驗的一套微妙而豐富的哲學。反過來，他的著作又會影響此後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將他們與胡塞爾連接起來。

要是沒有范·布雷達神父的英雄精神和精力，全部手稿就可能會遺失。要是胡塞爾在許多人認為他早已退休並隱居起來了很久之後，沒有堅持提煉和發展自己的思想，這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此外，如果沒有一點運氣的話，手稿也無法倖存下來：這提醒我們，即便在管理最有序的人類事務中，偶然性也會扮演角色。

因此，對於胡塞爾來說，跨文化接觸一般都是好的，因為這可以激起人們去反思自我。他猜測，哲學之所以起源於古希臘，並非像海德格爾想象的那樣，是因為希臘人與他們自己的存在有一種深刻、內省的關係，而是因為他們是商人（儘管有時候頗為好戰），可以經常遇上各種各樣的陌生世界。

薩特知道自己因為眼睛有毛病，不會上前線。年輕時，他曾在一個氣象站里服過兵役，這意味著現在他也會被布置做類似的工作——就像海德格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樣。（雷蒙·阿隆也會在那年被派往一個氣象站；這似乎是哲學家的崗位。）這個角色不用參与戰鬥，但仍然很危險。不過對博斯特和尼贊來說，危險就更大了，因為他倆體格健全，都可能會被徵召去打仗。

從書名上來講，胡塞爾未完成的遺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不如《噁心》那樣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個詞「危機」，完美地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歐洲。從1922年開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經在義大利掌權超過十年。在蘇聯，隨著列寧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經掌握了蘇聯的領導權。而希特勒則在1933年鞏固了第一次選舉的勝利果實，使得他的擴張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內戰在左翼共和軍與弗朗哥領導的法西斯主義國民軍之間爆發。一切似乎都在密謀分裂歐洲人，把他們引向另一場戰爭。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光是戰壕里就有大約140萬名法國士兵戰死。由於很多場戰役都是在法國土地上打的，可以說，這個國家真的已經傷痕纍纍，因此，沒有人想看到戰爭重演。

率先去魯汶看檔案的是對胡塞爾的早期作品十分熟悉的莫里斯·梅洛-龐蒂。他在《國際哲學期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的一篇文章里讀到有關這些未發表手稿的消息之後，於1939年3月寫信請求與范·布雷達神父一會，繼續研究他特別感興趣的知覺現象學。范·布雷達熱情歡迎了他，而梅洛-龐蒂則愉快地在魯汶度過了4月的第一周，沉浸在胡塞爾曾打算加到《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和《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去的那些未編輯和未發表的部分。read.99csw.com

在他1933年的文章《論本體論之謎》（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 ）中，加布里埃爾·馬塞爾提供了一幅美麗的圖景，很好地概括了胡塞爾關於「陌生的」遇見以及國際交往能為我們帶來什麼的觀點。他寫道：

梅洛-龐蒂訪問魯汶時，正值1939年最後幾個月的和平時期。正如波伏娃後來所描述的，這一年，歷史會抓住他們所有人，並且再也不放他們走。

3月，在德軍離開后，幾個修女返回了修道院，和她們同行的還有赫爾曼·范·布雷達。他們發現許多論文仍然到處散落著，於是，在當地市民的幫助下，他們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施坦因的論文。范·布雷達將這些論文納入了胡塞爾檔案。20世紀50年代，學者露西·蓋爾伯（Lucy Gelber）把它們帶到自己的家裡，殫精竭慮地把零散的文本拼湊起來后，分期出版了這些文章，最後組成了一套選集。

一個更好的辦法是把它們帶到比利時大使館，然後裝在外交郵袋裡帶出德國，這樣就能擁有不受干預的豁免權。但距離最近且有豁免協議的部門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范·布雷達詢問了弗萊堡附近一座方濟各會修道院的修道士，看他們是否能隱藏手稿或幫忙偷運出來，但他們不太情願。後來，一個本篤會修女出面介入：修女安黛兒根迪絲·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 Jägerschmidt）。她來自附近的一個呂貝女修院（Lioba Sisters convent），之前也是一名現象學的學生，時常無視禁止與猶太人交往的規定，在胡塞爾晚年生病期間去拜訪他。現在，她主動提出可以把手稿帶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擁有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靠近瑞士邊境，從那裡，她說，修女們可以把手稿一小包一小包地逐漸帶到瑞士去。

法國的確有些極右組織——法蘭西行動戰線（Action 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進的火十字團（Croix-de-Feu）——但和平主義風氣讓這些組織的影響有限。小說家羅傑·馬丁·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在1936年9月寫信給一位朋友時，表達了一個普遍的看法：「什麼都行，絕不要戰爭！什麼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不要逼我，因為我會說：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法國』！」波伏娃的看法也類似，她對薩特說：「戰爭下的法國必定會比納粹治下的法國更糟吧？」但薩特不同意，因為他曾近距離地見過納粹。像往常一樣，他用想象力寫下了聳人聽聞的細節：「我不希望被逼著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讓納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來。」

對於一位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的年輕存在主義者來說，戰爭是終極的冒犯。戰爭，就像從桌子上掃落玩具一樣，威脅著要清除所有個人的想法和關懷。英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大衛·蓋斯科因（David Gascoyne），當時正擔驚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記中寫道：「戰爭最可恨之處在於，它讓個體變得毫無意義。」蓋斯科因一邊聽收音機，一邊試著想象轟炸機飛過天空，許多建築倒塌。眼前災難的類似景象，也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喬治·奧威爾出版于次年的小說《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 ）里：廣告業經理喬治·鮑林走在郊區的街道上，想象著房屋被炮彈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鮑林擔心，在那之後，將會只有無止盡的暴政。

他們在別墅里曬日光浴時，一個話題再次支配了朋友間的談話。「從前線回來，是瞎了更好，還是打爛了臉更好？是丟了胳膊更好，還是沒了腿更好？巴黎會被轟炸嗎？他們會使用毒氣嗎？」類似的爭論，也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別墅里發生過，那裡住的是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勒和朋友埃托雷·科爾尼里昂（Ettore Corniglion）；後者說，那年8月的情緒轉變，讓他想起了奶奶「過去常常讓他交替著把腳放進一桶冷水和一桶熱水裡，來治療他的凍瘡」。

胡塞爾的檔案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現在，大多數仍然與他的藏書一起存放在魯汶。這些文檔已經讓研究人員忙了七十五年以上，並以《胡塞爾全集》（Husserliana ）為題出版了一個選編版。迄今為止，這部文集包括了42卷著作選、9卷的附加「材料」、34卷各種文件和信函以及13卷的官方英文譯本。htｔps://read•９9csｗ•ｃom

胡塞爾的《遺稿》及其遺孀的處境，引起了比利時的哲學家兼方濟各會修士赫爾曼·范·布雷達的注意。他擬定了一份建議，敦促魯汶大學的高等哲學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萊堡文稿的謄錄工作——只能由可以閱讀胡塞爾速記文字的前助手來做。鑒於伊迪絲·施坦因已經成了卡梅爾派修女，海德格爾也與他分道揚鑣，所以，能做這項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幾年與胡塞爾一起工作過的兩人：歐根·芬克，來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現在住在弗萊堡；以及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但到1938年時，已經沒有幾個人敢對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9月，他開始對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虎視眈眈——胡塞爾的故鄉摩拉維亞就位於其中。英法兩國領導人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希特勒視之為更進一步的鼓勵，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軍事佔領的權利，而這將會有效地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餘領土開啟大門。隨之而來的便是所謂的「慕尼黑危機」：一個禮拜期間，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聽收音機和看報紙，唯恐隨時宣戰。

幾天後，這場歐洲危機得到了解決——但只是暫時。9月29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安排了一次會面，與會者是希特勒、達拉第和張伯倫。9月30日凌晨，當達拉第和張伯倫向希特勒提出的更高要求讓步時，房間里沒有一位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次日，德軍進入蘇台德地區。

他又想到了那個把手稿帶到柏林的比利時大使館的主意。這就意味著，得繞到康斯坦茨去取手稿，而這一次，他親自過去了。9月22日——同一天，張伯倫與希特勒舉行了會見，並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對捷克領土的要求——范·布雷達前往女修院。他拿到這些手提箱后，繼續乘夜間列車去柏林。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有多緊張：戰爭迫近，三個重重的手提箱里裝著看起來像是加密過的文件，一列在黑夜裡呼嘯飛馳的火車。9月23日星期五早晨，范·布雷達抵達柏林，並把這些箱子委託給了市中心外的一座聖方濟各修道院，然後去了大使館——但得知大使不在，也沒人能拍板決定。不過，下級官員同意在此期間幫助照管這些箱子。

范·布雷達最開始建議就在弗萊堡當地資助這個項目，但在戰爭可能爆發的情況下，這看起來不太可取。他指出，馬爾文娜·胡塞爾堅定地繼續生活，「就彷彿納粹政權不存在一樣，也絲毫沒有表現出她就是納粹的受害者」，這確實令人欽佩，但可能會對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當捷克危機開始醞釀，范·布雷達去弗萊堡會見了她和歐根·芬克；他們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驚嘆于手稿帶來的純粹視覺衝擊：一排一排的文件夾，裝著胡塞爾的約4萬頁速記手稿，外加一萬頁已經由他的助手轉抄出來的列印或手寫稿，而在圖書館里，還有在近六十年裡收集到的約2700卷書和數不勝數的論文翻印，胡塞爾用鉛筆在上面記滿了筆記。

范·布雷達說服馬爾文娜·胡塞爾必須有所行動。但回到魯汶后，他還有另一件說服工作要做：要說服他的同事同意轉移並保存那裡的文稿集，而不只是遠程資助一個項目。做完這一切后，他返回弗萊堡，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現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緊張的局勢甩在了身後。時間已是9月中旬：戰爭似乎有可能會在數周甚至幾天內爆發。

不幸的是，儘管她的姊妹願意暫時存放這些手稿，但她們認為將其偷運過邊境太過冒險。結果，安黛兒根迪絲只得把手提箱留在她們那裡，回去告訴范·布雷達這個壞消息。

1940年9月16日，存放于安特衛普的那些裝著馬爾文娜財物的貨櫃，在一次同盟國的炸彈襲擊中被擊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向來足智多謀的范·布雷達設法在廢墟中找回了一件寶貴的東西——胡塞爾的骨灰瓮，在戰爭餘下的歲月里，他一直將其保存在他修道院的房間里。其他所有東西都炸成了碎片，包括布倫塔諾畫的肖像。為了減輕馬爾文娜的痛苦，范·布雷達沒有馬上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他把胡塞爾的文稿藏到了魯汶的不同地點，以防萬一。

因此，事情又落到了聖方濟各修會修道士們的身上，又回到了大使館里的手提箱上。最終，9月24日星期六，范·布雷達看著它們被鎖進大使館的保險箱后，回到弗萊堡，接著又離開德國，到了魯汶。他隨身帶了少量文本，以便儘快啟動謄錄項目。令他大鬆一口氣的是，邊境衛兵連看都沒看這難以理解的手跡，就擺手示意他通過了。

這是個讓人心驚肉跳的計劃。如果行動期間戰爭爆發，這些手稿可能會隨著邊界關閉而最終分散於兩處，一部分甚至可能會在戰爭期間遺失。修女們面臨的危險也顯而易見。不過，這看起來似乎是最可行的選擇，所以在9月19日，英勇的修女安黛兒根迪絲把4萬頁手稿裝進三個沉重的手提箱中，乘火車前往康斯坦茨。

在修道院的那些歲月里，伊迪絲·施坦因一直堅持繼續她的哲學研究，所以她也留下了一些論文和未出版的著作。修女們竭盡所能地保護了這些東西。但是，1945年1月，撤退的德軍經過該地區時，她們在混亂中不得不倉皇逃離，未能一起帶走這些論文。

那年8月，波伏娃與薩特跟保爾·尼贊和雅克-洛朗·博斯特一起，在胡安萊潘（Juan-les-Pins）的別墅度了整整一個月假。他們看報紙、聽收音機，在擔心和厭惡中聽到了8月23日的納粹-蘇聯協約，這意味著，蘇聯將會提升自己的軍事力量，並且不會反對德國是否進犯其他國家。這對任何一個一直支持蘇聯，將之視為納粹制衡力量的人來說，都是巨大的打擊，尼贊絕對有這種感覺，在某種程度上，薩特和波伏娃也一樣。如果蘇聯不站起來反抗納粹，誰來呢？戰爭似乎又一次隨時可能爆發。九*九*藏*書

在弗萊堡，胡塞爾已經無法目睹那個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遺孀馬爾文娜仍住在郊區的房子里，守著他的圖書館和汗牛充棟的遺稿、文書及未發表的著作。她當時已經78歲，獨自一人生活，雖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卻被官方列為了猶太人，因此，她極為弱勢，但她靠著剛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暫時把危險擋在了外面。

法國的假期結束於8月31日，許多巴黎人都在那一天結束鄉間度假，回到家裡。薩特和波伏娃也回到了巴黎，薩特已經準備好收拾存放在旅館房間里的軍用包和軍靴，去他的部隊報到。他和波伏娃在圖盧茲換乘，卻發現去巴黎的火車十分擁擠，根本擠不上去，於是不得不跟一群焦急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車站和末日的氣氛中，又等了兩個半小時。另一列火車來了；他們艱難地上了車，成功在9月1日抵達巴黎——那一天，德軍入侵了波蘭。薩特收拾好他的裝備后，第二天一早，波伏娃在巴黎東站目送他離開。9月3日，英法兩國對德國宣戰。

在那個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還活著，而納粹剛掌權之後，他們曾經討論過把他的文件運到布拉格，因為看起來，它們在那裡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爾曾經的學生、捷克現象學家揚·帕托什卡，願意協助安排這件事。但幸運的是，事情沒辦成，因為如果真那麼做的話，文件將會一點兒都不安全。

在整個戰爭期間，馬爾文娜·胡塞爾都在魯汶度過。直到戰爭結束后，86歲的她才在1946年5月，成功與在美國的孩子團聚，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幾年。她在1950年11月21日去世后，遺體被運回德國，葬在了弗萊堡外的古特施泰爾（Günterstal）墓地。在美國時一直保存在她身邊的埃德蒙德·胡塞爾的骨灰，此時也與她一同下了葬。如今，他們仍舊安息在那裡，身邊還多了1973年去世的兒子吉爾哈特，以及一塊他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弟弟沃夫岡的紀念碑。現在，人們仍然可以繞著墓地旁邊綠色、安靜的小路散步，用一個掛在附近鉤子上的小水罐來給墳墓洒水。

與此同時，布倫塔諾的文稿——仍存放在布拉格的一間檔案館——也經歷它們自己的冒險。1939年3月，當希特勒在從蘇台德地區向前開進，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領土時，一幫檔案工作者和學者搜集了大部分論文，並秘密乘坐最後一班離境民用飛機，將它們帶出了這個國家。最終，這些論文到達了哈佛大學的霍頓圖書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裡。少數落下的文件，被德國士兵扔到了辦公室的窗外，基本上都遺失了。

胡塞爾沒有尋找這樣一個失落的簡單世界。他寫歷史的時候，會被更為複雜的時代吸引，尤其是那些各種文化通過旅行、移民、探險或貿易產生碰撞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他寫道，生活在單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里的人，遇到了來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的世界是熟悉世界，而其餘的則是陌生世界。相遇后的震撼是相互的，而這會讓每一種文化都領悟到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們的世界絕非毋庸置疑。一個希臘旅人發現，希臘的生活世界只不過是一個希臘的世界，之外還存在著印度和非洲的世界。明白了這一點，每種文化的成員就會理解，一般來說，他們是「世界內的（worlded）」人，不應該認為任何事是理所當然的。

1940年，德國人佔領了荷蘭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1942年，他們開始驅殺猶太人。卡梅爾修會試圖把這姐妹倆轉移到瑞士的一個社區，但這一次根本拿不到出境簽證。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改宗基督教的人可以被免於驅逐，但情況很快就變了，7月，納粹開始襲擊荷蘭修道院團體，搜尋任何非雅利安人。在埃赫特，他們發現了伊迪絲和羅莎。這兩個女人和許多其他猶太血統的改宗者一起，先是被抓到一個中轉營，隨後被送入了韋斯特博克集中營。8月初，她們被送往奧斯維辛。在路上，她們的火車經過了家鄉弗羅茨瓦夫（Wroclaw）。在車站工作的郵政僱員回憶說，曾看見一列火車停了一會兒，一個身著卡梅爾派修女服的女人看了看外面，說這是她的家鄉。紅十字會的記錄顯示，兩姐妹於1942年8月7日抵達奧斯維辛。8月9日，她們在比克瑙毒氣室被殺害。read.99csw.com

張伯倫得意揚揚地飛回英國；達拉第則充滿羞愧和恐懼地飛回了法國。下飛機時，歡呼的人群迎接他，但據說他卻咕噥著說了一句：「一群白痴！」——反正薩特聽到的似乎是這樣一個故事。最開始的寬慰感一旦過去后，法國和英國的許多人又開始懷疑協議能否持久。薩特和梅洛-龐蒂都很悲觀；波伏娃更願意寄希望于和平會佔上風。針對這件事，他們三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

胡塞爾晚期的這些作品，與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對於梅洛-龐蒂來說，它們顯示了胡塞爾在晚年中，開始遠離他對現象學那種內在、唯心的解釋，轉而朝向了一幅不那麼孤立的圖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於世界中，沉浸在感官體驗里。梅洛-龐蒂甚至懷疑，胡塞爾吸收了一些來自海德格爾的思想——這種解釋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當然，他也可能受了別的影響：有可能來自社會學，也可能來自雅各布·馮·于克斯屈爾（Jakob von Uexküll）對不同物種如何體驗各自「環境」（Umwelt）的研究。但不論來源是什麼，胡塞爾的新思想，包含了對他所說的Lebnswelt（生活世界）的反思——也就是社會、歷史和現實語境，雖然我們在其中進行活動，但卻常常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很少注意它們。雖然我們的身體很少需要有意識的關注，但那種「被具身」（being embodied）的感覺幾乎是我們所有體驗的一部分。當我四處走動或伸手去抓東西時，我會感覺到我的四肢以及我的身體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從內就能感受到我的手和腳，而不必照鏡子去看它們是如何擺放的。這就是所謂的「本體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這是經驗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錯的時候才會注意到。當我遇到其他人時，胡塞爾說，我也無疑會認為他們是存在者，有著「他們自己的周圍世界，圍繞他們活著的身體周圍」。身體、生活世界、本體感受和社會環境，都被整合進了現世存在的肌理之中。

薩特在《延緩》（The Reprieve ）中試圖捕捉危機中的情緒，這本書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設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個關鍵一周。書里的每個人物都在努力去適應他們可能沒什麼未來，而一切也將不復從前的想法。薩特用從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借來的意識流方法，從一個人的思想滑入另一個。年輕人鮑里斯（原型是薩特先前的學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計著開戰後他在軍隊里能活多久，然後推測了他還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個關鍵時刻，當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機聽希特勒講話時，薩特從這個場景退出來，向我們展示了整個法國，然後是整個德國和歐洲。「一億個自由的意識，每一個都知道牆壁，雪茄一明一滅的煙蒂，熟悉的面孔，而每個都在自己的責任上構建著它的命運。」

但弗萊堡也不安全。這座城市靠近法國邊境，如果戰爭到來，可能會率先看到戰火。馬爾文娜·胡塞爾本來就已經只能任由納粹擺布：如果他們決定殺進她的房子，那她更無力保護裏面的東西。

胡塞爾完全明白他未發表的著作對後人的價值，雖然它們尚未完成、混亂不堪且字跡很難辨認。1931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我真的相信，我畢生研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仍在我的手稿里，因為卷帙浩繁，幾乎無法整理。」《胡塞爾全集》中幾乎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形式：傳記作家魯迪格·薩夫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將其比作斯坦尼斯拉夫·萊姆（Stanislaw Lem）的科幻小說《索拉里斯星》（Solaris ）中巨大的意識海洋。這個比喻用得很好，因為萊姆的海洋，會通過在人腦中喚起思想和圖像，來和那些靠近它的人交流。胡塞爾的檔案也以相同的方式發揮著它的影響。

書中的嘗試並非全都有效，但薩特抓住了那一周的怪異特質，千千萬萬的人試著習慣開始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他們的人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工程或操勞。這本書也顯示了薩特思想轉變的第一個跡象。在未來的幾年裡，他越來越感興趣的是，當人們被巨大的歷史浪潮席捲時，每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獨立。